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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华谷《周易参同契》注年代略考
作者：章伟文
其他几处，如“坎离匡郭，运毂正轴”之“匡”(《周易参同契》，《道藏》20册第297页。)，“隐藏其匡郭，沉沦于洞虚”之“匡”(《周易参同契》，《道藏》20册第300页。)，储华谷注则不缺笔。
我们以一处“匡”字缺笔，判定储华谷此注为宋代的注本。这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在一般的情况下，著书时间和刻书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刻书时间有时比著书时间要晚很多。如果著书与刻书时间处于不同朝代，那么，在刻书时，往往对著书时的避讳的遵守就不那么严格了。如被陈国符先生认为是唐著本的托名阴长生注的《周易参同契》，是一宋刻本，其经文“坎离匡郭”之“匡”缺笔，避宋太祖、宋太宗之讳，而其经文“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之“渊”字，则不避唐高祖李渊之讳。(《道藏》第20册第85页)
又如南宋陈显微的《周易参同契解》避“匡”和宋真宗“恒”之讳，其《周易参同契解》“坎离匡郭”一句作“坎离围郭”。俞琰认为：“陈抱一注本改为围郭，避讳也。”(《周易参同契释疑》，《道藏》20册第263页。)陈显微“恒顺地理，承天布宣”之“恒”下亦缺笔。(《道藏》20册第286页)但陈显微的《周易参同契解》避讳也不严格，如陈显微“金返归其母，月晦日相包，隐藏其匡郭，沉沦于洞虚。”(《周易参同契解》，《道藏》20册第279页。)此句匡不缺笔。“天道甚浩广，太元无形容。虚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周易参同契解》，《道藏》20册第288页。)一句，匡也不缺笔。经文中“太玄”作“太元”，避赵宋王室祖“赵玄朗”讳。但其解言“观夫天道则塞闭不通，浩广而难知，察彼太玄则虚寂隐沦，无形之可睹，果何测造化之机耶?”(《周易参同契解》，《道藏》20册第288页。)经文“太元”，注文又为“太玄”，则“玄”与“元”亦不严格避讳，可见其刻本和注本亦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
因此，储华谷注《周易参同契》的刻本可能较著本出现为晚，故刻本中，既有不避“匡”字讳者，亦保留有避“匡”宇讳者。但根据刻本中有一处出现“匡”字避讳，基本可以反映出其著本匡字有缺笔的情况，因而其著本为宋本，是可以成立的。
四、储华谷注所作时间应在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之后，值南宋中晚期
本文据一些史料，认为储华谷此注出于南宋中后期，约当在朱熹著《周易参同契考异》之后，理由如下：
(一)储华谷此注受朱熹注影响较深。
如《周易参同契》外有赞序一篇，俞琰说：“外有《赞序》一篇，或云后序，或云魏公赞，后人莫知所从，遂总名之曰《赞序》。晦庵朱子详其文意，以为注之后序，注亡而序存耳。近世注释者皆祖朱子此说，因而削去不录。然旧本既载，不容不存。愚今并书之，以附于卷末，盖不欲弃其旧也。”(《周易参同契释疑序》，《道藏》20册第262页。)彭晓《周易参同契鼎器歌明镜图》中有《赞序》一篇，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亦附有此篇，只不过朱熹认为不是《周易参同契》正文，而为后人所作注之序，注佚而序存。俞琰认为，受朱熹此说之影响，后来一些注《周易参同契》者，经文都不录此篇《赞序》。确如俞琰所说，此后，陈显微的《周易参同契解》，陈致虚的《周易参同契分章注》，包括储华谷注《周易参同契》，经文都不录《赞序》一文。
又俞琰认为，《周易参同契》“遂相衔咽，咀嚼相吞”一句，“旧本彭真一注及绍兴刘永年本皆在慈母育养，孝子报恩之下，朱子谓今按二句自属下文俱相贪并之下，四句相承，语意连属，不当在此。愚按此章以母子之情为喻，盖所谓遂相衔咽，如慈乌反哺之意，正当在此，今依旧本移正之。”(《周易参同契释疑》，《道藏》20册第268页。)俞琰所看到的彭晓本(今《道藏》本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此两句顺序同朱熹《考异》本，《道藏》本《通真义》不同于俞琰所看到的彭晓本。)及绍兴刘永年本“遂相衔咽，咀嚼相吞”一句均在慈母育养，孝子报恩之下，而朱熹认为此二句应属下文“俱相贪并”之下。按《道藏》阴长生《周易参同契》注，此二句亦如彭晓本(《道藏》第20册第87页)。因此，可能俞琰所移正之句子排列顺序，可能更接近《周易参同契》之原貌。如果确如俞琰所说，“遂相衔咽，咀嚼相吞”两句在经文中的顺序的变动，是自朱熹始的话，那么，陈显微、储华谷注《周易参同契》时，这两句之顺序同于朱熹注，当是受了朱熹的影响。
