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中华道藏》出版后记
作者：张继禹
道经整理起始于六朝，至唐朝已有《开元道藏》集成，其后宋、金、元历代皆有《道藏》之纂修。现存明《道藏》之刊行流传，至今已有四、五百年。当代道教既受惠于先彦，拥有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也面临着弘扬道教精神的时代机遇和新课题。近年来，道教在宗教活动规范化以及自身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教外学术研究、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道教的理解和文化认同，也日渐深化。这种种迹象都表明，道教正处在一个复兴时代的初期。究论其所以复兴，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健康而开明的社会环境、教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而另一个潜移默化的原因，则是道教以其悠久历史所积累的人文价值资源，正适合当代社会人们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求。道教追求自然、纯朴、自我修养以及精神超越的教义，可以舒缓现代化进程中所难以避免的心灵紧张、逼仄，从而调整生活方式，丰富生活的意义。可以相信，经过教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在吸收当代社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彰显出道教内在的人文价值，必能铸造出更加恢宏的道教文化复兴，为社会民生作出符合时代新精神的伟大贡献。
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需要进行交流，展开对话，而交流和对话需要有道教参与，这是由道教自身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的。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她在国际舞台上必将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而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诚如鲁迅所说，“根柢全在道教”。毫无疑问，华夏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文化责任，要靠她自身经济发展和精神创造来完成，而精神创造必须吸收传统的滋养。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载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将成为中国承担其世界文化责任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已成为海内外社会贤达的共识，所以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的思想文化论坛上，道教都拥有其参与交流和对话的独特席位。随着研究和理解的深入，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道教对于解决文明冲突与融合问题，具有其独特优势。正如道教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她一方面拥有丰富的文化个性，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另一方面又饱含虚融通达的精神气质，站在道体大全的宇宙意识高度，吸收各种异质文化以进行不断的创新。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被史学家陈寅恪概括为“道教之真精神”。对于当代的思想文化交流，这种真精神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毋庸讳言，要推动道教走向更加恢宏的文化复兴，推动道教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参与交流和对话，参与现代社会的文明建设，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在现阶段，尤须致力于道教文化的基础建设，以厚积薄发之势，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道教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时代新课题，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为此， 中国道教协会报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华夏出版社等单位团结协作，敦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共襄盛举，对明《道藏》以及相关文献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整理，编纂成这部《中华道藏》。在此，谨再略叙编纂始末，用启来者。
一、《道藏》素称秘籍，虽荟集了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各方面资料，内容极其丰富，但由于流传未广，史料价值尚有待发掘。按照教内传统，信道本无尊卑，悟道却有先后，所以从清信弟子到三洞法师，各品阶道士研修经典，都要遵守循序渐进的规范，将进德与修业结合起来，随着自身的修持境界，求授相应的经箓，从而潜思涵咏，完养道化。这一套规范化传统，对于推动教内修持，清正道风，沙汰伪滥，确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正规途径传戒、授箓的道士，大都能谙熟本科经典，依科行持，躬履实践。但由于典籍推传未广，对于思想文化发展和精神的张扬，却不免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就教内而言，道教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气质，要求其当以开放的文化姿态打开内在相对封闭的运行体系以利于思想文化之交流，从而见贤思齐，与时俱进，并接受社会发展的检覆，从而保持常规性的文化补充和调整，融会贯通。就教外而言，一些人士或未及深明究里，对道教难免有各种猜测和误解，甚或诟病之。这种状况虽无所损益于道真，但妨碍了对于《道藏》之文献资料的开发利用，也妨碍了对于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深切理解。正如许多学者明确意识到的那样，不发掘《道藏》之秘籍并对道教文化展开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图景，对于中国文化发展之内在机制、根本精神的认识，也很难达到应有的深度。这些制约因素，在社会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代，日益严重地凸现出来。相应地，向全社会开放《道藏》之秘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构道教文化的开放体系，也就势在必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整理点校道藏经典，编纂为《中华道藏》公开出版发行，并将继续收集编纂明清以来的全部道典，作为《中华道藏》之续编。
