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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上）
作者：李养正
远在我国上古的商、周时代，统治者决断国家大事，比如战争和有关农、牧生产等方面的事务，皆事先举行祭祀，向天神求示意旨，预测吉凶祸福，吉则行之，凶则止之。那时人们认为龟有沟通天神的灵性，便取龟腹部的骨板，先在骨板上钻孔，然后放在火上烤，由职掌此事的“太卜”审视龟板上出现的裂纹，揣度裂纹显示的神意，认定吉凶。这种宗教行为，相传叫作“龟卜”，殷商处畜牧时代，多行此法。还有一种预测的方法，相传叫作“占筮”，即那时人们也认为田野生长的蓍草具有可沟通神意的灵性，取蓍草五十根，扐一根于指间而用四十九根，经十八次分衍的数目变化，以数的奇、偶得出八卦的形象，然后由掌管占筮者推断吉凶，此法在今存《周易·系辞》中有记载，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与宋朱熹《周易本义·筮仪》，皆对此有所论述。占筮较龟卜晚出，周人多行之。这两种卜筮法，古人有只用其一的，也有两法皆用的，《周礼·春官》中便记载：“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古太卜、太史在每次庄严、神圣地卜筮之后，皆将卜兆、卦象以及其应验后果纪录下来，这便是所谓的卜辞和筮辞。及至年终，太卜太史便加以整理，择其灵验者作推理和文字方面的加工，然后藏贮府库留作以后在卜、筮后判断吉凶的根据。这便称作卦辞和爻辞。它便是后世“易学”的最原始、最基本的资料，也就是后人所称《周易》中的古经文部分，亦即原本《易经》。此古经文，虽然记录了一些片断的上古史情况，但它乃是卜筮之辞的汇集，不能目为专门的史书；它虽历经太史精心的文字加工，但它也究竟不能目为文学著作；它虽然潜藏着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的客观真理，但它犹呈蒙昧、混沌状态，无清晰思路与明显的哲学理念，故也不能归属于古典哲学典籍。实事求是地说，它的最本质的内涵便是对天帝鬼神的宗教信仰，故而我认为《易》古经文，是我国最为古老的宗教文化典籍。
从《易经》（指古经文）产生的时间来说，《汉书·艺文志》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说“伏羲画八卦”，不过是抬出伏羲氏作为畜牧时代的象征性代表人物；说文王作“辞”，不过是奉周文王为周代的圣人，以圣人为撰辞者，则使它更臻神圣、尊高。《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乃属后世儒家的揣测。当代著名学者朱伯崑教授在所著《易学哲学史》第一编《先秦时期》中认为：“‘五四’运动后，新史学兴起，学术界普遍认为《周易》中的经文部分，即汉人所说的《易经》，非文王周公所作。主要证据是，卦爻辞中讲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的出于文王周公之后。如晋卦卦辞曰：‘康侯用钖马蕃庶，昼日三接。’旧注或以康侯为美侯，或为安定诸侯，都不指具体的人。近人顾颉刚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指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周武王之弟，称康叔，其事迹在武王之后，从而认为卦辞非文王所作；断定《周易》成于西周初叶。此是近人研究《周易》的一大贡献。”接着并论证《周易》中的古经文，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陆续形成的，卦爻辞的形成同周王朝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古经文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者。”
西周初叶，约当公元前十一世纪，大致三百三十年后历史才进入春秋时代。难道还能举出比《易》古经文更堪作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古老源头的文字古籍吗？可以说，没有。
二、使《易经》进入哲学大雅之堂的哲圣是老子
在《易》古经文产生之后，正式拉开我国传统哲学序幕的典籍，是《五千言》（即《道德经》），作者老子。如同第一线旭光射进了尚处在晨雾迷濛的大地。《史记》卷六十一《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他被后人誉为我国传统哲学的开山哲圣；《老子五千文》被哲学史研究者目为我国传统哲学最早的冒出地面的源头。
古《易》为商周之际的占筮纪要资料，《老子五千文》一书是春秋时代的哲学著作，两者被后世思想史研究者一并目为我国传统哲学的渊源。究竟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思想联系？又为什么两者能沟联、汇合流淌而扩展为壮阔、深邃的哲学大河？
