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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可使王公领兵，太平之时，自不宜用。因为若用亲王统兵，有功劳再也加封不上去。倘若犯罪，根据国法议处。则伤天满一脉深恩；照顾皇亲，则废朝廷之法规。法式善眼见亲王在军机处行走，便揣摩迎合，完全不顾国家政体，岂不是趋向风气乎？” 对京师旗人屯田塞外的建议，嘉庆帝怒斥道：“如果所奏请的事情成为现实，京城岂不成了一座空城！更是荒谬到了极点。” 之后，嘉庆帝指责法式善声名狼藉，赃私累累，降其职务为编修。 恰在这时，内阁学士尹壮图也提出清查考核各省陋规，整顿前朝留下的许多弊政的建议，指出应明定科条，规范朝廷、地方及军队大员的行为，废除前朝留下的一些坏习惯及政体。 面对尹壮图的奏言，嘉庆帝声明道：“前朝之遗风及政体等怎能全行革除？尹壮图的建议不合政体，实在昏庸。” 遭到申斥之后，这位名震两朝的直言争谏之士仰天叹曰：“曹锡宝幸未活到今日，不然，则蒙羞二次矣。”不久又被革职回籍。 面对一篇篇的奏言，嘉庆帝显得不耐烦了，这些奏言，渐渐地都把矛头指向皇考，实在有损大清的威严和体面。虽然在父皇手下顒琰胆战心惊，如幄幕上的燕巢，但他一生最崇拜的还是父皇。如今，嘉庆帝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诵读《高宗实录》，不得有任何人打扰，诵读一个时辰后，才上朝听政，从不改变这种习惯。到现在，父皇的一些事动辄就被提起并受到责备乃至攻击，他如何能受得了，于是便下诏曰： “近来言事诸臣，往往不为国计民生，揆厥本衷，大约不出乎名利两途。其沽名者，如议增俸、赏兵等事，若蒙允准，于以市惠于人；不准，则归怨于上，似此居心，其巧作尚可问乎！其牟利者，则请修不急工程，图沾余润。况在宫言官，各有职守。近日并有现任封疆大臣，将他省之事越俎陈奏，或干预京师政务，是欲自见其长，而忘其出位之思。夫以总督统辖两三省，幅员辽阔，其任内应行整理及兴利除弊之事，不知凡几，即殚精竭虑，尚恐未能周到，何暇舍己因而耘人之田？嗣后内外大小臣工，若怀私见，不出为名为利者，断难逃朕洞察，不得不治以妄言之罪。今朕特降此旨，杜莠言正所以来谠论，并非欲诸臣安于缄然，切勿错会朕求正言之意。” 何为正言？朝野大小臣工都明白：皇帝喜欢的即正，皇帝不喜欢的即不正。亲政时的求“直言”而今成了求“正言”，言路又复回往日。 那么，还会有人向皇帝直言吗？ 虽然白莲教匪尚在猖撅，但朝野一片稳定，嘉庆帝竟在丧服期间，选起秀女来。暮春选看八旗秀女，而今八月间则选看包衣三旗女子。刑部郎中达冲阿的女儿没有送到宫中让皇上选看，就把她许配给了人家，嘉庆帝知道以后大为震怒，申斥达冲阿目无皇上，并通行晓谕八旗及包衣三旗，在宫中选美之后，才准许婚配。 果然没人指责嘉庆帝。然而真的就无人直谏了吗？ 面对嘉庆帝的所作所为，洪亮吉痛心疾首。他经常与法式善等人在一起畅谈国事，慷慨激昂，认为国家富强的出路就在于革新弊政，可是皇上现在却踏步不前甚至反对维新了，这怎能不让志士仁人痛心。洪亮吉在诗中写道：“幸多同志友，肝胆索郁勃，纵谈当世事，喜罢或呜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溢于言表。 洪亮吉和他的同仁们看到，朝中的高官，地方的大吏，乃至州官县吏，只是贪恋官禄，贪图钱财，哪个为国分扰为民着想？洪亮吉更多一层烦恼，他的老师，他过去崇拜的偶像，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也是装聋作哑，明哲保身。 洪亮吉想：我何去何从？只要我不吭不响，我就必然官运亨通，我刚到北京连升二级就是明证。那么我洪亮吉也是贪图富贵的人了？可是，如果我向皇上进言，我面对的是整个腐败的社会呀，面对的是已经倒退了的皇上呀！何况虽然有些人也指责贪官污吏祸国殃民，但是如果你奋臂疾呼，挺身战斗，他们就会龟缩起来，甚至还要反过来讥笑你，说你逞能。如今那些腐朽的官僚们已经麻木，国人士子也都趋吉避凶，我若有所直言，必定会落得可悲的下场——这是必然的，他们一定骂我是傻瓜蛋，憨蛋，疯子，狂徒。 我还是回归故里，过悠闲自在的生活吧。于是他决定九月二日叩送高宗纯皇帝梓宫后即收拾行囊，回归故里。 可是，乞假获准后，一个月中洪亮吉都寝食不安，特别是听到川陕官吏偶言营情弊时，感叹焦劳，有时竟至彻夜不眠。最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以为自己曾蒙二朝圣上恩遇，不当知而不言，他写了一首小诗名《自励》道： 宁作不才水，不愿为桔槔。 桔槔亦何辜，俯仰随汝曹。 校枒适当时，旋转如风涛。 高原多低枝，感汝汲引劳。 一朝时两行，弃置眼蓬蒿。 宁作无知禽，不愿为反舌。 众鸟皆啁啾，反舌声不出。 岂繁果无声，无乃事容悦。 依依檐宇下，饮啄安且吉。 何忍视蜀鹃，啼完口流血。 八月二十三日，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灵魂的煎熬，他终于作出决定，要向皇上直谏，他不愿做檐下的小雀。这一天，他写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及言时政启》，手抄三份：一份交于恩师朱珪，一份交于恩师刘权之，加一份则交于多年诗友成亲王永瑆。