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从教化对象看马丹阳的传教特点

作者:赵改萍 侯会明




  马钰(1123-1183),山东宁海人,初名从义,字宜甫,入全真道后,更名为钰,字玄宝,号丹阳子,小字山侗。王重阳的大弟子,全真教第二代教主,创立全真教遇仙派。丹阳的著作主要有诗词集——《渐悟集》、《洞玄金玉集》、《丹阳神光灿》。他既是一位宗教家,也是一位布道者、教化家。一生中,从学道、得道到布道的教化活动为全真教的创立、巩固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教化经验。
  中国古代的儒家教育从孔子到唐代之韩愈均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教育对象所囊括的范围也相应受到限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贫富,人人都可入学受教,把受教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但仍提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董仲舒明确将人性分为三个等级,有“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和“圣人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将具有“中民之性”的人作为教育的主要对象,韩愈提出“性三品”理论,“性之品有三”,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下品之人虽教亦恶。而中品之人是教育的重点。“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按照这种理论,只有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可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被统治阶级则被剥夺了受这种教育的权利。
  马丹阳的教化对象是社会全体民众,具有普及性、广泛性和平等性的特点。他说:“玄言补益十方人,全戒腥羟分戒辛”。又言:“学道专一,则人人可以为仙,不同世俗之进取有黜落也”。丹阳认为,人人可以学道,而且只要用心专一,人人都可成仙,没有世俗儒家科举制的淘汰与黜落。学道比学儒简单易行,而且都能有所成功,学道自然比学儒更有优势。这就打破了少数人垄断的受教化权、成仙资格,把成仙的希望给予一切虔诚修真的教徒信众。从而扩大了全真教传播的社会基础,使社会上的所有成员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何种职业,无论地位高低,资质贤愚,年龄大小,男女老幼,都可受全真道的教化,都可长生仙寿,成为“神仙”。
  丹阳的道教教化从总体上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上层统治者,第二个层面为中下层群众,第三个层面为全真教门徒弟子。
  马丹阳掌教期间,仍属全真教初创巩固阶段。与上层统治者接触较少,与最高统治者也未建立联系,但马丹阳对当时的一些官僚差佐也有零星教化。他的诗词集中留有一些对官僚的劝化诗,例如《赠朱官人张书表》、《赠醴泉吴郎中》、《赠道友徐司判》、《赠李官人》、《赠风翔酒郎中》、《和庐知县韵》、《赠户县仵解元》、《和岐山岐阳镇赵殿试》、《赠武陟县薛押司》、《继登州仓使韵》、《继登州祝同监韵》、《和京兆府杨学录诗》、《和司竹监使刘公》、《和陇州都目郑承德》、《和平凉府户判耿朝列》、《和县尉王武略》等。这些劝化诗词中涉及到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包括:知县、郎中、司判、法司、都监、押司、仓使、学录、同监、都目、司竹监使、户判和解元、殿试等。这些官员大都属于中下级官僚,最高级别的是知县,大多是一些僚佐或只有荣誉头衔的知识分子。
  宦海沉浮之官僚一旦涉足官场中,多会被名利控制,追名逐利,患得患失,甚至失去自我,而沉溺于名利的角逐之中。官场得意则如沐春风,忘乎所以;一朝失意则痛不堪言、悲愤万状。名利为官僚痴迷之物,因此,马丹阳主要是劝官吏识破名利的虚浮不实、短暂无常,弃名利枷锁,断妻儿束缚,离家庭樊笼,追求“神仙”逍遥快乐的生活。丹阳劝化宁海孙公执殿试说:“愿公早早心明,休要奔波逐利名。”劝武陟县薛押司说:“猛悟心无火院担,麻衣体挂胜罗衫。保持清净无为理,精气神收宝结三。”劝京兆刘法司“抽身急避金枷累,发志勤修玉洞春。”丹阳将家庭比作火院、火坑,将官场和名利比作金枷,将官场中人视为酒醉人,意在使其猛悟人生,潜心向道。京兆有一周通检,是官场浮沉的典型,十年间由高官富户至破落无着,丹阳以其人生经历劝其入道,“周官人,家豪富,长安通检,最为上户。十年间,兴废何如,无扎锥去处。叹利名,不坚固,使我灰心,转生开悟。行大道,一志无移,修不平不去”。马丹阳还针对儒生士子汲汲于科举功名提出异议,《赠京兆杨学正》曰:“择术立身法,无过志读书。读书便及第,争奈忒名虚。不若搜玄趣,修完大药炉。功成超达去,跨鹤赴仙都”。丹阳认为,择术立身,志于读书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读书的出路惟有科举功名,这又是空虚一场,不如学道修仙,求得生命永恒,更有意义。
  马丹阳还特别注重对知识分子的教化。他的弟子中有非常著名的“玄门十解元”。大量知识分子加入全真教,成为全真教的骨干力量,提升了全真教文化水平和成员的集体素质,有利于全真教思想理论的完善和进一步弘扬。
  对于准官僚的知识分子,马丹阳主要是劝化他们舍弃对富贵名利、科举及第的追逐,参透现实人生的虚无短暂。他说:“奉劝书生,早悟浮生,舍荣华,物外游行。无思无虑,无爱无憎。便纵闲心,寻霞友,访云朋。常处常真,常净常清。做修炼,自是灵明。”《赠华亭十殿试》中奉劝陕西华亭的十位殿试说:“十个吾侪,尽皆文俊。劝诸公,名利灰心,早修完性命。”(11)因马丹阳早年曾投生儒业,参加科举,所以将十位殿试视为“吾侪”,即相同类型的人。如此现身说法,进行劝化,贴近了双方的距离,更容易取得效果。丹阳倡导士人仿效“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的陶渊明,过一种隐居恬淡的田园生活,进而清净参道,修炼神仙。他说:“名缰相引,别离登州,远来积石时秋。……好学渊明解职,效海蟾纳印,慷慨云游。相继神翁决裂,物外真修。”(12)丹阳主张不仅学习陶渊明解职归隐的精神,而且要学习刘海蟾纳印云游,入道修真。
  丹阳赠予官僚文士的诗词多集中于《洞玄金玉集》、《丹阳神光灿》等后期的作品,而在早期入道诗词作品——《渐悟集》中较少见。可见,他对官僚文士的教化多在后期。后期与社会中上层开始接触,也证明其影响的日渐扩大,但教化的重心始终都在社会中下层。
  这些官僚和准官僚的知识分子信徒,由于是中下层统治者,并未给予全真教太大的资助和眷顾,最初面对全真教时,心存疑虑,甚至进行诘难阻挠。例如马丹阳自述说:“余在终南太平宫,会京兆府运副陈公,同众官一时以诗相困,予走笔应和。”(13)又言:“修真劝善遭官难”(14),“虢州靖远镇,并京兆府及甘河镇先已三次遭魔”(15)。因此,当时全真教的社会影响主要在社会中下层的一般民众之中,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中。
  马丹阳教化对象的第二个层面是中下层群众,是教化的主要对象,也是全真教发展的坚实基础。丹阳明确称呼这类对象为道众、道友或信众,这部分群众的身份非常复杂,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有农民、渔民;有手工业者,如陶工、瓦工、伞工、乐器工、染匠、铁匠、药师、厨师、乐师;商人等等。马丹阳非常同情这些中下层民众生活的艰幸和困苦,并因人因事,随机设教,使民众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悲惨和苦难,乃是人生现实生活的本质,人人如此,使民众不满与焦虑的心情得到一定慰藉,他进而指出解脱苦难的方法,即割弃现实生活中的攀缘爱念,修道悟真。丹阳在中下层群众中的传教效果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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