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论河上公《老子》在敦煌的流传

作者：朱大星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写经品》亦云：
　　尽三洞宝藏，穷四辅玄文，具上十二相，总写流通。别者或一字一句，或卷或衷，随我本心，广写供养。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条轴，函笥藏举。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
　　皆表明抄写道经的好处，而直至唐代，雕版印刷尚未流行，故敦煌经卷多为写本。就河上本《老子》而言，S，6453、P．2599等即是其例。
　　其次，道徒因传授修习的需要而传抄河上本《老子》。P．2255《老子道德经》卷尾题记云：
　　道经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经卅四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太极左仙公序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
　　大唐天宝十载岁次辛卯正月乙酉朔廿六日庚戌，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神沙里神泉观男生清信弟子索栖岳，载三十一岁，既耳目贪于声色，身心染于荣宠，常在有欲，无由自返。伏闻老子以无极元年七月甲子日，将欲西度关，关令尹喜好乐长生，欲从明君受一言之经。老子曰：“善哉!子之问也。吾道甚深，不可妄传，生道入腹，神明皆存；百节关孔，六甲相连；徘徊身中，错综无端：胎息守中，上与天连。行之立仙，拜为真人。传不得法，殃及其身，身死名灭，下流子孙。”栖岳肉人无识，窃好不已，专志颗颐，实希奉受。今依具盟科法，赍信誓心。今诣三洞法师中岳先生马口口，求受道德五千文经，修行供养，永为身宝。断金为盟，违科犯约，幽牢长夜，不敢有言。
　　又P．2350《老子道德经》及P．2735《道德经白文》卷尾题记内容与P，2255《老子道德经》基本相同。为免重复，仅节录部分不同文字如下。P．2350云：
　　
　　……今谨(以)太岁甲寅正月庚申朔廿二日辛巳，沙州敦煌县龙勒乡常安里清信弟子李无上，年廿七岁，具依明科，诣师中岳先生张口口，受道德五千文……。
　　P．2735云：
　　……今谨以至德二载，岁次丁酉五月戊申朔十四日辛酉，敦煌郡敦煌县敦煌乡忧洽里清信弟子吴紫阳，十七岁，五月八日生，具依明科，诣师中岳先生张仙翼，先受道德五千文……。由以上文字及P．2337《三洞奉道科戒仪范》著
　　录道徒“高玄弟子”所授道经目录包括河上本《老子》可知，索栖岳、李无上、吴紫阳三位清信弟子所受经文皆为河上本《老子》，说明了河上本《老子》是敦煌道徒传授修习的重要经典，其地位是相当高的。同时，也说明通过道徒的受持修习，是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传播的重要途径。其实，河上本《老子》不仅仅是敦煌道徒而且是更大范围内道徒所受持修习的重要经典。《道藏》所收唐先天元年道土张万福撰《传授三洞经戒法篆略说》，载《道德经目》如下：
　　
　　《道德》上下二卷、《河上公注》上下二卷、《想尔泣》上下二卷、《大存图》一卷、《传仪》一卷、《朝仪》一卷、《斋仪》一卷。此太玄经所明，应受持修行。
　　又《道藏》所收《传授经戒仪注诀》载道教《太玄部》授经序次如下：
　　《太玄部》卷第一：《老君大字本道经》上；《太玄部》卷第二：《老君大字本德经》下；《太玄部》卷第三：《老君道经上道经下河上公章句》；《太玄部》卷第四：《老君德经上德经下河上公章句》；《太玄部》卷第五：《老君道经上想尔训》；《太玄部》卷第六：《老君德经下想尔训》；《太玄部》卷第七：《老君思神图注诀》；《太玄部》卷第八：《老君传授经戒仪注诀》；《太玄部》卷第九：《老君自然朝仪注诀》；《太玄部》卷第十：《老君自然斋仪》。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河上本《老子》在道徒所须授受的道教经典中均列于第二位，已充分说明了其在广大道徒心目中的地位，于此也可想见其流传之广。
　　再次，河上本《老子》也曾作为学校教材广泛流布。透过敦煌写卷，可知河上公注在唐以后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中曾占有一席之地。约在晚唐抄写的敦煌写卷P．2721《杂抄》所列书目中包括河上本《老子》，而《杂抄》“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的小型类书兼童蒙教育用书”，“其所列书目，实际上是当时敦煌地区公私学校所用基本教材，适用于农村、城市一般下层知识分子”。事实上，河上本《老子》不单是敦煌学校所用的基本教材，也是唐代官定的教科书。《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曰：
　　(国子监)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仪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以下注文)诸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宁《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旧令：《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每岁终，考其学官训导功业之多少，而为之殿最。
　　由此可知，未立唐玄宗御注《老子》前，河上公注充为国学教材。唐开元七年(719)，以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取代河上注，但玄宗《御注道德经》所用《老子》经文仍为河上本。又如P．3768《文子》、P．3592《道德真经疏》及，P．2508《南华真经》亦属于唐代官定的道教学校的教科书。据此，我们推测，敦煌地区的道教学校当然也会把河上本《老子》作为教科书。因此，以教科书的形式流布，也是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外，写经由中原地区流入敦煌地区而得以传播，可能也是河上本《老子》流传的一个渠道。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以政府颁赐道经的形式传人。特别是进入唐代以后，曾多次向地方颁赐道经。《混元圣记》卷九载唐玄宗天宝七年(748)诏：
　　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
　　又天宝元年(742)二月二十九日制曰：玄教方阙，学者宜精其《洞灵》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及两京崇玄学生，亦望各付一本。唐玄宗亲注《道德经》后，于天宝十四年(755)“分付宫观”。通过上述各种途径颁赐的道经中当亦有河上本《老子》，从而相应地在敦煌地区得以流布。除了通过颁赐道经这种形式外，另一种可能就是由道徒、商人或使者由中原携至敦煌地区。
　　
　　(三)
　　
