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张宇初《道门十规》的管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作者：吉宏忠
一、振迪教风的管理目的
《道门十规》的行世，本着为清整道教，即纠正明代初年 道教界种种颓唐、松散、戒律废弛的现象，重新振作教门，也就是要对道教“振迪”之，“激扬”之。
道教在唐宋发展到极盛，到了元末以后，由于诸多原因逐渐衰落。教中有识之士，试图通过道风建设，以整顿革新来重振道教，来改变道教日益衰落的颓势，四十一代天师张宇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奋起疾呼，从制订《道门十规》下手整顿。
道教地位日益衰弱，原因虽然很多，归结起来主要还是自元至于明初统治者政策的改变与教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这两方面的原因。
宋金元时期，道教继唐时而盛。但在元代中期起，蒙古族朝廷的民族、宗教政策起了变化。蒙元时期，成吉思汗遣使者远聘全真道首领丘处机赴漠北，给以礼遇，授以管领道教的权力。从此开始全真教取得元室的大力支持，得到迅猛的发展。在此期间，全真道大量的立观度人，并且将一些无人寺院改建为宫观，这在当时佛教势衰、全真道势盛的条件下，并未引起争端，但却埋下了佛道矛盾的根子。至宪宗蒙哥时期，佛教所受的宠遇已经超过了全真道。而元室之所以支持佛教，从根本上说，是因元室所依靠的蒙藏民族世奉萨满和藏传佛教，“崇尚释氏”为其国策。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而直接的原因，即全真道自丘处机以后，发展异常迅速，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种情况已经给元统治者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元统治者认为扶植一下当时力量较弱的佛教，挫伤全真道的锐气，使其发展受到一定遏制，是较为妥当的做法，由此决定了元室对全真道政策的转变。因此全真道的地位此时已远逊于丘处机际遇成吉思汗之时。恰在此时，宋德芳主持编纂的《道藏》告竣，又将《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广为散发，于是一场以争论《化胡经》真伪为表现形式的释道斗争终于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可见元代《化胡经》之争并非偶然，它是多年来双方力量对比变化和矛盾积累后的产物。而元代全真道在佛道辩论中的失败，则与元室之袒佛有着直接的关系。经过两次佛道大辩论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的失败，全真道遭到被焚毁道经的噩运，从此道教元气大伤。及元末天下大乱，道观不少被毁，道流星散，民众遭战乱的影响，很少能顾及对道教宫观的献奉，道教的生存基础不能不受到威胁。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都采取支持道教的政策，道教才重逢振作的机会。然而，即使道教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稍有提高，此时所处的政治格局却与唐宋和元代前期大不相同。元代中期起的扶植藏传佛教，打击和限制道教，极大地影响了两教力量的对比，此消彼长，道教更处于劣势。明初，藏传佛教的势力虽随蒙古人的失却政权而退潮，但道教在整个社会上的相对劣势并无根本改变。
更为突出的是自北宋兴起的理学，经历南宋理宗时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元代仍之，至于明，以八股取士，而八股的试题通常取之四书，是非则以程注为标准，更加强了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理学在当时被称为道学，即自认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及孔子道统之学，是儒学的新发展新面目。自从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渐渐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自南北朝后，它却没有多大的发展，历隋唐，相对于佛学说的大发展，以及道教的地位隆升，儒学显得积弱衰微。但北宋出现的理学，却是在总结数百年来儒学积弱的教训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了佛学、道教哲学的精髓，铸成了新的理论形态。所以在理论的精微、体系的博大，都超过了这时的佛教和道教。而它对于封建秩序的论证、维护更是佛道二教所难以比拟的。所以自从南宋起理学被肯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并非偶然。面对理学如日中天的显赫地位，如再不思考振作之途，道教本身的生存将受到挑战。张宇初的一番振兴措施，很大程度上是面临这种严峻形势的应对之方。他下功夫研究道教教义（这方面的撰述大多收入《岘泉集》），参与编纂道藏（未及完成即羽化），以及制订规戒整顿道风，都出于这同一背景。
