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

　　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

　　周恩来让高转告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陈毅、廖承志、张闻天、章汉夫、姬鹏飞、乔冠华、黄华等参加。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

　　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对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但也考虑到中英关系。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对飞机案本身宣传上暂不继续指责，暂不说“表示遗憾”的话，对英备忘录可暂不复，只旁敲侧击地来压他，如问他是否与美国有默契要在香港庇护蒋介石特务？指出，如不破案，对中英关系不利。香港当局如此庇护蒋特务，使我们的人永远不走香港，对中英关系也不利。对此次新加坡当局对周总理过路时的接待，可表示感谢。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

　　同时提出五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二百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

　　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5月27日，港英当局发表公报，承认“爆炸物似乎极可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时被安放在飞机上的”，并表示香港政府“决心作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决心尽力来使肇事者归案法办”。

　　香港警方也悬赏十万港币，信誓旦旦地要缉拿凶手。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应付中方的压力，而虚晃一招罢了。

　　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港英当局也曾拘捕过一些人，但又都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并将一些主要的特务分子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

　　1956年1月11日，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将一份《英国政府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调查结果的声明》送交我外交部，其中阐述了三个要点：

　　1.根据印尼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确立失事事件是由于在飞机右翼轮舱后外翼角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所造成。

　　2.有证据说明周驹可能曾被同一个国民党情报组织有关系的人所收买。港方已发出拘票，指控他阴谋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