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悠游于道心与文心之间
作者：李 菁
承担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并不简单，作者面临的是大量繁杂的原始文本，要经过耐心地考证（包括对作品创作者、对版本、对创作年代的考辨等）、细致地梳理、科学地分类、有针对性地删拣，然后再加以全面论述。这要求作者在著述过程中不仅要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宏观的分析，而且要对诸多涉及到的知识点进行微观的考辨。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作品成功地于２００１年１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面世。
总体而言，这部著作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南宋金元道教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及主流风格。作者撷取“金元全真道之诗词”、“南宋元代金丹派南宗之诗词”、“南宋金元的道教散文”以及“南宋文人诗词的仙道内涵及其玄门情结”、“元代神仙道化剧”等不同派别不同体裁的代表性篇章，向读者展示了这一历史时期道教文学作品的特点：以度化世人、寄托心迹、宏扬大道为基本内容；以劝戒、赠答、咏物、抒怀为主要表现形式，且兼有比兴象征、托物言志和直抒胸臆的艺术风格。如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是“磨镜自鉴咏真”，于吟咏之际蕴含自我心迹；北七真及其后学是通过诗词“显道法高妙”、“叙心路历程”、“寓修行玄理”；金丹派南宗创立者白玉蟾则是“止于物境，以物洗心”、“心物俱忘，道由真显”、“景随主化，因景寓玄”。各类作品反复吟唱歌咏，始终不离一个“道”字，包括对大道的追求、修行的体验、养生方法的探索、至真境界的寻觅等等。这实际上也应是历代道教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点，不唯南宋金元时期。这是通读该书后，读者能够获得的一个总体信息。
该书下篇，着重分析了这一历史时期一些具有一定崇道倾向或谙熟道教事务的著名文人反映道教活动的作品。作者从陆游、杨时、朱熹、文天祥、元好问、耶律楚材、揭斯等该期著名文人的专集中析出不少道教文学作品，其中主要有专章描写道人生活的，有反映与道士交往的，更有抒发自己渴望摆脱尘世污垢，追求无为、空灵、超脱境界之情怀的。通过不同篇章的阐述，读者可以发现，文人所创作的道教文学作品与各道教组织流派中中坚人物的作品在主旨上并无本质的区别。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很自然地，作者为读者引入了第二个问题：即处在南宋金元分裂混乱时期的文人的道教文学作品的主旨是否与爱国主义对立？或者说，文人创作以道教活动为内容的作品是否与其一贯坚守的儒家济世救人的人生价值观相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始终一贯的人生价值观。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内容日益丰富，文人的思想境界也逐步扩大和多元化，在这一基本价值取向不变的前提下，不少文人的视线开始由可视的社会大环境转向不可视的内心世界。中唐以后这种现象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儒家思想与佛道义理互相渗透，互相融会贯通，影响着文人价值观的形成和调整。许多官员的从政理念中也阑入了黄老无为思想，体现出精神世界的个性与多元。在努力实现入世报国的人生理想的同时，士大夫文人也关注着自身精神的释放和心灵的净化，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乐山水，多高情”成为一种人生情趣，成为生命主流中的伴奏，有时甚至突显为某一阶段人生的主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定位也得到了许多士大夫文人的共鸣，在兼济天下的抱负可能顺利实现时，他们往往在自身心灵与自然山水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从林泉飞瀑中找到寄托和慰安。然而应该看到，许多文人从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熏染，“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文人的影响是终其一生且根深蒂固的，浩如烟海的史书中虽处处可见文人士子出仕隐退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的记载，但除少数确定忘怀世情宁伴清风明月者外，绝大多数文人都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的。有了这个主旋律，内涵多么丰富、情感多么复杂的文人作品都不难找到它的指归，有时越放浪的出世行为往往越能反衬出其内心深邃的入世期待。
由此反观南宋金元时期的文坛。这一时期历史强烈地呼唤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作品被不容置疑地载入史册。那么，其他内容的作品呢，基于以上分析，也应得到切实的探讨和评价。因之，本书作者在分析南宋初叶文人的道教文学作品时，便奠定了一个基调：“此类作品并非就是与爱国主义相对立的，必须从更为深厚的文化背景上来加以探索。”（见该书１４８页）在分析李光的诗句“王侯蝼蚁同丘墟，学道从来贵幽独。蚌生珠，石含玉，看我丹成跨鸿鹄。马蹄去去稳着鞭，关山路永多坑谷”时，他又指出：“珠玉既是被作为‘道真’的玄珠，又是爱国情感的寄托。你看诗人把那些卖国求荣的‘王侯’视如‘蝼蚁’，而希望自己保存住代表正直的‘珠玉’。等到炼就大丹，他就跃马扬鞭，奔赴疆场，为夺回国土而效力。这正是蕴含于诗歌最深层次的理念”、“李光在修道体验境界的深层次中蕴含爱国正气”、“李光诗歌中的“玄珠”意象就不仅仅是一种修道的境界，而且也是爱国情操别具一格的寄托”等等（见该书１５４－１５６页）。对陆游、文天祥等人道教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是如此，作者挖掘出了其内在忧国忧民意识与景仰道教修身之道并行不悖的旨趣和身国同理共治的价值观念。当然，作者并不一味拔高此类作品的爱国情操，而是客观地指出，南宋金元时期文人反映道教活动的作品虽不与其儒家价值观念相对立，其中不少篇章仍以反映个人对脱尘出世进入玄珠妙境的追求为主。当然，此种情怀心迹的表露丝毫不影响这类作品的魅力，而恰恰表现了文人精神世界的复杂与开阔，了解这一点对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文人作品乃至整个文学史都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本书给予读者的又一启示。
