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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4）
一、我只想到死
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诉我，向中国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办。他劝我安心地睡一觉。
从伯力上车时，我和家里的人分开了，被安置在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他们给我准备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说了不少逗趣的话。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们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没有命了。
在对面卧铺上，阿斯尼斯大尉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睁着眼睛，被死亡的恐惧搅得不能入睡。我坐起来，默诵了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刚要躺下，站台上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好像走来了一队士兵。我凑近车窗，向外张望，却看不见人影。皮靴步伐声渐渐远去了，只剩下远处的灯光在不祥地闪烁着。我叹了口气，缩身回到卧铺的犄角上，望着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记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时说的几句话：“天亮就看见你的祖国了，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
“欺骗！”我恶狠狠地瞅了躺在对面卧铺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经打起鼾来了。“你的话，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骗！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实！”
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只有祖宗而无祖国，共产党只能与“洪水猛兽”联系着，决谈不上什么文明。我认为苏联虽也是共产党国家，对我并无非人道待遇，但苏联是“盟国”之一，要受到国际协议的约束，不能乱来。至于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不承认任何“正统”，对于我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我在北京、天津、长春几十年间听到的宣传，所谓“共产党”不过全是“残酷”、“凶恶”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蒋介石对我还仇恨百倍。我到了这种人手里，还有活路吗？“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来年，现在我认为“赖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种各样恐怖的设想中度过了一夜。当天明之后，阿斯尼斯大尉让我跟他去见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临死时有没有勇气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我昏头胀脑地随阿斯尼斯走进一间厢房。这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位穿中山装，一位穿草绿色的没有衔级的军装，胸前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他们俩站起身跟阿大尉说了几句话，其中穿中山装的转过身对我打量了一下，然后说：
“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我低头等着那军人给我上手铐。可是那军人对我瞅着，一动不动。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这样想着，跟阿斯尼斯走出车厢，上了站台。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的兵，一边是苏联军队，一边是个个都佩戴着那种符号的中国军队。我们从中间走过，上了对面的列车。在这短暂的片刻时间内，我想起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戴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大概连个虫子也不如吧？
进了车厢，我看见了伪满那一伙人，看见了我家里的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坐着，身上都没有镣铐和绳索。我被领到靠尽头不远的一个座位上，有个兵把我的皮箱放上行李架。我坐下来，想看看窗外的大兵们在干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车窗玻璃都被报纸糊上了；再看看车厢两头，一头各站着一个端冲锋枪的大兵。我的心凉下来了。气氛如此严重，这不是送我们上刑场又是干什么呢？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
过了不大功夫，有个不带任何武器的人，看样子是个军官，走到车厢中央。
“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他环视着犯人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你们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的就来报名看病……”
这是什么意思呢？祖国，安排，放心，有病的看病？呵，我明白了，这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心，免得路上出事故。后来，几个大兵拿来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副，一面发一面说：“自己保存好，不要打了，路上不好补充。”我想，看来这条通往刑场的路还不短，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早餐是酱菜、咸蛋和大米稀饭。这久别的家乡风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间一大桶稀饭全光了。大兵们发现后，把他们自己正要吃的一桶让给了我们。我知道车上没有炊事设备，他们要到下一个车站才能重新做饭，因此对大兵们的这个举动，简直是百思不得一解，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他们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意。
吃过这顿早饭之后，不少人脸上的愁容舒展了一些。后来有人谈起，他们从大兵们让出自己的早饭这件事上，觉出了押送人员很有修养、很有纪律，至少在旅途中不会虐待我们。我当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正相反，认为共产党人对我是最仇恨的，说不定在半路上就会对我下手，施行报复。就像中了魔一样，我往这上头一想，就觉得事情好像非发生不可，而且就像是出不了这天夜里似的。有的人吃过早饭打起盹来，我却坐立不安，觉得非找人谈谈不可。我要向押送人员尽早地表白一下，我是不该死的。
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很年轻的公安战士。这是我面前最现成的谈话对象。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最后从他的胸章上找到了话题。我就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字谈起。
“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这是头一次使用”您“字），解放，这两个字意思好极了。我是念佛的人，佛经里就有这意思。我佛慈悲，发愿解放一切生灵……”
年轻的战士瞪起两只大眼，一声不响地听着我叨叨。当我说到我一向不杀生，连苍蝇都没打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我不由得气馁下来，说不下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位年轻的战士对我也是同样的摸不着头脑呢！
我的绝望心情加重了。我听着车轮轧着铁轨的闹声，觉着死亡越来越近了。我离开了坐位，漫无目的地在通道上走着，走到车的另一头，在厕所门边站了几秒钟，又转身往回走。我走到中途，听见旁边的侄子小秀在和什么人低声说话，好像说什么“君主”、“民主”。我忽然站住向他嚷道：
“这时候还讲什么君主？谁要说民主不好，我可要跟他决斗！”
人们全给我弄呆了。我继续歇斯底里地说：“你们看我干什么？反正枪毙的不过是我，你们不用怕！”
一位战士过来拉我回去，劝我说：“你该好好休息一下。”我像鬼迷了似地拉住这位战士，悄悄对他说：“那个是我的侄子，思想很坏，反对民主。还有一个姓赵的，从前是个将官，在苏联说了不少坏话……”
我回到座位上，继续絮叨着。那战士要我躺下来，我不得已，躺在椅子上，闭上眼，嘴里仍停不下来。后来，大概是几夜没睡好的缘故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竟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我想起了昨天的事，很想知道被我检举的那两个人命运如何。我站起来寻找了一下，看见小秀和姓赵的还都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小秀神色如常，姓赵的却似乎有点异样。我走近他，越看越觉得他的神色凄惨；他正端详着自己的两手，翻来覆去地看。我断定他自知将死，正在怜惜自己。这时我竟又想起了死鬼报冤的故事，生怕他死后找我算账。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走到他面前，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行过这个“攘灾”礼，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嘟嘟囔囔念起“往生神咒”。
列车速度降低下来，终于停了。不知是谁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像弹簧似地一下子跳起，扑向糊着报纸的窗户，恨不得能钻个窟窿看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我死的地方了。这里曾是我做皇帝的地方，人们已经到齐，在等着公审我了。我在苏联曾从《实话报》上看到过关于斗争恶霸的描写，知道公审的程序，首先是民兵夹着被审者上场。这时正好车门那边来了两个大兵，让我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他们是来送早餐稀饭的。与此同时，列车又开动了。
列车到了沈阳。我想这回不会再走了，我一定是死在祖宗发祥的地方。车停下不久，车厢里进来一位陌生的人，他拿着一张字条，当众宣布说：“天气太热，年纪大些的现在随我去休息一下。”然后念起名单来。我听到那名单里不仅有我，而且里面还有我的侄子小秀，我奇怪了。我今年四十四岁，如果勉强可以算是年纪大的，可是三十几岁的小秀是怎么算进去的呢？我断定，这必是一个骗局。我是皇帝，其他的都是大臣，小秀则是叫我检举连累的，全都完了。我同名单上的人们一起坐进了一部大轿车，随车的也是端冲锋枪的大兵。我对小秀说：“完啦！我带你见祖宗去吧！”小秀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拿名单的那个人却笑道：“你怕什么呀？不是告诉过你这是休息吗？”我没有理他，心里只顾说：“骗局！骗局！骗局！”
汽车在一座大楼门前停下了，门口又是端着冲锋枪的大兵。一个不带武器的军人迎着我们，领我们进了大门，说了一声：“上楼！”我已经是豁出去了，既然得死，那就快点吧。我把上衣一团，夹在胳臂下就上了楼。我越走越快，竟超过了带头的那位，弄得他不得不赶紧抢到我前面去。到了楼上，他快步走到一个屋门口，示意叫我进去。这是间很大的屋子，当中摆着长桌、椅子，桌上是些水果、纸烟、点心。我把衣服往桌上一扔，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心里说，这是“送命宴”，快吃快走。我咬了一半苹果，后面的人才陆续到达。片刻间，屋里坐满了人，除了点名来的我们十几个之外，还来了不少穿中山服和军装的人。
在离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开始讲话了。我费劲地咽着嘴里的东西，他的话竟一句也没听见。我好容易吃完那个苹果，便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快走吧！”
有些穿中山装的笑了起来。那讲话的人也笑道：
“你太紧张了。不用怕。到了抚顺，好好休息一下，老老实实地学习……”
听清了这几句话，我怔在那里了。难道是不叫我死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正好带我们来的那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张点名的名单，向刚才讲话的那人汇报说，除熙治因病未到外，其余需要休息的都来了。我一听，这更不是瞎猎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不顾一切地，上前一把将那个名单抢了过来。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一阵哄堂的笑声，但是我却弄明白了那确实是个名单，不是什么死刑判决书之类的东西。正在这时，张景惠的儿子小张也来了。他是跟另一批伪满战犯首先回国的，他把那一批人的现状告诉了我们，又把一些人的家属情况说了。大家听说先来的一批人都活着，而且家里情况很好，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每个人的脸上都放了光。这时我的眼泪有如泉水，汹涌而至……
固然，我所得到的这种轻松感，历时并没有多久，只不过是从沈阳到抚顺这段路上的一个小时，但它毕竟是起了松弛神经的作用，否则我真会发起疯来的。因为从伯力上火车以后，五天来我想到的只是死。
二、初到抚顺
火车到达抚顺以前，一路上可以听到各式各样关于美妙前景的估计。车上的气氛全变了，大家抽着从沈阳带来的纸烟，谈得兴高采烈。有人说他到过抚顺最豪华的俱乐部，他相信那里必定是接待我们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在抚顺不会住很久，休息几天，看几天共产党的书，就会回家；有人说，他到了抚顺首先给家里拍个平安电报，叫家里给准备一下；还有人说，可能在抚顺的温泉洗个澡就走。形形色色的幻想，不一而足。说起原来的恐惧——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又不禁哈哈大笑。可是，当到了抚顺，下了火车，看见了四面的武装哨兵时，谁的嘴角也不再向上翘了。