此外，俞琰认为，《周易参同契》中“阳数已讫，讫则复起，推情合性，转而相与”一段，诸本皆在“为道规矩”之下，惟朱子本在“世为类母”之下，朱子本所调句子的位置不对。(《周易参同契释疑序》，《道藏》20册第267页。)俞琰此段文字在《周易参同契》中的排序，不同于朱熹《考异》本，而同于彭晓本与《道藏》映字号无名氏本。然陈显微本、储华谷本均同朱熹《考异》本(只不过陈显微本经文此句后还少“上九亢龙，战德于野。用九翩翩，为道规矩”四句。)，这也是储华谷注本受朱熹《考异》本影响的证明。另彭晓本、映字号无名氏本、陈显微本、俞琰本《周易参同契》经文中都有“侥幸讫不遇，圣人独知之”，朱子本无此十字，储华谷本亦无，这也可看作是储华谷注本受朱熹注本影响的又一证明。
储华谷《周易参同契》注受朱熹注影响较大，说明其注出于朱熹注之后。
(二)储华谷注明确提出《周易参同契》经文中含“魏伯阳造”四字隐语，这亦可看作是储华谷注晚出的一个理由。
对《周易参同契》“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邀游人间。陈敷羽翮，东西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一段，储华谷说：“此魏伯阳造四字隐语，见前叙。”(《周易参同契》，《道藏》20册第311页。)此书之前叙已佚，但由此句可推知其前叙必对“魏伯阳造”四字隐语是如何组合而来有一说明。
彭晓、映字号无名氏、朱熹、陈显微注《周易参同契》，在“委时去害”这一段，都未点明有“魏伯阳造”四字隐语。在此之前，托名阴长生注唐本《周易参同契》于此句下解说云：“虞翻以为委边著鬼是魏字，斯得与鬼，不然其悟道之后，何得与鬼为邻行耳?”(《周易参同契》，《道藏》20册第94页。)只猜得一“魏”字。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有“《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转引自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第21页，中国道教协会编。)，然对“魏伯阳”三字则无说明。
俞琰于此瘦辞下得出魏伯阳三字，他说：“此乃魏伯阳三字隐语也，委与鬼相乘负，魏字也；百之一下为白，与人相乘负，伯字也；汤遭旱而无水，为易；厄之厄际为阝，阝与易相乘负，阳字也。魏公用意可谓密矣。”(《周易参同契发挥》，《道藏》20册第260页。)
储华谷注本如果是北宋末、南宋初的作品，那么，其“魏伯阳造”四字隐语说一出，在南宋后，定会造成相当的影响。因为当时关于《周易参同契》著书真伪、经文排序及作者问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朱熹作为有宋一代的学术大家，治学非常严谨，且雅好《周易参同契》，曾搜集多种不同注本，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注成《周易参同契考异》。他对度辞也是很在行的，其注《周易参同契考异》，化名“崆峒道士邹祈，就是一例。然他在其《考异》中，对《参同契》经文中的这段度辞似亦不知此为“魏伯阳造”四字隐语。以他的学术功底及求学的精神，如果北宋末、南宋初有人或有书提出《周易参同契》此段度辞隐“魏伯阳造”四字，他不会不知道或不理解。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储华谷注本出现较朱熹注本为晚。
当然，前文我们论及，俞琰曾批驳过储华谷此注，可能悉知储华谷注中的“魏伯阳造”四字隐语。俞琰对度辞隐“魏伯阳”三字的看法，可能是源自于储华谷。但俞琰注为何不及后一个“造”字呢?我们推测，也可能俞琰同意储华谷注对瘦辞所隐“魏伯阳”三字的解释，而对其后四句如何组成一“造”字所作的解释不是很满意，故略而不论。
(三)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后附有一短篇，名《参同契摘微》。其中有语：“余谓魏公玄要，悉在此章。彭真一，陈抱一，储华谷三家议论不同，中间宁无穿凿其说，皆失经意。愚不自揣，辄将师旨，率为之注。此章首尾次序，收功证验，皆有法度，故释其义，其余诸章，引明天道，启发人用，俱可以心领而意会也矣。”(《周易参同契解》，《道藏》20册第295页。)很明显，此《摘微》不是陈显微及其门人所作，因其中有诋陈显微注之语。此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周易参同契》注，只提彭晓本、陈显微本、储华谷本，其所列彭、陈、储三家注的排列顺序，以及不提宋元之际的俞琰本和陈致虚本的做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储华谷注本出现在南宋的中晚期，与陈显微注本同时甚至略晚。
所以，本文认为，储华谷《周易参同契》注为宋代的注本，此注的时间上限为北宋中期，约当神宗前后，下限为宋末元初俞琰之《周易参同契发挥》、《周易参同契释疑》之前，注书时间应在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之后，值南宋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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