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苏轼的仙气

作者:陈德武




  千古名篇《前赤壁赋》中写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好道,对神仙道教充满了无限向往,希求进入神仙境界直言不讳。《留题仙都观》吟道:“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学仙度世岂无人,餐霞绝粒长辛苦。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行。”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乐意登上神仙境界。正如《左庵词话》中的评价,“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读苏轼的作品,我们确实感到仙气缥缈,如风如雾,与长歌曼韵相伴。那么,苏轼作品中的仙气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成长历程分不开。苏轼与道教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北宋时期道教盛行。宋真宗更是信奉道教,因此,当时天下信奉道教的士人很多。据记载,苏轼的父亲就信奉道教,在苏轼出生前后,苏洵曾到道观里祈子和谢恩。早在苏轼启蒙时期,便受到道教的熏陶,仙溪傅藻所编《东坡纪年录》载,庆历三年癸未(1043),年仅八岁的苏轼入小学,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后来,苏轼写了《众妙堂》一诗表达自己对那位头戴道冠的老师的深厚感情:
  湛然无观古真人,
  我独观此众妙门。
  夫物芸芸各归根,
  妙中得一道乃存。
  道人晨起开东轩,
  趺座一醉扶桑暾。
  余光照我玻璃杯,
  倒射窗几清而温。
  欲收月魄餐日魂,
  我自日月谁使吞。
  苏轼在该诗题下自记云:“眉山道士张简易,教小学,常百人,予从之三年。谪居南海,以日,梦至七处,其徒诵《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余曰:‘妙一而已,容可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苏轼在贬谪南海时梦见启蒙老师张易简道士,这当然与当时的压抑心情有关,但也留下了儿时受到道士深刻影响的痕迹。在梦里,作者返回到孩提时的天真境地,他好奇多思,表现出自己对老子“重玄”之妙的强烈探索兴趣。他梦中看见张易简的徒弟诵《道德经》,这正是他儿时习诵《道德经》的一种记忆变形。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文中曾谈到东坡年轻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阅读《庄子》时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他的道论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广成子解》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广成子解》是苏轼对《庄子·在宥》篇中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一段的解释,代表了苏轼对庄子道论的基本看法。如《庄子》原文: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观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苏解:道固有是也。然自是为之,则道不成。苏轼是从道家和道教的双重视角来解释此文的。《庄子》的原文是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至道的精华,想以此来调理阴阳,助长五谷,养活人民。苏轼认为,道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的,但带着这样的目的来求道,那是南辕北辙。因为道必须无为而至,无心而求,道的运行也完全是无心的自然,调理阴阳,助长五谷,养活人民,其用虽大,但仍然是有心为之,所以不能成道。苏轼在其诗文中阐述了以无为道和道贯万物的思想,如在《墨花》诗中说:“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缥缈形才具,扶疏态自完。”苏轼认为:造物(道)不是一种具体存在的事物,所以在生成任何事物时都是不困难的,即使是一朵小花“缥缈形才具”,其形态已“自完”,即显示了道的存在。又如《次荆公韵四绝》中说:“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就更是说深林明月,水流花开的自然运行完全是无心的,道是不可见闻而又无处不在的。“以无为道”和“道贯万物”的思想在《庄子》中有明确的论述,《天地篇》中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在《知北游》中说:“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己。”可见苏轼强调造物无为,道亦无为,造物即自然,道亦即自然,造物无为而无不为,道无处存在而又无处不存在的思想主要是来自《庄子》。
  苏轼在人生风雨几经坎坷,政坛宦海几度浮沉,身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总感觉出一种欲进不能,而欲退也不成的深沉苦恼;一种面对现实企图超脱而又无法真正超脱的感伤情绪;一种对人生试图解脱而事实上不可能完全解脱的怅惘心理,在道教的处世哲学中寻找到了答案。苏轼在《宿九仙山》一诗中吟道:“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馀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力图通过神仙境界的描绘,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鹊桥仙·七夕》一词中,将缑山仙人传说与牛郎织女传说结合起来,以银河之微浪象征行程之艰难。苏轼在各个贬所,常借道教思想作为精神武器,超脱尘世,日与田父野老纵酒遨游,过着“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卢山次韵章传道》)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放逸生活。苏轼被贬黄州时,政治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生活的窘迫也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但他的处世态度却很坦然。《定风波》词小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中写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既不为风雨忧惧,也不因晴明而欣喜,不回避挫折,也不为顺利而陶醉,一副超脱自我以忘身的形象。他在黄州时还作有《哨遍》一词,此末道:“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在苏轼看来,人的命运就像一片落叶、一片花瓣,随水漂移,不能自主。或在溪水潴流处停住,就此了却一生;或遇潮汐汇入江河,海阔天空。因此不必认真计较得失。他的这种处世态度在《前赤壁赋》中表现的最为集中: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轼从眼前的水、月生发开去,论如果从变的角度看,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任何宇宙万物一样都是恒久的。从这样理性的高度去认识人世间的荣辱、进退、得丧之间的差异和等一,人也就得到了哲学意义上的解脱。既然得丧、祸福、贵贱都一样,那么自己的屡遭贬斥,也就不放在心上了。何况还有清风明月可供玩赏,这是在其位者难以得到的“清福”啊!在《后赤壁赋》一文中,通过记述在江岸梦见道士化鹤之事,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态度,力求从苦闷中求得解脱。在惠州,他“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而与林中父老,实践其“鸡黍约”,过着“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西新桥》)的雍容旷达的自适生活。在过大庾岭时,苏轼写了一首《过大庾岭》:“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他在岭上似是腾空一跃,对过去“垢世”的身世中忽然全部忘却,飞入了空中仙境,遇天地相接,不能不说他是受神仙道教的影响。在海南儋州,苏轼得到黎族老妇“春梦婆”的“世事只如春梦耳”的点化,再度获得了重大的“悟世”启发,从而忘却了“翰林昔日复归”,一心享受“遍于民”的真正乐趣。于是,苏轼日与黎民挚友往返走访,怡然自得:“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访黎子云》)有一次,苏轼“过访黎子云,遇雨,从农家借竹笠戴之,着屐而行。妇人儿童相随争笑,篱犬群吠。”(《儋县志·言行》)这一副生动自然、浑朴天真的野性画面,被后人画成有名的、风行天下的“东坡笠屐图”。苏轼借助道教思想否定尘世,追求超然旷达的心境,使他既获得精神慰藉,又治愈了内心的创伤,并从全身心迸发出惬意的快感,在恬淡自然的情趣中完善了对现实的思考。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