下了车，我们在武装哨兵的监视戒备下，被领上了几辆大卡车。从这时起，我的头又发起昏来。在糊里糊涂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只知道后来车停下时，我已置身在一座深灰色大砖墙的里面。又是大墙！而且是上面装着铁丝网、角上矗立着岗楼。我下了车，随着人们列队走了一小段路，停在一排平房的面前。这排房子的每个窗口，都装着铁栏。我明白了，这是监狱。
我们被大兵领进了平房的入口，经过一条狭长的甬道，进了一间大屋子。我们在这里经过检查，然后由不带武器的军人分批领出去。我和另外几个人跟着一个军人在南道里走了一大段，进了一间屋子。我还没看清楚屋里的形势，身后就响起了门外拉铁闩的刺耳声。这间屋子里有一条长长的板炕，一条长桌和两条长凳。跟我一起进来的是伪满的几名将官，当时还不熟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不知道他们是同我一样的恐慌，还是由于在我面前感到拘谨，也一律一声不响，低着脑袋站在一边。这样怔了一阵，忽然那刺耳的铁闩声又响了，房门被拉开，一位看守人员走进来，让我跟他到另一间屋子去。我没想到在这间屋子里又看见了我的三个侄子、二弟溥杰和我的岳父荣源。原来还是让我们住在一起的。他们刚刚领到新被新褥和洗漱用具，而且给我也带了一套来。
最先使我受到安慰的，是荣源凭着他的阅历做出的一番分析。
“这是一所军事监狱，”他摸着窗栏说，“全是穿军装的，没有错。不像马上……出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刚才检查的时候，留下了金银财物，给了存条，这也不像是对……，这是对待普遍犯人的。再说伙食也不错。”
“伙食不错，别是什么催命宴吧？”侄子小固毫无顾忌地说。
“不，那种饭有酒，可是这里并没有酒。”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看下顿，如果下顿仍是这么好，就不是了。没听说连吃几顿那个的。”
第二天，我开始有点相信岳父的话了，倒不是因为伙食和昨天不相上下，而是因为军医们给我们进行了身体检查。检查非常仔细，连过去生过什么病，平常吃什么、忌什么都问到了。同时还发了新的黑裤褂和白内衣，令人更惊异的是还给了纸烟。显然，这不像是对待死囚的。
过不多天，一个粗短身材、年在四十上下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他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苏联都看过什么书，这几夜睡的好不好。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就发给你们书籍、报纸，你们好好学习吧。”几个钟头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书籍、报纸，还有各类的棋和纸牌。从这天起，我们每天听两次广播，广播器就设在甬道里，一次是新闻，一次是音乐或戏曲节目。除此之外，每天下午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院中散步。就在第一次外出散步时，侄子小固打听出这个叫我们“好好学习”的人是这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
给我们送书来的那人姓李，后来知道是位科长。
那时我们除了对所长之外，管所方人员一律叫“先生”（因为那时不知道别的称呼）。这位李先生给我拿来了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说现在书还不够，大家可以轮流看，或者一人念大家听。这些书里有许多名词，我们感到很新鲜，然而更新鲜的则是叫我们这伙犯人念书。
对这些书最先发生兴趣的是小固，他看的比谁都快，而且立刻提出了疑难问题要别人解答。别人答不上来，他就去找管理所的人问。荣源讥笑了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学校，这可是监狱。”小固说：“所长不是说要我们学习吗？”荣源说：“学习，也是监狱。昨天放风时我听人说，这地方从前就是监狱。从前是，现在有书有报还是。”溥杰跟着说，日本监狱据说也给书看，不过还没听说过中国有这么“文明的监狱”。荣源仍是摇头晃脑地说：“监狱就是监狱，文明也是监狱。学那行子，还不如念念佛。”小固要和他争辩，他索兴闭上眼低声念起佛来。
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小固传播了刚听来的一条新闻：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谷拿一块表送给看守员（这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职务名称，我们当面称先生，背后叫“管人的”），结果挨了一顿训。这条新闻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议论。小秀说，上次洗澡的热水，并不是热水管子里的；锅炉还没修好，那水是“管人的”先生们用水桶一担一担挑来的。“给犯人挑水，还没听说过。”小瑞也认为这里“管人的”跟传说中的“狱卒”不同，不骂人。不打人。荣源这时正为吃晚饭做准备月捻完“往生神咒”，冷笑了一下，低声说：
“你们年轻人太没阅历，大惊小怪！那送表的一定送的不是时候，叫别人看见了，当人面他怎么能要？不打、不骂，你就当他心里跟咱没仇？瞧着吧，受罪在后头！”
“挑水又怎么说？”小固顶撞地说，“给咱挑水洗澡，就是叫咱受罪？”
“不管怎么说，”荣源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共产党，不会喜欢咱这种人！”
说着，他摸了一阵口袋，忽然懊恼地说：“我把烟忘在外边窗台上了。真可惜，从沈阳带回来的只剩这一包了。”他不情愿地打开一包所里发给的低级烟，还嘟囔着，“这里‘管人的’大都吸烟，我那包算白送礼了！”
真像戏里所说的，“无巧不成书”，他的话刚说完，房门被人拉开了，一个姓王的看守员手里举着一样东西问道：“这屋里有人丢了烟没有？”大家看得清楚，他手里的东西正是荣源那包沈阳烟。
荣源接过了烟，连声地说：“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听看守员的脚步声远了，小固先禁不住笑起来，问他刚才念的是什么咒，怎么一念就把烟给念回来了。荣源点上了烟，默默地喷了一阵，恍然大悟似地拍了一下大腿：
“这些‘管人的’准是专门挑选来的！为了跟咱们斗心眼儿，自然要挑些文明点儿的！”
小固不笑了，溥杰连忙点头，另外两个侄子也被荣源的“阅历”镇住了。我和溥杰一样，完全同意荣源的解释。
过了不多天，发生了一件事，使荣源的解释大为逊色。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溥杰一面急急忙忙地找报纸，一面兴奋地说，他刚听见别的屋子里的人都在议论今天报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使他们猜透了新中国叫我们学习的意思。大家一听，都拥到了他身边，看他找的是什么文章。文章找着了，我忘了那文章的题目，只记得当溥杰念到其中新中国迫切需要各项人材，必须大量培养、大胆提拔干部的一段时，除了荣源之外，所有的脑袋都挤到了报纸上面。据溥杰听到别的屋子里的人判断，政府让我们学习，给我们优待，就是由于新国家缺少人材，要使用我们这些人。今天想起来，这个判断要多可笑有多可笑，可是在当时它确实是多数人的想法。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尽管荣源表示了怀疑，其他人却越想越觉着像是这么回事。
我记得从那天起，屋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起来。从前，除了小固之外，别人对那些充满新名词的小册子都不感兴趣，每天半天的读书，主要是为了给甬道里的看守人员看。现在，不管看守人员在不在，学习都在进行着。那时还没有所方于部给讲解，所谓学习也只不过是抠抠名词而已。当然，荣源仍旧不参加，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闭着眼念他的经。
这种盲目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所方宣布调整住屋，把我和家族分开时，它就像昙花一现似地消失了。
三、我离开了家族
为什么把我和家族分开？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这在我的改造中，实在是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可是在当时，我却把这看做是共产党跟我势不两立的举动。我认为这是要向我的家族调查我过去的行为，以便对我进行审判。
我被捕之后，在苏联一贯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之下进行的。我把跟土肥原的会谈改编成武力绑架，我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和后来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全部掩盖起来。知道底细的家族成员们一律帮我隐瞒真相，哄弄苏联人。现在回到了中国，我更需要他们为我保密，我必须把他们看管好，免得他们失言，说出不该说的话来。特别是小秀，更需加意防范。
到抚顺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小秀因为火车上的那点“眶毗之仇”，态度有些异样。那天我进了监房不久，忽然觉着有什么东西在脖子上爬，忙叫小秀给我看看。要是在以往，他早就过来了，可是那天他却装作没听见，一动不动。不但如此，后来小瑞过来，从我脖子后头找到一个小毛虫，扔在地上，小秀在旁边还哼了一声：“现在还放生，放了生叫它害别人！”我听了，浑身都觉着不是劲。
过了几天，小瑞给我整理被褥，我叫他把被子抖一抖。这个举动很不得人心，把屋里抖得雾气腾腾。溥杰鼓着嘴，躲到一边去了，小固捂着鼻子对小瑞说：“行行好吧。呛死人啦！”小秀则一把抓过被子，扔到铺上说：“这屋子里不只你们住着，别人也住着！为了你们就不顾别人，那可不行。”我沉下了脸，问道：“什么你们我们？你还懂规矩吗？”他不回答我，一扭头坐在桌子旁，闷着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撅着嘴使劲在纸上画，想看看他画什么，不料刚走过去，他拿起纸来就扯了。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一行字：“咱们走着瞧！”
我想起了火车上的那回事，尝到了自作自受的后悔滋味。从这天起，我尽力向他表示好感，拿出和颜悦色对他。我找了个机会，单独向他解释了火车上那回事，并非出于什么恶意，我对他一向是疼爱的。此后，一有机会我就对三个侄子大谈伦常之不可废，大难当前，和衷共济之必要。当小秀不在跟前的时候，我更嘱咐别人：“对小秀多加小心！注意别让他有轨外行动！多哄哄他！”
经过一番努力，小秀没发生什么问题，后来报上那篇文章在我们脑子里5！起了幻想，小秀的态度也完全正常了。可是我对他刚放下心，就调整监房了，看守员叫我一个人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
小瑞和小固两人替我收拾起铺盖、皮箱，一人替我拿一样，把我送到新屋子。他们放下东西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感到非常别扭，简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屋子里原来住着八个人，见我进来，都沉默不语，态度颇为拘谨。后来，大概是经过一致默契，有人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靠近墙头的地方。以后我才明白，这个地方是冬暖夏凉的地方，冬天得暖气，夏天有窗户。我当时对这些好意连同他们的恭敬脸色全没注意，心里只想着这次分离对我的危险。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觉得这里连板炕都似乎特别硬。我站起来，抱着胳臂踱开了。
我踱了一阵，想出一个主意，就走到房门前，敲了几下门板。
“什么事？”一位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门问。
“请问先生，我能不能跟所长先生谈一件事？”
“哪类的事？”
“我想说说，我从来没跟家里人分开过，我离开他们，非常不习惯。”
他点点头，叫我等一等。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所长准许我搬回去。
我高兴极了，抱起铺盖，看守员帮我提上箱子，便往回里走。在甬道里，我碰见了所长。
“为照顾你和年岁大些的人，所里给你们定的伙食标准比较高些，”所长说，“考虑到你们住一起用不同的伙食，恐怕对他们有影响，所以才……”
我明白了所长原来是这样考虑的，不等他说完，就连忙说：“不要紧，我保险他们不受影响。”我差点说出来：“他们本来就该如此！”
所长微微一笑：“你想的很简单。你是不是也想过，你自己也要学一学照顾自己？”
“是的，是的，”我连忙说，“不过，我得慢慢练，一点一点地练……”
“好吧，”所长点头说，“你就练练吧。”
我回到家里人住的那间屋子，觉得分别了半天，就像分别了一年似的。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我告诉了他们所长说要我“练一练”的话，大家从这句话里觉出政府似乎不急于处理我的意思，就更高兴了。
然而家里人并没有让我去练，我自己也不想去练。我只考虑所长那番话的意思，迟早还会叫我们分开，因此必须好好地想出个办法来应付这个问题。我竟没想到，所长给的时间是这样短，才过了十天，我的办法还没想好，看守员就又来叫我收拾铺盖了。
我决定趁小瑞给我收拾东西的时间，对家族嘱咐几句。因为怕门外的看守员听见，不好用嘴说，就写了一个纸条；又因屋子里这时多了两个汪伪政权的人，所以纸条写得特别含蓄。大意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后仍要和衷共济，我对你们每人都很关怀。写罢，我交给溥杰，叫他给全体传阅。我相信他们看了，必能明白“和衷共济”的意思是不要互相乱说。我相信两个汪伪政权的人对我的举动并没有发生怀疑。
我的侄子又给我抱着铺盖提着箱子，把我送进上次那间屋子，人们又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那个好地方。跟上次一样，我在炕上坐不住，又抱着胳臂踱了一阵，然后去敲门板。
还是那个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了门。我现在已知道他姓刘，而且对他有了一些好感。这是由吃包子引起的。不久前，我们第一次吃包子，大家吃得特别有味，片刻间全吃光了。刘看守员觉着这件事很新鲜，笑着走过来，问我们够不够。有人不说话，有人吞吞吐吐地说“够了”。他说：“怎么忸忸怩怩的，要吃饱嘛！”说着，一阵风似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一桶热腾腾包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我觉得这个人挺热心，跟他说出我的新主意，谅不至于出岔子。
“刘先生，我有件事……”
“找所长？”他先说了。
“我想先跟刘先生商量一下，我，我……”
“还是不习惯？”他笑了。这时我觉出背后也似乎有人在发笑，不禁涨红了脸，连忙辩解说：
“不，我想说的不是再搬回去。我想，能不能让我跟家里人每天见一面。只要能见见，我就觉着好得多了。”
“每天在院里散步，不是可以见吗？这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说说话儿，所长准许吗？”按照规定，不同监房是不得交谈的。
“我给你问问去。”
