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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59）
一、怎样做人？
“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
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
“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
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
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阳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习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胡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
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
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在也咧开嘴，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老溥！”
检举认罪结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时不禁止交谈，而且白天监房不上锁，偶尔也有人串房门，因此这个喜讯很快地传到了别的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时间，院子里还有人在议论。我这时想起了我的侄子们和大李，从检举认罪以来总不爱答理我，这个消息必定也会让他们高兴，可以用这个题目找他们叙叙。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声音——这个最活跃的小伙子，跟看守员和卫兵们已学了不少的歌曲，现在正唱着《二小放牛郎》这支歌。我顺着声音，在操场角上的一棵大树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们已离开了那地方。
四月间，所方让我们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战犯那样选举出了学委会。学委会是在所方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的组织。学习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学习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的情况，由它负责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委员五名，由选举产生，经所方认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员分工管学习、生活、体育和文娱。各组的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跟它的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每天联系一次，汇报情况。这个组织的成立，让犯人们感到很兴奋，觉得这是所方对我们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证明，有些人从这上面更意识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这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我的家族，他们是在检举时对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的人：一个是老万，担任主委；一个是小瑞，担任生活委员。
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
“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
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负担，或者是对改造有了些认识，因而出现了积极性，另则是像过去那种隔靴搔痒的发言，到了学委会那里首先过不了关。我这时对生活检讨会感到的变化，是别人对我发言完全没有了顾忌，特别是由于新编进这组来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当了生活组长。人们批评起我的缺点来，经他一介绍、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说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绍，加上同组人提出的事实材料，再经学委会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还像个人吗？
我从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有时自怨自艾，把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时则怨天尤人，怨命运，怨别人成心跟我过不去，最早的时候，则怨共产党，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现在我虽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所方，却越来越怨不上了。在检举认罪期间，我看完别人给我写的检举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来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竟是这样的人，照理说即使不报复我，也要放弃改造我的念头。可是，检察人员、所长以至元帅却仍对我说，要学习、改造，重新做人，而且这种意思贯串在每个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表现在每件具体事实上。
操场完工后，学委会决定再美化一下我们的院子，要栽花修树，清除杂草，垫平洼坑，迎接五一节。大家都很高兴地干起来了。我起先参加垫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员说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里去，便把我的工作改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块花畦边上，干了一会儿，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边，忽然一把抢走我手里刚拔下的东西，大叫大嚷起来：
“你拔的是什么？呵？”
“不是叫我拔草吗？”
“这是草吗？你真会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围人们视线的焦点。我蹲在那里，抬不起头来。我真愿意那些花草全部从世界上消失掉。
“你简直是个废物！”老正拿着我拔的花秧子指着我，继续叫嚷。
这时江看守员走过来了。他从老正手里接过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骂他有什么用？”他对老正说，“你应该帮助他，教给他怎么拔，这样他下次才不会弄错。”
“想不到还有人认不出花和草来。”老正讪讪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着说。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从前，我脑子里这“想不到”三个字总是跟可怕的结论连着的：“想不到溥仪这样蠢笨——不堪救药！”“想不到溥仪这样虚伪，这样坏——不能改造！”“想不到溥仪有这样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现在，我在“想不到”这三个字后面听到的却是：“现在看到了，就要想办法帮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而且说的还不仅是要对我帮助。
有一天，我的眼镜又坏了。我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请你帮帮忙吧，”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自己弄了几次，总也弄不好，别人也不行，求你给修修。”
“你还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说，“我还把你伺候的不够吗？你还没叫人伺候够吗？”
说罢，他忿然躲开了我，从桌子的这面转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着，恨不得一下子撞在墙上。
过了没有两分钟，只见大李从桌子那面又走回来，气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镜说：
“好，给你修。不过可要说明，这不是为了别的，不过为了帮助你改造。要不是为了这个，我才没功夫呢！”
后来，我在休息时间到新成立的小图书室去想独自散散心，在那里碰见了溥杰。我跟他谈起了心事，说到我曾因为家里人们的态度，难过得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所方谈谈呢？”我说：“谈什么呢？人们从前受够了我的罪，自然应该恨我。”溥杰说：“我听说所方也劝过他们，应该不念旧恶，好好帮助你。”我这才明白了大李为什么带着气又从桌子那边转回来。
我那时把帮助分做两类：一类是行动上的，比如像大李给我修眼镜，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后，别人帮助我缝起来，——否则我会弄一天，影响了集体活动；另一类是口头上的，我把别人对我的批评，放在这类里。所方常常说，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交换意见，进行互相帮助。我很少这样“帮助”人，而且这时也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总之，尽管大李说他修眼镜的目的是帮助我改造，尽管所方说批评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还是看不出任何一类的帮助与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关系。不但如此，我认为修眼镜、缝被子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换得别人的鄙夷，在批评中也只能更显出我的伤疤和隐痛。不帮助还好，越帮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府人员每次谈到“做人”，总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连着的，但我总想到“脸面”问题，总想到我的家族和社会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会上也许还是通不过；即使没有人打我，也会有人骂我、啤我。
所方人员每次谈到思想改造，总是指出：人的行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须找到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它，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但我总是想，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是决不会再做了，如果新中国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证永不再犯，何须总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关键问题摆在这上面：对方对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长却是这样说的：如果改造好，人民会给以宽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应。事实上，问题在于自己。
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说，我开始知道一点怎样做人的问题，却是在我苦恼了多少日子之后，从一件小事上开始的。
二、问题在自己身上
星期日，我们照例洗衣服。我洗完衣服，正好是文体活动开始的时间，我没有心情去玩，就到小图书室，想独自看看书。刚坐下来，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你们都不打网球？”
“我不会打。你找溥仪，他会打。”
“他会打可是打不了，他的衣服还不知哪辈子洗完呢！”
“近来他洗得快多了。”
“我才不信呢！”
这可是太气人了。我明明洗完了衣服，而且洗的不比他们少，却还有人不信，好像我天生不能进步一点似的。
我找到了球拍，走进院子。我倒不是真想打球，而是要让人看看我是不是洗完衣服了。
我走到球场上，没找到刚才说话的人，正好另外有人要打网球，我跟他玩了一场。场外聚了一些人观看。我打得很高兴，出了一身汗。
打完球，在自来水管旁洗手时，遇见了所长。星期日遇见所长不是稀有的事，他常常在星期日到所里来。
“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
“很久没打了。”我有点得意。
“我说的是这个，”他指着晒衣绳上的衣服，“由于你有了进步，洗衣服花费的时间不比人多了，所以你能跟别人一样的享受休息，享受文体活动的快乐。”
我连忙点头，陪他在院子里走着。
“从前，别人都休息，都参加文娱活动去了，你还忙个不了，你跟别人不能平等，心里很委屈，现在你会洗衣服了，这才在这方面有了平等的地位，心里痛快了。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自己身上。用不着担心别人对自己怎样。”
他过了一会儿，又笑着说：
齐！“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你这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囚犯。现在，你的思想上又遇到一场大战。这场大战是要把‘皇帝’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你已经认识到一些皇帝的本质了，不过，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你心里还没有跟别人平等。应该明白自己呵！”
书！所长走后，我想了许久许久。我心里承认前一半的话：看来问题确实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对后一半话却难于承认，难道我还在端皇帝架子吗？
