首页 -> 2008年第6期
杨廷贵，我的第一位文学朋友
作者：摩 罗
（四年前，吾友杨廷贵要我为他的一本书写序言。待我写出这篇不像序言的文字，他的新书已经出版。今天黄昏得悉他不幸于前几天逝世，中午刚刚在老家举行了他的葬礼。想起他才59岁就匆匆远行，不禁唏嘘不已。谨以此文，遥祭老友。2008年7月17日，北京北小河边。）
杨廷贵属于那种灵性丰沛、干什么都无师自通的人。他成长于鄱阳湖边的乡村，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上到初中就辍学了，可是他后来在好几个领域发展得不错。比如他写字，他既没有拜师也没有认真下过功夫，只是一边上班一边捣鼓捣鼓，竟然也长进得不错，颇得同道者认可。２０年前我还在住所里挂过他书赠的条幅。再比如画画，虽然谈不上怎么了得，但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十几年前他还为当地工厂的产品设计过商标。至于文学方面，可说的就更多了，因为我跟他交往二十多年，最初的缘由和最主要的交流内容，都是文学。
20多年前，当我来到都昌县城唯一一所中学就任教职的时候，心里很有一股文学豪情，觉得文学必将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并且相信在这方面很快就会有所发展。杨廷贵就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文学朋友。那时候我年方二十，杨廷贵长我一轮（生肖），也才30出头，都是年轻气旺的时候。他的生活阅历和练习文学写作的经验都比我丰富得多。那时候他有一个电影剧本引起当时在文学青年中影响巨大的《萌芽》杂志的重视，准备发表。他还有一个电视剧本被湖北电视台看中，准备投拍，台里还派编辑（后来名声大震的方方）来都昌跟他商量修改方案。后来这两件作品都因故憋死，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尽管如此，他依然得到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和敬重，因为人们借此知道他是一个有功力有潜力的写作者。
第一次见面是陪一位同学去他家拜访，我们颇有点一拍即合的意味。他成了我走上社会以后结识的第一位文学朋友。随即相互串门，你来我往打得火热。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切磋无疑促进了彼此在文学上的长进。我离开那个县城许多年以后，想起杨廷贵来，有两点感受特别深刻，一是依然不禁为他当年那两个剧本没有及时发表感到遗憾，如果那两件作品能够面世，他以后的文学道路会顺利得多，他的发展空间也会大得多；二是越来越感到当年与他结识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事情，从他那里开始我在当地拥有了一批文学朋友，从而在那个我十分陌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群体认同。
他那时任职于当地赫赫有名的造船厂（现在已经倒闭了），有一位美丽贤惠而且也爱好文学的妻子，还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最为幸运的是，他的住房与我供职的单位只有一墙（围墙）之隔，我去他家造访就像上教室讲课一样方便。那时候我常常静不下心来读书写作，似乎只有跟文友纵谈到三更鸡啼才能感到畅快，于是一不小心就绕过院墙爬上四楼咚咚咚咚敲响他的家门。
杨廷贵每次都热心接待我，即使他正在写作，也没有哪一次对我的到来感到厌烦，而是马上将手中文稿推到我面前，要我利用他为我泡茶的时间欣赏他尚未完成的作品。当我们相对喝茶聊天的时候，他常常提议喝酒助兴。他说不喝点酒聊天就没有状态、没有气氛。我有一度很想在他的熏陶下练练喝酒，争取提高酒量，也好体会体会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无奈一直不见长进。
那时候的文学青年似乎都喜欢串门，有时候我刚到不久，又有别的来访者驾到。杨廷贵的脸色会为之一亮，因为我的酒量不足以与他对饮，任何别的来访者都会比我更能够撩拨他的酒兴。三杯酒（我则是三口）下肚，大家更加神采飞扬，飘飘欲仙，好像顷刻之间就驾临了文学的圣境。
有时候没有下酒的菜肴，三四个人就着一小碗辣椒酱杯觞交错，照样喝得兴味盎然。有一次临近春节，杨廷贵将准备过年食用的计划物品豆条拿来下酒，吃着吃着忽然发现那一袋生豆条已经被我们吃光了，这意味着春节期间家家都吃豆条的时候，他们一家老小却吃不上这种时尚食品。我们感到很对不起嫂夫人。可是嫂夫人闪着两个酒窝说没什么没什么，你们尽兴我也高兴。我称杨廷贵的夫人为嫂夫人。我相信嫂夫人的话是真心的。我们来访的时候，嫂夫人总是拿着一团毛线，身子斜倚在卧室的门框上，一只膝盖微屈，将脚尖踮在另一只脚的外侧，微笑着面对客厅里的我们，一边织毛衣一边听我们海侃神聊。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嫂夫人不是闲中凑热闹，而是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真的很感兴趣。
