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该传闻已是世界性的，且有相当档次了。除了流传之广，传闻之绘声绘色，非当时即跟随周恩来左右，决不可能看得如此真切。

　　然而，据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始终陪伴在周恩来左右的王炳南回忆，所谓拒绝握手之说，纯属演绎。

　　对此，王炳南曾回忆道：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入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

　　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CHINA，C在前，美国USA，U排在后面，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处，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在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据说，会议期间曾有记者问美方代表史密斯：

　　“杜勒斯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

　　史密斯回答：

　　“如果有接触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卫生间用过同一条手巾。”

　　还有美国记者报道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房间里，但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周恩来步出日内瓦会议会场

　　笔者也借助外交档案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应该说，王炳南的回忆是真实可靠和具有权威性的。

　　其实，即使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国家，其外交官也是可以握手的，这是外交礼节，而不是原则问题。

　　王炳南在外交部曾经处理过一件事情。当时，中国驻丹麦的一个武官应邀前往一个军事俱乐部参加活动，在那里跟美国武官碰上了。美国武官上来握手，被我们的武官断然拒绝，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很尴尬。

　　这件事一直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后来外交部做出规定，如果在外交场合碰到美国人，我们不主动上前跟他握手，但是如果对方来跟我们握手，也不要拒绝，要礼尚往来。

　　拒绝握手之说虽是杜撰，但当时中美关系之紧张，以致连双方的握手都较引人注意却也是事实。

　　美国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敌视来到日内瓦的。

　　前面说过，美国本来是坚决反对邀请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印度支那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最后只好妥协一步。

　　杜勒斯这个人是律师出身，是个极端反苏反华和仇视共产主义的人。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升至陆军少校，1949年出任参议员，随后担任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国务院顾问。

　　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一直推行反共政策。他曾策划和组织了片面对日和约，极力主张将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而且是对华封锁、遏制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曾经叫嚣，要“以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并制订了所谓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战略计划。

　　作为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在制定与会方针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

　　日内瓦会议开幕那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入场后，首先来到莫洛托夫面前跟他握手。莫洛托夫当即把把艾登介绍给周恩来，两人随即握手致意，气氛顿时变得非常和谐，在场的记者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一场面。

　　第三天是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受头一天场面的启发，艾登想照莫洛托夫那样，介绍杜勒斯跟周恩来握手。

　　艾登事先通过杜威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宦乡，想先征求一下周恩来的意见。如果周恩来同意，艾登再去跟杜勒斯商量。

　　宦乡把英国人的意思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艾登的建议。

　　其实，即使是处于敌对状态下，双方人员在外交场合握手，也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节而已，大可不必过于死板和僵硬，更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艾登于是去征询杜勒斯的意见。

　　杜勒斯却表示，他不能接受艾登的建议，而且他还对艾登跟周恩来的接触非常不满。

　　结果让艾登讨了个没趣。

　　在会议期间，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代表团跟中国代表团的交往大都比较融洽，虽然会议之上难免有尖锐的交锋，但会里会外的礼节还是讲究的。相反，杜勒斯却感到很窘，会议开始刚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应付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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