可是只要承认了前一半，后一半也就慢慢明白了，因为生活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如所长所说，这是一场未结束的“战争”。
这一天，我们这一组清除完垃圾（这类的劳动已经比较经常了），回到屋里，生活委员向我们提出批评：
“你们洗完手，水门不关，一直在流。这样太不负责任了，下次可要注意。”
大李听了，立刻问我：
“溥仪，是你最后一个洗手的吧？”
我想了一想，果然不错。
“我大概是忘了关水门了。”
“你多喒不忘？”
“也有不忘的时候。”
有人立刻咯咯地乐起来了。其中一个是老元，他问：
“那么说，你还有忘的时候，还有几回没关水门。”
我没理他。大李却忿忿地对我说：
“你不害臊，还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哪儿来的。你这是从前的皇帝习惯，你从前从来也没自己关过水门。连门轴儿你也没摸过，都是别人给你开门，给你关门。你现在进出房门，只是开，从不随手带门。这是皇帝架子仍没放下！”
“我想起来了，”老元说，“有时看见你开门推门板，有时用报纸垫着门柄，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怕脏，是不是？”大李抢着说。
“那地方人人摸，不脏吗？”
谁知这一句话，引起了好几位伙伴的不满。这个说：“怎么别人不嫌脏，单你嫌脏？”那个说：“应该你讲卫生，别人活该？”这个说：“你是嫌门脏，还是嫌别人脏？”那个说：“你这是不是高人一等？心里把别人都看低了？”……
我不得不竭力分辩说，决没有嫌恶别人的意思，但心里不由得挺纳闷，我这是怎么搞的呢？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我就跟别人不同？后来又有人提起每次洗澡，我总是首先跳进池子，等别人下去，我就出来了。又有人提起在苏联过年，我总要先吃第一碗饺子。听了这些从来没注意过的琐事，我心中不能不承认大李的分析：
“一句话，心里还没放下架子来。”
今天想起来，大李实在是我那时的一位严肃的教师。不管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的话总让我想起许多平常想不到的道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遇到的苦恼大半要怪我自己。
有一天早晨漱洗的时候，大李关照大家注意，刷牙水别滴在地上，滴了就别忘了擦。因为今天各组联合查卫生，这是竞赛，有一点不干净都扣分。
我低头看看脚下，我的牙粉水滴了不少。我觉得并不显眼，未必算什么污点。大李过来看见了，叫我擦掉。我用鞋底蹭了蹭，就算了。
到了联合检查卫生的时间，各组的生活组长和学委会的生活委员小瑞逐屋进行了检查，按照会议规定的标准，给各组评定分数。检查到我们这间屋，发现了我没蹭干净的牙粉点，认为是个污点，照章扣了分数。最后比较各组总分，我们这个组成绩还不坏，可是大李并不因此忘掉了那个污点，他带来了一把墩布，进了屋先问我：
“你怎么不用墩布擦呢？”
“没想到。”
“没想到？”他粗声说，“你想到了什么呢？你除了自己，根本不想别的！你根本想不到集体！你脑袋里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墩布，正待要擦，又改了主意，放下墩布对我说：
“你应当自觉一点！你擦！”
我顺从地执行了他的命令。
自从朝鲜和东北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全国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以来，监狱里每年定期地要搞几次除四害、讲卫生的大规模活动。这种活动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我和大李在打苍蝇上发生的一件事。
他从外面拿来几个新蝇拍。蝇拍不够分配，许多人都争着要分一把。我没有主动去要，但是大李先给了我一把。这是我头一次拿这东西，似乎有点特殊的感觉，老实说，我还没打死过一个苍蝇哩！
那时，监狱里的苍蝇已经不多，如果用“新京”的标准来说，就算是已经绝迹了。我找了一阵，在窗户框上发现了一个，那窗户是打开了的，我用蝇拍一挥，把它赶出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大李在我身后喊，“你是除四害还是放生？”
别人也许以为他是说笑话，其实我是明白他的意思的。我不禁涨红了脸，不自然地说：“谁还放生？”但是心里却也奇怪，我为什么把它赶走了呢？
“你不杀生！你怕报应，是吧？”他瞪着眼问我。我自感心虚，嘴上却强硬：
“什么报应？苍蝇自己跑啦！”
“你自己想想吧！”
这天晚上开检讨会的时候，起初没人理会这件事，后来经过大李的介绍，人们知道了我在长春时不准打苍蝇以及指挥众人从猫嘴里抢耗子的故事，全乐开了。乐完了，一齐批评我的迷信思想。我心里不得不接受，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
“我为什么还迷信？我去年不是打了？”
“我想起来了！”老元忍不住笑起来，“你不说去年，我还想不起来。我记得去年你就把蝇拍推让给别人，自己拿张报纸扇呼，苍蝇全给你放走啦！”
在哄笑中只有大李板着脸，用十分厌恶的声调说：
“别人放生是什么意思，我不敢说，你放生我可明白，这完全是自私，为了取得代价，叫佛爷保佑你。别人都可以死光，惟独要保护你一个人。因为你把自己看得最贵重。”
“你说的太过分了。”我抗议说。
“溥仪有时倒是很自卑。”老元说。
“是呀！”我接口说，“我从哪一点看自己也不比别人高。”
“也许，有时自卑，”大李表示了同意，可是接着又说，“有时你又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重要。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也不明白。”
我后来终于逐渐明白了。因为我是高高在上地活了四十年，一下子掉在地平线上的，所以总是不服气、生气、委屈的慌；又因为许多事实告诉我，我确实不如人，所以又泄气、恼恨、自卑和悲哀。总之，架子被打掉了，标尺还留着。我所以能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后来发现了不能用我的标尺去衡量的人。在明白这一点之前，在跟大李相处的这段时间中，我只懂得了所长的话，渐渐明白了自己在与别人的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就因为如此，我才引起别人的反感，得不到别人平等的看待或尊重，总之，问题是在自己身上。而当我亲眼看到了那些不可衡量的人，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恩惠，我就更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
三、不可衡量的人
一九五六年春节后，有一天所长给我们讲完了国内建设情况，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决定：
“你们已经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的文件，你们从报上又看到了几个大城市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新闻，你们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还仅限于是书本上的。为了让理论学习与实际联系起来，你们需要看一看祖国社会上的实况，因此政府不久将要组织你们到外面去参观，先看看抚顺，然后再看看别的城市。”
这天管理所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气氛，许多人都感到兴奋，还有人把这件事看做是释放的预兆。而我却与他们不同，我想这对他们也许是可能的，对我则决无可能。我不但对于释放不敢奢望，就是对于抛头露面的参观，也感到惴惴不安。
这天下午，在花畦边上，我听到有人在议论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你们说，老百姓看见咱们，会怎么样？”
“我看有政府人员带着，不会出什么岔子，不然政府不会让咱们出去的。”
“我看难说，老百姓万一激动起来呢？我可看见过，我是小职员出身的。”这是前伪满兴农部大臣老甫说的，他从前做过张作霖军队里的小粮袜官。“老百姓万一闹起来，政府该听谁的呢？”
“放心吧，政府有把握，否则是不会让我们去的。”
这时我们组新任的学习组长，前伪汪政权的外交官老初走了过来，插嘴道：“我想政府不会宣布我们的身份，对不对？”
“你以为不宣布，人家就不知道？”老元讥笑他，“你以为东北人不认识你就不要紧了？只要东北老百姓认出一个来，就全明白啦！想认出一个来可不难啊！”
老元的话正说到我心坎上。东北人民从前被迫向“御真影”行礼行了十来年，难道认出我来还费事吗？
东北人民那样恨我，政府怎么就敢相信他们见了我会不激动呢？如果激动起来，会不会向政府要求公审我？老甫问的也对，到那时候“政府听谁的呢？”
那时，在我心目中，老百姓是最无知的、最粗野的人。我认为尽管政府和共产党决定了宽大和改造政策，老百姓却是不管这一套的；他们怀着仇恨，发作起来，只会用最粗暴的手段对付仇人。政府那时是不是有办法应付，我很怀疑。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牺牲”掉我，以“收民心”。
许多人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次参观，我却终日惴惴不安，好像面临着的是一场灾难。我竟没有料到，我在参观中所看到的人，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与我想象的相反。
我在参观中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我将在下一节中再说，现在我要先说说那几个最出乎意料的、不可衡量的人物。
第一个是一位普通的青年妇女。她是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现在是抚顺露天矿托儿所的所长。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抚顺露天矿。矿方人员介绍矿史时告诉了我们这个惨案。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东北，抚顺地区和东北各地一样也出现了抗日义勇军，平顶山一带不断地有抗日军出没活动。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
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齐了，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全露了出来，向人群进行了扫射。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野兽们屠杀之后，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用刺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去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拣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血海深化永难消！
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雄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一个名叫方素荣的五岁小女孩，从血泊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见证人。
我们后来看完了矿场，轮到参观矿上福利事业的时候，便到方素荣工作的托儿所去访问。这天方所长有事到沈阳去了，所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谈了昨天日本战犯跟方素荣见面的情形。
日本战犯来参观托儿所，所里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我们没让所长接待你们，因为她是平顶山人，我们不愿意让她受到刺激。”日本战犯差不多都知道平顶山事件，他们听了这话，一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们商议了一下，认为应当向这位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灾难的人表示谢罪，恳求她出来见一见他们。女工作人员很不愿意，但经他们再三恳求，终于把方所长请来了。
日本战犯们全体向她鞠躬表示谢罪之后，请求她把当时的经历讲一讲。方素荣答应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她说，“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我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跟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给了我一个刚做好的风车，说别问了，别问了……”
五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同做高粱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还没哭出声便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
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她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她连跑带爬，爬出一道刺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她抱起来，裹在破袄里，她又昏睡过去。
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了一生，弄成残废，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靠卖烟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地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占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他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的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喝，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个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地活下来。
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怨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蒋介石军队在这个地区承继了日本强盗的“三光政策”，灾难重临了方素荣的家乡。方素荣又煎熬了四个年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她的家乡解放了，她的生命开始见到了阳光。党和人民政府找到了她，她得到了抚养，受到了教育，参加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现在她是抚顺市的一名劳动模范。