我得到了准许。从这天起，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时都能和家里人见一次面，说一会儿话儿。几个侄子每天都告诉我一点关于他们屋里的事情，所里的人跟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也照样告诉我。从接触中，小固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小秀也没什么异样，小瑞仍然恭顺地为我洗衣服、补袜子。
我所担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想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过去四十多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现在给我带来极大的苦恼。
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叠过一次被，铺过一次床，倒过一次洗脸水。我甚至没有给自己洗过脚，没有给自己系过鞋带。像饭勺、刀把、剪子、针线这类东西，从来没有摸过。现在一切事都要我亲自动手，使我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早晨起来，人家早已把脸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到我准备去洗脸了，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被叠好；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脸，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时候，已经把牙刷放进嘴里，才发现没有蘸牙粉，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饭都快吃完了。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忙得昏头胀脑。
仅仅是忙乱，倒还罢了，更恼人的是同屋人的暗笑。同屋的八个人，都是伪满的将官，有“军管区司令”、“旅长”，也有“禁卫军团长”，他们从前在我面前都是不能抬头的人物。我初到这间屋子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像我的家族那样偷着叫我“上边”，但“你”字还不敢用，不是称我为“先生”，就是索性把称呼略掉，以表示对我的恭敬。这时他们的耻笑虽不是公然的，但是他们那种故做不看、暗地偷看的表情，常常让我感到格外不好受。
让我感到很不好受的还不仅限于此。我们从到抚顺的第一天起，各个监房都建立了值日制度，大家每天轮流打扫地板、擦洗桌子和倒尿桶。没跟家族分开时，这些事当然用不着我来干。我搬进了新屋之后，难题就来了，轮到我值日那天该怎么办呢？我也去给人倒尿桶？我跟日本关东军订立密约的时候，倒没觉得怎样，而现在把倒尿桶却当成了上辱祖宗、下羞子侄的要命事。幸好所方给我解了围，第二天，所方一位姓贾的干部走来对大家说：“溥仪有病，不用叫他参加值日了！”我听到这句话，犹如绝路逢生，心中第一次生出了感激之情。
值日的事解决了，不想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散步，所长出现了。我们每次散步他必定出现，而且总要找个犯人谈几句。这次我发现他注意到了我。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阵，打量得我心里直发毛。
“溥仪！”他叫了一声。我从回国之后，开始听别人叫我的名字，很觉不习惯，这时仍感到刺耳，觉得还不如听叫号码好受。来这里的初期，看守员一般总是叫号码的（我的号码是“981”）。
“是，所长。”我走了过去。
“你的衣服是跟别人一块发的，怎么你这一身跟别人的不一样？”他的声调很和气。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别人，原来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我的却是褶褶囊囊，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了一只扣子，膝盖上沾了一块蓝墨水，不知怎么搞的，两只裤腿也好像长短不一，鞋子还好，不过两只鞋只有一根半鞋带。
“我这就整理一下，”我低声说，“我回去就缝口袋、钉扣子。”
“你衣服上的褶子是怎么来的呢？”所长微笑着说，“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别人怎么生活。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
尽管所长说得很和婉，我却觉得很难堪，很气恼。我这是第一次被人公开指出我的无能，这是我第一次不是被当做尊严的形象而是作为“废物”陈列在众目注视之下。“我成了大伙研究的标本啦！”我难受地转过身，避开“大臣”和“将官”们的目光，希望天色快些暗下来。
我溜到墙根底下，望着灰色的大墙，心中感慨万千：我这一生一世总离不开大墙的包围。从前在墙里边，我还有某种尊严，有我的特殊地位，就是在长春的小圈子里，我也保持着生活上的特权，可是如今，在这个墙里，那一切全没有了，让我跟别人一样，给我造成了生存上的困难。总之一句话，我这时不是因感到自己无能而悲哀，而是由于被人看做无能而气恼。或者说，我不是怪自己无能，而是怨恨我一向认为天生应该由人来服侍的特权的丧失。我因免于值日而对所方发生的感激之情，这时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天晚上，我发现了别人临睡时脱下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而我却一向是脱下来顺手一团，扔到脚底下的。我想起所长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应该注意一下别人的长处，——我如果早知道这点的话，今天不是就不会碰到这种难堪了吗？我对伙伴们产生了不满，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藏奸”，不肯告诉我呢？
其实，那些伪将官们连向我说话还感到拘谨，我既然不肯放下架子去请教，谁还敢先向我指指点点呢？
我就是这样的在抚顺度过了两个多月。十月末，管理所迁往哈尔滨，我们便离开了抚顺。
四、搬到哈尔滨
在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只有几个年轻些的人还有点兴趣谈天说笑，愿意跟看守员打打“百分”，其他的人则很少说话，即使说起来声调也不高。车厢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沉寂的。有不少人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我虽然不像回国时那样恐怖，却仍是比任何人都紧张。这时，正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不久。有一天夜里，我见溥杰跟我一样睡不着觉，便悄悄地问他对战局的看法。他死阴活气地回答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我领会他所谓“完啦”的意思：一方面指中国必然吃败仗，至少东北要被美国军队占领；一方面担心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先动手收拾我们这批人，免得落到美国人手里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犯人们的共同想法。
到了哈尔滨，看到管理所的房子，我越发绝望了。管理所的房子原是伪满遗留下来的监狱，看见了它，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这所监狱是经日本人设计，专门关押“反满抗日犯”的地方，共两层，中心是岗台，围着岗台的是两层扇面形的监房，监房前后都是直径一寸的铁栏杆。由洋灰墙隔成一间间小屋，每屋可容七八人。我这屋里住了五个人，不算拥挤，不过由于是日本式的，只能睡地铺。我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听说拆掉了。刚住进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伪满时关在这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不过单是听到那铁栏杆的开关声，就已经够我受的了，这种金属响声总让我联想到酷刑和枪杀。
我们受到的待遇仍和抚顺一样，看守员仍旧那样和善，伙食标准丝毫没有变化，报纸、广播、文娱活动一切如常。看到这些，我的心情虽然有了缓和，却仍不能稳定下来。记得有一天夜里，市区内试放警报器，那凄厉的响声，在我脑里久久不能消失。一直到我相信了中朝人民军队确实连获胜利之前，我总认为自己不死于中国人之手，就得死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中。总之，我那时只想到中国必败、我必死，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结果。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从报上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当时谁也不相信；到了年末，第二次战役大捷的消息来了，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我们还抱有很大的怀疑。过了年，有一天一位所方干部站在岗台上，向大家宣读了中朝军队光复汉城的新闻号外，各监房爆发出激烈的掌声。那时我心中仍旧半信半疑。二月间，报上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所方恐怕引起我们惊慌不安，停止我们阅报，我们不了解内情，便断定是在朝鲜前线打了败仗，怀疑以前的捷报全是假的。我由此认为自己的厄运快来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被铁门声惊醒，见栏杆外来了好些人，从隔壁监房里拥着一个人走出去。我认为这必是美国军队逼近了哈尔滨，共产党终于对我们下手了，不由地浑身战栗起来。好容易度过了这一夜，天亮后听同屋子的人议论，才明白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原来前“四平省长”老曲半夜小肠疵气病发作，看守员发现后，报告了所长，所长带着军医和护士们来检查了一下，最后送他进了医院。我当时由于恐惧和联想，弄得神魂颠倒，所以只看见军装的裤腿，竟没看见医生和护士们的白衣衫。
这个误会的解除并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我怕听的除了夜里的铁门声之外，还有白天的汽车声。每逢听见外面有汽车响，我就疑心是来装我们去公审的。
我白天把精力放在倾听、观察铁栏杆外边的一切动静上，夜里时常为噩梦惊醒。和我同屋的四个伪满“将官”，情形不比我好多少。他们跟我一样，饭量越来越小，声气越来越低。我记得那些日子，每逢楼梯那边有响声，大家都一齐转头向栏杆外窥探，如果楼梯上出现一个陌生面孔，各个监房里一定自动停止一切声息，好像每个人都面临着末日宣判一样。正在大家最感绝望的时候，公安机关的一位首长来到监狱，代表政府向我们讲了一次话。听了这次讲话我们才重新看到了生机。
这位首长站在岗台前对着各个监房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代表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民政府并不想叫我们死，而是要我们经过学习反省，得到改造。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的政权下，多数的罪犯是可能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他说完，所长又讲了一会儿。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只想到死，看什么都像为了让你们死才安排的。你们可以想想，如果人民政府打算处决你们，又何必让你们学习？”
“你们对于朝鲜战争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有人可能认为，志愿军一定打不过美国军队，美国军队一定会打进东北，因此担心共产党先下手杀了你们；有人还可能迷信美国的武力，认为美国侵略者是不可战胜的。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中朝人民一定会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也一定得到胜利。共产党人从来不说空话，事实就是事实！”
“你们也许会说，既然不想杀我们，就把我们放出去不好吗？不好！如果不经改造就放你们出去，不仅你们还会犯罪，而且人民也不答应，人民见了你们不会加以饶恕。所以，你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改造。”
我对那位首长和所长的话虽然不完全懂，甚至不完全相信，但关于政府不想处决我们的这段话，却是越想越有道理。是呵，如果是存心杀掉我们，在抚顺时何必为我们扩建监狱的澡堂？到哈尔滨又何必抢救垂危的病人？又何必一直对我和年纪大的给以伙食方面的照顾？
对于像治病、洗澡之类的这些生活待遇，后来才知道，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很新奇，把它看做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因此听到了政府人员正面说出不想消灭我们的话来，我们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
关于首长和所长说的学习、改造，在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加以理睬。在我看来，叫我们看书看报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消磨时间，免得胡思乱想。说看几本书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对于美国军队可以打败的话，我更不相信。同屋的四个自命懂得军事的“将官”，则一致认为，美国或许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拿出原子弹，然而美国仅仅用常规武器就足以称霸世界、无敌于天下；说可以打败美国军队，只不过是句空话。可是后来，我们渐渐觉得，共产党人不大像是说空话的人。过了不久我们重新看到了报纸，觉得那些有关朝鲜战场的消息不像是假的。那些“将官”们也说，历来编造战报，双方死伤人数可以造假，而地域的得失却不能做长时间的谎报，特别是美军总司令表示愿意谈判的消息，更是不能编造的。美国军队也要谈判停战问题，还能说是无敌的吗？“将官”怀疑起来了，不用说，我更解释不通了。
“兵不厌诈，”一个当过“旅长”的战犯说，“也许这里面还有问题呢！我不相信美国是‘纸老虎’。”
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我反而越感到了安心，因为我认为如果共产党没有溃败，就不至于急于消灭我这个累赘。
这时的学习也与以前不同了。以前的学习是自流的，所方并不过问，现在是所方管学习的干部亲自领导我们学习。他给我们做了“什么是封建社会”的专题讲话，然后由我们讨论。每人还要写学习笔记。
有一天，讲课的干部对我们说：
