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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甘水仙源录》的史料价值
作者：刘永海
一、对全真教发展史的记录
在教内大力培养新人、广度弟子，在教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道教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仙源录》在反映数十位全真高道一生主要行迹的同时，还揭示了丰富的全真教高道大德度化弟子及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信息，为考察全真教鼎盛时期的道士规模提供重要史料。
关于全真教全盛时期的道士人数，目前尚无学人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仙源录》卷九收元好问《怀州清真观记》云：“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恐为夸张之词。①但《仙源录》中存有许多全真高道度化弟子之史料，对研究这一问题大有帮助。
首先，关于王喆及全真七子度化弟子的史料。王喆创教时，以终南山为据点传教，但收效甚微，仅有和德谨、李灵阳两个同道和史处厚、严处常、刘通微、赵抱渊四个弟子。但其传教收徒活动在山东地区取得成功，作为全真教的重要事件，《仙源录》卷一之《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对此有翔实记述。在全真七子的协助下，王喆的传教活动发展很快，先后在宁海、文登、福川、登州、莱州成立“金莲会”、“七宝会＂、“三光会”、“玉华会”、“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甚众。王喆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全真七子，按入门顺序依次为：马钰、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②除孙不二外，《仙源录》存有其他六人的完整道行碑铭。
马钰是王喆的大弟子，喆殁后继为掌教，弟子众多。卷一《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云：马钰于陇州佑德观传道时，“弃俗归道者，不啻百余人＂。其弟子多有佳绩，“曹、雷大通、刘真一、于洞真等数十人，实修真达道，扶宗翊教之士，悉出师陶铸之手”。此外，周全道、赵悟玄亦马钰高徒，卷四《终南山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弘玄真人赵公道行碑》述二人行迹。
王喆弟子中丘处机成就最高，在度化弟子、培养后人方面也卓有成效。自应诏之后，其门徒弟子迅速增加。卷十《大都清逸观碑》云：“长春既居燕，士庶之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足见弟子之众。《仙源录》收录了丘处机多位高徒的碑传材料，如卷三尹志平、李志常、于善庆，卷四李志源、杨明真、范圆曦、王志谨、张志素，卷五吕道安、潘德冲、夏志诚、于志可、綦志远，卷六冯志亨、孟志源、李志明、刘道宁、李志方，卷七王志坦、李志源、李志柔，卷八李志全、史志经、刘志源、赵志渊，卷十杨至道、陈志益等，都是全真高道中的重要人物。
谭处端在七真中后继乏人，范怿为其《水云集》作序云：“长真先生往来于洛川之上，行化度人，从其教者，所至云集。”但其弟子见于经传者仅卷二《长真子谭真人仙迹碑铭》中提及的王道明、董尚志二人。而身为七真之一，王处一则弟子众多。据卷二《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铭》，王处一弟子主要为陈志玄、朱志彦、赵志古、张志隐、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赵志真、贺志冲、李志真等。卷九《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还记述了王处一弟子辛希声创观传道的事迹。郝大通在七真中以学术见长，在化育弟子方面也颇有佳绩。据卷二《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郝大通仙逝后，“弟子行缘四出，能世其业者甚众，高弟范玄通(圆曦)与栖云王宗师(志谨)，又其尤者＂。范圆曦和王志谨事迹分见于卷四《玄通子范公墓志铭》和《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二高道亦曾师从丘处机。刘处玄弟子以于道显、宋德方、周全道、崔道演、赵抱渊最为著名。其中，卷四之《离峰子于公墓铭》、《全阳真人周尊师道行碑》分述于道显、周全道事迹，崔道演事见卷五《真静崔先生传》，赵抱渊事见卷八《延安路赵先生本行记》。
其次，记录了丘处机等人的主要弟子度化徒众的信息。丘处机的弟子在培养后学方面做了许多努力，颇有功于全真教。《仙源录》对此记载甚详。《玄通子范公墓志铭》云范圆曦：“其尝受戒箓称为弟子者，不可胜计。”《栖云真人王尊师道行碑》云：愿为王志谨弟子者，“动以千数，达官著姓，白叟黄童，山林缁素之流，闺闱笄之子，莫不罗拜于前”。《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云：綦志远的学徒不可胜数，“一时达官闻人，翕然归仰”。《重玄广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铭》云：孟志源“度门人五百有奇”。《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云：王志坦“度门弟子者数千人，若观若庵者，又营建百余区＂。《同尘真人李尊师道行碑》云：李志柔“四方学徒，不可胜计”。《圆明真人李练师道行碑》云：刘志源“度门弟子数百人”。《清平子赵先生道行碑》云：赵志渊“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余所”。《怀州清真观记》云：刘志敏在武清县北建清真观，“聚徒至百人”。
再次，马钰及丘处机等人的再传弟子在培养徒众方面也比较突出。毛养素系马钰再传，《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云其“凡聚徒阐教，前后度门人百数＂。然逸期亦丹阳再传，《洗灯子然先生道行碑铭》载其“居十载，闻望益彰，门人大集＂，“授门弟子无虑千余人”。李志远师碧虚子杨明真，为丘处机再传，《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载其于当地创灵虚观，时人“跋俗悔过，受教于门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仙源录》编者李道谦亦丘处机再传弟子，其于蒙古乃真马皇后称制元年(1242)赴终南祖庭拜重阳宫住持于志道为师，度弟子亦有建树，《仙源录》后序及全书的校雠即为弟子张好古所为。
可见，《仙源录》之中，保留着十分翔实的全真道史料，对全真道史乃至道教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关于全真道教对士人影响的记述
士人受道教的影响十分深远，诸如日常生活、人生价值取向诸方面，都难以摆脱道教的影子。这一倾向，从《仙源录》中即可得到证实。
(一)关于道教对士人日常生活影响的记载
随着教理教义的不断发展，全真道教日益融入士人的生活之中，体现在现实人生的各个方面；加之金末元初，社会动荡、异族入侵、科举久废等因素，士人对宗教的需求更加强烈；此时全真教鼎盛，又十分重视结交士人。因此，士人与道教的关系愈发密切。
首先，许多士人愿意与高道大德交游。道教主张自然恬淡的生活情趣，清静虚明的心理境界及神清气朗的生理状态，对饱受仕途纷争、世事险恶的士人而言，无疑颇有吸引力。《仙源录》中，记录了许多士人与全真高道来往的史实。金章宗泰和间(1201-1208)，随着丘处机名望渐盛，许多名士与之往来为友。《长春真人本行碑》云：“师既居海上，达官贵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军节度使刘公师鲁、邹公应中，二老当代名臣，皆与相友”。据《真常真人道行碑铭》，李志常在即墨时，曾为该地主帅黄某出谋划策而在战火中保全了该城。山东东路转运使田琢闻此事，并因李德行高尚而下书召之，将李请至益都(山东省青州市)，待以宾礼。丘处机仙逝后，全真掌教虽系尹志平，但代表全真道与朝廷打交道者却是李志常，故李在社会上的名声远比尹志平大得多，“为朝廷所知而数数得旨”，为士人与其往来提供了更多机会。元太宗十年(1238)，李继为掌教，更加注意延纳士人，注重结纳失意的知识分子，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京者往往窜名道籍，公(李志常)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或者厌其烦，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诚类如此”。张志敬继李志常后为全真掌教，各类士人亦喜与之往来为友。《诚明真人道行碑铭》云其“持身精谨，遇物通方，京师贤士大夫及四方宾客所与游者，靡不得其欢心”。张志敬去世时，“京师士大夫、远方道俗奉香火致奠礼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足见生前与其为友的士人之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