今天，这个在仇恨和泪水中长大的，背后有个强大政权的人，面对着一群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她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
“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罪犯，一口咬死也不解恨。可是，”她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党制定了各项政策，我相信它，我执行它，为了这个事业的利益，我可以永远不提我个人的冤仇。”
她表示的是宽恕！
这是使几百名日本战犯顿时变成目瞪口呆的宽恕，这是使他们流下羞愧悔恨眼泪的宽恕。他们激动地哭泣着，在她面前跪倒，要求中国政府给他们惩罚，因为这种宽恕不是一般的宽恕。
一个普通的青年妇女，能有如此巨大的气度，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亲身遇到了还有更难以想像的事。假定说，方素荣由于是个共产党员、工作干部，她的职务让她必须如此（这本来就是够难于理解的），那么台山堡农村的普通农民，又是由于什么呢？
台山堡是抚顺郊区一个农业社的所在地。第二天早晨，在去这个农业社的路上，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想着检举材料上那些农民的控诉，想象着怀着深仇的农民将如何对待我。我肯定方素荣对战犯所做到的事，“无知”而“粗野”的农民是决做不到的。昨天在抚顺矿区曾遇到一些工人和工人家属，对我们没有什么“粗野”的举动，甚至于当我们走进一幢大楼，参观工人宿舍时，还有一位老太太像待客人似地想把我让进地板擦得甑亮的屋子。我当时想，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知道了的话，这些文明礼貌就全不会有了。昨天参观工人养老院时，所方让我们分头访问老人们。这都是当了一辈子矿工或者因工伤残废被日本人从矿里踢了出来的人，他们无依无靠，流浪街头，支持到抚顺解放时，只剩了一口气。人民政府一成立，就抢救了他们，用从前日本人的豪华旅店改做这个养老院，让他们安度晚年。他们每天下棋、养花、看报，按自己的兴趣进行各项文娱活动。我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位老人，向我们谈了他一生的遭遇，那等于一篇充满血泪和仇恨的控诉书。听他说的伪满政权下矿工们的苦难，我一面感到羞耻，一面感到害怕。我生怕他把我认了出来，因此一直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我当时曾注意到，老人的这间小屋的墙上，没有工人宿舍里的那些男女老少的照片，只有一张毛主席的像。显然，老人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即使有，也不会比这张相片上的人对他更亲。但是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在他心里能通得过吗？至少他不会同意宽大那些汉奸吧？
在第一天的参观中，每逢遇到人多的地方，我总是尽量低着头。我发现并非是我一人如此，整个的参观行列中，没有一名犯人是敢大声出气的。在抚顺曾督工修造日本神庙的大下巴，更是面如死灰，始终挤到行列中心，尽量藏在别人身后。我们到达台山堡的时候，简直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脸来的。我们就是这样不安地听了农业社主任给我们讲的农业社的历史与现况，然后，又随着他看了新式农具、养鸡场、蔬菜暖房、牲口棚、仓库等处。我们一路上看到的人不多，许多社员都在田间劳动。在参观的几处地方遇到的人，态度都很和善，有的人还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我庆幸着人们都没把我认出来，心里祝愿能永远如此。但是到最后，当我访问一家社员时，我就再也无法隐藏我自己了。
我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家姓刘，一共五口人，老夫妇俩参加农业劳动，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二儿子读中学，女儿在水电站工作。我们去的时候只有刘大娘一个人在家。她正在做饭，看见社干部领着我们进来，忙着解下围裙，把我们让进了新洋灰顶的北房。她像对待真正的客人似的，按东北的风俗让我们进了里间，坐上炕头。我坐在炕边上，紧靠着西墙根一个躺柜，柜面上摆着带有玻璃罩的马蹄表，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
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没有告诉刘大娘我们是什么人，只是对她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刘大娘不擅长词令，但是从她断续而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的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的别提，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围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正说着，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废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废使他就像一只狗似地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记账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忿怒。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眼神和声调里充满了愉快和自信。他和母亲不同的地方，是谈家里的事比较少，而谈起了社里的暖房蔬菜的生产，则是如数家珍。这个社的蔬菜，主要是供应市区需要，不分四季，全年供应；蔬菜品种大部分是解放前没有的。当他历数着西红柿、大青椒等等品种的产量时，他母亲拦过了话头，说他们这一家从前不用说没见过西红柿，就连普通的大白菜也难得吃到。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生活，刘大娘顺手拉开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我们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儿子不禁笑起来，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驳道：“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
刘大娘的这句话，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我刚走进这家人的房门时，还担心着是不是会有人问起我的姓名，而现在，我觉得如果在跨出这个房门之前再不说出自己的姓名，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欺骗。
我站立起来，向着刘大娘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我的话音未完，同来的几个伪大臣和伪将官都立起来了。
“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劳部大臣……”
“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
“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
……
那老大娘呆住了。显然这是出乎她意料的事。即使她知道来参观的是汉奸犯，也未必料到我们的姓名和具体的身份，即使她知道我的姓名、身份，也未必料到会向她请罪，请她发落。……
她怎样发落？痛骂吧？痛哭吧？或者走出去，把邻居们都叫来，把过去的死难者的家属都找来，共同地发泄一番怒气吧？
不。她叹息了一声。这是把凝结起来的空气和我的心脏融化开来的叹息：
“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她擦擦眼泪，“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原来我们是默默地垂泪，听了这句话，都放声哭出来了。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半晌没说话的儿子说，“毛主席说，大多数罪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可以原谅你们！”
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被我想象成“粗野的、无知的、容易激动地发泄仇恨而又根本不管什么改造和宽大”的农民，就是这样地宽恕了我们！
这是如此伟大的、不可能用我的标尺加以衡量的人。
我用最卑鄙、最可耻的坏心去揣度他们，而他们却用那么伟大、那么高贵的善心对待我们。
他们是今天当家做主的人，强大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所领导的巨大力量全部站在他们身后，他们面前是对他们犯了滔天罪行的罪犯，而他们却给了宽恕！
他们为什么那样相信党和毛主席？他们怎么能把党的改造罪犯政策从心底上接受下来呢？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什么那样相信人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它的政策？
这一次的参观也给了我答案。
四、变化说明了一切
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的沉默。一进监房就开始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
“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
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有些饱经世故者越是间接知道得多，越是想直接地核对一下，我们组里的老元就是这样的人。这回，他也服了。
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那是我们亲自尝过的，谈到工人的伙食，那是我们亲眼看到了的，说到工人宿舍的瓦斯灶，有人说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元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
大家先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经他一说才明白，原来别人注意工人宿舍里的陈设，他却走到屋子后面，看了人家的垃圾箱。他发现了那里面有鱼骨头、鸡蛋皮以及其它东西。
做过东北军小粮秣官的“兴农部大臣”老南，平常话很少，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他说：“不但在伪满，工人家里找不出鱼肉来，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从小被日本人培养起来的老正，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我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
变了！——这句话引起我的共鸣，我另有自己的感受。
我受到了人民的宽恕，由于过分出乎意料，这三天参观当中老是想着：这是真的吗？他们受了汉奸那么多的罪，竟肯拉倒了吗？他们相信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竟是到了这种程度吗？这是什么原因？
方素荣和台山堡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的，在抚顺到处都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残留火区的尘烟和新建的电气火车轨道，地下矿一百五十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坑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员司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数目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和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那个残废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们能改造？……
变化说明了一切。
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
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现在露天矿矿址），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一九○一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首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一九○五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四十年的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
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地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一二百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有一身破烂，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
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
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在解放前百分之七十的人是单身汉。
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片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煤饭，就得拿命换。”一九一七年，有一次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九百十七个矿工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一九二三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六十九个工人死在里面。一九二八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四百八十二名。
