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道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

　　还在出席会议之前，中央就确定了要放手开展会外活动的方针，通过会外活动，帮助和促进会内的斗争。而整个会外活动的重点是对英国。我们的底牌是，“对英可做到交换谈判代表的程度。”

　　前面已经说过，中英建交谈判自朝鲜战争爆发就完全终止了。其后英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以“代办”身份留在北京，中方既没有撵他走，也一直没有承认其外交代表的地位，同时中方也没有人在伦敦。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英间的战争状态也相继结束。

　　而此时，英国的情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英、美一直是盟国，双方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但同时，他们也有不少矛盾。自从英国保守党上台以来，在经济上有些大刀阔斧的措施，1953年，苏联运了两批黄金到英抛售，对英国的经济有所促进，朝鲜停战后，英国的贸易也有发展。

　　经济形势看好，英国人便不太甘心作美国的小兄弟，开始要跟美国人闹独立，不太听美国人的使唤，两家的矛盾开始渐渐突出。这种情况到了1954年就更加明显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上的态度。

　　当奠边府战役打响之后，美国人想趁机介入，并且向英国提出，让它派海、空军予以干预，结果英国人没听美国的，拒绝了派兵的建议。

　　英国人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是，当时英国兵力严重不足，80万军队除本土外，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等地区，没有更多的部队到越南参战，而且它也看到朝鲜战争的结果，不愿意再搞一个“朝鲜战争”而将自己陷身泥潭。

　　英国人想闹点独立，但又不敢闹大了，毕竟英国人还背着美国人的债，而且经济虽有好转，但跟美国还是无法相比。

　　在对中国的政策上，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种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特别是不要因为没有搞好跟中国的关系，而陷入战争当中。另外一部分人则是死心塌地的跟美国人走，对中国十分的敌视。

　　这些意见分歧和不同的考虑问题的角度及方式，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摇摆不定，用当时宦乡的话说，就是“走两步退一步，朝左边走一步，又朝右边走一步，不可能断然的好，也不可能断然的坏。”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代表团确定了会议期间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几点方针：

　　1.不急不断。

　　2.不跨大步也不停步不前。

　　3.求同存异。在求同方面，能让步的就让一点；在存异方面，不能让的就坚决不让。

　　4.要解决一些小问题以引起对方的兴趣（中英间存在的大大小小问题有数百个）。

　　5.态度要温和，以婉转说理代替严词责骂。

　　从英国方面来说，他们也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破自朝鲜开战以来两国关系的僵局，而且特别希望能通过政治关系的改善，来促进双方的贸易。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在建国之初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后，也要开始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

　　关于这一点，在解密档案中记载的宦乡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把房子打扫干净了再请客。现在房子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而且日内瓦会议召开后的形势大大开展，要关门也关不住了。

　　4月30日晚上，周恩来应邀出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宴会，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应邀出席。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和艾登见面。

　　席间，大家先就朝鲜问题、印支局势等交换了一下意见，接着，话题转到中英相互承认的问题。

　　艾登抱怨说：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所以两国的关系才是现在这个样子。

　　周恩来反驳道：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是在宴席上，还有莫洛托夫在旁边，大家没有再争论，艾登打圆场说，还是不要影响了大家的胃口。

　　初次接触，双方还比较愉快，为后来的交往开了个好头。

　　艾登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他前前后后在英国内阁中任职20多年，这其中有10年是出任外交大臣，还有2年担任英国首相。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看上去老成持重，一派绅士风度，但同时又不乏英国人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

周恩来会见艾登

　　自从这次交往之后，周恩来和艾登多次互访，虽免不了交锋，但双方表现得都十分友善，有人说，艾登是来“花山别墅”最多最勤的人。这是后话。

　　6月1日晚上，艾登宴请周恩来。席间交谈的重点是中英关系。

　　艾登说：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才是。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子”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威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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