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褚伯秀的庄学思想简论

作者：肖海燕

学道的重要方法，而学道的最终目的是性全命复，达到心性的超越和精神的解脱。
　　
　　三、救时弊，明治道
　　
　　褚伯秀虽为方外道士，但他并没有置身世外，他认为道不仅在于养生，人事亦是其应有之意：“真人虑后世学养生者，溺于沉寂无为，无以酬酢世故，废人事而道可立，其为道也鲜矣。”因此，在他看来，庄子亦主张救时弊：
　　南华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穷九地，辟阖造化，鬼神莫测。及其引事物以为喻，则不出乎人间世之谈，而玄机妙义隐然于中，有足以觉人心、救时弊者。
　　南华引古证今，觊复淳风于万一，奈何世道交丧，争归于利而不可止，卒归过于圣人，岂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于警人心，救时弊，不得不反以矫之。而或者议其为愤悱之雄，则过矣。
　　善观《庄子》者，究其意，略其辞可也。由于庄子论道立意高远，又经常正言反说、旁譬曲喻，只有得意忘言，才能领会其真实的意图。褚伯秀进而指出：“南华卫道弘化、救时悯俗之心，与孔、孟无殊辙矣。”
　　明白了庄子觉人心、救时弊的用心，就可以发现，《庄子》一书亦讲治国之道，褚伯秀在《在宥》篇之注中明确提出：“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则，以明君臣之分，犹元气之判为阴阳也。阴阳之迭运，天人之相因，盖不可偏废。此云相去远矣，则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为人臣者也。孰谓南华之论一于清虚而无关治道哉?”那么，庄子是如何阐发治道的呢?
　　世谓南华立言多尚无为而略治具，观是篇所陈礼乐政教，究极精微，有非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于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则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鸟兽、草木皆得其宜。
　　他认为庄子通过治具来明治道，实际上是讲有为的。褚伯秀在《天下》篇之注中对“治具”作了说明：“法、名、数、度，《诗》、《书》、《礼》、《乐》，皆先王致治之具。”这实际上是对儒家治国之术的肯定，下面的注文说得更为明确：
　　《诗》、《礼》之于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与法并行，使人有所兴立也。
　　事、法、义、仁、礼、德，皆不可不为，以其纪纲治道，一日不可阙者也。
　　但是，在《南华真经》中有很多内容都表明庄子继承了老子“绝仁弃义”的观点，褚伯秀在《骈拇》篇之注中进行了解释：
　　老、庄之学非好为高大而固薄仁义也，盖尊道德则仁义在其中。然当时所谓仁义皆多骈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辞而辟之……所谓聪明仁义者，皆自吾德性中来，是亦道之徼也。但不徇其迹，以求善于物，思复其本而同乎大通，则亦终归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他认为，老庄所批判和绝弃的“仁义”皆非道德之正，而真正合乎性命之情的仁义是道德的固有内容，也只有仁义能彰显治道，“仁义不立，何以卫道”?因此在他看来，老庄尊道德，必然尊仁义。
　　褚伯秀还认为：“南华著经，篇分内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礼乐刑政之大纲。内圣外王之道，有在于是。而立言超卓，异乎诸子。卒难阶梯，见谓僻诞，然而渊雷、夜光不可泯也。”内圣之道即道德性命之理，外王之道即礼乐刑政之大纲，内圣外王之道兼具，这也正是庄子超出诸子的地方。肯定内圣外王之道，将《庄子》视为救时治世之书，是典型的以儒解《庄》。他进一步指出：“三教圣人设化虽不同，而其言未尝相訾，不过乎开人心，资治道，同归于善而止耳。”儒、释、道三教的目的都是为了开人心，资治道，这种观点反映了宋代儒释道合流的时代思潮。
　　
　　四、援理学入《庄》
　　
　　南宋末年，理学经过朱熹等人的整理和发展，已经有了成熟的学术体系，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褚伯秀虽为道门中人，仍然受其影响很深，他不断援引理学思想解《庄》就是最好的证明。如《齐物论》之注曰：
　　《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而庄子名篇以《齐物论》，或疑其与儒家悖，重增不齐之情。殊不思孟子特为许子言之耳。况孟之所言者情，庄之所言者理。理一分殊，则情之不齐也宜矣。故南华原本究极，主一理以齐天下之物论。
　　“理一分殊”是宋代理学探讨的重要命题。褚伯秀认为，庄子讲齐物，所言者理；孟子讲不齐，所言者情，从“理一分殊”的角度来看，二者并不矛盾。这样一来，有人因此而提出的庄子与儒家思想相悖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不仅庄盂思想不矛盾，褚伯秀还指出：“唯南华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则所谓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经訾孔子，余谓南华之于孔子，独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盖谓是也。”在他看来，庄子是最尊敬孔子的人，只有庄子真正理解孔子。经过这样的发挥，庄子和儒家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在解《庄》时，褚伯秀非常自然地引入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学概念：
　　学道之要，先须求圣贤乐处，切身体究，方为得力。《易》云：乐天知命。颜氏箪瓢自乐，孟子养浩而充塞天地，原宪行歌而声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处动静。无适非乐，斯可以论逍遥游矣。
　　自周敦颐提出“寻颜子仲尼乐处”的问题之后，“孔颜乐处”成为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和追求的人生境界。“求孔颜乐处”主要是通过励志修身，涵养德性，最后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生境界。褚伯秀也将“求圣贤乐处”作为学道的必经途径，十分强调身体力行、积学涵养之功。他认为汉阴丈人、长沮、桀溺等隐士“虽本于气禀高洁，亦积学涵养之功，何谓学唏其胜己者，何谓养充其在我者而已”，实际上借鉴了理学家的修身之道：
　　南华用以结《大宗师》之旨，即《西铭》所谓贫贱忧戚，玉汝于成，盖非磨砺之久，涵养之极，不足以大任故也。学道君子宜深体之。
　　除吸收张载的思想之外，褚伯秀还引用理学大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观点解《庄》，如
　　天地生于无者也，能睹天地之所生，则与之为友非过论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挥斥八极，出有入无，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岂止乎与之友哉?故康节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余何足言。
　　天理、人欲之辩是理学家常常涉及的论题，褚伯秀亦将其引入庄学：
　　月之明虽大而亏多盈少，出于天理也。火之明虽小而燃之益烈，由于人为也。天道恶盈，其亏也易复；人为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胜火，人欲盛而天理灭之譬也。
　　天道难谌，不容拟议，故无所措知于其间。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损之功，人欲
　　既尽，天理见矣。
　　这种做法不仅表明了褚伯秀解《庄》的儒家思想倾向，而且反映出理学在当时的影响。
　　综上所述，褚伯秀从道教心性论和儒家治国的角度诠释《庄子》，并引入佛禅思想、重玄理论和理学命题，其庄学思想不仅反映了儒释道合流的时代思潮，而且体现出宋元时期道教旨趣的变化和理学思想在当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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