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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苏州道教考
作者：黄新华
道教组织
清末民初，原来负责管理道教事务的“道纪司”被废除，道教在历史形势的逼迫下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变化，也开始建立道教教会组织系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苏州是全国较早建立道教公会的地区之一。据《江苏省志》记载：吴县道教公会“清光绪年间，成立于苏州玄妙观，以该观萨祖方丈殿为会址，会长卞剑虹、李杏元。”①
民国元年（1912）后，吴县道教公会由玄妙观方丈倪仰云担任，办事地址仍在玄妙观萨祖方丈殿。1912年8月28日，玄妙观内著名古建筑弥罗宝阁因为方丈倪仰云容留卫生团人员在内而失火，烧毁房屋81间，神像300余尊，倪仰云因此被当时吴县检察厅提起公诉，“控以失职”，道教公会会长一职亦因此换人，由天后宫住持秦琴鹤接任，并建立了由15人组成的执委会。
民国25年（1936）7月底，当时的国民党吴县县党部批准吴县道教公会准予组织，吴县道教公会由此开始得到民国政府的承认。1937年1月24日吴县道教公会正式成立。1938年，道教公会副会长、原玄妙观方丈颜觉沧故世，玄妙观方丈改由陆滋昌担任，同年，陆滋昌继任道教公会会长。当时苏州沦陷为日本占领区，因此道教公会的一切会务停顿，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苏州道教首先成立吴县道教整理委员会，整顿会务，年底，吴县道教整理委员会重新改为吴县道教公会。
除苏州市区外，民国年间苏州所辖的各市区也有成立道教组织，如常熟成立了“吴县道教公会常熟分会”。据《江苏省志》记载，吴县道教公会常熟分会“清光绪年间，成立于常熟致道观，会长赵树清、顾陆元。民国2年，以城隍庙为会址，会长赵清如（云章），副会长顾陆元，后由俞钟诒（号调卿）继任。1949年停止活动”。②
吴县道教公会以民国元年（1912）由正一道第62代天师张元旭发起，同上海、浙江、江苏等处正一宫观共同在上海成立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为上级组织，组织活动参照中华民国道教总会，负责管理苏州地区道教事务，维护道教利益，寻求道教发展之路。道教公会的活动经费，来源于道众，是按照道众承接每一坛打醮所做的“法事”多少计算，名谓“经忏捐”，按每场法事缴费大洋四角计算收费。
吴县道教公会成立后，为管理道教事务，促进道教发展和维护道教利益做出了较大贡献。如民国26年（1937），道教公会曾决议，不准非道士和无门图者做法事，整顿了道士从信仰宗教（道学）转变为以宗教为职业（道业）的不正之风。1927年，道教公会在反对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停止道士职业”的议决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另外如1913年，常熟道教创办私立华佗小学，1919年，苏州道教创办 “吴县私立进德义务小学”，都是以道教公会的名义兴办的。
道教宫观
苏州道观众多，据民国11年（1922）《江苏政治年鉴》记载， 苏州城区及吴县共有道观99座。在1949年以前，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地区（包括苏州市区和常熟、张家港、太仓、昆山、吴江、吴中、相城地区）尚有大小宫观庙堂300多处，但总的说来，在民国时期，苏州道观庙宇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破坏原因主要有：
1.年久失修，坍塌圮废。如玄妙观祖师殿1925年圮废、八仙殿1931年坍败拆除，卫道观三茅殿1948年圮废。
2. 毁于大火。如1912年8月28日，玄妙观内弥罗宝阁失火，烧毁房屋81间，神像300余尊；民国时期穹窿山宫观除关帝殿、龙王殿、吕祖殿、财神殿等处外，其余均毁于大火。
3. 因为仅有庙祝看管，后逐渐改为民居。例如：阊门诗巷的火神庙，专诸巷的西关帝庙，官厍巷25号号的朱司徒庙，第一天门的玄坛庙等。
4. 因为连年战火，苏州地区的宫观在民国年间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如玄妙观关帝庙1937年被日机轰炸坍塌，福济观迎仙堂在沦陷期间被日军部分拆毁，修真道院1937年有边屋六间被炸毁等。
5.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宫观殿堂变为赚钱的场所，如苏州玄妙观神州殿1937年前租给黄天源，雷尊殿1937年前部分租给三万昌、品芳，三官殿、东岳殿部分出借，痘司殿1946年时作为作坊。玄妙观的太阳宫、观音殿等，更是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
民国时期，道观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香火、经忏。当时，苏州玄妙观的香火收入有点烛钱，还有给神像插花、披红时给的喜俸（至少一元）等。经忏收入主要是为施主做法事所得，各道观的情况不一，就是道观内各房之间也不一样。如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东岳庙一年四季香火不断，这两房收入就高，而其它各房则收入较低。③当时，按经济来源不同而有“香烟道院”和“经济道院”之称。前者如玄妙观的三清殿、东岳殿、关帝庙等多处，这些道院依靠大量庙产、香金布施以及出售天师府符箓等收入，偶尔承做法事，价格也高一二成。民国初，三清殿遇神诞日殿内所得铜钱堆积如小丘。方丈殿内有出租田200亩左右，由彭姓地主代为收租。31年（1942）每日所收商店地摊租金约900元。解放前玄妙观香客约七八十万人，来自全国各地，东岳殿终年香烟不绝。……而符箓，抗日战争前每张价高达3~5元。玄妙观的太阳宫、观音殿、三官殿等几房，则主要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生意道院大多是一些小庙，靠承接法事为主要经济来源。④如文昌殿、蓑衣真人殿、雷祖殿主要以打醮做法事为主，收入不菲。小王家巷10号的无名道观，为郑福田法师私人道院。专门承接法事，收益较好。⑤
道士人数、生存形式和传承
苏州道教渊源深厚，信仰人数众多，民间习俗中多有延请道士祈福禳灾的传统。因此，苏州道士人数历来不少。吴县道教公会成立之初，苏州共有道士4000多人，据民国11年（1922）《江苏政治年鉴》记载，苏州城区及吴县1922年前有道士809人，1922年有道士512人，而民国时，平江区内约有道士二三百名，仅玄妙观，道士人数最多就达60余人。⑥另外如穹窿山宫观，民国时期虽除关帝庙、吕祖殿、财神殿等几座外，其他殿堂都毁于大火，但即使在抗战时期，山上上真观仍有道士二十余人。⑦
1927年4月，当时吴县城乡道士集会，向吴县县政府请愿，反对“停止道士职业”，据报载有二千余人。而在道教的上诉书中称道士更达四千余人。而1937年1月成立道教公会时，报载城乡会员到会者就有四百余人。到了1949年，苏州城区还有道士221人，其中有119人为道房道士，余为“奔赴应”（散居道士）。
苏州历来有延请道士“驱邪降福”的风俗，因此道士的收入都比较有保障。
民国时期，苏州道士分为在观道士和火居道士。在观道士常住庙里，经济收入与所在宫观直接挂钩。火居道士都有家室，平日散居家中，在法事业务上与住持有约（称为来往），住持接到法事就发帖邀请，如本人无空，需转请他人代往。道冠道服自备，法器由道院准备。每晨住持和赴应在城内外固定茶馆里聚首（多集中在富仁坊巷），散发和接受请帖，一直延续到50年代。⑨
一般在观道士尤其是大道观道士的经济收入较为优厚，而无道观的“奔赴应”则收入较少，因此当时苏州有“千赴应，万赴应，不及一只破碗磬”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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