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中国古代小说视野中的民众“仙界”观念

作者:苟 波




  道教创立后,在汲取古代神话传说及民间信仰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神仙境界系统,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仙境”的观念早在道教之前就存在。虽然道教产生后在汲取“仙境”传说基础上形成了宗教色彩更浓的神仙境界理论,但“仙境”本身并非是一个纯宗教范畴。从最早的乐园神话开始,“仙境”就是中国先民集体意识中和谐富裕、平和安乐生活的象征,是中国人理想生活的一个缩影以及隐蔽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一个美好梦想。
  道教在先民原有的“仙境”思想的基础,又构造了自己的神仙谱系。道教认为,神仙有不同等级,居于不同的仙境,《太平经》分神仙为六等,分治不同境界。东晋道士葛洪也认为神仙有不同等级,生活于不同空间:“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 根据这种神仙分等级,分治不同仙境的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道教仙境说将仙境分为三大系统,即天上仙境、海中仙山和地上洞天福地。这种观念将“求仙”的重点置于“长生不死”的宗教追求。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另个一种趋势:民众的宗教意识和世俗化的宗教观念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道教的“仙境”思想。并且,随着道教的传播,这种民众的“仙境”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展。在通俗小说这种最能真实体现民众意识的文学体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发现这种“仙境”思想存在的痕迹,以及它与我们在前面提及的上层道教的“仙境”思想是如何的不同。
  在中国早期小说中,仙界也常常是富裕和美好生活的象征。《列仙传·邗子》就展现了一个神话式的“仙界”。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时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随行。十余宿行,数百里,上出山头,上有台殿宫府,青松树森然,仙吏侍卫甚严。”
  这个东汉《列仙传》故事中的“仙境”还保留着早期神话传说中仙境故事的一些痕迹,如仙境与凡人之居还有相当距离,“十余宿行”才能达到,仍是相对独立的世界。而故事关于仙境的描绘,如“上有台殿宫府,青松森然,仙吏侍卫甚严”,让人想起古代传说中“黄金白银为宫阙”,“台观皆金石”,“上有仙人宫室”的仙界。
  在关于周穆王访问西王母的故事中,后者所居之昆仑在神话中本来就是盛产金玉的富裕之地。因此,在后来的小说中,昆仑仙界也当然成为富贵的象征。《仙传拾遗》就借周穆王访问西王母的情节,展现了仙界之景象:
  “王造昆仑时,饮蜂山石髓,食玉树之实;又登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飞灵冲天之道,而亦迹托形者,盖所以示民有终耳。况其饮琬琰之膏,进甜雪之味,素莲黑枣,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长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宫,相与升云而去。”
  正因为“仙境”在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乃是宝贵和豪华生活的象征,道教产生后,除了进一步强化这个概念中的“长生不死”的宗教涵义外,也把这个概念中原有的世俗意义保留了下来。所以,不少道经在谈到“仙境”时,都大肆渲染其华丽和富贵,以及生活于其间的神仙悠闲自得的生活。道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卷上,就对天上仙景有大量描绘,称这儿“白玉为京,黄金为阙,七宝玄苑大光明殿具光明座,幢节硏盖,异宝奇花,偏布是处”,“钧天妙乐,随光旋转,自然振声。又复见鸾啸凤唱,飞舞应节,龙戏麟盘,翔舞天端。诸天宝花零乱散落,偏满道路。”而天上仙真,则是自由自在,出入美景,悠然自得:“十方来众并乘五色琼轮,琅舆碧辇,九色玄龙,十绝羽盖,麟舞凤唱,啸歌邕邕。灵妃散花,金童扬烟,谣洞章,浮空而来。”显然,天界景色的华丽,以及仙人们的舒适自由的生活,皆是道教对天界进行描绘时所突出和强调的内容。
  相对而言,这种直接传承于古代神话,反映了民众世俗生活理想的“仙境”观念更多的代表了一般下层民众的趣味。比起“仙境”中追求“长生不死”和复杂的仙官等级次序等内容来,这类思想显然具有更多的世俗性和民众特征。