伪满政权做过统计：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四年，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名。
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涌向井边，哭声震野……
矿工被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
日本人给工人们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和吗啡馆，还有老君庙。
抚顺不仅有日本人的华丽的住宅、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柏河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婴。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柏桥下，——这里是被剥夺得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它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路倒”。
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从事奴隶劳动。他们像牲畜一样住在一起，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
“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
在露天矿，有日本人在三十一年间给工人建筑的三千五百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也有解放后七年间新建的十七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
第三天参观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百分之七十里的一个。墙上的双影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就是解放后已婚的百分之八十中的一个吧？
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
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先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呵！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人们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
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办公室王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下面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它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风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部崩坍堵塞，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六十四·八立米降到三十六立米。后来，在矿区当局工人们不断努力和斗争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奇迹。
一九四九年秋天，东北工业部门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原龙凤矿的一位工程师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有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来，这样既可以把瓦斯用于福利，也为解决瓦斯为害问题找出了一条道路。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这位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奋战着。起初，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受到过多次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被克服了，终于在一九五○年七月一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欧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着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后来，他们的眼睛从蓝色的火焰上移开，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上了①。此时老工人和老大娘们个个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了！”
①龙凤矿每逢有重大新成就，卷杨塔上红星即放光，全矿可见。——作者
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废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死亡，但是逃不脱困残废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倒”。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亲人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镜框镶起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推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
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着小胖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
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梳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来，指着小卖部说：
“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很多工人很迷信，说它是老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能不能混过明天的人，因此，有的为了求平安，就敬信了老君爷。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的气，又受二把头的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老君爷了，把老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像了。”
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也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得光脚蹚水走。在‘掌子’里，工人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问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
我们继续向前走，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去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
“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了。连尸首都不一定找到，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路边说：“我亲自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十四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跟阎王老子打了多少次交道。”
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决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简直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有了病，不敢躺下，因为怕被看做有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八个蜂窝似的窝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一九四二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到今天提起来还是余悸未定。可怕的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曾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刺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大门钉起来，把人封锁在里头。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不用想出来，外面有电网围着，洋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
“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
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轻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被过去的事冻结住了。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王主任继续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混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间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问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有人过来要和二把头拆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的是特殊工人——这是鬼子送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面。他们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
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冒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过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有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已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的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了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年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是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得了什么？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他的儿子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
一切都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有了变化。变化也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片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
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园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扬塔上的那颗星……
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对领袖的无限信仰，看透了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
五、会见亲属
人民可以宽恕，问题在于自己能否“做个正经人”——我从这次参观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且还不只是这一个道理。从前，就是在开始参观的那天，我还用旧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政府同群众的关系，认为任何政府同人民之间都没有书上所说的那种一致、那样互相信赖。我总以为共产党之所以有那样强大的军队和有力的政府，是由于“手段”高明和善于“笼络人心”的结果。我所以担心在群众激愤时会牺牲了我，就是由于这种看法。现在我明白了，人民所以拥护党，相信党，实在是由于共产党给人民做了无数好事，这些好事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也不肯于去做的。为矿工——从前被称做“煤黑子”的——做出营养设计，为矿工的安全拿出整个党组织的精力向瓦斯宣战，让“大官旅馆”的命运变成下棋、赏花的晚景，让百分之八十的单身汉从“大房子”搬进新房，让存在了若干世纪的妓院、赌馆、鸦片馆从社会上消失……在过去，哪个政府能够和肯于去做这些事呢？
