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黄钟、黄钟学说及其对《周易参同契》的影响

作者:谢爱国




  纵观对《周易参同契》的研究,至今人们对曾被司马迁等史学家褒誉为“万事根本”的黄钟(《史记·律书》)以及由此推演的黄钟学说对于《参同契》的影响,尚缺乏应有的认识。本文探讨了黄钟、黄钟学说及其对《参同契》的影响。 ’
  黄钟与黄钟学说 黄钟最初为竹制的乐管。《吕氏春秋》、《太玄经》、《史记》、《淮南子》和《礼己集说》等多本文献中均有黄帝创制黄钟的记载。《太玄经》曰:“律吕之始自黄帝,使伶伦至大夏之西,取竹窍厚均者为十二管,……其后或以铜代竹,其空圜皆九分也。”书中还记载了十二管的名称,相生关系和长度。黄钟则为其中第一律。“十二律”这一名词,已知最早记载于《国语·周语下》周景王23年(公元前522年)伶州鸠论乐。
  黄钟的用途之一为乐器。《周礼·大司乐》记载:“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 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漤,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黄钟还可以作为乐音的音高标准,《中国音乐词典》记载了黄钟律管的声学频率。
  黄钟的用途之二为“候气之管”。《祀记集说》日:“六律:阳声,黄钟子,太簇寅,姑洗辰,蕤宾午,夷则申,无射戌也。阴声六吕,谓之六吕,大吕丑,应钟亥,南吕酉,林钟未,仲吕巳,夹钟卯也。六律六吕,皆是候气管名。”那么何为“候气之管”呢?《太玄经》曰:“冷竹为管,室灰为候,……(人置于深室,室以莩灰,各蒙其口,以候十二月气,气至者灰飞也。)”范晔《后汉书》中对以上内容做了详细记述,即使用黄钟等律管作为候气管用于“候气”的“缇室实验”:“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漫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按律而候之,气至者灰去。”葭,苇之未秀者;莩,苇筒中白皮至薄者。类似于近代声学实验中的昆特(Kundt’s)管内放人木屑,将芦膜烧为灰放人律管内,观察轻灰是否被吹散。以上记载,表明候气之管是用以候十二月之气的律管,每月的“月气”与有关的律管“相应”。
  黄钟的用途之三为“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注文曰:“律,谓十二律。……以之制乐而节声音,……以之审度而度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而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于谷柜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按:《参同契》中讲到外丹炼制时言:“制作有所锤,推度审分铢”,此处“分”为度,“铢”为衡,是为定量化学的最早记录。同时可见黄钟对《参同契》的影响之一斑。)
  中国古代学者对黄钟等十二律管所验证的声波共振原理,极其精练地以“同声相应”予以概括。经过辩证逻辑推理,得出“同气相求”(《易·文言·乾》)的结论,这是一条可以推广至具有周期性运动形式之体系的广义的共振原理,我们将之定义为“黄钟学说”。
  黄钟学说对《周易参同契》的影响
  由黄钟律管所证明的物理声波共振原理所推演的文化体系为《周易参同契》中关于天人合一、阴阳法时和火候消息等论述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天人感应观的渊薮
  中国文化中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数千年来主要体现为将人置于“天、地、人”的“三才”体系,即天人合一观。《易·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一学说由此设卦爻天、地、人位而发端。至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倡言:“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而大兴。天人合一学说将人体看作与天、地等自然环境“同气相求”的感应体,以天人感应说明自然环境体系与人身小天地的相互关系,其为《参同契》着重吸收并且予以应用。《参同契》所言:“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同》考三才”,“人所禀躯,体本一元,元精云布,因气托初,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正体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
  二、阴阳法时理论的根基
  阴阳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古老的哲学范畴,黄钟学说对阴阳理论的影响在于: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阴阳运行规律具有时间节律性,即应和于黄钟所奠基的历法制度的自然属性——周期节律性。“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系辞上》)和“人阴阳合气应律”(《素问·针解论》)则为阴阳消长具有节律性的概括。