“我已经讲过，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原来是什么思想。每个人的思想是跟他的出身、历史分不开的，因此，要从自己的出身、历史上去研究。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每个人要客观地无保留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写一份自传。……”
我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改造吗？这是不是借口改造来骗我的供词呢？共产党看战局稳定下来，大概就要慢慢收拾我了吧？”
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我正是在这种对立的思想支配下，写下了我的第一份自传的。
五、写自传与献“宝”
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圆溜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
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
“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
“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
“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吗？”
“走后？”
“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
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
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
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
当时大家都从学习、值日和生活这三方面，努力表现自己，希图取信所方。我们这个组，在学习方面“成绩”最好的要算我们的组长老王。他原是伪满军法少将，在北平学过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新理论名词懂得比较快。其他三名“将官”起初跟我一样，连“主观”“客观”都闹不清，可是“进步”也比我快。在开讨论会时，他们都能说一套。最要命的是学完“什么叫封建社会”的专题后，每人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称学习总结），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领会、感想，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在讨论时，我还可以简单地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写心得可就不这么容易了。老实说，这时我对于学习还没感到有什么需要，学习对于我，非但没解决什么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不会使所方满意的。
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遢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
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拼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
“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
“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石印，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
这套田黄石印送出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连多日没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员偷着匿起来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这天晚上，别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的打扑克，我却独自寻思田黄石印的去向，已经完全肯定是被贪污了。我考虑着是否直接问一下所长。这时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从外面经过，站住了。
“你怎么不玩？”他问。
“我不会。”我答。这是实话。
“你学嘛，打百分一学就会。”
“我学也学不会。”这也是实话。
“哪里的话！我不信还有学不会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热情地说，“我交了班来教你。”
过了一会儿，他果真带着一副扑克牌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栏杆外面，兴致勃勃地洗起牌来。我那套田黄石印就是交给他的。我心里对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没有了。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难受的——竟是充满了厌恶。
“我就不相信这个学不会，”刘看守员发着牌说，“再说，不会玩怎么行？你将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会玩那可怎么生活！”
我心想：“你可真会说，装的真像呵！”
“溥仪并不笨，”高个子老王也凑过来，嘴里叼着个小烟袋，笑着说。这就是在抚顺给荣源找回沈阳烟的那个看守员，他的烟瘾很大，终日不离烟袋，那烟袋只有一柞长。他到痰盂那里敲掉了烟灰，又开始装新的一袋，一边装一边说：“溥仪不笨，只要学，什么都学的会。”
他点上了烟。隔壁有个人对他说：“王先生，你的烟挺香呵！”
“怎么，大概你的烟卷又没啦？”他挪过一步对隔壁看看。不知是谁笑着又说：“我抽烟太没计划。”王看守员笑笑，解下了小烟荷包，扔了过去：“好吧，拿纸卷一支过过瘾。”
王看守员每逢犯人抽光了规定的纸烟，总要解下烟荷包让人卷烟过瘾。这种举动原来使我很不理解，而现在则有了解释：“你们全是骗人！我就不信你们这一套！”
事实上，一心想骗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而弄得别人不能相信的，也是我自己。过了不久，所长在院子里对我说：
“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说来，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六、小家族起变化
所长这段话的含意，我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才明白的。当时我只是想，他既然说“需要改造”，那么我眼前就没有什么危险。
可是万没想到，在我觉得已经没了危险的时候，危险就来了。
有一天，我的眼镜腿掉了，我请看守员代我送到大李那里去修理。大李是个很巧的人，他常给人修理些小玩意，像眼镜、钟表、自来水笔等等，到他手里都能整旧如新。我的眼镜每逢有了毛病，他总是很认真地给我修好。没想到，这一次他的态度变了。
我们这个管理所的建筑有个特点，楼上楼下的声响可以互相听到。看守员拿了我的眼镜下楼不久，我就听见了大李嘟嘟囔囔的声音。语音虽不清楚，但可以听出是不高兴。过了一会儿，看守员把眼镜带回来了，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是不是自己想想办法？他说没办法修。”
我听到大李的嘟嚷声时，就满肚子是气，心想他竟然敢对我端架子，太可恶了。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敢端下去。我对看守员说：“我自己会就不找他了。上次就是他修好的，还是请江先生跟他再说说吧。”这位江看守员年纪很轻，个子瘦小，平常很少说话。我们同屋的人都说他为人老实。他果然很老实，听了我的话又下楼去了。
这回大李没推，给我修理了。可是拿回来一看，修得非常马虎，只是用一根线系了一下，连原来的螺丝都不见了。
我仔细地琢磨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大李是变了，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记起了不久前的一天，我因为多日不见大李，散步时想问他在忙什么，就叫小瑞去找，不料小瑞回来说：“大李说他忙，没功夫。”刚才从他拒绝修眼镜的嘟囔声音里，我模糊地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老伺候他，我没功夫！”
修眼镜的事过去不久，便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所方让我们组织一个新年晚会，自己演唱一些小节目，作为娱乐。舞台就是岗台前的空地。我在“三人快板”这个节目上，又发现了不祥之兆。
这是小秀小固和大李三个人自编自演的。他们那间屋子里，除了小瑞，全都上了台。他们三个人用问答的形式，数说着发生在犯人中的引人发笑的故事，讽刺了某些犯人不得人心的行为。比如被人们称做大下巴的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最爱对人发脾气，吵起来弄得四邻不安，他在吃饭时常洒一地饭粒，别人如果给他指出来，他就洒得更多。又比如有些人当看守员经过的时候拼命提高嗓门读书，其实不是为自己读，而是做给所方看。他们一面念着快板，一面模仿着被讽刺者的姿态，引起了一阵阵的笑声。我一听就知道这主要是小固编的。起初我也觉得很好笑，可是听到后来就笑不起来了。他们讽刺起一些迷信鬼神的人。他们说，这种人不明白从前算卦、求神并没有挽救了自己，进了管理所还偷偷地念咒求神。这段快板的讽刺对象，显然也把我包括了进去，因为我这时还没有完全停止念咒求神的活动。这段快板，说的虽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我怎么可以被讽刺呢？不错，从前我确实是上过卦、乩、经、咒的当，我们现在关在监狱里，渐渐明白了求神不如求人的道理，可是又何必当众影射我？这简直是“没上没下”了！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接着，他们又讽刺了一种人，这种人进了监狱，明白了许多道理，政府拿他当人看待，“但是他仍要给别人当奴才”，“百依百顺地伺候别人”，结果不能帮助“别人”改造，只能“帮助别人维持主人架子，对抗改造”。我一听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被讽刺的人是谁，这个“别人”又是谁。同时也明白了小瑞不参加这个节目演出的原因。我心里疼惜起小瑞来，我更担心小瑞会撑不下去。
事实上，小瑞跟别人一样，也有了一些变化。最近大李、小秀和小固在院子里不露面了，小瑞也减少了露面的次数，我的脏衣服逐渐积压起来，多日送不出去。
开过这次晚会，小瑞索性不来拿我的衣服去洗了。紧接着，又出了一件大事。
这天该我值日，我蹲在栏杆边上等着接饭菜。送饭菜的是小瑞。他把一样样饭菜递完，最后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放在我手里。我怔了一下，忙悄悄地藏起来，然后回身送饭，尽力不动声色。饭后，我装作上厕所，在屋角矮墙后的马桶上，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那上面写着：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一股怒火，陡然在我胸中升起。但是过了不大时间，这股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我看到了众叛亲离的预兆。
纸条扔到马桶里被水冲走了，纸条所带来的心思却去不掉。我默默地回想着这几个青年人的过去和现在，觉得他们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小秀不必说了，其余的几个是怎么变的呢？
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后来随我到天津，和另外几个童仆一起，在我请来的汉文教师教导下念书。他正式做了我的随侍，是我认为最可靠的仆人之一。我离大栗子沟时，挑了他做跟随。在苏联，他曾因一个日本人不肯让路而动过拳头，对我却始终恭顺，俯首贴耳地听我训斥。他为我销毁珠宝，做得涓滴不留，一丝不苟。对这样的一个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发生变化的理由。现在事实就是如此，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上边”和“下边”了。
小固，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溥伟去世后，我以大清皇帝的身份赐他袭爵，把他当做未来“中兴”的骨干培养，他也以此为终身志愿，到了苏联还写过述志诗以示不忘。他在我的教育下，笃信佛教，曾人迷到整天对着骷髅像参“白骨禅”，而且刚到哈尔滨那天，还不忘表示过忠诚。没想到这样的人，竟会编出那样的快板来讽刺我，显然，他的忠诚是不存在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小瑞的变化。如果说大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小秀是由于“睚眦之仇”，小固是看穿了“白骨样”之类的欺骗，那么小瑞是为了什么呢？
小瑞是清朝停亲王的后人，他家这一支自从他祖父载濂、叔祖父载漪和载澜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之后，败落了下来。他十九岁那年被我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在那批被称为“内廷学生”的青年中，他被我看做是最听话、最老实的一个。我觉得他天资低些，心眼少些，而服侍我却比心眼多的更好。在苏联，他表现出的忠诚，五年如一日。记得我曾经试验过他一次，我对他说：“你如果真的忠于皇上，心里有什么，都该说出来。你有没有不敬的想头？”他听了，立刻满脸通红，连声说“有罪有罪”，经我一追问，这老实人说出了一件使他不安已久的事。原来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不称心，叫几个侄子一齐跪了一个钟头，他那时心里喊了一声冤枉，埋怨我不好伺候。他说出了这个秘密，满脸流汗，恐慌万状。如果我这时下令叫他痛打自己一顿，他必是乐于执行的。我只点点头说：“你只要知罪就行了，姑且宽赦你这一回！”他忙磕头谢恩，好像从地狱回到天堂一样的快乐。从苏联临回国时，我断定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承继人。他听到这个决定后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苏联时我有时还叫别人干点什么，那么回国之后，别人就不用想插手，因为我身边的事全被他包办下来了。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却教训起我来，说我“有罪”了！