这封直陈时政的长篇大论后人称为《千言书》，全文如下：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这，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瑞、张文和、孙文定等，皆织织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团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大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骄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内署总督苏凌阿昏聩糊涂，贪赃枉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次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资，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王，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才，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偿所举非人，所言非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德，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造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险夷，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可不得也。 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之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支治则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堇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呼？ 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某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史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徕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蒇国家之事？有明中计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沉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于成例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刑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辩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以同乡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吴，二吴即袖其稿，走权门，借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衰赠曹锡宝之明者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类。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之力乎？则降官亦不是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 何以用人行政未尽致矣？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名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协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于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以为者，而诸里又群起而集其厅矣。 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类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一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憧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以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里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闭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出，制就而入者矣。及从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试、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誇诈黄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爱，如国体何？”是，知国体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代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者，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进一恬退之流，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拔以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旨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琦自好者，类比感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感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军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居十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者又十居六七类。深恐西晋祖尚无虚之习，复见于今，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 何以言赏罚仍不明矣？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于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于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则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拏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者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夫蒙蔽、欺委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今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识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躁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债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债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儿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运寄，皆震惧失色，则驭军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这已未，首尾五年，偾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手？而欲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涖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午日见消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 何以言言路似通未道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用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芜，询及吉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进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化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阴私，则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外，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 何以言支治欲肃而未肃也？夫欲吏治之肃，则督抚藩臬其标准矣。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源璹已被纠，富纲已遭扰，江蘭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札，按年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槐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又宁增无减，宁备无缺，此皆无不取之于川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遣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事，州县入己者已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许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之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当阳，四川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生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八月二十三日，洪亮吉把《千言书》手抄三份送出后，便把手稿拿出给长子饴孙看，并告诉洪饴孙道：“为父大祸就要临头，你应有所准备。” 饴孙道：“儿深知父亲一片为国忠心，儿死而无怨。” 之后，洪亮吉又与他的知交—一相别，大家惊惧之余，都觉得这是诀别。 