道教在明初的衰微，在另一方面，也有其内在的方面，则是其本身的松散以及内部的腐败。教会事业伴随着封建皇朝的兴盛达到颠峰，其内部的腐朽势力也随之发展。而教内管理体制没有能够跟上当时社会的发展，缺少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有效管理手段。明代初年，“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②。不过对于衰弱程度更加厉害的道教来说，这种不守戒律的情形危害更大，更具威胁性。张宇初继任四十三代天师以后，清楚的看到道教所面临的危机，决心整顿革新，重振道教昔日辉煌的局面。他说：“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衰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③。于是，依据明太祖所制定的立成仪范，前代定规和群师遗则，针对当时道风不纯的问题，宣扬三教合一，撰写《道门十规》，以“激励流世，昭宣圣治，永为奕世绳规，玄门祖述”。
④希望藉此来清整道风，正本清源，从而保障道教事业连绵不断的兴旺发达。
张宇初撰写《道门十规》，主要是想通过清规戒律的重新制定来肃整道风，对宫观和道众严格管理，达到重振道教的目的。应当说，当时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张宇初撰写《道门十规》，在其急迫性上，系激于道教面临的严峻形势，已如上述。但在推出此书的时机上，则巧妙地利用了政治形势，表现了他善察时变的政治智慧。
宗教领袖所制定的本教纲纪，能否实施取决于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政策。张宇初撰写《道门十规》并能够在当时的道教界建立权威，取得清整道风的实际效果，除了说明天师在道教徒当中的地位仍然受到尊崇，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朝廷的信任和支持。他自己在建文帝时曾因“坐不法”被夺印诰⑤，如何不法，史无明载，可能是卷入了建文帝与其叔后来夺取皇位的燕王朱棣的争斗当中被安上的罪名，所以朱棣即位后，便对张宇初示以恩宠，“永乐四年夏伏蒙圣恩，委以纂修道典，入阁通内。切念臣宇初匪材凉德，学识浅陋，忝窃是俱，徒承乏于遗宗，最负胜于重任。然虽抚恭慊栗，诏命莫辞，两承敕旨之颁，时蒙宣室之问”⑥。这是就他自己所处的地位而言。有了这样的宠遇，着手进行道风整顿、厘定宫观管理的清规便都显得腰杆子挺硬。其实，他得到成祖的礼遇，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好运，根本上说来，还是得益于明代的宗教政策。
《道门十规》的精神与明统治者的道教政策正相一致。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佛门，对于宗教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有所了解。因此明政府对各宗教总体上是严格管理和控制的。明初，政府为管理和控制道教，设置了一整套机构，制定了种种政策，限制道观和道士的数额，约束道士的衣食言行等日常生活。可见朱明皇朝对道教的正一派采取肯定扶持而又限制、整顿，加以规范的方针。明太祖朱元璋就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⑦他并命令由官方编成佛道二教的某些专用于民间丧葬活动的科仪，有关道教的一本，便是《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明政府的这些管理活动，客观上帮助了《道门十规》的实施，为后者规范道士行为和宫观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强有力的支持，对明朝道风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反复强调在宗教仪式中要遵循太祖定下的规矩，表现了他主动适应明王朝政策的良苦用心。
张宇初撰写《道门十规》时，注意借鉴前人经验，博采众长，因而有集大成的气象。这也是该书能够显得厚重深切并能产生重大的实际影响的原因之一。据他自己说，《道门十规》是“搜采前代定规，群师遗则”而撰成的⑧。说明前代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张宇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这些经验整理出来，无疑是让道门重新运用其先辈的成功经验，继承了其先辈优良的传统。当然，这种继承不仅在于对具体规戒的应用，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历代祖师管理思想和修道思想的融会贯通。比如，历来认为性命双修是全真道的宗风，张宇初则认为性命双修本来就是道教修炼的基本理论：“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唯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亦为性命之学而已。若失利己修人，济幽度显，非明性命根基，曷得功行全备。”⑨张宇初兼取各门派学说之长，一方面避免了派别之间的纷争，赢得了大家的共同拥护，促进了道教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融会教内各派与教外的儒佛各家，也符合了明统治者一方面融会教内各派与教外的儒佛各家，也符合了明统治者三教圆通合一的政策，有利于道教的自身发展。
