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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府廿四衙门与皇城内的真武庙

作者:陶 金




  至于真武帝君,因明成祖靖难时曾有灵应,故被明室奉为皇家的守护神。明永乐十三年(1415),于北京地安门东建真武庙(今地安门路口东北副食商场与市政二建公司所在地方),正德二年改为灵明显佑宫,每年的万寿节、三月三、九月九乃至每月的朔望日都要由太常寺遣官致祭。至于京外真武大帝修道的湖北武当山,明室则更是礼遇有加,不仅封为太岳太和山位居五岳之上,还在山上兴建了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建筑群。明仁宗之后,遣官至祭太岳太和山被列入礼部祀典,历朝封赠不绝,甚至不惜花费重金将在北京的御用经像沿水陆运送至武当山安奉。皇室如此地重视,便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上行下效地崇祀真武之风。而宦官在衙署内建造真武庙的动机大概可以从三方面归结:
  一、自身信仰之需要。宦官崇佛信道,修寺建庙成为他们的常举。他们一方面祈祷自己平安,一方面也希望厂作平安。而且真武坐镇北方,五行从水,故可保水火之患。如宝钞司《重修真武庙碑记》云:“国朝设立监、司、局、厂等衙门,多设北极真武庙于内,塑像其中而祀之者,何也?缘内府乃造上用钱粮之所,密迩宫禁之地,真武则神威赫赫,祛邪卫正,善除水火之患。”按:故宫御花园有钦安殿奉祀真武,殿角有一对脚印,传为明时宫中大火,大帝步出殿外显灵灭火时所留,从此宦官们便信仰真武可除水火之患,这也造成了皇城内少有火神庙的事实(明清宫廷祈禳火灾于皇城地安门外后门桥西北之火德真君庙)。
  二、为国祈祚并向皇帝邀宠。真武大帝在靖难后成为了明皇室的守护神。每日朝礼真武,亦是为大明朝祈求国祚。明朝是一个十分崇尚儒家礼制的朝代,忠君的思想也特别浓厚。宦官虽多狡猾奸诈者,但终归本分者居多。即便是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弄权者,也是只敢对大臣动手动脚,而对于大明皇帝则仍可说是十分的奴才心,一片的忠臣胆。据说魏忠贤在司礼监办起公来,也是兢兢业业,甚至曾经尝试过变法。所以宦官建立真武庙的动机,很大成分也是来自于明朝“绝对君主制”所产生的忠君思想。也许其间有一定地变质成分,即借修建真武庙来向皇室邀宠,但笔者认为此种手段只适用于独资或小群体集资的情况,如西直门外之昌运宫,据《日下旧闻考》载:“由三虎桥西行里许为天禧昌运宫,初名混元灵应宫,正德六年司礼监太监张永请于朝敕建。”这里说是敕建,其实也就是宦官自己出资,最后由皇帝赐额而已,这应当是确确实实地邀宠。但于衙署内建立真武庙按行为当属公建,若是为邀宠则并不一定奏效,所以此项动机只能姑且一提罢了。
  三、监局间之攀比。明朝宦官机构林立,总共有二十四衙门并东西厂。其中一些衙门只负责清苦差事,如浣衣局、直殿监、司苑局等。这里的太监劳作辛苦,却没有什么额外地收入。但一些衙门却负责国家机要,如东西厂、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等。他们地位显赫,且经营有皇家库房及庄田,监守自盗、收受贿赂成为自然现象;而这些权监却又最爱彼此争势。这样衙门内的建制也成为了互相攀比的一项内容,可是衙门的建筑有严格的建制规定,无法相比,但佛堂、神祠的规模、陈设却不受限制,这样下来,建庙成为了一种攀比。比如权势后来居上的御马监,其真武庙建于天启阉党乱政年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当是一种与其他大衙门看齐,并炫耀其势力的产物。
  宦官的廿四衙门的权利膨胀与真武信仰的日益深入人心是明朝内廷众多历史脉络中的两条,这两条脉络交节起来,便有皇城内这许多的真武庙。甲申国亡后,清廷大规模地缩减宦官机构,很多厂作易为民居,但这些真武庙却因其特殊的宗教性质而得以保存至今,为我们寻找消失已久的廿四衙门提供了珍贵的坐标。但由于近年的城市发展,旧街区日减,上面提及的一些真武庙亦不复存在,今撰此文,以恐日后湮没无闻。
  
  注:
  ①明朝内府廿四衙门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十二监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为: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为:银作局、浣衣局、兵仗局、巾帽局、内织染局、针工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②(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七十三。
  ③转引自何孝荣《明代宦官与佛教》,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位: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筑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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