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其实只要细想一下，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新年晚会那天，小固有一段快板诗，里面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变化。大概意思是说他从少年时期到了伪满，终日在“内廷”里听着反宣传，受着奴化教育，久而久之认为日本人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中国老百姓是天生无能、该受摆布的，以及人是生来要分等级的等等。他们回国之后，才明白过去是受了骗。回国的第一天，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火车司机是中国人，这就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以后，几乎天天发现有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们最感到意外的，是所方人员的态度和抗美援朝的胜利。……
小固的这段唱词，我当时只当做是一般的开场白，未加注意。然而这不正是他们对我“背叛”的原因吗？他们不是发现被我欺骗了吗？但这都不是我当时能理解的。我最不明白的是，他们离开了我以后，与所方人员——所长、干部、看守员、炊事员、医生、护士们接触时，都强烈感觉出与前不同的地位：在这里，虽然是个犯人，却是个有人格的人，而从前虽然被看做是个贵族，被看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奴才。他们越想越觉得自己的青春时代过得不光彩。我们回国，列车在沈阳站停下时，正赶上与我们同车的一位女工①下车，这位女工因保护祖国财产而负伤，在站上她受到了各界人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听车上的公安战士们讲述了那位青年女工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还有这样不同的青年生活在人间。以后，他们又听到了志愿军的英雄事迹，祖国建设事业中的英雄事迹，这给他们打开了视野。他们经过不断的对比，不由得不开始思索起许多问题：为什么从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同样是青年人，人家会那样生活，而自己却只知参禅、磕头？为什么人家那样尊严地、光荣地生活着，而自己却受到无理打骂还要谢恩认罪？为什么人家这样有本事，而自己却什么也不懂？……
①即大连化工厂女工赵桂兰。赵因用身体掩盖了一瓶将要爆炸的化学物品，被炸去了一只手，保住了工厂。
这样想着想着，他们就变了。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向所方讲出了过去的一切。
我消灭了纸条，靠墙坐着，忧间地想：共产党真厉害，不知是使了什么法儿，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儿。我惟一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妹夫和弟弟们还没有什么异状，不过这点安慰，却抵不上我的忧虑：小瑞会不会向所方检举我？
一想到检举，我心里除了气恼、忧虑，更感到了左右为难。我藏在皮箱底层的东西，都是经过精选的白金、黄金、钻石、珍珠之类的首饰，共计四百六十八件。我把它看做后半生生活的依靠，如果没有了它，即使放了我，我也无法活下去。“自食其力”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把珠宝交出去吗？我隐瞒了这么长时间，忽然拿了出来，这就证明了我过去全是骗人。继续隐瞒下去吗？除了小瑞，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个秘密。即使小瑞不说，其他人说不说，我更没有把握。如果被别人揭发出来，那就更糟！
“主动交代，可以宽大处理。”这句话在我心里浮现出来，随后又渐渐消失了。
那时在我看来，“共产党”三个字和“宽大”总像调和不起来似的。尽管进入管理所以来受到的待遇大大出乎意料，尽管从报上屡次看到从宽处理“五反”案件的消息，但是我还是不能相信。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不久，有个别罪大恶极的贪污犯被判处了死刑，接着，报上揭露了许多资本家盗窃国家资财、窃取经济情报、走私、行贿，以及偷漏国税等等罪行，这时我不由得把这些案件拿来跟我的加以比较。我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几句话也另有自己想法。我认为即使那些宽大事例全是真的，也不会适用于我，因为我是“首恶”，属于必办之类的。
“坦白从宽”吗？——我苦笑了一下。在我的设想中，管理所长听我说出了这件事，知道受了骗，立刻会勃然大怒，狠狠地责罚我，而且追究我还有什么别的欺骗行为。我当初对待处于自己权威下的人，就是如此。
我不能去坦白，——我对自己说，小瑞他们还不至于真的能“绝情绝义”到检举我的地步。我把这件事拖下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又轮到小瑞给我们送饭。我偷偷地注意到，他的神色十分严肃，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不但如此，他还对我的皮箱狠狠地盯了一阵。
不好，——我心里嘀咕着，他别是要有什么举动吧？
过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小瑞忽然匆匆地又来了。他在我们房外停了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两眼刚才正是搜索那只皮箱的。
我断定他刚才一定到所长那里去过。我沉不住气了。“与其被揭发出来，倒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我心里说。
我抓住了组长老王的手，忙不迭地说：
“我有件事情要向政府坦白。我现在就告诉你……”
七、坦白从宽
“我溥仪没有良心。政府给我如此人道待遇，我还隐瞒了这些东西，犯了监规，不，这是犯了国法，这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
在所长的接待室里，我站在所长面前，低着头。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饰，发射着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动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宽大政策对我有效验的话，那么光彩就让它光彩去吧。
所长注视了我一阵，点点头说：“坐下来吧！”从这一声里，我听出了希望。
“你为了这件事，经过了很多思想斗争吧？”所长问。
我避开了那个纸条，说我一直为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说的那些话里，只有最后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宽大处理。”
“那为什么呢？”所长的嘴角上漾着笑意，“是不是因为你是个皇帝？”
我怔了一下，承认了：“是的，所长。”
“也难怪你会这样想，”所长笑起来了，“你有你的独特历史，自然有许多独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不管从前是什么身分，坦白的都可以从宽，改造好的还可以减刑，立功的还可以受奖。事在人为。你这些东西当初没交出来，犯了监规，并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这说明你有了悔悟，我决定不给你处分。”
说罢，他命令门外的看守员去找保管员来。保管员到了，他命令道：
“你把那堆东西点收下来，给溥仪开一个存条。”
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连忙站起来：
“不，我不要存条。政府不肯没收，我也要献出来。”
“还是给你存起来吧。你在这里点交。”所长站起来要走，“我早已告诉过你，对我们说来，更有价值的是经过改造的人。”
我带着四百六十八件首饰的存条，回到了监房。同伴们正开讨论会，讨论着正在学习的《中国怎样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本书里的问题。他们看见我回来了，停下讨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庆贺我有了进步。
“老溥，佩服你！”他们现在已经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视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刚一听到这称呼，我比听叫“先生”更觉着不是滋味，不过今天被他们叫得很舒服。“老溥，从你这件举动上，给了我启发！”“老溥，没看出你真有勇气。”“老溥，我有你这例子，更相信宽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谢。”等等。
我这里该补充说明一件事。自从我的衣物自洗自缝以来，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狈不堪了，而同伴们对我的尊敬也随着“先生”的称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于背后叫起我“八杂市”（哈尔滨从前一个专卖破烂的地方）来。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无知，也时常引起他们的毫无顾忌的笑声。总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身份。现在他们再三对我表扬，我顿时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这天休息时，我在院子里听见前伪满驻日大使老元对别人谈论这件事。老元这人心眼极多，可以说眼珠一转就够别人想一天的。这个多心眼的人说出一段话，大大触动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坦白那些首饰，做的极对。其实，这种事瞒也瞒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你们想想报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万人都给政府提供材料，连你忘了的都变成了材料，飞到政府手里去了。”
照他这话说来，我在自传里扯的谎，看来也瞒不住了。
如果我说了出来，会不会像交出珠宝一样的平安无事呢？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能一样对待吗？所长可没说。可是似乎用不着说，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经济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办、轻的轻办，坦白的从宽，应该全是一样的。
话是这样说，事情不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跟上回不同的是，报上一出现“宽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个究竟了。
三反、五反运动接近了尾声，结案的消息多了起来，而且尽是“宽大处理”的。老王是干过“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过报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总在心里跟我自己的事情联系起来，反复考虑，能否援用这项政策。后来所方叫我们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时，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为了准备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开始进行有关调查，号召伪满战犯提供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干部宣布这件事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除了日寇的，别的可不可以写？”干部回答：“当然可以写，不过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听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写什么别的？别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最大的罪犯当然是我！我家里的人会不会也要写点“别的”？
伪满战犯对于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都很积极。我们这个组，头一天就写出了十多份。组长老王收齐了写好的材料，满意地说：“我们的成绩不错！明天一定还可以写出这么多。”有人接口说：“如果让东北老百姓写，那不知可以写出多少来。”老王说：“那还用说，政府一定会向东北人民调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说：“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这次除了日寇，还调查别人不？”“不调查别人，可是准有人要写到我们。老百姓恨我们这些人不下于恨日本人呢！”
吃晚饭的时候，是大李来送饭。我觉着他好像特别有气似的，他不等我把饭菜接过来，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开以后，我立刻想起了我离开静园的时候，是他帮助我钻进车厢里去的。
第二天，我们又写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写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时，仍很满意，因为别人写的还是不少。他说：“你们瞧吧，以此推想，东北人民写的会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干过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证据就不怕你不说。从前，旧社会司法机关认为顶难的就是证据，可是在人民政府这里，老百姓都来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跳。
“政府掌握了材料！”这话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今天早晨，我们议论报上一条关于捕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时，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句话。报上这条消息中说，一九三五年杀害了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刽子手，已经在湖南石门的深山中捕获了。这个刽子手在湖南解放后，先藏在常德县，后来躲到石门的深山里，继续干反革命活动，但是终于给公安机关侦察出来。怎么查出来的，报上没说。我心想，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产党从一九三五年就把这个刽子手的材料记下来了。我跟老王学得了一句司法术语，这叫“备案存查”。