  这种世俗性和民众特征的“仙境”观念还在另外一些细节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我们还可以在这种“仙境”观念中发现一些非常感观主义的成分,比如对“美食”、“美色”的向往和追求。显然,这类成分是后来的主流道教以及上层知识分子竭力排斥的。
  在中国较早的“访仙”小说中,凡人,最常见的是贫困的单身男子,在意外地闯入仙界后,往往是既受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见的美食款待,又有美丽而大胆的仙女相伴。
  《幽明录·刘晨阮肇》所记载的仙境位于大山之中,但仙人的生活却相当舒适、富裕。这种富裕与传统道经所渲染的仙境与仙人生活相比,具有很浓的现实色彩。可以想像,这种生活乃是作者生活时代上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其家铜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
  在《太平广记》之《神仙第一·王可交》中,凡人王可交于江边捕鱼时遇七位仙人乘花舫游乐,得以见识神仙生活:
  “一道士令总角引可交上舫,见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盘酒器果子,皆莹彻有光,可交莫识。又有女妓十余人悉持乐器。可交远立于筵未,遍拜,七人共视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于凡贱,眉间已炙破矣。’一人曰:‘与酒吃。’侍者泻酒,而尊中酒三泻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灵物,必得入口,当换其骨。泻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与栗吃。’俄一人于筵上取二栗,付侍者与可交,令便吃。视之,其栗青赤,光如枣,长二寸许,啮之有皮,非人间之栗,肉脆而甘如饴,久之食方尽。”
  除了其中关于三泻酒不出,以及异于人间所见的仙栗情节外,这个故事中王可交所见的仙人生活与常人心目中上层社会的宴乐情形无异。在这里,作者描写的仙人生活,实为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也是普通人对富裕生活的一种切实理解。
  相比之下,《游仙窟》的故事中凡人所见的仙人生活最为豪华,排场,非凡人可以想像。但与道经对神仙境界和仙人生活的描绘相比,这个故事中仙境和仙人生活已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既没仙官仙史、仙女仙童,也没有灵兽异花和啸歌妙乐。小说所渲染的,就是仙人生活的富裕、繁华、排场,而究其所列,又无不出人间奇珍异宝,佳馔美酒。如小说中女仙与男主人公饮酒一节,作者详列各种下酒之佳馔:
  “少时,桂心将下酒物来: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俎,……。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这份清单列举奇珍佳肴,用以渲染仙人生活的繁华、富有。但其中各项,皆是人间可以览得之精品。可见,作者仍是在以世俗生活中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为依据来想像仙人生活,来构想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状态。不难想像,这类小说中作者对神仙景象与仙人生活的设想虽起源于道教,并以道教的仙境说和道经对仙人生活的描述为蓝本,但从实际内容看,小说中的仙景和仙人生活已很少体现出原有的宗教印痕,而是完完全全地世俗化、现实化了。
  这类反映仙界的豪华和奢侈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初期被大量地创作出来。从小说产生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状况来看,小说渲染的这种奢侈生活方式在当时的上层贵族中应该是较为普遍的。比如王可交故事中所见的游舫宴乐,就在当时的上层文人中颇为流行。所以说,以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奢侈生活为基础来构筑神仙世界的场景,用来代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方式的应该是在当时社会中无缘真正享受这类生活的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
  王嘉的《拾遗记》中。此书卷十中介绍的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等神山仙岛,皆是道教“洞天福地”中所列的神仙境界。结合道教洞天福地观念形成于晋代的事实以及小说对这八座神山的具体介绍,《拾遗记》对神山的描写当为道教新的“仙境”说渗透、改造传统仙境说过程中的产物。小说在对“洞庭山”的介绍中,涉及到了凡人游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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