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丹丘子

作者:竺济法




  丹丘、丹丘山、丹丘子、丹丘生、丹丘羽人……是古诗文和道家文献经常提到的,尤其是被誉为茶圣的唐代隐士陆羽(733—804),先后四次在《茶经》和《顾渚山记》中引述《神异记》提及丹丘子,余姚人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的故事因此广为茶人熟知。专家、学者对丹丘子各有见解,有些则明显有误。综合多种文献,笔者以为丹丘子是众多仙家道人的通称或别号。
  
  各种文献记载的丹丘、丹丘子
  
  笔者搜索查阅了各种文献记载的丹丘、丹丘子,按年代先后引录如下:
  最早记载丹丘的是《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据学者研究,以神仙为主题的《远游》系战国爱国诗人屈原(约前340-前278)所作,句中“羽人”指飞天的仙人,“丹丘”意为昼夜常明海外神仙地,泛指“神仙居住之地”。“羽人”、“丹丘”也可引申为天仙和地仙。
  西晋道士王浮(生卒年不详,惠帝时[290-306年]在世)在他的志怪小说《神异记》中两次写到丹丘子。该书载故事八则,其中前三则为小故事,后五则每则仅一句话。
  其中第三则为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故事: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蚁之余,不相遗也。”因立奠祀。后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虽然《神异记》属志怪小说,但有人物、地点,地名沿袭至今,虞氏又是古代余姚的望族,如三国吴国大臣、学者虞翻、初唐著名书法家、名臣虞世南家族等,陆羽又在《茶经》中补记了西晋永嘉年代,说明王浮记的是当代道家茶事,具有较高的可信性。2008年6月,余姚茶界在瀑布岭道士山发现了两棵口径13厘米、高3米多的大茶树,说明当地确有《神异记》记载的“大茗”,从而证实了这一故事的可信性。
  紧接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之后,《神异记》的第四则又提到有关丹丘茶事的一句话: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东晋文学家孙绰(314-371)的《游天台山赋》,有“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辞句。此句与屈原的《远游》句大同小异。
  南朝著名道士、医药学家、炼丹家陶弘景(456—536)在《杂录》中记载:“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写过一首《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诗中的“丹丘子”是他一位名叫元丹丘的好友的别号。他的代表作《将进酒》写到的丹丘生,可能就是这位元丹丘:“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陆羽好友、唐代诗僧兼茶僧皎然(704-785),分别在《饮茶歌送郑容》、《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两诗中写到丹丘:“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羽人”可能典出《远游》。后诗小序中还记载:“《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使人羽化。’”这句话与《神异记》记载的“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基本一致。《天台记》不知何人、何时所作,未见记载,可能已散佚。
  还有很多古诗文,尤其是道家文献提到丹丘、丹丘子,很多文人雅士、道家人物自号或别号为丹丘、丹丘子、丹丘生。如元代浙江临海籍著名书画家柯九思(约1290-约1343),字敬仲,号丹丘生。
  
  陆羽四记丹丘子
  
  丹丘子是陆羽《茶经》着墨较多的一位人物。
  先是在《茶经·四之器》中有这样的文字:“永嘉中,余姚人虞洪人瀑布山采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
  《茶经·七之事》则先后两处提到丹丘子,开头有这样的记述:“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七之事”基本囊括了唐代以前的茶事文献,基本上都有出处,但此句引于何处未作说明,与上文陶弘景句似乎大同小异。由于古籍没有标点,此句可作两种理解,如在“丹丘子黄山君”之间加上顿号,则可视为二人,不加顿号则同为一人。
  《茶经·七之事》在引录晋代文献时,又引述《神异记》记载:“《神异记》:余姚人虞洪,人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人山,获大茗焉。”
  陆羽在《顾渚山记·获神茗》中,又引述《神异记》的记载。
  除了“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外,“四之器”、“七之事”、《顾渚山记·获神茗》记载的文字大同小异,显然都是引于《神异记》,大同小异是为了避免重复。
  《茶经》记载的丹丘子,目前茶文化界有三点争议:
  一是关于年代“永嘉中”。一些茶文化作者为了将茶事前推,能与“汉丹丘子”挂钩,将西晋永嘉误为西汉永嘉,造成混乱。历史上“永嘉”年号有两个,先是东汉有永嘉年号,又称永意,仅有永嘉元年(145年);后有西晋永嘉(307—313年)。两者相差160余年。但按传统的纪年习惯,《茶经》记述的“永嘉中”即说明是西晋永嘉,因为东汉永嘉仅一年,不能用“中”来表述;有数年时间才能用“初、中、末”表示。如果说《茶经·四之器》“永嘉中”的记载还不够确切,那么《茶经·七之事》则明确将此归类在晋代文献中。当代吴觉农主编、比较权威的《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初版)也注释为西晋永嘉。
  二是关于《神异记》与《神异经》。前文所说,《神异记》为西晋道士王浮所作,仅有三则小故事和五个单句。《神异经》则是另一种不同年代的志怪小说,记有30多则故事,1999年版《辞海》对《神异经》释文如下:“志怪小说集。旧题汉东方朔撰,实为伪托。但东汉末服虔注《左传》已有征引。一卷。有晋张华注。其最初传本,后亦散佚;今本乃辑录唐宋类书所引逸文而成。仿《山海经》体例,但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记叙神怪异物,间有嘲讽之作。”
  到目前为止,茶文化界多将这两种书混为一谈,《茶经述评》对两书的注释明显也有误:“《茶经》所引的《神异记》,可能就是《神异经》,也可能是西晋以后人就《神异经》加以删补并改名而为陆羽所见的另一种神怪故事集。”实际上《鲁迅全集》里就有《神异记》,笔者另有专文论述王浮是《神异记》的作者。
  三是关于汉丹丘子与西晋丹丘子的关系。《茶经》只是客观地记述了汉代和西晋永嘉两个不同时代的丹丘子,并未说明两者的关系。除注明后者引于《神异记》外,并未说明前者引于何处。
  《茶经述评》认为,如果丹丘子处于两个年代,前后矛盾,只有将他作为长生不老的仙人才能解释。
  笔者以为,如果将丹丘子视为仙家道人的通称或别号,就不难理解处于不同时代的两个丹丘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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