第三天，当我写下了最后的一条材料，忽然听到楼梯口上有人声。我扭过头来，看见有个陌生的中年人出现在岗台的附近，后面随着所长。根据经验，我判断出这是上级机关来人视察。这位视察人员挨次察看了每间监房，听着看守长报告每个监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无表情。他没穿军衣，我却觉得他像一位军人，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精确适度的每个动作和他的端正的体型，无宁说是由于他的严肃的面容。他大约不到五十岁。
“你在于什么？”他在我们的监房外停下了，这样问着，眼睛看着我。我没料到他的声调很温和，而且他脸上浮着一丝笑容。
我站了起来，报告说我正写日寇的罪行。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兴趣：“你知道些什么日寇罪行？”
我把刚写好的，从前听佟济煦说的那段屠杀建筑秘密工程工人的故事说了。
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也许事实就是如此，我觉得他脸上的那一丝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的目光变得非常严峻。我万没料到这个故事引起了他这么强烈的反应。
“我当时听了很刺激，我原没想到日本人这样残忍。”我不安地说。
“你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呢？”他逼视着我的眼睛。
我觉出他在生气，赶紧低下了头，轻声说：
“我……不敢”
“你不敢，害怕，是吗？”他不要我回答，自顾说下去，“唉，害怕，害怕就能把一个人变成这样！”末后这句，又恢复了平静的声调。
我低声说：“这都是由于我的罪过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也不要这样，把一切揽到自己头上。你只能负你自己那部分责任。应当实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账上。”
我仍继续说，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对我的待遇，我已认识自己的罪恶，决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的话，只见他察看我们的监房各处，并且叫一个犯人拿过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说完，他摇摇头，说道：
“应当实事求是。只要真正认罪，有了悔改表现，一定可以得到宽大。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重视事实。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你应当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努力吧。”
他对我写的那堆东西看了一眼，然后向隔壁的监房走去了。
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写好的那堆材料重看了一遍，似乎今天我才感到这类事情的严重性。
从这以后，那双严峻的目光似乎总也离不开我，那几句话也总冲击着我的心：“是你的，你推不掉！”“应当实事求是！”“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无法抗拒的冲力面前。是的，这是一种不追究到底誓不罢休的冲力。就是由于这股冲力，一九三五年杀害方志敏的刽子手藏在深山中也没能逃脱掉。我觉得在这股冲力面前，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必将全部结算清楚，伪满大小汉奸的！日账都无法逃掉。
这天是星期日，我在院子里晾晒洗好的衣服，忽然看见大率和小瑞。还有一位所方干部从远处走过来。他们三个人在花台附近立了一会儿，分手走开了。小瑞向我晾衣服的地方走来，我想跟他招呼一下，他却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走了过去。我不禁狐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真往绝处走吗？”
我回到屋里，找出了一些旧报纸，专挑上面关于宽大处理三反、五反案件的消息和文章来阅读。看了一阵，老王过来说：
“你干什么？研究五反？”
“不研究了。”我放下报纸，下了决心，“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以前认识不到它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当然好啦！”他又放低声音说：“再说政府掌握咱们很多材料，还是先说了好。”
我拿起笔来了。在这份学习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离不开利用封建和买办的势力，我的经历就是个典型例子。以我为招牌的封建势力在复辟的主观幻想下，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用这招牌，把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张园、静园的活动，我把我那一伙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我和土肥原见面的详情，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
两天之后，组长老王告诉我，所方看到了我写的东西，认为我有了重大的进步，值得在本组里表扬。
“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证，比说一万句空话还有用。”干过“法官”的老王说。
八、糊纸盒
一九五二年末，我们搬出了那所带铁栏杆的房子，住进房间宽敞的新居。这里有新板铺，有桌子、板凳，有明亮的窗户。我觉着所长说的“改造”，越发像是真的，加上我交代了那段历史之后，不但没受到惩办，反而受到了表扬，于是我便开始认真地学习起来。我当时的想法，认为改造就是念书；把书念会了，把书上的意思弄明白了，就算是改造成功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改造并不能仅仅靠念书，书上的意思也并不单靠念一念就能明白。例如对于《什么叫封建社会》这本书，是我早在一九五○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念过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过那一段劳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劳动），我到现在也不会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么孽。什么叫封建社会？我在念了那本书的两年多之后，即一九五三年春天糊纸盒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九五三年春，所方和哈尔滨一家铅笔厂联系好，由犯人们包糊一部分装铅笔的纸盒。从这时起，我们每天学习四个小时，劳动四个小时。所方说这是为了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又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劳动过，干点活儿，会对我们有好处。这句话对我的特殊意义，是我当时完全意识不到的。
我从前不用说糊铅笔盒，就是削铅笔也没动过手。我对铅笔的有关知识至多是记得些商标图案——维纳斯牌是个缺胳臂的女人，施德楼牌是一只公鸡等等；我从来没留心它的盒子，更不知糊一个盒子要这么费事。我糊了不大功夫，起先感到的那点新鲜味全没有了，心里像也抹上浆糊似的，弄得糊里糊涂。别人糊出了好几个，我的一个仍拿不出手去，简直说不上是个盒子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你这是怎么糊的？”前伪满军医院长老宪把我的作品拿在手里端详着，“怎么打不开？这叫什么东西？”
老宪是肃亲王善耆的儿子，从小跟他的几个兄弟姊妹受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教育。他在日本长大，学过医。金碧辉（日名川岛芳子）是他的妹妹，做过伪哈尔滨市长的金碧东是他的兄弟，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在苏联他跟我第一次见面，曾经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奴才这可看见主人了！”现在跟我住在一起，却是最喜欢找我的碴儿。原因是他为人尖酸刻薄，又极容易跟人争执，却又争不过人，而我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能干，向来没勇气和人争论，所以成了他的发泄对象。
我这时心里混合着妒嫉、失望和对于讥笑的担心，而老宪的多事偏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纷纷过来围观那个作品，发出了讨厌的笑声。我走过去，一把从老宪手中夺下来，把它扔进了废料堆里。
“怎么？你这不是任意报废么？”老宪对我瞪起了眼。
“谁报废？我糊的差点，不见得就不能用。”我叽咕着，又从废料堆里把我的作品拣回来，把它放在成品堆里。这样一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
“你放在哪里，也是个废品！”
听了他这句双关话，我气得几乎发抖。我一时控制不住，破例地回敬了一句：“你有本事对付我，真是欺软怕硬！”这句话碰了他的伤疤，他立刻红了脸，嚷道：“我欺谁？我怕谁？你还以为你是个皇上，别人都得捧着你才对吗？……”幸亏这时没有人理他，组长也出来阻止，他才没嚷下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老宪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
第二天糊纸盒的时候，老宪选了我旁边的一个位置坐下，从一开始糊起，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瞧我的活。我扭了一下身子，把后背给了他。
我这天的成绩，虽说比不上别人，总算有了些进步。到了晚上，所方用我们昨天生产所得的酬劳，买了些糖果发给我们。这是我头一次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虽然我的成绩是最次的），我觉得我分得的糖果，比过去任何一次吃到的都要甜。这时候，老宪说话了：
“溥仪今天成绩不坏吧？”
“还好，没有废品。”我顶撞地说。
“嘻，还是虚心些的好。”他的脸上皮笑肉不笑。
“说没有废品就算不虚心？”我心中直冒火，糖果也不觉着甜了。我最讨厌老宪的地方，就是他专爱挑人家高兴的时候找碴子。“如果再出废品，再随你扣帽子吧。”
我想堵他这一句就不再理他。不料他走到我那堆成品里顺手拿出了一个，当着众人举了起来说：
“请看！”
我抬头一看，几乎把嘴里的糖果吸到肺里去。原来我糊倒了标签。
我气极了，真想过去把那盒子抓过来扔到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我控制了自己，半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想怎么就怎么吧！”
“喝，好大口气！还是臭皇帝架子。”他提高嗓门，“我对你批评，是对你好意。你不想一想。”他听见门外看守员的脚步声，嗓门更响了：“你还幻想将来当你的皇帝吧？”
“你简直胡说八道！”我激怒地回答，“我比你笨，不如你会说会做，我天生的不如你。这行了吧？”
别人都离开了座位，过来劝架。我们这时住的房间很大，一共有十八个人，除我之外，有三个伪大臣，十四个伪将官。组长是老韦，也是伪将官。张景惠是三名伪大臣之一，他老得糊涂，平时不学习、不劳动，也不爱说话。这天晚上除了张景惠之外，其余的都为了“纸盒事件”参与了议论。有人批评老宪说，既然是好意批评就不应大喊大叫地说话；有人批评我说，盒子糊坏了，就应承认，不该耍态度；蒙古族的老郭认为老宪的态度首先不好，不怪溥仪生气；向来和老宪要好的一个伪禁卫军团长则表示反对，说是老郭用“带色眼镜”看人；又有人说，这问题可以放到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去谈，一时七嘴八舌，彼此各不相让。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看见“禁卫军团长”拉了吵得嘴角起沫的老宪衣襟一下，而且别人也都突然静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管学习的李科员走了进来。
原先管学习的李科长，已经调走了，新来的这位又姓李，大家因为对从前那位叫惯了“学习主任”，所以现在对这位李科员也叫“学习主任”。他问组长大家吵什么，老韦说：
“报告主任，是由一个废纸盒引起的……”
李科员听完，把我糊倒标签的纸盒拿起来看了看，说道：
“这算是什么大事，值得争吵？标签倒了，在上面再糊个正的不就行了吗？”
李科员的这席话把大伙说得个个哑口无言。
事情这还不算完。
过了几天，负责分配纸盒材料的小瑞向我们转达，另外几组要发起一个劳动竞赛，问我们参加不参加。我们表示了响应。小瑞又告诉了一个消息，说小固在他们那个组里创造了一个用一道手续糊盒的“底盖一码成的快速糊盒法”，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还多。我们组里一听，觉得参加竞赛是不能用老办法了，得想个提高效率的新办法才行。那时我们常从报上看到关于技术革新创造的记载，如郝建秀工作法、流水作业法等等，有人从这方面得到了启发，提出了流水作业法，就是每人专搞一门专业，抹浆糊的专抹浆糊，粘盒帮的专粘盒帮，贴纸的专贴纸，糊标签的专糊标签，组成一道流水作业线。大家一致同意试试这办法，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分工序的办法，干的活儿比较简单，混在一起也容易遮丑。谁知道这样干了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流水作业线里，东西到了我这儿很快地积压起来，水流不过去了。而且，这又是老宪发现的。
“由于个人的过失，影响了集体，这怎么办？”他故意表示很为难的样子。
这次我一句也没和他吵。我面对着一大叠等着糊亮光纸的半成品，像从前站在养心殿门外等着叫“起儿”的人们那样呆着。当我听到我下手工序的一个伙伴也说我的操作不合乎标准，废品率必然会提高的时候，我知道无论是公正的老郭，还是李科员出来，都不会反对老宪的挑剔了。结果是，我退出了流水作业线，另外去单干。
这是我和家里人分开之后，再一次感到了孤寂的滋味，而这次被排除出整体之外，好像脱光了身子站在众人面前，对比特别强烈，格外觉着难受。特别是老宪，那张橘皮脸上露出幸灾乐祸和报复的满足，走过我面前时还故意咳嗽一声，气得我的肺都要炸了。我很想找个同情者谈谈，但是组里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没有谈话的兴趣。碰巧这时我又患了感冒，心里特别不痛快。
这天夜里，我做起了噩梦，梦见那张凹凸不平的橘皮脸直逼着我，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是个废物！你只能去当要饭花子！”接着我又梦见自己蹲在一座桥上，像童年时太监们向我描绘的“镇桥猴”那样。突然有个人伸出一只手压在我头上，把我惊醒过来。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立在我面前，用手摸我的脑门，说：“你发高烧，感冒加重了，不要紧，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我觉得头昏昏的，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直跳，定了定神，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看守员发现我在说梦话，又说又闹，叫不醒我，就报告了看守长，看守长把军医温大夫找来了。大夫看过了体温计，护士给我注射了一针药。我渐渐睡着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离去的。