从前，我有时还这样想：也许在新社会里只有穷人得到好处，那些有钱的人，旧社会里有点地位的人，跟我们这类人有瓜葛的人，以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恐怕都说不上满意。参观后不久，我亲眼看到了我的亲属，我才明白了这还是过时了的旧眼光。原来满意这个新社会的，在新社会里找到自己前途出路的，竟包括了那么广泛的阶层，实在是历史上空前的。
我们跟亲属之间的通信，从一九五五年夏天就开始了。人们从家信里知道了亲属并未因自己是罪犯而受到歧视，知道了子女们有的在上学，有的在工作，有的成了专家，有的参加了共青团，甚至还有的加入了共产党。许多人从家信上受到了很大鼓舞，进一步觉出了社会变化对自己的意义。但是也还有某些多疑的人仍然疑信参半，甚至于还有人全凭偏见而加以穿凿附会、妄加曲解。前伪满将官老张，接到儿子第一次来信。这封信头一句是这样写的：“张先生：对不住，我只能这样称呼你，不能用别的……”老张看完信大为悲恸，几乎得了精神病。许多人都为他不平，有人暗地里说：“这不是新社会教育出来的青年吗？新社会里父亲坐牢，儿子就不要他了。”我不由得想起陈宝琛说过的“共产党无情无义”之类的话。跟溥杰同组的前伪满将官老刘，向来对新社会什么都不相信。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很怕她受到社会上的歧视。女儿来信告诉他，她的生活很好，人了团，得到组织的关怀，有许多好朋友，她现在夙愿得偿，国家已按她的升学第一志愿分配她到艺术学院。他看了信，摇晃着满头白发说：“说得千真万确，不叫我亲眼看一看我还是不相信。”这些问题，从一九五六年起，都得到了解决，而在我看来，解决的还不只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的问题。
三月十日，即参观后的第三天，看守员通知我和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齐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在这里出乎意料地看见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象走进了梦境。
载涛是我的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个人。在一九五四年选举中，他作为二百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同时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告诉我，在来看我的前几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七叔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一家人都抹着泪，瑞侄竟至哭出了声音……
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今天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旗人是什么处境。那时满族人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很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纷纷姓了金、赵、罗，我父亲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外的数目。
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由八万变成二百四十万，这就是一个证据！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这年是六十九岁，身体健壮，精神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解放以后，他以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愉快之色。他又告诉我，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有人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掉对我的迷信，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旧时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满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况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最先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做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请他们为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以及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亻斤（字雪斋，停亲王奕淙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当选为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一个区的政协，又是中国画院的画师。溥亻斤的胞兄弟溥亻间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的亲叔伯兄弟溥修（载濂的次子），是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被新社会所重视，聘他为文史馆员。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代各个时期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经过他们取得了大量的近代珍贵史料，在他们的晚年，也为新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双目失明的修二哥对生活有了信心，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口述一段，由别人代为记录下来。
这些已经被新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的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而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
半年前，我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我的家族正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的弟弟妹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曾担心过这些妹妹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校。四妹夫的父亲是清末因杀秋瑾而出名的绍兴知府。这几个妹夫不是伪满的军官，就是伪政权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两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被汉奸头子的哥哥牵累上呢？我心里也没有底。这类的顾虑是同犯们共有的，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弟弟和妹妹同别人一样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四弟和七妹还是照旧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被街道邻居们选做治安保卫委员。尽管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绪总是满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现在，我看到了她们，听着她们和自己的丈夫谈起别后经过，使我联想起了过去。
我还记得五妹夫老万睁着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她了。他的惊讶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缝纫工人呢？
更令我们这位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只应该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而现在，她拿起了剪刀，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经过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邻居们的信任，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在我可是不小的惊异。她过去的生活比五妹还要“娇贵”，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娇，每逢听说我送了别人东西，总要向我打听，讨“赏”，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我从前是什么？是个摆设！”
从前，她虽然有着一定文化水平，名义上是个“贵”妇，而实际上生活是空虚的，贫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着的时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诉我，她回信说：“我现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烫衣服，老仆在窗外浇花，小狗瞪着眼珠蹲着，看着一匣糖果……实在没有词儿了。”现在，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丰富了思想，当邻居那样殷切地等她读报时，她才觉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义。
她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以为斗争会斗汉奸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他们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上吓得直哆嗦，我向人们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她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听了都赞成，就散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她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刚才懂得的。而她在十年前就懂得了。
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到了二妹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她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其他的几个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
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算我曾祖父的后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见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迥异往昔的现况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十七岁时就死了的大胞妹，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未有名”字样（来不及起名就死了）。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即使每个孩子都长大，除了提鸟笼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什么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就是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此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于；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知道的不少，现在是全变了！我从这次会见中，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下一代的命运，与前一代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受到的待遇，实在是我从前所不敢企望的。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都在学校里念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十六个孙儿孙女和重孙儿重孙女：二十八岁的长孙是水电站技术员；一个孙女是军医大学学生；一个孙女参加过志愿军，立过三等功，已从朝鲜复员回来，转入大学念书；一个孙女是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其他的除了幼儿或在校。或就业，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过去的走马放鹰、提笼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话。
下一代人也有例外的命运，那是生活在另外一个社会里的溥杰的女儿。他有两个女儿，那时跟她们的母亲住在日本，最大的十八岁。在我们这次跟亲属会见的九个月后，溥杰的妻子从日本寄来一个悲痛的消息，这个大女儿因为恋爱问题跟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种种传说，不管怎么传说，我相信那男孩子跟我的侄女一样都是不幸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里，青年们的命运就是如此不同。
从这年起，管理所就不断来人探亲。值得一说的是，顽固的“怀疑派”老刘，看见了他的学艺术的女儿，并且看见了女儿带来的女婿。