张宇初撰写《道门十规》的目的，主要在于振迪玄风即力图扫荡当时道教界纲纪松弛萎靡不振的状态。这在当时，是一个适应时代、顺应潮流的重大举措。一种宗教要想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经常的注意整改和提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抛弃。“振迪”的工作是长期的反复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工作又是时起时伏的，当着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道教界内部问题成堆时更显得近切。当前，道教界也正面临着需要振迪的重要关头，张宇初那种加强管理以利振迪教风的思想，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近代以来中国的情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根本上说来，是我国社会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即社会转型的过程。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这一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期。社会转型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改革的时代。道教当然也面临着变革的大形势大背景。不仅如此，近代以来道教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前，其外部生存环境和其内部都积累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比如如何根据当前的社会形态对教义思想作出阐释和发展，如何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如何提高道众的总体素质问题，等等。但是窃以为一项重要的也是比较基础的工作，是做好道教的组织建设，也就是健全组织，清整道风，在合理的、既符合道门传统又适应时代的规戒制度的规范下，有序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并逐步提高道众的素质。具体到一个宫观，一个道教的基层组织，就是如何加强管理的问题。这是道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需要，也是道教本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总之，为了适应时代，道教必需加强对自身的管理，而这种管理，又是为了振兴道教。
二、以道为本的管理宗旨
宫观是行道修道和弘道之所，有许多具体问题要处理，对宫观的管理从根本说来是围绕着“道”这一中心的。道教之教，本源于道，离开了弘道的宗旨，道教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么，所建立起来的巍巍宫观还有什么价植？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因此，张宇初在阐述其管理思想时，首先就突出了以道为本的宗旨。
道教自唐宋极盛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道派。这些道派的出现，反映了道教传承的繁荣。但由于各教派之间教义重点不一，也造成了各教派之间的矛盾。到了明初，虽然正一派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泥沙俱下，良莠不齐，道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这对于新任天师之位并想重振道教的张宇初来说，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首先便强调，作为学道之人，要明白道教的宗源，所谓“非究源求流，必忘本以逐末”⑩。要清楚道教源于太上，道经源于《道德经》，这是道教的根本。张宇初说：“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遂乃递相鼓惑，深失祖风”11。决不能只局限于自己起初学道的某个派别之中去看道教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道教的宗源，才不会忘记道教的根本，忘记道教存在的意义，才能清楚知道道教如何适应社会，在社会上立足，如何发挥道教的作用，服务信徒，服务社会。也才能始终保持纯洁的信仰。
张宇初在明初清整道教的时候，特别推崇太上的清静无为。他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太上以虚无为宗。其广演宏敷，自历劫以来，愈彰愈著。原其本也，虽有道、经、师三宝之分，而始自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关令尹。其所谓无为不争之旨，始殷三代之初，则广成子蒙黄帝问道于崆峒。等而上之，道由所立，出乎太上之一也。修诸己而合乎内圣外王之道者，则有关、文、庄、列诸子之遗言；治诸世而验乎清静无为之化者，则有盖公、曹参二公之善政”12。这段文章表明张宇初在对道教进行管理的时候，强调要把握以道为本的宗旨。所谓以道为本，就是要体现大道的清静之旨。“清静无为”是道教教义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道德经》说：“圣人处无为之事”，因此道教中人待人处事都要遵循无为的原则，也就是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社会上常有一些人认为道教的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干。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道德经》还说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只要我们顺乎天道的规律，就可以无不为了。只有把握住清静无为的宗旨，使得一切事物都在不知不觉中纳入到有序的轨道上来，那才是最上乘的管理之道。就当时的管理对象来说，除了广大的教徒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宫观的管理。