老子是管理东周国家守藏成编简牍（记事著书的竹片和木片）库室的史官，他厮守着这些简牍，自然可以随意去翻阅这些简牍，更是他作为史官，必然更为重视和常用那些过去的占筮史料，而这些占筮纪录构成的《易》古经文，表露了上古时代自然变易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历史片断情况，也保存了古卜史们的一些片断的思想理念性的资料。这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那些由占筮分衍的奇、偶数组成的卦象、爻象，代替了可直观的具体事物的形式表象，而这些表象又进而变成了含蓄一定事理的抽象意象，成为供思索的素材；那些简练、古奥的卦辞与爻辞，字字珠玑，比类寓意，多借此喻彼，寓深于简，有着启迪和驱动智慧者钻凿推求的魅力，促使智者推理运思于广阔的哲理空间，从而取得更深沉和有新意的观点与理论。老子这样一位以察古鉴今、究天人之际为职守的史官、思想家便是从不断的运思体悟中，吸取《易》古经文中象数、义理的思想资料，提炼、深化，并摄融广泛社会思想资料，成就出他伟大的哲著《老子五千文》，从而创始道家哲学流派的。可以说《老》源于《易》，或者说是老子引《易》入“道”，也可以说是老子使《易》古经文经发掘、发挥、弘光而进入了哲学的殿堂。
何以见得《易》、《老子》之间的发展脉络是这样的呢？这就要求我们求证出《易》古经文与《老子》之间在所涉义理范畴与思想观念上的实质性联系，也可以说是要求具体实证两者之间传与承和源与流的关系。这个问题，古人已经有所论及，如汉代扬雄《太玄赋》中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西晋裴顾《崇有论》中说：“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宋末元初全真道李道纯（丹道中派之祖）《中和集》卷一《易象》中也曾说：“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当代著名学者朱伯崑所著《易学哲学史·前言》中提到：我国古代哲学，就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料说，影响深远的有四种类型：《周易》（古经文）、《四书》、《老庄》、佛教典籍。指出《周易》（古经文）的影响遍及我国哲学诸流派，“如魏晋玄学和道家哲学同易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不研究易学哲学，对玄学的形成与演变，对道教的炼丹理论都难以作出正确的评论。”又在该书《春秋战国时代的易说》中谓：“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发展了春秋时代的阴阳说，以阴阳为哲学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性质。”北京大学李中华教授撰《老子与周易古经之关系》（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期）一文中说：“发挥《易》之哲学者，盖非老子莫属。从表面看，《老子》与《周易》古经没有太多的联系，《老子》一书亦同《墨子》、《孟子》一样，对《易》只字不提。但当我们判断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时，应舍弃表面上的联系而注重其内在的精神本质的联系。”又说：“《周易》古经对《老子》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扬雄、裴顾所论，属卦爻辞及字义的启示；一类则属前人未曾论及的卦爻象或易象的启示。”我以为他们的见识都是明晰而确切的。笔者赞同上述意见。这里沿循其思路旨趣，就义理范畴，简要申述《易》古经文对老子建构以“道”为核心的哲理体系的深刻影响：
（一）老子将对立的奇（硏）、偶（）爻象与对立的“”、“”卦象，同自然界的气候“寒”、“暑”，昼夜的“明”、“暗”、物性的“刚”、“柔”，人性的“男”、“女”，人事的“吉”、“凶”等对立的现象与事物相沟通，借用上古以背日为“阴”、向日为“阳”的对立观念，提出了宇宙普遍存在“阴”与“阳”两种对立的基本属性的概念。认为，正如卦、爻象的变易表明事物的变易一样，“阴”与“阳”的对立、交感、消长、相互推移，是引发宇宙万物变易的根本因由。这种阴阳之间的消长变易，受支配于一种 “周而复始”、 “周行不殆”的自然法则。这个法则便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这便拉开了我国古典哲学的序幕。自然与人事如同蕴藏有金属元素的矿床，只有经过对矿石的发掘、提炼才能成为金属。《易》古经文犹如矿床，老子便是开采者和冶炼者。“道”字，据《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从从。一达之道。”意为人行之路。先秦文献多处使用“道”字，但喻意不一。或喻为“道路”，《论语·阳货》：“道听而涂说”。或喻为“主张”，《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或喻为“方向”，《左传·定公五年》：“吾未知吴道”。