作为“道家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部，“道家思想”贯穿于这部著作始终。这使得该书在展开过程中具有着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著作的特色。即在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赏评时，作者不仅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入手，用文学眼光读出其中的艺术真趣，而且兼有道教理念，许多读者罕知的道学术语在对艺术作品的赏析过程中被通俗化、文学化。如“南宋初叶文人寄情玄境”一节中对“李光‘玄珠’吟”的分析，“玄珠”这一道学概念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玄珠”首见于《庄子》……黄帝游赤水之北、登昆仑之丘而遗“玄珠”……按司马彪的说法，“玄珠”就是道……罔象将“玄珠”找回，关键在于无心于形迹，心入于虚元，“道”即自显……在道教中，求“玄珠”成为得道的高层境界，并同养生方法相联系。以下，作者又从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查证了不少关涉“玄珠”的著述，如《玄珠录》、《玄珠歌》、《玄珠心镜注》、《素问六气玄珠密语》等，发现这几部著作均以庄子所言罔象所得之“玄珠”为指归，是道门中修道妙理的一个概括。反观李光所咏之“玄珠”，亦是建立在这种道教养生义理的深厚根基上，并悟出了得“玄珠”的法门：不能刻意追求，而是通过坐忘胎息的修持自然得到。通过这样对概念的层层演绎，读者不仅可以自然地接受这一专业术语，而且能对诗句“黄帝曾游赤水北，遗了玄珠无处觅。我今偶到海南村，烦恼泥中亲拾得”有更确切的理解。
文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作者援引各类史料，不惮其烦地对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如“三光”、“刀圭”、“止止”等进行阐释，实际上是在文学鉴赏与道教理念分析之间建立了一道桥梁，把二者沟通起来，用这种明白浅显的推演方式使读者体味到道教文学作品的独特美感。这种美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形象抒情，也不同于一般道教经籍的深奥理性，而是兼有两者的神韵，使读者在欣赏诗词作品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一些道教理念。作者在著述时的这种精心安排使文中大量诗词作品的分析既有着作品赏析应有的形象发挥，又巧妙地化解了一些专业术语可能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带来的障碍。
在著作的每一章节中，作者注意用诗化的语言标示下文主旨，这种构思加重了作品的文学色彩。如“以曲寓直，熔铸自我形象”、“以一统多，多彩多姿的内容”；“话史阐真，显道法高妙”、“即景感兴，叙心路历程”、“见性明道，寓修行玄理”；“一入醉乡归混沌”、“图写春秋抒道情”等等，像章回小说中的回目，既点明主旨，又具有音律节奏美。这是该书又一独具匠心之处。
文学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道教思维让人感知哲理的魅力，道教所描述的至真境界吸引着人们探索的欲望和追寻的脚步，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道教文学作品———便兼有了哲理、形象与神奇的艺术美。就像佛教文学以它的禅机让人品味流连爱不释手一样，道教文学所营造的玄境也使读者在阅读时犹如去尘洗心俗念顿消。研究这类作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审美的过程。本书作者十数年来从事道教文学的研究，成绩斐然。在漫长的探索历程中，他净化出一颗道心，锤炼出一片文心。悠游于道心与文心之间，他跨越时空，用道心同众多的道教人士对话，感知他们的情怀，参悟他们的教义，再现他们的风采；不吝心力用文心在繁浩的道教经籍中搜检，从艰深晦涩的道教作品中挖掘文学形象，捕捉艺术的美。《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的问世，既充实了南宋金元文学史的原有容量，又使得中国道教文化研究向着更深幅度迈进了一步。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过的一段话：“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科学不仅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历史考察，而且应该从纵深方面作专题性的探讨。对道教的研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既需要有道教研究的通史类著作，也要提倡某一领域的专门史探索；既需要把道教置于系统文化环境中进行全面考察，也应该有某一阶段特定内容的道教研究。”（见该书《前言》２页）这段话不唯对道教，对学术领域内任何一个研究对象应该说都具方法论的意义，而《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一书便对这段话作了生动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