宫观，“上以祝厘福国，下以容众安单”13。宫观是道教教职人员基本的活动场所，是道教教职人员和道教信徒相互联系的场所。“凡出家者先须投庵，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渐得安，气神和畅，入真道矣。”14可见宫观也是道教教职人员安身立命之所。自古及今，道教信徒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愿望，他们要烧香祈愿，求神护佑，或者请求教职人员为他们做法事，这些行为也多在庙里进行。可以这么说，宫观凝聚了道教教职人员，宫观也凝聚了道教信徒，而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为道教徒提供修道场所。因此张宇初强调对前代真仙古迹灵坛，必合依时修葺，“使神明有所依栖，四众亦获安逸”15。宫观是神圣之地，绝不能混同于一般民居，更不能弄得有似于商品交易的市集，闹闹攘攘，要保全其应有的神圣性。
张宇初《道门十规》的管理宗旨，对于当今道教事业的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启迪。首先，我们要看到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我国道教正处在一个复苏和振兴的阶段，并且又面临着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任务。所以一定要明白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道教界保持一个实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道教中确实有宗派的区别，不同宗教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这些决不能影响到道教界的团结。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一定要“究源求本”，抛弃狭隘的宗派情感，认识到大家都是从太上的“源”演变出来的，团结道教界的所有力量，抓住目前的大好机遇，振兴道教事业。其次，我们在振兴道教事业过程中，要体现大道的清静之旨，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为而无不为。牢记道教的宗旨，充分发挥道教的作用，服务社会，服务信徒。取得社会承认，赢得社会尊重。
当代社会的发展使许多本来地处穷乡僻壤的宫观成为繁华的旅游区，许多本来地处小城镇的宫观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信徒资源的大型城市中的宫观，社会环境的改变，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信徒。但是，大量的信徒进入我们的宫观，宫观中的教职人员走进社会中，也使大量的具有当代社会特征的思想进入了宫观，当代社会价值观的每一个变化，也必将影响到宫观的发展，影响到宫观中教职人员的信仰。但是道教宫观毕竟是向社会辐射道教信仰的场所，如果我们的宫观与社会中的企业没有区别，宫观向社会民众所散发出的思想与社会机构没有区别，那么宫观将失去其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毕竟太上垂训“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6，所以对于当代的道教宫观来说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宫观在接受当代社会新思潮的同时，保持道教信仰的纯洁性，保持道教宫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旧发挥其在历史长河中具有道教特征的教化功能，这就需要宫观作为单个社会成员以顺应历史的“清静无为”为宗旨进行有为的工作。
总而言之，根据《道门十规》的重要教导，我们在管理中必须以道为本，着眼于将宫观建成学道、行道、宣道、弘道的神圣场所。宫观的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但无论做什么具体工作，都不能忘掉这一根本宗旨。否则，必会舍本逐末，背离正确的方向。
三、建立职责分明的管理体制
宫观的管理必须由从道众中选出的一部分职事人员去实施。“道由人显”，在管理中人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宫观没有一支好的队伍尤其是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好的当家，无论如何是无法管好。宫观的管理，特别是那些殿堂众多、道众成群的大宫观，管理者往往是一个由多数职司构成的群体，或者实际需要那么一个群体。理顺这个群体内部的关系，使之能配合，可合作，行动合拍，措施有效率，就必须建立合适的运行体制，界定管理主体队伍中不同职司的职责。一心想重振道教的张宇初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道教教职制度上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宫观内的日常工作进行分工，建立完善了职责分明的管理体制。
首先，他在宫观住持的选择上作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凡名山福地，靖庐治化，丛林宫观，住持之士，或甲乙往还，或本山推举，必得高年耆德，刚方正直之士，言行端庄，学问明博，足为丛林之师表，福地之皈依者为之。”17这样才可以成为后进学道者的榜样。担任住持者，除了年高德劭，学识渊博，还要处事公正，慈仁节俭，吸引四方的信徒前来皈依，然后教导他们焚修香火，请福消愆。而管理他们的方法首先是用严格的规戒，同时对他们警告以罪福因果报应。