杨廷贵虽然爱好广泛，但真正上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喝酒，二是文学。在文学的学习和写作上，他先后有所侧重。最初他热衷于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这多少得益于当地文学风气的影响。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前期，九江文坛的电影剧本多次震惊全国，一时许多人将九江称做电影之乡。由胡春潮等人编剧的《决裂》，可以说是文革末期最有影响的电影作品。政治形势改变以后，毕必成的《庐山恋》让全国观众感受到了轻松、和平、浪漫爱情、美丽风光所构成的人性气息，那可能是文革以后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爱情的电影，那种轰动效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稍晚一点，王一民连续以《乡情》、《乡音》称雄电影界，全国观众不得不再一次对九江刮目相看。
在这种地域风气的熏陶下，杨廷贵操笔之初瞄上电影剧本可谓顺理成章。可是，他那两个本子无疾而夭的经历对他打击很大，他后来终于改写小说了。
他在小说上很有点卖力，也常常显示出不错的灵气和悟性。那时候在写作上他可能比我勤奋得多。我顶着文学青年的虚名，老是对着文坛指点江山大放厥词，说这部当红之作如何有根本缺陷，那部得奖作品如何有方向错误，自己却很少动笔，颇有点述而不作的懒气。他则一篇一篇拿出新作请朋友们斧正。
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候要是能够静下心来，一起细细揣摩那些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认真研究小说艺术就好了。但那时候我们似乎都太年轻，在那个闭塞而又压抑的环境老是躁动不安，我们因此浪费了许多光阴。１９８０年代初，我请他书写的条幅内容是我自编的一句话：“战斗，而且胜利”。浮躁之情跃然纸上。10年之后，我第二次请他写字，是用毛笔直接写在石灰墙上的：“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那是历尽坎坷之后，颇有点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意味。但我担心自己“死”得还不够，还希望自己像“尸之居、渊之默”那样沉潜得更深一些，乃用庄子的话来为自己镇邪。
杨廷贵较多写作评论文章，大约是1990年代初期。那是我离开县城以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因为空间阻隔而不太方便。我其实不赞成他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评论上，再差的创作都是自己的东西，评论文章虽然表达的也是自己的观点，却似乎跟自己总还隔点什么。后来杨廷贵在评论集的跋中申明，他出版这些评论集也是“鸣金收兵”的意思。我们算是不谋而合吧。
古人说日月如梭，我看说得远远不够。应该说日月如闪电，人生就像闪电一样忽闪一下就成往事。细数我跟杨廷贵交往的历史，虽然长达二十多年，却是在不知不觉中闪过去的。就在闪电的忽闪之间，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就这样不明不白消失了。我已经年过40，杨廷贵已经五十多岁。我在35岁那一年就感到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的年纪就更加让人不尴不尬。剩下的年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应该好好想想、好好斟酌的事情。我很理解杨廷贵“英雄末路”的感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容而且勤勉地走自己的末路。
末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回忆往事。每当我想起自己懵懂年头在那个封闭的县城跟老杨高谈阔论时，就侥幸年轻一次。既然每一次回忆都能让自己年轻一次，我们何不多多回忆呢？
回忆一下吧，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