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两代帝王与一部《道德经》

作者:张金涛




  翻阅史册,我们所看到的宋徽宗,则完全没有“爱民”、“知足”之心。他在位期间,搜刮民脂民膏,设“花石纲”,建“艮岳”(名园),真乃奢侈无度,以致烽烟四起,国已不国。
  其四,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宋徽宗其实没有“悟道”。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诏求道经于天下,次年置道阶道官二十六等,他自己请法师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可见他真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然而他所沉缅于道教的并非治国方略,济世利民。毕生的追求就是长生久视,成仙了道。在《御解·治人事天章第二十九》中,他说:
  根深则柢固,性复则形全,与天地为常,故能长生,与日月参光,故能久视。
  道教追求长生,仍须修炼,而宋徽宗则泛泛而谈,不尚修炼,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悟道”。最终,他客死异乡,却留下了一首哀婉绝唱《宴山亭》,其中有“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后人称这首词为“血书”。
  
  三、几点启示
  
  宋徽宗与明太祖,他们都是尊崇《道德经》,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治理国家的。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一个由乱达治(明太祖),一个则由治变亡(宋徽宗,徽宗以前的北宋王朝大体上来说还是稳固的)。这其中的道理,耐人深思。通过两相对照,我们至少应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道德经》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如同万物皆有神一样,《道德经》本身也有一个“形”(文字、章句)与“神”(思维、理性)的问题。老子提出的“道”,是形神俱一,适用于万事万物的。而这个“用”者则是“人”。因为只有“人”才能体道、悟道、行道,这是“人”与一切生命体的根本区别。
  作为单个的人,不可能是万有、万能的,它有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从政者不讲从政之道,经商者不谈经商之道,务农者不知四时变化,则离道远矣。
  第二,世间万物,可同类而不可同质。同为“人”,有男女之分、老幼之别,其本身的素质也有良莠之分。但“道”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无偏无私的,关键是体道之人,能否使自己的思想言行合于“道”,所谓“顺历史潮流则昌,逆历史潮流则亡”,即说明了“道”的运行规律是不可抗阻的。
  第三,对《道德经》的学习和研究,应反对抽象的空谈,提倡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宋徽宗之所以败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朱元璋对《道德经》的理解,也许还并不深透,但他是带着“有为”的思想来学习和运用的,所以他取得了成功。
  第四,当前就中国国内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小康目标,是全体中国人的首要任务。而不同战线、不同岗位的人,只有在联系本身实际的前提下,灵活掌握和运用《道德经》的基本原理,才能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就国际形势而言,和平、合作、发展是主题,但影响和平、合作、发展的暗流也不容忽视,《道德经》中关于“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及“不以兵强天下”等思想,对我们便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老子作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理论家,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无价的。但如同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一样,《道德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仍需领会参悟,用其精髓,才能造福于人类。让我们共同努力,弘扬老子文化,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