女儿对他说：“你还不相信，爸爸？我在艺术学院！这就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信了。”
女儿说：“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是毛主席的领导，我能进艺术学院吗？我能有今天的幸福吗？”他说：“这也明白了！”
女儿说：“明白了，你就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改造！”
老刘明白了的事情，老张也明白了。他因为儿子叫他先生，几乎发了疯。这时他女儿来看他，带来了儿子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几乎给每个人都看了：
“爸爸：我现在明白了，我有过‘左’的情绪。团组织给我的教育，同志们给我的批评，完全是对的，我不应该对您那样……您学习中有什么困难？我想您学习中一定用得上金笔，我买了一支，托姐姐带上……”
六、日本战犯
六七月间，我和几个同伴去沈阳，出席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向法庭作证。
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一部分在抚顺，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别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受到了免诉处理，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的大会讲坛上看见过。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后来被法庭判处徒刑十八年①。
①古海忠之已于1963年2月提前释放。
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那时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国人民认罪求恕外，别无其它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的已不是出路问题，而是远远超过了个人问题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中说了这样的话：
“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泪说道：
“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东京国际法庭。在那里，日本战犯通过他们的律师叫嚣着，攻击着证人，为着减轻罪罚，百般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老万，讲它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有个日本战犯，是前陆军将官，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是由于他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他还没放下自己的将官架子。但是这次在法庭上，他承认了指挥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人，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他又说，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过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有个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住同船回国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住在监狱里被他的部下（也是战犯）追问过去的罪行时，很是恼怒，所以在船上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他们从大佐的嘴里并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遇见过一个住病号室的日本兵战犯，他整天捣乱，不守监规，经常找护士和看守员的麻烦。到宣布了释放，开送别会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讲出了自己的错误。还有个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的是直肠癌，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了他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天，我们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里的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头骨上有一个弹孔。学过西医的老元和老宪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后来，老万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每个囚犯每天只给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决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他们的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被苏联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思想方法来推测，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时，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从苏联押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来应该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再也不闹了，因为他知道了讲道理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却正是虚弱的表现。他变成了不声不响，终于自己主动地讲出了他的罪行。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只顾考虑自己的问题，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日记里抄些有关段落，借以说明（方括弧中的话是我的注解）：
一月二十六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踊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剧终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的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话。
五月五日
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出演者及观众（演出者只有日本战犯，观众是全体战犯）受了凉，遂临时中止，俟天气好时再演（这个露天会场，是日本战犯用了不过三四天，就建筑起来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写的是长崎受到战争惨祸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二十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言其改邪归正今后誓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的战犯们会见。
六月十一日
终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工夫，是可以供我们作参考的（在运动会上，他们的啦啦队很出色）。
七月四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唱、音乐、舞蹈会。
大约是片山哲来了罢，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那样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坐在兴安丸上，还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人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
古海这样说，骂过人的这样说，耍过无赖的也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
有几个战犯，从日本报纸、杂志上知道美国军队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之后，出现了一种叫“胖胖女郎”的妇女职业，这是和我国解放前“吉普女郎”类似的现象，他们恼怒起来，骂那些女人不要脸。有人写信给他的妻子，问她是不是也干了这个。这封信经过检查，被所方管教人员留下来，拿着找到他，十分耐心地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样给妻子写，合适不合适？不用说你问得毫无根据，即使有根据，你也要想一想，这是谁的罪过？难道要叫一个女人负责吗？”这个战犯听了一声不响，突然他把那封信团起来扔在地上，然后抱头大哭起来。
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真理，明白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回国之后来信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水面上，这些现实刚过去，美军的基地出现了，美国坦克轧着他们的土地，美军的飞机染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
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也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杀人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的祖国蒙受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许多的限制、监视，但是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反动派不准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他们就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了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
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支持了他们。
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了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对他的话，有人怀疑，有人采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但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亲美的反动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
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试验，如何把活人解剖，……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
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谈了几年来的生活和感受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过，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
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如今这样和善，这样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似地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一下了火车，就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明白了广岛的灾难原因，都流下了眼泪，“武运长久”的旗子也跌落在地上了……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的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个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动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真理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实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人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日本战犯的变化，犹如我的家族的变化一样，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从这些变化中看出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人是以理服人的。
七、“世界上的光辉”
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访问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梯林一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请求我在照片上签字，信里除了附来几张我过去的照片外，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监牢里的中国皇帝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五十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六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如果他早两年寄来，或者还能换得我一些眼泪，但是他寄来的太晚了。我在回信中回答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我不能在照片上签字。”
