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中国道教研究的重大突破
作者：陈耀庭
称《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的出版是重大突破，是因为这本著作用铜版纸印刷，共361页，大1 6开，布面精装，彩印书套，重达2.5公斤。在目前单本道教出版物中，仅次于中国道教协 会出版的《中国道教风貌》一书。而在单本道教研究著作中，其规模独占鳌头。
称《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的出版是重大突破，还因为这本著作收集了现有的道教文献上的几 乎所有的法印和令牌的图录，披露和收集了近四十年来中国大陆考古发现的大量新材料，公 布了台湾洪伯坚道长在海外以重金收集到的大量珍稀的道教法印和令牌的藏品。全书共刊印 了黑白照片896幅，彩色照片723幅。
称《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一书的出版是重大突破，更是因为这本著作是古今中外第一本以道 教的法印，令牌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这本著作的出版表明中国道教研究已经多方面 达到和超过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同时也表明中国道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继承和发扬道教 优良传统的方面又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
编著者王育成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育成自大学毕业以后在大学任教，在 博物馆工作，一直关心道教文物，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和实物资料，9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了 一系列有关道教文物研究的论文，例如：《东汉道符释例》、《武昌南齐刘觊地券刻符初释 》、《唐宋道教秘篆文释例》、《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中国古代道教法印研究 》等等。王育成的研究既重视文献资料的考核，又重视考古发现的新鲜材料、文化遗迹和实 物印证。他的研究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新领域，弥补了单纯文献研究之不足。因此，他的研究 结论常常给人以新意，并在某些领域里修正了文献研究的结论，切实推动了道教学科研究的 进展。
《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字部分，共分8章27节。前7章集中 论述“法印”，包括有：《道教印和法印概况》、《汉代道教特征和法印的施用》、《两晋 时期的道教法印》、《隋唐道教法印和对佛教的影响》、《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法师印式 》、《道教方型法印实物例法》、《道教异型法印实物例说》。第8章则为《道教令牌实物 例说》。第二部分为《道藏经目对照表》。第三部分为130页彩图，洋洋大观地集中介绍洪 伯坚收藏的法印和令牌。
法印和令牌，是道教的法器。明代周思德《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称：“夫行灵宝大法， 须得上天玉玺章文，方能洞达杳冥”，“至学之士如遇之，当保爱如性命，不可轻泄”。道 教法印源远流长，从汉代一直影响到近代。至于令牌，则出现于元代或更早一点，是“行五 雷大法，申发表章，祈睛请雨，止风祷雪，驱役神鬼，扫除妖气，行符治病，差使符吏”必 须使用的法器。法印和令牌，在过去将宗教视作“四旧”的日子里，一直被当作迷信用品。 学术界也是一直回避这些历史文物而不予研究讨论，有的更是以“莫名其妙”的鄙夷态度将 其当作废物而弃之不顾。即使有涉及到它们的，也常常留下误读或误定的遗憾。但是，王育 成以其对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的负责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和评价了法印和令牌。 他认为：“中国古代道教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分罕见的几与道教历史相始 终的文化遗物之一”，其中隋代的法印还具有早期雕版印刷术的功能。至于在法印和令牌中 体现出来的信仰，王育成则认为“是国人民众与社会环境、现实与理想相矛盾的某种反映， 反映出人类渴望控制自然、驾驭时空、主宰自身命运、消灭各种天灾人祸的美好理想”。这 些信仰内容在当时堪称为“超前意识”，它“从某一角度上说明了人类思想与客观现实的矛 盾和需要寄托与安慰的心理状态”。对于这些建筑在对法印和令牌作客观研究基础上的结论 ，读了这本《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以后，人们是可以完全信服的。
值得提到的是，王育成在本书的《前言》中说到，他编著此书是“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道藏主编张继禹道长热心推荐，蒙中华道藏编辑委员、台湾中国道 教清微道法科仪研究会秘书长、正一天师清微派洪百坚道长惠顾”，是在看到了洪百坚珍藏 使用的道教木质法印和令牌百余方以后，出于对道教文化的热爱以及对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 责任和学术良心，才奋力“将洪百坚道长藏品和笔者收集到的部分资料，缀边成篇”，编著 此书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法印令牌探奥》一书是海峡两岸道教界和学术界以 同为炎黄子孙、同为道门中人的历史责任感而通力合作的结晶。书前刊有中国道教协会副会 长张继禹的《序》和四川博物馆研究员王家NFCCC先生的《题词》，同时，还刊有台湾 中华道教 总会秘书长张柽先生的《序》。两序一词，同心论道，就是明证。笔者真诚地希望，今后还有更多的海峡两岸同道中人合作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