朱珪、刘权之接到洪亮吉的谏议书后，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同时又可惜亮吉这个人才。他们都以为洪亮吉只送给自己一份，便匿不上奏，生怕牵连自己。成亲王永瑆接信后，可不管他什么三七二十一，于八月二十五日把《千言书》呈送给嘉庆帝。嘉庆帝看罢大怒，立即经内阁发下谕旨： “内阁奉谕旨：本日，军机大臣将编修洪亮吉所递成亲王书禀呈览。朕亲加披阅，其所言无实据，且语无伦次，著变军机大臣即使该员将书内情节，令其按款指实，逐条登答。” 这是一个罗织罪名的谕旨，皇帝既然公开表示洪亮吉所言皆无实据，且语无伦次，那么再让洪亮吉按款逐条指实登法，岂不是虚假的幌子。 不一会儿，谕旨又下，革去洪亮吉的职务，把他交于刑部内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并具实奏据。洪亮吉当即被关入刑部南监。 二十六日四鼓，洪亮吉被送往西华门外都詹司衙门由军机大臣刑讯，未刻审讯完毕，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行刑的人已做好准备。一些亲朋好友也都忙来吊唁，期与洪亮吉见最后一面。洪亮吉的同事们来与他诀别，有的抱着洪亮吉痛哭。洪亮吉反而笑道：“这有什么悲伤的，你们应该和我一样心情轻松愉快才是。”说罢吟绝句一首赠于大家并笑道：“丈夫自信头颅好，愿为朝廷吃一刀。” 成亲王永瑆把洪亮吉定为“大不敬”罪的同时，又在奏折中说道：“亮吉自称迂腐木臣，并罔识政治，一时糊涂，实在追悔莫及，只求从重治罪。” 嘉庆帝看了成亲王的奏折后，见也没审出个什么，于是颁旨道： “昨军机大臣等将洪亮吉逞递成亲王书札进览，语涉不经，全无伦次。洪亮吉身系编修，或交掌院及伊素识之大臣代奏，亦无不可。乃洪亮吉辄作私书，呈递成亲王处，并分致朱珪刘权之二书，因部一并呈阅。书内所称，如前法宪皇帝之严明，后法仁皇帝之宽仁等语。又称，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等语。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臣工，披阅奏章，视朝时刻之常规。及官府整肃之实事，在延诸臣，皆所共知，不值因洪亮吉之语，细为剖白。若洪亮吉以此等语，手（丕(士灬)）陈奏，即荒诞有甚于此者，朕必不加之责，更为借以自省引为良规。今以无稽之语，向各处投机，是诚何心？……” 下面的诏谕使朝野震惊，以后，士人再也不敢轻易论政了 “……惟知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据之谈，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 嘉庆帝对洪亮吉还算法外开恩，他是王杰、朱珪、刘权之等大臣的弟子，又是成亲王的诗友。虽然成亲王判其为斩立决，以示《千言书》与他毫无瓜葛，但嘉庆帝以为，若真的判洪亮吉斩决，此数大臣及成亲王，必心有戚戚，于是下谕把斩立决改为流放伊犁。 嘉庆五年三月，正是暮春时节，亲政一年的嘉庆帝忽然感到有点寂寞。如今上书的大臣少了，士子们更是噤若寒蝉，他开始冷静的思考他在去年对洪亮吉等人的直谏处理得是否合适，他已开始尝到他自己种下的苦果。 这一天，他早早地来到圆明园里的勤政殿，可是和前些日子一样，近一个时期以来，奏折很少。于是他感到有些无聊，身边一个大臣也没有。突然，他的脑海里显出喜塔腊氏的影子，她笑盈盈地走来，将要接近皇上时又顿然消失，嘉庆帝不由心内一阵僽楚。他的感情上的一片空白，至今无人填补，甚至身边连一个可人的太监也没有，因此他常常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去年选了一些秀女，虽然也有姿色甚佳者，但是其性情总显得不能让皇上接受，要么是太过冰冷，要么就太过热烈，总不能在热烈中见羞涩见温情，总不能在冰冷中见纯真见娇羞。他快快地步出勤政殿，来到天地一家春，他的母亲曾在这里住过多年，而今这里又重新住进了他自己的妃子。皇上的到来令现在的天地一家春的主人皇贵妃钮祜禄氏非常高兴，她是皇三子绵他的母亲，论理她现在该是皇后了，因为不仅喜塔腊氏已病故两年，而且嘉庆帝亲政也已一年多了，一个国家后宫岂能无主，何况嘉庆帝春秋正富。 “皇上怎么现在来了？”钮祜禄氏迎上前来道。 “正是大好的春光，朕想同爱妃到外面游览一番。” 钮祜禄氏喜出望外，遂让几个宫女跟着，来到湖边。湖边柳丝儿细细长长，柳絮飘飘荡荡，真是惹人情思。皇上不住地看钮祜禄氏，发现她今天特别俏丽，粉白的面颊泛着红润，细细的眉梢飞扬着笑意，嘉庆不由地道：“爱妃越来越俏丽了。”钮祜禄氏道：“妾已如这暮春的花儿快要萎谢了，哪里还有什么俏丽？”嘉庆帝道：“越是暮春的花开得越热烈、红火、越撩人。”说着把手伸出去，钮祜禄氏早把纤纤的玉手递来，嘉庆帝觉得她的手儿有点潮润，道：“这天不太热呀。”钮祜禄氏道：“妾的心热，妾的身上尽是汗呢。”皇上道：“你此时的身上定是好看。”钮祜禄氏被他说得娇喘微微，眼波流韵，浑身躁热，一张脸儿愈加艳丽，阳光照下，她的那耳眉子白润润地透明，嘉庆帝见她的情形，也觉喉干舌燥，道：“我们不要在这浪费光阴了……” 第二日，嘉庆帝发旨册封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同时晋封莹嫔俱佳氏为华妃，淳贵人董佳氏为婉贵太妃，春贵人王佳氏为吉嫔。 暮春过后，初夏来临，嘉庆帝正与后妃们过得火热，奏折偏偏渐渐地多起来，不是这个盐政贪污，就是那个大吏婪索。嘉庆想，难道刚刚整治的吏治腐败现象，现在又死灰复燃？他内心不由警惕起来。最令他头痛的是勒保等人征剿教匪一年来毫无进展。案头正放着徐天德带教匪人湖北、冉学肱部却进入四川的奏报。这军中的将帅一点悔改没有仍旧黩贪懈玩！倭什布在奏折中说，勒保等将帅与前相比，前一阵子虽有所收敛，但现在已故态复萌，川楚教匪比去年更加猖撅。嘉庆闻报大怒。 可是，正当嘉庆帝要再整军队的时候，两个更让他震惊的奏折摆在他的面前，一个是初彭龄参劾巡抚伊桑阿，一个是揭发吏部书吏舜。两个案子直把嘉庆帝气得差点吐出血来。 