  前已述及黄钟体系的律吕与历法相结合的候气之说;《礼忙·月令》记载了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的理论;《淮南子》记载了各律与二十四节气相配的理论;《后汉书·律历志》记载了京房“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创六十律于灵台(汉代天文台)候气。此外,由黄钟体系的律算推演天文历算以建立相应的历法,中国历史上若干朝代的正史中均有记载,如见于《汉书》、《后汉书》、《魏书》、《晋书》、《隋志》和《宋史》均有说明乐律与历法因革、制度的志书《律历志》。故黄钟学说是中国古代历法制度的基础之一。
  黄钟学说对于《参同契》的影响,可见于律吕名称直接用于表示时间。《参同契》中一段文字:“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丞得常,临炉施条,开路正光,光耀寝进,日以益长,丑之大吕,结正低昂;仰以成泰,刚柔并隆,阴阳交接,小往大来,辐凑于寅,运而 趋时;渐历大壮,侠列卯门,榆荚堕落,还归本根,刑德相负,昼夜始分;央阴以退,阳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尘;乾健盛明,广被四邻,阳终于巳,中而相干;媚始纪绪,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千午为蕤宾,宾服于阴,阴为主人;遁去世位,收敛其精,怀德俟时,栖迟昧冥;否闭不通,萌者不生,阴伸阳诎,没阳姓名;观其权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复荣,荠麦牙蘖,因冒以生;剥烂支体,消灭其形,化熙既竭,亡失至神;道穷则反,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元远幽眇,隔阂相连,应度育种,阴阳之原。”朱熹《参同契考异》注云:“辐辏即大簇,侠列即夹钟,洗濯即姑洗,中即中吕,昧冥即林(按:即林钟),伸即申(按:即夷则),任蓄即南(按:即南吕),阂即亥,应即应钟”。同时文中列出其余的律吕名:黄钟、大吕、蕤宾;无射则以其卦名“剥”表示。这一段文字既有物候现象“榆荚堕落”,“荠麦牙蘖”等,又有地支名与律吕名配合,表明律吕名称表示一年之十二个月。这一段引文又以汉京房、孟喜提出的十二消息卦与其爻作为表象、以阴爻、阳爻的数目变化比拟与律吕名所表示的时间相应的寒暑变化态势:
  《参同契》所言“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五六三十度,度竟复更始”,更是直言不讳地指明人体阴阳消息与“钟律”反映的寒暑变化相应且具有周期节律性。类似的论述如“阴阳配日月,水火为效徵”,“四时顺宜,与气相得”,“天符有进退,诎信以应时”,“发号出令,顺阴阳节,藏器俟时,勿违卦日”,均讲阴阳法时的意义。
  三、应用广义共振原理的典范
  黄钟学说的核心是广义共振原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参同契》关于气功理论与实践的论述是应用这一原理的示范。
  《易》、《黄帝内经》均精辟地论述了人,体生物节律与时空节律同步与失同步的问题:《易,文言·乾》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故各以其类也。”《易·文言·丰》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彖·损》日:“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日:“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门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易,文言·乾》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可以说,强调人体机能节律与环境节律的同步性,就是生物医学共振论的基本原则。《参同契》中关于气功火候消息的论述则完全体现了这一原则。
  中国气功是用意念人静和调节呼吸等方法锻炼身体、防治疾病。《庄子·刻意》曰:“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颈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之战国玉班铭文:“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机春在上,地机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表明在至少二千五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气功,摸索出防治疾病、养性延命的行气规律。而《参同契》对气功的贡献在于首倡调节呼吸时吐纳升降的速度、缓急和程度要与天体日、月的运行周期相同步。
  再来推敲“八卦列布曜,运移不失中,详细精眇难觌,推度效符证。居则观其象,准拟其形容,立表以为范,占候定吉凶;发号顺时令,勿失爻动时。……动则循卦节,静则因彖辞”,“发号出讼,顺阴阳节,藏器俟时,勿违卦日”等论述,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到如下结论:一方面,“爻动时”,“卦日”指以卦爻表示时间;另一方面,“发号顺时令,勿失爻动时”,“发号出令, J顷阴阳节”则表明不同时间的卦爻中阴爻与阳爻相对数目的变化又表示该时刻运气的火候。