二、《道教》又被公认为是难懂的古典，其所以难懂，首先是因为《道藏》的分类、经目、体例等，都与道教的信仰体系以及经教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倘若了解了道教的信仰体系及经教体系，则于其分类、经目、体例等，皆一目了然，于其措置未当之处，亦自能甄辨鉴别，反之，则不得其门而入，如坠五里烟云。道教经典，历来就有三洞四辅之分，合称七部。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属三清道祖所演说，洞真部经目多称“元始”或“元始天尊”，如《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元始天尊说得道了身经》等等；洞玄部经目，依常例多标识为“洞玄灵宝”，如《洞玄灵宝九天生神章经》、《洞玄灵宝道要经》等等；洞神部经目，则每称“太上”或“太上老君”，如《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太上内丹守一真定经》等等。在道教史上，经目既标识每部经典在三清信仰体系及三洞经教体系中的归属，也表明道士传度授经之系统。三洞又各分为十二部，如三清所说经典称“本文”，诠释“本文”的注疏称“玉诀”等等，亦自有其体例。四辅为三洞之羽翼，即太清辅洞神，太平辅洞玄、太玄辅洞真、正一总括诸部，是对经教体系的归纳。这一套体系结构，南北朝时便已形成，既代表了道教之信仰及经教的整体性，也是道教对各新生道派进行文化整合的基本框架，所以历代相沿弗革，直至明《正统道藏》。但另一方面，由于道教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每一个时代的玄门法嗣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南北朝以后所出经书文论实际上比此前更丰富，所以将七部体例应用于图书分类，又有诸多不便之处。南北朝末编纂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便创制出新体例，即“义类品例四十九科”，凡二百八十八品。北宋张君房采撷《大宋天宫宝藏》之精华编辑道教类书，既遵七部之制，故题其书曰《云笈七签》，又于书内分出三十六部类，以类相从，汇集成编。是则如何既遵循七部体例，又根据后出道书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分类调整，是编纂《道藏》时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此次编纂《中华道藏》，在遵奉道教信仰体系、经教体系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当代道教研究的成果，对全藏经书重新分类，合成七部，即三洞真经、四辅真经、道教论集、道法众术、道教科仪、仙传道史、目录索引。每部经目，所道派流系及可考时间依次排列，派系及时间未明者依义旨相类从，庶几纲目清朗，便于查阅，也为教理、道派、众术、科仪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奠定可资参考的公共平台。编纂体例及分类方案，由编委会邀集专家学者反复讨论而拟定，经由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会最终审定，是道教界与学术界携手合作的成果。
三、明正、续《道藏》资料来源不一，部分经书出于宋元《道藏》，具有甚高的版本和文献价值，但也有部分经书出于民间抄本，其中既保存了为数不少的残卷、佚文，也存在错页、文字讹识破等各种问题；正、续《道藏》之外，又有诸多考古发现、金石资料、敦煌道经等等。《中华道藏》既系统整理这些资料，就有必要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进行校勘。这是一项专业要求很高的工作，既要符合古籍整理之常规，又须兼顾道教典籍之特例，如云篆符图等文献，依道教传统须保存“真迹”，所以《中华道藏》采用电脑扫描技术单独处理，唯清除木刻本墨点，俾存古人之旧。至于明版《道藏》之残卷及誊抄刻版之讹误，则援用敦煌道经等资料予以合校，既使一些重要典籍略成完帙，如《太玄真一本际经》、唐道士李荣《道德真经注》等等，更增补了部分明正、续《道藏》未收录的重要经书，如《老子想尔注》、葛洪《神仙传》、范应元《道德经古本集注》等等，校正了诸多道经的文字讹误 。校勘整理凡例，俱详《叙录》。需要说明的是，编委会虽对各种稿件反复审查，其中一些稿件甚至经过返工或大量加工，但由于卷帙浩繁，而且是首次对道教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和标点排版，所以纰缪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指教，以俟后期修教，以俟后期修正。
《中华道藏》之出版发行，这是道教史和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道藏经籍的又一次全面整理和首次向全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反思五百年前，明朝廷虽然斥资刊刻《道藏》，但又在赐经诏书中勒令所在宫观道士“务须祗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古今时代不同，对于知识的态度也有封闭与开放之异，而道教对于知识的态度，质而言之更符合现代精神。《太平经》说：“书之为法，著也，明也。天下共以记事，当共所行也，可以记天下人之文章也。故文书者，天下人所当共读也，不为一人单独孤生也。故天下共以记凡事也，圣人共以记天地文理，贤者用记圣人之文辞。凡人所当学而共读之，乃后得其意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藏》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文明，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共同创造，这不仅是道教界，同时也是整个华夏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道藏》的整理编修与公开出版，只是我们对于社会惠泽的应有回报。可以相信，由社会各界共同发掘《道藏》文献之价值，正是推动道教与现代文明相适应、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道教伴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序曲。
《中华道藏》之刊成，得益于国家宗教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及有关方面的支持，得益于教内外大德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也是组织单位和所有参与者积极推动、共同努力、精心耕耘的结果，功德无量！福生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