或喻为“从”、“由”，《礼记·礼器》：“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或喻为“治理”，《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或喻为“先导”、“疏导”《左传·隐公五年》：“请君释憾于宋，敞邑为道”。保存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一些重要史料的《尚书》也使用过“道”字，亦未见哲学含意。在哲学领域最早提出具有宇宙万物本原的“道”概念的便是老子。《老子》多处为他提出的“道”概念下了既明晰却又微妙的定义，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寂兮冥兮，其中有精。”（第二十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还说：“其上不，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总之，“道”是一种非人可感受而知的非物质性实体，却又是先天地而生、循环运动不停、绝对存在的宇宙“本原”。
（二）老子的“道”本原概念，来之对自然天道的体悟，或者说，是他发觉了本来就是宇宙间运动着的一种自在而然的力量；没有任何超越阴阳变易的力量推动宇宙万物的演变，更非鬼神有支配天道与人事的权威。“道法自然”的理念牵引着老子的思维，他摆脱了占筮行为“与鬼为谋”和“向神求示”的束缚，淡漠了远古的鬼神崇拜，解除了心灵上无形枷锁，发出了“道法自然”、“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呼声。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突破?选也可以说是向上古宗法信仰挑战的我国传统无神论的最早的信息。
正是哲圣老子，使《易》古经文蕴藏的哲理因素得以显现而曝光。正是哲圣老子，使对天道、人事以及世界观的探究走上理性思维的道路，而弃置了那些甲骨与蓍草的尊严与权威?选
（三）以“道”本原为基础，以“阴”、“阳”对立统一之理念为支柱，老子架构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当时这种崭新思想理论的产生，便同《易》古经有不可抹煞的内在思想关联。考“阴”、“阳”概念，上古商周时已有之，甲骨文中已铭记，先秦古文献亦每有提及。《商周金文录遗·伯子 铭》记载：“伯子父，作为征 ，其阴其阳，以征以行。”《诗·大雅·公刘》：“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大雅·皇矣》：“度其鲜原，居岐之阳。”《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诗·邶风·终风》：“曀曀其阴。”《左传》僖公十六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退而告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昭公元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硔寒疾，阳浮热疾”。《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日过分（春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国语·周语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小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越语下》：“天道皇皇，明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又《说文通训定声》：“（古阴字）者见云不见日，易者云开而见日。”总之，“阴”、“阳”，皆指的是两种相反的自然现象与地理位置。老子则摭取这两种喻意相反的“阴”、“阳”观念，来概括自然、人事所有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包括“”、“”、“硏”、“”奇偶数象）的思想内涵，又借用“硏”、“”爻象以作这种思想理念的象征性符号。老子又从《易》古经中发觉卦、爻象的不断渐次消长变易，彼消则此长、彼长则此消的变化，引起一定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运动发展，不断产生事物不停止的连续演变。这既对立斗争又紧密相关联的“阴”、“阳”消长、交感、推移、转化的运动过程，表明这就是宇宙普遍存在的一种推动变易的原动力与法则。因此，我们说，最早受《易》的启迪而将“阴”、“阳”观念引入哲学领域的是老子，他以史官的智慧和哲人的视角，弃置《易》古经符号而撷取其内在含蓄的思想因素，建构出道家宇宙生成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说的“有”即“阴阳之气”，“无”即恍惚、窈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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