我病了半个月，经过大夫、护士每天的治疗，渐渐恢复起来。在这半个月里，我每天大部时间睡在床上，不学习，不劳动，整天想心事。我在这半个月里想的比过去几年想的还多。我从纸盒一直回想到西太后那张吓得我大哭的脸。
我从前一回忆起那个模糊的印象，只觉得西太后很可怕，而现在，我觉得她可恨了。她为什么单单挑上我来当那皇帝呢？我本来是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从任何方面来说，我至少不会比溥杰的天分还差，可是由于做了皇帝，在那密不通风的罐子中养大，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没有人教给我，我今天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的知识、能力不但比不上溥杰，恐怕也比不上一个孩子。我受到人们的嘲笑，受到像老宪这样人的欺负，如果让我独自去生活，我真不知怎么能活下去。我今天弄成这样，不该西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们负责吗？
我从前每逢听到别人笑我，或者由于被人指出自己无能，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恨，怨恨别人过于挑剔，甚至怨恨着把我关起来的人民政府，但我现在觉得这都不是应该怨恨的，事实证明我确实是可笑的、无能和无知的。从前我怨恨侄子们太不顾面子，把我的尊严竟全盘否定了，但我现在承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自己作脸的事。比如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既然我小到尝不出韭菜，大到迎“天照大神”代替自己的祖宗，我还有什么“圣明”？又如何能不让别人笑骂呢？蒙古人老正是民国初年发动蒙古叛乱的巴布扎布的儿子，有一天他对我说，当年他全家发过誓要为拥戴我复辟而死，他母亲简直拿我当神仙那么崇拜。他说：“真可惜，她已经死了，不然我一定要告诉她，宣统是个什么样的废物！”既然我本来不是神仙，我本来无能无知，又如何怪别人说这类话呢？
我只有怪西太后和那一伙人，只有怪我为什么生在那个圈子里。我对紫禁城发生了新的怨恨。我想到这里，觉得连老宪都算不上什么冤家了。
我差不多完全痊愈了，这天所长找我去谈话，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追问到我和老宪争吵的情形，问我是不是感到了什么刺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最后说：
“我当时确实很受刺激，可是我现在倒不怎么气了，我只恨自己实在无能。我恨北京宫里的那些人。”
“很好，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这是一个进步。无能，这不用发愁，只要你肯学，无能就会变成有能。你找到了无能的原因，这更重要。你还可以想想，从前的王公大臣那些人为什么那样教育你？”
“他们光为了他们自己。”我说，“不顾我，自私而已。”
“恐怕不完全如此，”所长笑着说，“你能说陈宝琛跟你父亲，是成心跟你过不去吗？是成心害你吗？”
我答不上来了。
“你可以慢慢想想这问题。如果明白了，那么你这场病就生得大有价值。”
从所长那里回来之后，我真的放不下这个问题了。到我参加病后的第一次生活检讨会时，我把过去的生活已经想了好几遍。我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怨气却越聚越多。
在这次生活检讨会上，有人批评了老宪，说他完全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总是成心打击我。接着，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对他发表了类似的意见，甚至有人把我生病的责任也放在他身上，并据以证明他在大家的改造中起了坏作用。老宪慌张了起来，脸色发灰，结结巴巴地做了检讨。我在会上一言没发，继续想着我的怨恨。有人提出，我应该发表一下意见。老宪的脸更加发灰了。
“我没什么意见，”我低声说，“我只恨我自己无能！”
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老宪大大张开了嘴巴。我忽然放大了嗓音，像喊似地说：
“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
我的嗓子突然被一阵痉挛埂住，说不下去了，别人唧唧哝哝地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
九、检察人员来了
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门训练。
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
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所长同时宣布了监规：不准交换案情，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信件，等等。从这天起，每日休息时间各组轮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别组的人会面也办不到了。
开过大会，各组回到各自的屋子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表示了要彻底坦白、检举，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有人说：“我一直在盼这天，只要能审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宪说了他相信宽大政策，却又神色不安，显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宪面色发灰，我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想法，反而被他传染上了不安的情绪。自从在学习心得里交代了历史关键问题之后，当时我对宽大政策有了信任，现在又觉得政策还没兑现，不知将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仍如所长说过的，对我并不例外。如果像老宪这样一个“军医院长”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又该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了罪的。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担心日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在得到苏军宣战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直的账上去吧。
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写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
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
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当中有一张大书桌，桌前有个茶几，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们示意，让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
“爱新觉罗·溥仪。”
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纸上动着。
“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
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我点点头，样子好像还满意。
“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
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举我，他信谁的？……
“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又想不起来啦，好像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
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
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
“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
“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
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
“我，……没什么把握。”
“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
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
“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是像这小伙子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按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
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时才知道的。
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送去。
“情形不像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
十、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造下的灾难，我过去从来没听人具体地谈过，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用过心。我多少知道一些东北人民的怨恨，但是我只想到那是东北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历史过去了十来年，到今天我才如梦初醒，才感觉到真正的严重性。
工作团的人员给我们专门讲过一次，关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部分调查结果。我当时听了还有点疑惑。他列举了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例如惨案数字，某些惨案中的集体屠杀的数字，种植鸦片面积、吸鸦片的烟民及从鸦片贩卖中获得利润的数字，等等，都是骇人听闻的。那些屠杀、惨案的情节更是令人发指。我听的时候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却在想：“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我的弟弟、妹夫、侄子和随侍他们也没有人向我说过呢？”
一直到后来参加了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我才不再怀疑这些血淋淋的事实。
我们这是第一次看见日本战犯。后来从报上才知道，抚顺的日本战犯是在中国羁押的日本战犯的一部分。根据这次大会和后来日本战犯的释放、宣判以及以后陆续得到的消息，我们发现这些罪犯在学习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关于这点，我后面还要说到。现在说一说这个大会。这个大会虽然有所方和工作团的人员在场，事实上是由他们自己的“学委会”组织起来的。“学委会”是在大多数日本战犯思想有了觉悟后，自己选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组织。在这次大会上，有几个日本战犯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坦白交代了许多罪行，有的人则对别人进行了检举。他们用事实回答了一个学习的中心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是在中国犯了罪。我们全体伪满战犯参加大会旁听。在那些坦白与检举中，给我们印象最深、使我们感到震动最大的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和一个伪满宪兵队长的坦白。
古海忠之是日本军部跟前的红人，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秉承关东军的意旨，以伪满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的掠夺和统治。他具体地谈出了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以及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他谈出了许多秘密会议的内情，谈出了许多令人咋舌的数字；他所谈到的那些政策的后果，每个例子都是一个惨案。例如一九四四年从各县征用了一万五千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与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六千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人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原因致死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谈的鸦片政策。
一九三三年初，日军在热河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为了筹办军费，决定采用鸦片政策。当时尚未控制东北的鸦片生产情况，手中现货不足，乃向国外贩进二百多万两，同时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鼓励种植鸦片。后来，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在伪满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以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为了鼓励吸毒，各地广设“禁烟协会”、鸦片馆，并设“女招待”，大事吸引青年。一九四二年，日本“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伪满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至伪满垮台止，伪满共生产了鸦片约达三亿两之多。鸦片利润在一九三八年占伪满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一九四四年利润增至三亿元，为伪满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重要来源之一。吸毒的烟民，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左右，全东北平均一百个居民里就有五个中烟毒的人。