不久前，在某些外国记者的访问中，我遇过不少奇怪的问题，例如：“作为清朝最末一位皇帝，你不觉得悲哀吗？”“长期不审判你，你不觉得不公平吗？这不令你感到惊奇吗？”等等，这里面似乎也包含着类似的同情声调。我回答他们说，如果说到悲哀，我过去充当清朝皇帝和伪满皇帝，那正是我的悲哀；如果说到惊奇，我受到这样的宽大待遇，倒是很值得惊奇的。记者先生们对我的答案，似乎颇不理解。我想那位从法国写信来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回答必然也有同感。
在我看来，世界上的光辉是什么呢？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的朴素语言，是在我们爱新觉罗下一代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难道这些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难道我被寄予做个正经人的希望和信任，这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难道这不是最宝贵的审判吗？
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是许多犯人共同的心情，甚至于是其中一些人早有的心情。事实上，这种争取重新做人的愿望与信念，正逐渐在日益增多的心中生长着（这时我们已经开始把改造当做是自己的事了），否则的话，一九五七年的新年就不会过得那样与前不同。
我们每次逢年过节，在文娱活动方面，除了日常的球、棋、牌和每周看两次的电影之外，照例要组织一次晚会，由几个具有这方面才干的人表演一些小节目，如伪满将官老龙的戏法，小固的快板，老佑的清唱，溥杰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蒙古人老正和老郭的蒙古歌曲，等等。溥杰偶尔也说一次自编的相声，大家有时也来个大合唱。观众就是我们一所的这几十个人，会场就在我们一所的甬道里或者小俱乐部里。甬道里从新年的前几天就开始张灯结彩，布置得花花绿绿。有了这些，再加上年节丰盛的伙食和糖果零食，使大家过得很满意。可是一九五七年这一次不行了，大家觉得别的全好，惟独这个甬道晚会有点令人不能满足；如果能像日本战犯似的在礼堂里组织一次大型晚会，那才过瘾。离着新年还很远，许多人就流露出了这种愿望。到了该着手筹备过年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学委们憋不住了，向所方提出了这个意思。所方表示，倘若有信心，办个大型的也可以，并且说如果能办起来，可以让新调来的三、四两所的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做观众，把礼堂装得满满的。学委们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告诉了各组，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筹备起来了。
大家之所以高兴，是因为都想过个痛快的新年，而所方之所以支持，是因为这是犯人们进行自我教育的成功的方法之一。学委会是首先接受了这个思想的。他们早从日本战犯的演出得到了启发。日本战犯每次晚会除了一般的歌舞之外，必有一场戏剧演出，剧本大都是根据日本报刊上的材料自己编的。记得一出名叫《原爆之子》的戏，描写的是蒙受原子弹灾祸的日本人民的惨状，这出戏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给世界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造下的罪行，演到末尾，台上台下是一片控诉声和哭泣声。学委会看出了日本战犯们通过演戏的办法，编剧者、演剧者和观剧者达到了互相教育、互相帮助的效果，决心也要在这次晚会上演出一出这样的戏。学委会的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他们很快就把戏的大概内容和剧名都想出来了。一共是两出戏，一出名叫《侵略者的失败》，内容写的是英军侵略埃及、遭到埃及人民的反击而失败的故事，这是一出时事活报剧；另一出是写一个伪满汉奸，从当汉奸到改造的经历，这是一出故事剧，名叫《从黑暗走向光明》。剧作家也有了，这就是溥杰和一个前江伪政权的穆姓官员。事情一决定，他们便马上写起剧本来。
与剧本的创作同时进行的，是其他各项节目的准备工作。“幻术家”老龙的戏法向来最受欢迎，现在他对于以前玩的“帽子取蛋”、“吞乒乓球”之类的小戏法，觉得不过瘾了，声明要表演几个惊人的大型戏法。蒙古人老正兄弟和老郭等人在准备蒙古歌舞。我们组的学习组长老初，一个前汪伪政权的外交官，是位音乐爱好者，他带了一批人在练习合唱。还有一些人分头准备相声、快板、清唱等等传统节目。这几天最忙的是学委会主任老万，他忙于排节目，找演员，计划节日会场的布置。会场布置由小瑞负责，他是制作纸花和灯笼的巧手，在他的指导下，一些人用各色花纸做了灯笼、纸花以及张灯结彩所必需的一切饰物。全场的照明设备由大李负责，他现在成了一名出色的电工。我的固侄也够忙的，他除了做幻术家的助手之外，还要准备说相声，参加练唱。在各方带动之下，人人被卷入了筹备活动。
以前每次甬道里的晚会，任何一项准备工作都没有我的份。我不会说快板，也不会变戏法，别人也不找我去布置会场。就是帮人家拿拿图钉、递个纸条，人家还嫌我碍事哩。在这次筹备工作中，我原先认为不会有人找我去添麻烦，万没料到，我们的组长老初竟发现我唱歌发音还过得去，把我编进了歌咏队。我怀着感激之情，十分用心地唱熟了“东方红”、“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曲刚练熟，又来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学委会主任找我来了。
“溥仪，第一出戏里有个角色，由你扮演吧！并不太难，台词不多，而且，这是文明戏，可以即兴编词，不太受约束。这件工作很有意义，这是自我教育，这……”
“不用说服啦，”我拦住了他，“只要你看我行，我就干！”
“行！”老万高兴得张开大嘴，“你行！你一定行，你的嗓音特别洪亮！你……”
“过奖过奖！你就说我演什么戏吧？”
“《侵略者的失败》——这是剧名。英国侵略埃及，天怒人怨，这是根据报上的一段新闻编的。主角老润，演外交大臣劳埃德。你演一个左派工党议员。”
我到溥杰那里了解了剧情，看了剧本，抄下了我的台词，然后便去挑选戏装。既然是扮演洋人，当然要穿洋装。这类东西在管理所的保管室里是不缺少的，因为许多人的洋装都存在这里。
我拿出了那套在东京法庭上穿过的藏青色西服，拿了衬衣。领带等物，回到了监房。监房里正空无一人，我独自打扮了起来。刚换上了一件箭牌的白府绸衬衣，老元进来了，他吓了一跳，怔了半晌才问我：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一半是由于兴奋，一半是由于衬衣的领子太紧，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要演戏，”我气喘吁吁地说，“来，帮我把马甲后面的带子松一松。”
他给我松了，可是前面的扣子还是系不上，我才知道自己比从前胖了。那双英国惠罗公司的皮鞋也夹脚，我懊恼地问老元：
“我演一个英国工党的议员，不换皮鞋行不行？”
“得啦吧！”老元说，“英国工党议员还擦香水哩，难道还能穿棉靴头吗？不要紧，你穿一会儿也许就不紧了，这马甲可以拾摄一下，你先去念台词吧。你也上台演戏，真是奇闻！哈哈！……”
我走到甬道里，还听见他的笑声。但我很高兴。我记着老万告诉我的话，这个演出是自我教育，也是一种互助。我这还是第一次被放在帮助别人的地位，过去我可总是被人帮助的。原来我也和别人一样，有我的才能，在互助中能处于平等的地位呢。
我走到俱乐部，开始背诵抄来的台词。从这一刻起，我无时不在背诵我的台词。老万说的不错，台词很短，大概这是台上说话的演员台词中最少的一个了。按照剧情，演到最后，劳埃德在议会讲台上为他的侵略失败做辩解时，一些反对党的议员们纷纷起立提出质问，后来群起而攻之，这时我在人群中起立，随便驳他几句，然后要说出这么几句话：“劳埃德先生，请你不用再诡辩了，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最后会议沸腾着怒骂声，纷纷要求劳埃德下台，我喊道：“滚下去！滚下去！”这个剧没有什么复杂情节，主要是会场辩论，从一个议员提出质问开始，到外交大臣被轰下台，用不了十五分钟。但是我为了那几句台词，费了大概几十倍的时间。我惟恐遗忘掉或说错，辜负了别人的期望。从前我曾为忧愁和恐惧搅得失眠、梦呓，现在我第一次因兴奋和紧张而睡不着觉了。
新年到了。当我走进了新年晚会会场时，我被那节日的气氛和漂亮的舞台完全吸引住了，忘掉了内心的紧张。五彩缤纷的装饰和巧夺天工的花朵，令人赞叹不止。灯光的装置是纯粹内行的章法，舞台的楣幅上红地白字“庆祝新年同乐晚会”，是艺术宋体，老万的手笔。布幕上的“今晚演出节目表”是最吸引人的：一、合唱，二、独唱，三、蒙古歌舞，四、相声，五、快板，六、戏法，七、活报剧《侵略者的失败》，八、话剧《从黑暗走向光明》。一切都不比日本战犯的晚会逊色。看到坐在中间的蒋军战犯的窃窃私议和赞赏的神态，我们这伙人也不禁高兴地互相递眼色。
扩音器里送来了老万的开场白，然后是合唱开始。一个个节目演下去，会场上掌声一阵接着一阵。轮到老龙的大型戏法，会场上的情绪进入了高潮。《大变活人》演到最后，活人小固从空箱子里钻了出来，笑声和掌声响成了一片。后来表演者从一个小纸盘里拉出无限多的彩带，最后拉出一幅彩旗，现出了“争取改造，重新做人”这几个大字时，欢呼声、掌声和口号声响得令人担心天花板会震下来。这时我走进了后台，开始化装。
会场休息片刻后，活报剧开场了。舞台上开始了关于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的辩论。老润扮的劳埃德像极了，他的鼻子本来就大，这个议会里所有的英国公民，只有他一个人最像英国人。他的表情也很出色，恼恨、忧惧、无可奈何而又外示矜持，活活是个失败的外交大臣。我身旁坐着老元，他也是一位议员，对外交大臣做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我们工党左派议员共有十几个人，在舞台上占据着正面，舞台侧面是保守党议席，那里的人较少，做出灰溜溜的样子。戏演了十多分钟，老元悄悄地对我说（这姿势是剧本里要求的）：“你别那么愣着，来点动作！”我欠欠身，抬头张望了一下台下，这时发现那些观众们似乎对台上注意的不是劳埃德而是我这位左派议员，我心慌起来。在合唱时观众还没有人注意我，现在我成了视线的集中目标了。我的镇静尚未恢复过来，老元碰了我一下子：“你说呀，该你说几句驳他了！”我慌忙站了起来，面对信口开河的老润，一时想不起台词来了。正在紧张中，忽然情急智生，我用英文连声向他喊道：“NO！NO！NO！……”我这一喊，果然把他的话打断了，同时我也想起了下面的台词，连忙接下去说：“劳埃德先生，请你不用再诡辩了，”我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接着，我听见了台下一片掌声，台上一片“滚下去！滚下去！”的喊声，外交大臣劳埃德仓皇失措地跑下台去了。
“你演得不错！”老元下了台，第一个称赞了我。“虽然慌了一点，还真不错！”后来其他人也表示很满意，对我的即兴台词笑个不住。还有人提起当年我拒绝会见曾与梅兰芳先生合过影的瑞典王子的事，我也不禁哈哈大笑。
骚动着的会场逐渐平静下来，话剧《从黑暗走向光明》开场了。
这出戏的情节把人们引进了另外一个境界里。第一场写的是东北旧官僚吴奇节、卜世位二人在东北沦陷时，摇身一变为大汉奸，第二场写他们在日寇投降时正想勾搭国民党，被苏军逮捕了，第三场是被押回国后，在改造中还玩一套欺骗手法，但是终于无效，最后在政府的教育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认了罪，接受了改造。剧本编得并不算高明，但是战犯们对这个富有代表性的故事非常熟悉，每个人都可以从剧中人找到自己的影子，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因此都被吸引住了，而且越看越觉得羞耻。戏里有一段是汉奸强迫民工修神武天皇庙，大下巴看出这是他的故事，不禁喃喃地说：“演这丢人事于什么？”演到汉奸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给日本人出主意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做出谄媚姿态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人唉声叹气，说：“太丑了！”我感到最丑的还数不上这个剧中人物，而是在那个伪机关会议室里的一个挂着布帘的木龛，那是伪满当时每个机关里不可少的东西，里面供奉着所谓“御真影”——汉奸皇帝的相片。当剧中人人场后对它鞠躬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丑的东西了。
这出戏演到最后一幕，政府人员出来向吴奇节、卜世仁讲解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时，会场上的情绪达到了整个晚会的最高峰，掌声和口号声超过了以往我听到的任何一次。这与其说是由于剧情，不如说是由于几年来生活的感受，特别是由于最近从家属来信、家属会见、外出参观、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上认罪等等一系列事情上直接获得的感受，今天一齐发生了作用。在震耳的口号声和鼓掌声中，还有被湮没的哭泣声。在我前面几排处一个矮胖的人，低垂着白头，两肩抽搐着，这是和溥杰同组的老刘，那个不亲眼看见女儿就不相信事实的人。在我后面哭得出了声的是那个恢复了父亲身份的老张，他的胸袋上的金笔正闪闪发光。
晚会上出现的激动情绪，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世界对我们存在着“光辉”，而且是越来越明亮的光辉。新年过去不久，有一批人得到了免诉处理，被释放了。这一批共十三人，其中有我的三个侄子和大李。在热烈的送别之后，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更欢腾的春节，我们又组织了更好的晚会（演出第二个自编的剧目《两个时代的春节》，这个剧描写的是一个东北村庄在伪满与解放后不同的景况）。春节过后，第二批四名犯人又得到了释放，其中有我的两个妹夫。在这时候，那位法国人却给我写来了那封说什么“世界上的光辉”的信！
八、再次参观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
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 IN USA，MADE IN GERMANY，……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
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原子弹。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