其次，他还根据具体情况，借鉴全真派丛林职事制度的设置，在住持之下设置了各大职事，协助住持管理日常事务。如财产委任库头负责管理，接待来客委任知客负责管理等等。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住持为核心的管理层，这对于宫观特别是大型宫观的管理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宫观的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牵涉到诸多的方面，单靠一人之力很难胜任，只有建立一支能够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管理队伍才能胜任愉快。这还仅仅是从宫观事务的繁重着眼考虑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没有明确分工的管理队伍主其事的宫观，或者是一个人当家，一个人说了算，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极易产生腐化，甚至于庙产变私产，信众的捐赠装进个别人的腰包；或者是许多事务无人照料，宫观缺乏凝聚力，道众事实上仍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张宇初主张建立以住持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其意义不限于要有适当的、足够的人手去实施管理，还有利于整个管理层的有序运作和相互监督，防止腐化现象的发生。
一种管理体制的建立，不是指定几个相关的职事人员便算完满。构成管理队伍的是具体的人，体制的运行归根到底要由人去发动。因此，即使再好的体制也需要其中每一个人也就是职事人员真正出以公心，尽职尽力。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依靠职事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张宇初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厘定职事的同时，也对担任职事的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规定他们不许贪念荣华富贵，不许争相仿效华衣美食，广厦细毡，不得昧公营私，出入骑乘，呵拥仆御，交接权势，以致“教化不行，源汗流浊。甚则耽迷声色，外饰内乖，不畏香火神明，灵坛古迹，私畜俗眷，秽亵神癨”18。张宇初关于建立健全宫观管理体制的思想在当时是为改变道教宫观管理不善、内部涣散弊端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然而，这一问题本身，是任何情况下都需注意的，也是任何时代的宫观管理都免除不了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体制会有不同的面貌罢了。当代道教处于完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就经济制度而言，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就政治制度而言，则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而经过近五十年来的适应性变化，道教本身的组织体制和宫观的性质也有所变化，以前大量存在的子孙庙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目前我国大陆上的宫观不属于个人、家族的私产。因此无论是从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看，还是从现在宫观的实际归属看，都更应当强调集体、民主管理，后者尤其是张宇初的时代所没有的。因此我们今天的管理体制理应比他那时候更科学、更合理。然而，纵览目前宫观管理的实际情况，未必每一宫观都在正常合理的体制下运作。各种旧的积习乃至于某些陈规陋习尚未完全根绝。在这时候，想一想张宇初当年力主建立起健全的管理体制的拳拳用心，就更有必要了。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他尚能够对整个宫观管理体制作出规划构想，我们今天理顺管理体制的条件比那时好得多也迫切得多，如果再对以往普遍存在的过分松散甚至可以说涣散的体制漠然置之，不思改进，不思振作，岂不是要愧对古人了吗？
四、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
宫观的管理必须有合适的体制，解决体制问题主要是解决管理的主体，即是建设一支精干的、能够胜任的管理队伍。但是，管理者本身也处于世俗社会的包围之中，也难免受到世俗的干扰和利诱。要保证这一支管理队伍的纯洁公正，除了他们本身的修持之外，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其他戒律，以期对每一个道众，管理者即道观的执事人员也不例外，都有所约束，有所限制，使之循于正轨。张宇初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对于具体制度的拟订上下了极大的功夫。