伊桑阿在过去任山西巡抚时因斥骂手下，暴虐属员，勒索无厌而被罢官。嘉庆帝对他宽大处理，流放他到伊犁，后来又把他从伊犁召回，亲自接见他。伊桑阿在皇上面前痛哭流涕，说：“奴才若不侮改，猪狗不如。”于是嘉庆帝又让他去贵州做巡抚。 初彭龄在奏折中说：“伊桑阿市经莅任，便故态复萌，因沿途州县供应不周，即肆口谩骂；州县办差稍不如意即行撤回；又将黔抚衙署全行拆改，添造置房数十间，耗银六千余两，又不发作，以扣缴养廉不足为名，勒令各府帮贴；甚至纵容家人逞威作势，索取属员门包；更有甚者，于石岘之战中，其驻扎铜仁，并未亲赴军营，却诳报上阵歼敌，扫荡逆剿，全境肃清，骗得交补议叙。” 另一个奏折是劾揭吏部书吏竟然欺蒙上司，私用印信舞弊，愚弄五部堂司乃至侍郎尚书，吏部京兆相争一事，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动案例。 两个奏折，摆在案头，令嘉庆帝恼怒异常，可又觉得无从治起。治军队恐无人任帅，治朝廷，恐朝中无可当大任之人。正在忧愁时，朱珪登殿奏曰：“皇上，如今再不能手软了。军中，虽然可令那些渎职将帅戴罪立功，可是他们确是除贪婪淫乐之外，剩下的只有昏庸无能，如果再对他们放纵，实在于国不利。教匪之乱，绝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且皇上初政刚一年，去岁诛杀和珅，下诏求言，万民称快，国运昌隆，如今沉滓复起，贪污腐败之风气又有死灰复燃之势，皇上绝不可犹豫以待，令其形成势头习惯，从中央到地方该是狠心整治的时候了——应该像诛杀和珅一样。” 朱珪的话，说到了嘉庆帝的心坎上，于是道：“朕正要整治中央、地方及军队，可一时黜去如此众多的大吏，新人从何而出？” 朱珪道：“臣想皇上最担心的是军中帅才，臣保举一人可担此任，此人叫额勒登保，旧属勇将海兰察麾下。胡齐崙挪用军饷馈送于诸将帅，唯独额勒登保拒而不受。其军中运饷之困难，也都由其自行筹办，从无借口为难。近二年来，诸军无不畏缩不前，而唯有额勒登保左突右击，而且从不虚冒功劳。额勒登保不仅是善战的勇将，而且还是廉洁谨慎的官吏，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做领兵统将的元帅。经略之职交于此人，南方教匪可定矣！——至于中央官员可选贤任能，不拘一格，要善于发现新人；地方大吏，更不足虑也——也不必虑及太多。” 嘉庆帝此时觉得洪亮吉确有爱君之诚，于是首先下诏释放洪亮吉，决心重新举起剔除积弊、革新国政的大旗。刚好，此时京师大旱连月无雨，皇上多次祷雨未应，哪知皇上赦洪亮吉回籍的诏书刚下，京师即普降大雨，连月之旱，一夕解除。嘉庆帝得此效验，立即大刀阔斧地整顿起来。 首先处理了军队的一批旧将，诏逮勒保，判斩监候，明亮逮京问罪，永保拟处斩，后诏免斩流放。秦承恩重新处置，与宜绵、庆成等一起皆远戍伊犁，其余贻误军机之大小将官亦俱受惩处。同时授额勒登保经略印信，军队从此开始转人节节胜利。不过勒保明亮又复起用。 对伊桑阿则立即斩首——这是嘉庆亲政后从快惩处贪赃大吏的第一个案例。 对吏部书吏舞弊一案，嘉庆帝也毫不留情，吏部尚书书琳宁被革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务；吏部传郎范建丰、钱钺亦被革职；军机大臣刘权之亦交都察院严加论处，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戴衢亨亦交都察院议处。同时选年富力强的英和入值军机处。 嘉庆帝如此痛下决心，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整顿，又给国家带来生机。 额勒登保是满州正黄旗人，在海兰察麾下时，曾讨台湾，远征廓尔喀，每战必策马前冲，争先陷阵。海兰察曾对他说道：“你真是个将才，可惜不识汉字。我有一本满文的兵书，是从汉文译过来的，你熟读以后，他日定会成为名将。” 额勒登保接过海兰察的书一看，见此书名叫《三国演义》，便日夕揣摩，居然熟练，能出奇制胜。 如今额勒登保既受了经略印信，果然不负海兰察厚望。他手下有两员汉将，一名叫杨遇春，四川崇庆州人；一名叫杨芳，贵州排厅人。杨遇春以黑旗率众，敌望见即知为杨家军；杨芳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应试不中，于是投笔从戎，来到军中，为杨遇春所拔识。额勒登保阵斩冷天禄，实是二杨的功劳。如今额勒登保授为经略，于是特保举遇春为提督，杨芳为副将，二人得额帅知遇，非常卖力，就是过去的乡勇头目罗恩举、桂函也因额勒登保做了统帅，有功必赏，愿效驱驰。后来，杨遇春、杨芳和德楞泰追逐徐天德，转战陕境，与高海德等相遇，德楞泰乘着大雾，袭击高海德，把他擒住；接着王廷诏被捕；徐天德：樊人杰在均州投水牺牲。 嘉庆七年，经略大臣和川楚陕诸省总督，都奏称大功勘定。嘉庆帝在京师祭告裕陵，宣示中外，封额勒登保为一等威勇侯，德楞泰一等继勇侯，均世袭罔替，并加太子太保，授御前大臣。勒保封一等伯；明亮封一等男；杨遇春以下诸将，爵秩有差。自此以后，裁汰营兵，遣散乡勇。兵勇无家可归，或归家衣食住所无着落，又加上发放的恩饷，经官吏层层克扣剥削，七折八扣，到了兵勇手里已所剩无已。因此游兵冗勇，又聚众杀官造反，出没为患。复经额、德两将帅东剿西抚，忙了一年，事始大定。 自教徒肇乱，劳师九载，所用兵费，不下二亿两白银，死毙之教徒，不下数十万，清兵乡勇阵亡多少则无从查考。 经白莲教起义后，清朝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从此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可是，天下大定，内外官吏又是歌功颂德，极力铺张。嘉庆帝觉得自己功德无及，国家复兴，百姓安居乐业，便渐渐地骄奢起来。 国家真的就太平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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