那个宪兵队长所坦白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事例。他交代出的每件事，都是一幅血腥的图画。
他做过伪满西南地区宪兵队队长。为了镇压人民，宪兵队采取了各种恐怖的手段。杀人，往往是集体屠杀，杀后还召集群众去参观尸体。有时把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抓了来，站成一排，从中随便挑出一个来，当众用刀劈死。他自己用这种办法就杀了三十多个。抓来的人，要受到各种刑罚的折磨：棍子打，鼻孔里倒灌冷水、辣椒水、煤油，用香火烧，红铁烙，倒挂起来，等等。
在许多日本战犯的检举中，惊心动魄的惨剧是数不胜数的。这些惨剧的主演者实在比野兽还要残暴。有一段故事我记得是这样：一个日本兵闯进一户人家，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坐在锅台边上抱着孩子喂奶，这个兵一把抢走孩子，顺手扔进开水锅里，然后强奸了那母亲，最后用棍子插进阴道，活活弄死。这类的故事当年普遍发生于东北各地和日军的各个占领区内。原来这就是“圣战”的内容，这些“皇军勇士”正是我当年祝福、遥拜、拥护的对象，正是我当年的依靠。
后来，检察人员不断地送来调查材料、统计材料和东北人民的控诉检举材料。当年东北地区的地狱景象，在我面前越来越清晰。我终于明白了在我屈从、谄媚日本关东军的同时，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号”的同时，有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同时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敌的时候，正有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向敌人进行着抗争。
东北人民所遭受的残害，如果不算直接在日本统治者手里受到的那些，只算经过伪政权和汉奸们那里间接受到的，就可以不费事地举出很多例子和数字来。例如在种种有关粮食的法令、政策，即所谓“粮谷出荷”的规定下，东北人民每年收获的粮食被大批掠走，特别是在伪满后期，东北人民只能靠配给的玉米穰、豆饼、椽子面等等掺成的“混合面”过日子。被掠去的粮食除了充做军用，大部运往日本。输日数量逐年增加，据伪满官方资料，在一九四四年一年内，即输往日本三百万吨。在伪满的最后六年间，粮食输往日本共计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
在统制粮谷、棉布、金属等等物资的法令下，人民动不动就成了“经济犯”。例如，大米是绝对不准老百姓吃的，即使从呕吐中被发现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经济犯”而被加以治罪。仅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间，被当做“经济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人。当然，被抓去挨了一顿痛打之后放出来的，并不在此数之内。
东北农民在粮食被强征的同时，耕地也不断地被侵占着。根据“日满拓植条约”，日本计划于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五百万人到东北来。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日本就垮台了，但是在最后两年内移人的三十九万人，就经过伪满政权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万公顷。此外，借口应付抗日联军而实行的“集家并屯”政策，又使东北人民丧失了大量土地，这尚未计算在内。
又例如，日本统治者为了榨取东北的资源，为了把东北建设成它的后方基地，通过伪满政权，巧立了各种名目，残酷地奴役着东北人民，实行了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度，造成了惊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义颁行了“劳动统制法”后，每年强征劳工二百五十万人（不算从关内征集的），强迫进行无偿劳动。大都是在矿山和军事工程中进行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防水作业”中，二千名青年劳工因劳动过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写来一份控诉书，他说：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他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湖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东北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农民，普通的职工、学生，以及因检查体格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即所谓“国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从事这种奴隶劳动，即所谓“勤劳奉仕”。蛟河县拉法屯的陈承财控诉说：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初一，伪蚊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九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我们，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做苦工。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的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只有橡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疤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是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的。父亲在家听说儿子死了，也上吊自杀了。挨打是经常的事。在同年五月初四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磨，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肠子流出而死。
处境最惨的是“矫正辅导院”里的人。在伪满后期，日本的统治，已经残酷到接近疯狂的程度。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镇压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在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了集中营，名为“矫正辅导院”，以所谓“思想不良”或“社会浮浪”为名，绑架贫苦无业者或被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从事最苦的劳役。有时候，连任何询问都用不着，把行路人突然拦截起来，统统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进矫正辅导院。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的日子。那些熬到伪满垮台的人，今天怀着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诉了伪满政权。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原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个人。他们被毒打之后，被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装在麻袋里，不蹲下就敲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其中有一人叫陈永福，是我认识的。他在街上行走，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回监房即死。……
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
“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
“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十一、“自作孽，不可活”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蹋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
“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
“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
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霉了。拳打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时，溥仪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呵！你在孤儿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把最后这批检举材料看完，过去那一套为自己做辩护的道理，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从前，我把自己的行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顺从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对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夺、动辄打骂以至用刑，也当做我的权力。总之，对强者的屈服，对弱者的发威，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处于我的境地都会那样做。现在，我明白了除了我这样的人，别人并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说到弱者，没有比被剥夺权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人对手下的这些囚犯，并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当人看。说到强者，具有第一流装备的美国军队可算是“强”的了，然而装备远逊于它的共产党军队硬是不怕它，竟敢于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材料里，我知道了原来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强暴压力面前并不曾按着我的信条办事。
巴颜县有个叫李殿贵的农民，受尽了鬼子和汉奸的欺压，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联军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节，他给抗联队伍送去了一斗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后来被伪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最后判了他两年徒刑。
萧振芳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帮助他叔叔萧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没寻找到他叔叔萧坤，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萧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个监狱，就是我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个地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捉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火烧，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
总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并非骨头都是软的。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明是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别的解释。
我从前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理由，为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做解释，就是我的命最贵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价值。几年来，经过洗衣、糊纸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价值，今天我更从东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检举中看出了自己的价值。
我在镜子的围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光彩的人，是个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人。
我在最后一份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悲伤——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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