张宇初撰写《道门十规》就是想通过规戒的整顿，来达到振迪道教的目的，希望它成为整顿明代道教的重要文献，并且希望成为后世道教的重要规范。张宇初根据明代道教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了批评，并对如何改正做了许多制度上的规定。特别是对于道教的焚修制度，法事科仪的规范制度，道法自然的传绪制度，宫观的财产管理制度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首先强调要整肃焚修制度，他认为各种经典是入道的梯航，修真的途径。因此每个修道的人，都必须先要恭敬神明，焚修香火，通过不断的念诵经诰来皈依大道。并以此来消除今生的业垢，从而得到福泽的惠顾。所以经书上说：“一切神仙真人，皆以无上要言得成道果”。仙师说：“经以敛心，经以着念，使晨夕能焚诵不辍，消除魔障，增广道缘，诚为方便中第一事也。”因此，凡是念经的人，一定要斋戒身心，驱除杂念，存神默诵，就好像对着神明一样，然后“默与心神相会，心念无二，句字真正，调声正气，神畅气和，庶几有功。”19反之，如果诵经修炼的时候，有口无心，不虔诚恭敬，即使每天念千百卷，对自己没有一点益处，达不到消除灾祸的目的。如果是为斋主念诵的，更应该心存恭敬，以表达斋主的诚意，这样才不会虚受斋主的布施和供养，为他人祈福消愆，自然会感应神明。如果念经的时候，精神不专，交头接耳，荤口读诵，不仅无益于斋主，而且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张宇初强调，类似的情况一定要用严格的规戒来约束。
其次，张宇初强调要规范法事科仪。他认为斋法行持是上古祭天的礼仪，而灵宝斋法则是立教的根本。灵宝斋法经过徐来勒、葛玄、郑隐三位真人的演化，得到广泛的传播。自三师以下，又经过历代师真传了许多分支，演变成了许多派别。但源头都是灵宝斋法，因此所用的符咒诀都相差不远。因此，张宇初强调行持法事科仪的人，务必要广参博究，搞清楚性命的根宗。他说：“世传三内文，金书玉鉴，道门定制，立成仪等书，已有定规。凡行持之士，必广参博究，务明性命根宗，累积真功实行。”20进而行法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斋明盛服，洁己身心，先炼诸己，后可度鬼。张宇初认为，行持斋法，除了要用科仪法之外，还要与内修结合起来，并且在行仪中注意内炼形神，精思默存，这样上可以感应天地鬼神，下可以不负幽冥的苦趣。其次，科仪道坛的设立，一定要按照规定。他说：“如三之设，金惟帝王可建，玉惟后妃可建，黄惟士庶可建。大小各依分数，不可僭乱定规。一遵太祖皇帝立成仪范恪守为则。”21再次，建立道坛的时候，一定要虔诚恭敬，否则非但不能通诚三界，感应神明降诸吉祥，还会增加罪业，所谓“鬼神无常，享于克诚”，心诚才会感应神明。此外，高功法师在行法时一定要选择品行端正、道法精通的人同坛共事，这样既不会贻咎于己，而且会因替斋主消除灾祸而致福。
再有，张宇初对于道法的传绪也作了严格的规定。他批评当时有些道士，惟务虚名，弃逐声利，荒废修持，不修香火，沽名钓誉，内无功行，外结是非，与商贾贩卖之徒无异。他认为“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先求岩谷明师，草衣木食之士，开发万法根宗精励香火，止佩一法、一案、一职。苟能晨夕炼神养气，修持不息，与神明交格，言行无慊，何患法之不灵，将之不，虽职小法专亦验”22。所以他规定，不得滥授道法，轻泄玄机。即使是已经入道的人，如果言行不庄，慢忽香火，也要保秘，慎勿妄传。如果是市井屠钓之人，更是不能纳之为徒，否则将要遭到戒律的惩罚，罪所不原。
此外，张宇初还对宫观的财产管理做了阐述和规定。他认为，历代朝廷赐予的田地，或者是前代师德所购置的产业，抑或是信徒前后供养的财物，都是专为赡众香灯之用的。因此要设置专门的职事来进行管理，所有的支出开销，“务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23。分管财务的职事，“不得指公为私，各畜私财，互分各据，擅自支遣。务令老安幼怀，香灯不乏，报把以时，修葺勤谨，赋税预备”24。这样就会使得上下雍睦，香火持续旺盛。从而使得公私没有经济上的窘逼之忧，宫观没有兴替的忧患。如果发现有谁“欺诳神明，租课淹没，修造不举，祭祀荒违，有乖教法，不惧天理之诛，有负檀施之愿”25，方丈将召集众人“查理议罚，计其轻重，甚则更替，轻则罚倍，其数入库公用”26。如果各职事之间相互包庇，“尊长姑息不言”，暗相护侍，邻眷亦宜举行公议，以明去就，惩一戒百”27。当前社会正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而道教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无时不刻的受到社会的影响，处身于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之中，要生存就要有所为。管理宫观，培养人才，弘扬道教文化，联系信教群众等等，所有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我们去有所作为。特别是加强道观的管理，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修道的场所，是我们当前道教管理的首要问题。因为宫观是教会的载体，信徒往往是通过宫观来了解道教。宫观形象的好坏，极大程度的影响着教会的形象。然而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我们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来作为措施上的保证，使得一切工作都在规范有序中进行。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讲到明代道教中的一些问题，对照当今道教，无论是焚修香火，还是斋醮科仪，抑或是道法的传绪，当然也包括财物的管理，有些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此，我们要根据《道门十规》的要求，针对现阶段的情况，从规戒（制度）上着手，规范整顿一些不好的现象。