　　敦煌《老子》写卷中，以河上本为最多。河上本《老子》数量之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在敦煌地区流传之盛。溯其原因，大体有二：
　　首先，时代风尚影响所致。自汉至唐宋，《老子》多主河上本。即使是立唐玄宗开元御注之后，实际上也是御注、河上本兼行。《新唐书·刘子玄传》云：
　　开元初，(子玄)迁左散骑常侍。尝议《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举十二条左证其谬，当以古文为正；《易》无子夏传，《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请二家兼行，惟子夏《易传》请罢。诏可。
　　此段文字已暗示河上公注在当时流传之盛，不然，子玄不会欲废河上公《注》而请行王弼《注》。但最后结果是：河上公注不但未见衰微而且大行于世。上文所言众书引述及道徒传授修习河上本《老子》，均可见河上本《老子》之风行。特别是进入唐朝以后，皇帝为抬高自己社会地位，尊老子为先祖，并竭力推行道教，至唐玄宗时达到极盛。《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条云：
　　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却称老君。至神龙元年二月四日，依旧号太上玄元皇帝。至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
　　《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开元二十九年(741)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又云：“开元二十九年五月庚戌，求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者。”《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日道举。”这种崇道风气自然也会波及到敦煌地区。虽然敦煌地区一向以儒佛占统治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及其文化和整个中原传统文化一样，在敦煌地区已有长达数百年的传播历史，早已深人人心，即使在一定时期有所衰微(如吐蕃占领时期)，却一直绵延不绝。约五百件敦煌写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而在敦煌《老子》写卷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是《老子》写卷数量众多，达数十件，且多为唐写本。二是敦煌道教写经有严格的程式规定，书写工整。如P．3725《老子道经卷上唐玄宗注》卷尾题记云“国子监学生杨献之初校，国子监大成王仙周再校。开元廿三年五月口日令史陈琛，宣德郎行主客主事专检校写书杨光乔，朝议郎行礼部员外郎上柱国高都郡开国公杨仲昌，正议大夫行礼部侍郎上柱国夏县开国男姚弈，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成纪县开国男林甫”，即表明此卷曾经过严格的三校程序，也说明对《老子》写卷的重视。从P．2380《开元廿七年写文子题记》及P．2444《洞渊神咒经卷第七》、P．2457《阅紫篆仪三年一说》、P．3233《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三卷末尾题记也可得到证明。另外也体现在有关敦煌的历史记载、文学作品、墓葬、壁画及雕塑当中。如敦煌的宗教哲学思想对戏曲的风貌、品种、审美观念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戏曲“四功五法”的表演原则就是由《道德经》中所记载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学说衍生出来的。正是因为不同时期政治、宗教、民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与人们实际需要的相互作用，河上本《老子》得以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播。
　　其次，敦煌写经虽有宫廷写本，但更多的是道观寺院及民间写本。即便是宫廷写本，也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如P．2380《开元廿七年写文子题记》云“大唐开元廿七年(739)二月一日，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说明即使是贵为皇帝的唐玄宗也受当时习俗的影响，出钱写经为宗庙及苍生祈福。而从更深层次上讲，河上本《老子》的风行与河上公注重视治身养生的思想不无关系。河上《老子注》重视开发老子思想中的修养理论和无为政治思想，一方面符合唐代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切合了普通民众的需要。正足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河上本《老子》得以大行其道。确切地说，是更流行于下层社会。因为道教徒重视的是现实利益，他们写经主要是为了禳除灾祸或祈求福祉。而为了达到禳灾求福的目的，道徒就须抄写道经。相应地，一些道教经典便得以流传，其中当然包括河上本《老子》。王明先生曰：“作为一代通儒的刘知己斥河上公注为无有，盖其昧于河上公注在历史上之位置，而疾其以养生家言解《老子》。”这是有道理的。又朱谦之先生曰：“《老子道德经》旧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种。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本与敦煌本，多古字，亦杂俚俗。同在河上本中，又有北方传本与南方传本之不同。北方本以敦煌发现之六朝写本为代表，即敦煌本。”因受历史条件所限，朱先生未能目睹更多敦煌《老子》写卷。确切地说，河上本《老子》北方传本一系当以敦煌发现之唐写本为代表。另外，迄今发现的敦煌《老子》写卷中未见王弼注本，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盖王弼注禀承魏晋崇尚空谈的玄学宗旨，重在《老子》哲学意蕴特别是玄学理论的阐释，比较符合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需要，而距离下层社会较远。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敦煌文献并结合相关材料，可知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流传甚广。这是与当时的时代风尚及河上《注》重视治身养生的思想等密切相关的。而道教徒为禳灾求福抄写或受持修习、政府颁赐以及作为学校教科书学习，是河上本《老子》传播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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