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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民本”情怀与“不争善胜”之道
作者：李养正
从周元王姬仁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前207年)统一中国，此段历史岁月内，诸侯混战，强国兼并弱国，七雄(魏赵韩齐秦楚燕)逞威，争为霸主，造成烽火不灭，连年战争，故史称战国时代。我国旷古哲著《老子》，便成书于此段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之中。作者李耳谥聃，本为周室守藏史。古史官虽身在朝廷，但其地位与身价则处于一种较为超脱和明智的境界，亦即有着记录和评议时事的职能。李聃经历了时事的严酷动乱与变迁，目睹了百姓所遭受的艰辛苦难，已体察到了民瘼深重与民怨沸腾，国脉民命皆濒于危急之中。他凭其人道情怀，关爱民生和关切世事发展的胸襟，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充分表现了伟大哲人旷达深邃，心系国脉民命的意志与智慧。
《老子》中直接发出的“民本”情怀之强音:
一､《老子》宣示和认定的世事是非准则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49章)
意即:为人们所崇敬､拥戴的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人，不固执主观不变的个人心意，而是以广大百姓的心意为心意。百姓公认为“善”､“信”的，也便随之而关注和赞同。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第66章)
帝王统治者，必须对民谦和，把民众的利益和位置摆在自身之前。这样，统治者虽处于上，民众也不会感到有重压;虽说“统治”是领而导之，民众也不会感到有损害。民众对谦和的帝王是会拥戴的;否则，处上而凌压于民，是不会得到拥戴的。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58章)
为政不事声张，其民必定淳厚。如第57章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分析明辨，纤维皆审谓之察。察察指过分苛求而近严酷，其民则安得圆满如意，遂生怨尤不满。为政者应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第58章)，为民而不伤民。
二､对权贵统治者的指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5章)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9章)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第53章)
权贵者生活骄奢，不顾国计民生。他们的宫室殿宇辉煌整洁，而广阔的农田却是一片荒芜;仓廪已经空虚，而他们穿着依然华美，足食美味佳肴，藏有大量的财货。他们就像是簧管乐器的领奏吹竽者，是一些欺世盗名的人。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
民间饥荒，源自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社会秩序难于治理，不是百姓涣散，而是统治者朝令夕改，折腾频繁。民命的轻生，乃是由于统治者只求更奢侈丰厚的享受，逼得老百姓无法活下去。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第72章)
人民不畏惧威慑的时候，则严峻的社会风波便将发生。统治者不可搅扰和逼迫得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走入绝境。只有不压迫人民，人民才能不感到胁迫而安宁。统治者应当有自知之明和自爱之心，不可矜恃骄贵，为人民所厌弃。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29章)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77章)
正告统治阶层的权贵者，不要为争夺帝王之位而作为，这只会失败，即使执政，也会丧失。明智的人，要去掉对权势的过旺欲望､对生活享受的奢侈和居处宫殿的安逸。天之道是有余者去补益不足者，而今之富贵者却是巧取掠夺贫穷的百姓。权贵者中有谁能以其财富救济天下贫穷之人呢?唯有道者能做到，无道者便不可能做。“富贵而骄”，只能是“自遗其咎”(第9章)。
三､从民生出发，反对尚武兴兵和反对战争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30章)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第31章)
在战国时代，诸侯穷兵黩武，意味着争霸与杀戮，显示着不祥和的凶兆。故兵非君子之器，有道者也不主张以兵强天下。战争是残酷的事，军旅所践踏过的地方，只会荆棘丛生，一场大战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凶恶的灾年。生灵涂炭，生产萧条。即使战胜，有何可美?引以为美的，是那些以杀人为乐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得志于天下的。在强权政治，以战争衡量､决定一切，风行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时代，《老子》以民本情怀，喊出了非兵､反战的强音，这是多么难得和珍贵!
四､对民生的理想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第35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
老聃经历了战国残酷的战争岁月，目睹了百姓的深重苦难。他不满权贵者的骄奢不仁，也厌恶诸侯间阴谋诡计的相互倾轧。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以及周室的衰微，使他一心向往的是社会的安宁，百姓的安居乐业。百姓可以不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消除大国兼并小国，避免强者欺凌弱者，根绝巧智者去诈骗诚愚者。他凭借丰富的阅历与渊深的知识，在头脑里勾画出了一个纯朴､安静的理想王国。既无流徙往来，也便可以不用舟车;既无战争，也便可以不陈列甲兵;既无巧智搅世，也便只需结绳记事就行了。邻国之间，安宁得鸡犬之声可闻，再也不会有充耳的战鼓雷鸣与干戈抨击､人马喧嚣之声了。在这理想之境内，对那些外地投奔来的人，也都乐予食物，使他们也可以安宁､平静､康泰。老聃深深地憎恶动乱，故而他殷切地期望安定，让动乱的痛楚远离人民，大家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过安静､纯朴的日子。至于这种对宁静的强烈追寻，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他自身条件的限制，老聃也就未能走进拓新的理想境域了。而他的民本情怀，则是令后人深深感动和崇敬的。
紧接着我们应关注到，《老子》虽然满怀深情地虚构了他理想的国家，但他面对的却仍然是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的严峻社会现实，国脉民命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并不是空望明月而遐思长叹，为国家民生谋，以积极的精神和态度，向社会宣示了效法自然天道“不争善胜”的应世治世主张，亦即既可避开战争，化干戈为玉帛，又可取得“善胜”效应(造福于百姓)的自然之路。
(一)以自然天道“无为”､“不争”为理论指导方针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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