当代社会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许多人提出“向管理要效益”的说法，足以看到当代社会企业对于内部管理的重视程度。在当代的宫观建设中，我们同样也应该注重宫观内部的管理，这种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看管庙宇，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对宫观管理的概念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其中应该包括对于宫观修建的管理、宫观内部教职人员的管理、对于处理宫观与信教群众关系的管理、甚至于宫观与各种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管理。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我们综观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什么时候道教教团注重管理了，道教就有兴盛的局面出现，什么时候道教教团松散了，其内部无管理可言了，道教教团马上就会呈现衰弱的迹象。正一盟威道重管理，则兴，南北朝时期道教松散，则衰；唐宋时期重管理，道教兴，清代道教教团松散，则衰，诸如种种。在现代社会中的宫观，最重要的应为制订适应当代宫观发展的管理体制与管理制度。当代的道教教职人员其成员组成来源于当代社会，并且与当代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不可避免的会为我们的道教机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病，所谓“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心之中都有机，立天之道可定人心之机。面对现代社会各种思潮干扰的道教宫观，有必要建立系统的“天道”即当代社会道教宫观内部的管理制度，以剔除由于社会发展对宫观的影响而造成的“机心”，用张宇初的话说即是“其蓄众之方先严戒行规矩为要”。在宫观建立的管理制度中，首先要与现行的政策法规接轨，所定规戒、制度必须以不违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前提。同时，在具体制度的拟订上，必须以道教的基本的教理教义为本，再根据宫观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不同的细则。以教理教义为基础，即是强调道教的各个宫观，甚至各个宫观所属的派别皆同源于“大道”，而各个宫观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就要求制订的管理制度，又要围绕着保证宫观发挥基本的学道弘道的功能，这才是在坚持道教信仰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宫观的管理。
当然，进行现代宫观的管理，并不能仅仅依靠建立各种制度。各种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是通过执行制度使宫观中的教职人员以遵守制度为途径从而坚持道教信仰，提高自身修持的程度，这就是从管理中的“有为”向“无为”的进步，在这个进步中，就需要不断提高宫观中教职人员的道学修养。用化学的术语来讲，道学修养在教职人员思想净化的过程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这里，教职人员是材料，各种制度的建立反应条件，而作为催化剂的道学修养，正是保证教职人员在各种制度的约束下，形成思想境界更为高尚的道教教职人员。因此，作为道教宫观来说，在加强宫观内部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同时注重充实教职人员的道教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学修养，才能在以加强制度建设为渠道的管理过程中，发挥水到渠成的效果。这也正是张宇初所说的宫观管理中当“警以罪福因果之报”的过程。
当代的中国，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飞速，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在应对新时代的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惟有挖掘自身的潜力，加强自身管理，提高自身的素质，适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才能够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这正是“天人合发，万变定基”。用张宇初的话来说就是“务在革替，一新常川，修葺庶无倾废，永振前规”28。
注：
① 《龙虎山志》卷六引钱谦益《历朝诗选》。
②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八
③ 《道门十规》
④ 《道门十规》
⑤ 《明史》卷二九九
⑥ 《道门十规》
⑦ 《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道藏》第九册
⑧ 《道门十规》
⑨ 《道门十规》
⑩ 《道门十规》
11 《道门十规》
12 《道门十规》
13 《道门十规》
14 《重阳立教十五论》
15 《道门十规》
16 《道德经》
17 《道门十规》
18 《道门十规》
19 《道门十规》
20 《道门十规》
21 《道门十规》
22 《道门十规》
23 《道门十规》
24 《道门十规》
25 《道门十规》
26 《道门十规》
27 《道门十规》
28 《道门十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