  《参同契》中如月体纳甲法、十二消息卦等则是对上述气功火候消息理论的实际应用。月体纳甲法被叙述为“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 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这里通过观察月亮的盈亏晦朔去判断阴阳的变化,并且以之作为周期性的时空尺度,指导气功运气的火候,每月初三为震卦,月象为新月;初八为兑卦,月象为上弦;十五为乾卦,月象为满月,此三卦阳爻数量依次增加,表示月体由新月至满月对人体的影响为阳渐盛阴渐衰,气功运气时应与月体运动同步,故应阳息阴消(息:增也),即以吸气升督为主。每月十六为巽卦,月象为初缺;二十三为艮卦,月象为下弦;三十为坤卦,月象为晦月。此三卦阴爻数量依次增加,表示月体由初缺至晦月对人体的影响为阴渐盛而阳渐衰,火候应阴息阳消,即以呼气降任为主。以上震卦、兑卦、乾卦、巽卦、艮卦与坤卦,爻象依次为三、三、三、三、三、三,既表征了月体朔望缺弦时对人体的影响,又喻示了火候之阴阳消息的演变顺序。而坎卦、离卦的爻象三、三无法用于表示阴阳消长态势,所以“故推消息,坎离没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素问·八正神明论》所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亦论述了月体活动对人体机能的周期性影响。已知由于月球的位置原因,其对地球潮汐的影响是太阳的3.25倍,故潮汐主要随月相而涨落。实验观察显示,白鼠的体温,耗氧量,周围血白细胞和红细胞计数,与同一时间相近地点的潮汐波动相关。从而表明《参同契》中关于月体活动与气功火候的同步关系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此外,《参同契》以十二消息卦表征太阳周年视运动产生的阴阳变化对人体的影响,由前述的复卦、临卦、泰卦、大壮卦、央卦、乾卦、垢卦、遁卦、否卦、观卦、剥卦和坤卦等十二卦,每一卦代表一个月,从十一月依次至次年十月。“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复卦之六爻中五阴一阳,自复卦至乾卦阳爻从一增至六,即阳渐盛而阴渐衰。“午为蕤宾,宾服于阴”,媚卦之六爻中五阳一阴,自垢卦至坤卦阴爻从一增至六,即阳渐衰而阴渐盛。在一年中,要根据十二消息卦对应的月份的阴阳盛衰情况以同步性原则掌握气功火侯的阴阳消息。
  《参同契》论及火候时明确指出:“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以及“炎火张于下,昼夜声正勤,始之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候视加谨慎,审察调寒温,周旋十二节,节尽更始元”。前一段引文中提到《易》,在《参同契》中具体的“度”就是卦爻。后一段引文中的“节”是什么?《参同契》曰:“发号出令,顺阴阳节”,“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动则循卦节,静则象彖辞”,显然,这些章句均涉及一个结论:‘:节”是表示时间的量标。这样,“参同契”再次说明卦爻表示时间以及该时刻的寒暑阴阳盛衰态势,同时气功修炼以此作为火候的尺度。
  《参同契》中多处论述如“以类相求”;“火动而炎上,水流而润下”;“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水流不炎上,火动不润下”;“同类易施功兮,非种难为巧”;“以类辅自然,物成易陶冶”,不厌其烦地阐释《易》所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故各从其类也”,无非是为了说明气功火候与环境阴阳同步性理论的依据。《参同契》记载了按照其主张的气功火候理论修炼的感受:“修之不辍休,庶气云雨行,淫淫如春泽,液液如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往上升”,达到“往来洞无极,怫怫被器中”,“颜容寝以润,骨节益坚强”的境界。如果没有气功功法的体验,是难以描述得如此生动传神也确实恰切妥贴。《参同契》警示道:“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千举必万败,欲黠反成痴”,“藏器俟时,勿违卦日,……立义设刑,当仁施德,逆之者凶,顺之者吉”,说明若不遵从火候理论时,气功修炼就会出偏:“昼夜不卧寐,晦朔未尝休,身体日疲倦,恍惚状若痴,百脉鼎沸驰,不得清澄居。”
  综上所述,中国道家气功以丹经学说立义并提出火候理论,其基本原理是调节呼吸的吐纳升降时要与时空环境阴阳消息趋势相同步,“同气相求”为这一原则的思想基础。
  结 语
  黄钟在中国文明史上的作用,《尚书》以“协时有正日,同律度量衡”概括,检视黄钟学说的要点则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文在论述中国道教气功火候理论的依据时,列举了《参同契》多处运用“以类相求”原则的内证,表明火候消息理论、天人感应与阴阳法时等观点均以黄钟原理奠基。所以,为了研究和继承道教气功的理论和实践,就不能忽视黄钟学说对其的影响。以《周易参同契》为代表的历代道教典籍中均有对人体生命运程的时相性和节律性的 认识以及应用“以类相求”、“同气相求”原则的载述,为道教气功应用黄钟学说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本文由已披梳的资料对《周易参同契》进行分析,着重说明了这一观点的存在性。参考文献: [1]宋元人《四书瓦经》第一版,北京,中国书店,1984 年 [2]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 [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 词典》,第一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 [4]何裕民《月廓盈亏对白鼠血象、体温等影响的实验观察》,中国医 药学报,1987年 (作者单位:北京航天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