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道家哲学对现代医学的启示
作者：葛荣晋
自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２０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２０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
现代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单因果模式向综合因果模式转变。现代医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有毒化学物质、变态反应原、机体所需要化学物质的过剩或缺乏)、物理因素 (放射线、高温、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第三，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是保证人类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
现代医学模式固然产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实践，同时它也可从道家哲学和东方传统医学中吸取辩证思维模式和中国医学智慧。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道家哲学和以它为指导的中国传统医学，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形神双修”与心理疗法
汉代河上公注《老子》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 能为》）即认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体)的统一。只有使精神和形体合一，人才能长寿。《淮南子·原道训》亦认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根据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则，中国传统医学非常强调“形神相即”，反对形神相离。《黄帝内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类经》亦说：“无形则神无以生，无形则神不可活。”明代医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指出：“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由此出发，他批评说：“夫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也，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卷)所以，道家在养生上主张“形神双修”，这比西方医学单纯注重“养形”要高出一筹，更符合于现代医学模式。如何“形神双修”呢?老子认为“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是“形神双修”的奥秘所在。庄子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各种物质欲望虽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的恶果。所以老子从贵生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
根据道家的“少私寡欲”的养生原则，中医药学把“形神双修”贯穿于病因、诊断、治疗等各个医学环节。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学原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外，还必须通过“少私寡欲”的途径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虚无”，才能使精神处于安静、乐观的良性状态。《太上老君养生诀》指出：“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不去，心虽希寿，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绝，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寿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还是孙思邈的“去五难”，都是根据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这较之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学原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
在诊断上，中医药学根据老子注重“养神”原则，向来重视“望、闻、问、切”等方法，强调从病人的神色表情、语言气息、眼神、动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认为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黄帝内经》要求医师“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认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强调诊病时必须注意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这种形神统一的诊断方法，跟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学检验、透视等技术，单纯考查生物性病因的医学理念，是迥然不同的。
在医疗上，中医学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响心理因素，人体有病心理必定出现异常现象(如肝病使人易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响生理因素(如怒伤肝，恐伤心等)。在治病时，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相应的心理疗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种心理疗法：第一，以情胜情法。中医不仅承认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情态之间亦有影响，如“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到范进中举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吓方式使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胜喜”的典型例子。第二，语言开导法。从西方医学史看，心理咨询仅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兴起的心理疗法，而中国古代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语言开导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可以促进人的思想变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心理平衡，对治疗疾病有明显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语言刺激亦可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疾病产生。《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适之人，岂有不听者乎?”这种语言开导法，同现代医学上的心理咨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谓“移情”，是指人们采取某些方法来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消除或减轻恶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点转向其他事物。所谓“移性”，是指人们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动，摒弃不良习惯或思想杂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习书作画，听音乐或自己演奏、种花、赏花、养鱼、钓鱼等，都是陶冶情操、除忧解愁的好办法。按照中医理论，角、征、宫、商、羽五音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宫音治脾病，心情忧郁，可选听《光明行》，失眠可选听《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欧阳修曾患有忧郁症，久治不愈。后来学琴演奏，“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健康。据科学家对１９世纪末以前出生的９６位作曲家和１１９名演奏家的健康调查，发现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这是音乐家多使用“音乐脑”，使体内情绪机能活跃的结果，这叫音乐疗法。古今中外的书画家多长寿的事实，说明习书作画也是长寿的重要方法。这种“移情易性”的心理疗法，已为现代医学广泛用以治疗精神病等。美国的《现代诊断治疗学》要求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要转移病人爱好，鼓励病人去发展其它方面的爱好或技能”，特别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病人要“转移重点”，这种“转移重点”、“转移病人爱好”的方法，同中国传统医学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紧急状态法。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产生—种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这种特殊力量来治疗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