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伺候洋人颜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间，那些带着从大炮、鸦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为文明、高尚的人，他们到中国来，任意地烧、杀。抢、骗，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无一不把中国人看做奴隶、野人和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他们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除此而外，他们得到的还有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人一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
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正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让一个个发出过耻笑声的“洋人”闭上了嘴。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汽车厂刚开始生产时，有个小学校的孩子们要来参观。汽车厂打算派车去接，孩子们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新造的车，厂方回答说，新造的是运货卡车，坐着不舒服，准备派去的是进口的大轿车。孩子们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进口轿车不如运货卡车舒服，我们要坐祖国造的卡车！”
祖国，她在孩子们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过去的心中，却四十多年一直没个影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上，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都是最尊严的。
关于别人日常怎么样地生活，我在过去（除了伪满后期一段时间以外）对这问题总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满足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亲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为名去看陈宝琛。我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来我在天津，从西餐馆和外国娱乐场所观察过那些“高等华人”，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贵”，我不太羡慕他们，但好奇心仍在。在伪满，只顾担忧，不大好奇了。回国之后，起初根本没想过这类问题，别人如何生活，与我无关，后来我感到前途明亮起来，这个问题又对我有了现实性，所以在这次参观中，我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勾起了我无数回忆，心中起了无限感慨。
获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尔滨。哈尔滨儿童公园里的儿童铁道，使我想起了跟蚂蚁打交道的童年。我从儿童医院的婴儿出生统计和保健情况上，看出了这在当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尔滨太阳岛的条椅上，遥望江中的游艇，听着草地上男女青年们的手风琴声和唱歌声，想起了我前半生的岁月。我不但没高兴地唱过，就连坐在草上晒晒太阳的兴致都没有，更不用说是随意地走走了。那时我担心厨子赚我的菜钱，担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这里，一切都是无忧无虑的。在我前面几丈远的水滨上，有个青年画家在专心致志地写生。我们坐在他身后，一直就没看见他回过一次头。他的提包和备用的画布都堆在条椅脚下，根本没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决没有人会拿走他的东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里简直不可想象，而在这里却是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事实：公园里的电话亭里，有一个小木箱，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纸条。
据一个同伴说，太阳岛上从前有个俱乐部，上一次厕所都要给小费的。但是现在，家里人来信说，你无论在哪个饭馆、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给服务人员小费，那就会被服务员看做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是事实。
在哈尔滨最后几天的参观，我从两个地方看出了世界上两类人的不同。一个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造过孽的平房区，另一个地方是东北烈士馆。
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队的成员，写的是他在部队时，从一个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据书上说，这是一座周围四公里的建筑群，主楼比日本丸之内大厦大四倍，里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员，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令人惨不忍闻：有的被剥得净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时听说，培养这些病菌，威力可超过任何武器，可以杀掉一亿人口，这是日本军人弓！以自豪的。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炸毁。
不久以后，附近的村庄里有人走过废墟，看到一个破陶瓷罐子里尽是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没想到，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了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这个一百来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个社员，劳动模范姜淑清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过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义，有把握。”
这是有一次所长说的话。这句话现在从我心底发出了响声。制造鼠疫菌的“瘟神”们和供奉“瘟神”的奴仆们，原是同一类的人，同是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让成亿人走进毁灭。然而，这是枉然的，没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学的武器并不万能，最费心机的欺诈并不能蒙住别人的眼睛。被毁灭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没留下来，留下来的是今天正在建设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离“瘟神”不过几百米地方的金星农业社这个村庄。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由于他们是同样地有“把握”，所以姜大娘说的是台山堡刘大娘同样的话：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还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来的生产资料——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和新架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时，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想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仅仅是三五间或十来间。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红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口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回想着金星社长说到的那几句：“我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以便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优秀民族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的勾当，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灭掉被压迫的民族。这两种人，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平房区“细菌工场”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丑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善良。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场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那个决议书和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的阻拦，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罪恶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的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过长白山的顶峰，看见过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兵和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着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优越的伪满国兵，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声容笑貌——这是我从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着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声容笑貌。在一双用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
日本人当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后据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破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的是草根。树叶……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竟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烨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着怕，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声音越来越响。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先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察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受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当年的审讯者，今天成了囚犯，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不用说，应该哭的决不仅是于镜涛一个人。
九、劳动与乐观
经过这次参观，我深信新社会的大门对我是敞开着的，问题就看我自己了。
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这时我已经有了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最早的出现，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抬煤的时候。
每年秋季，管理所就大量地运来煤炭，一部分准备冬季取暖，一部分制成煤砖供蔬菜温室使用。我们冬季吃的青菜都是自己暖房生产的。
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这时我的体质与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显著的增强，从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在制作煤砖的劳动中，我担任的是比较费力气的抬煤工作。这天因为所长和一些干部都来参加制作煤砖，大伙干得特别起劲。临完工，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满筐。
交工具的时候，我听见王看守员对一个同伴说：
“我看溥仪干活是实在的。他不挑显眼的干。”
我和老宪放下煤筐，到树权上拿衣服穿，所长笑着问我：
“溥仪，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说：“不痛不肿，只略有点红。”
“你现在的饭量怎样？”
“干饭三大碗，大饺子可以吃三十多个。”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着，什么病也没有了。”
在场的人不论是所方人员还是伙伴们，全冲我乐起来。显然，这是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笑声。我觉得受讥笑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了。
我这时在其他方面，也有了进步，例如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从前那样吃力了，在自己的衣物整洁方面，跟别人的距离也大大缩小了。不过，我最有信心的还是劳动。只要不叫我做那些像扎纸花之类的细巧活，我的成绩总是第一流的。即使是理论学习成绩最好的人，都不免在这方面对我表示羡慕。
伙伴们的羡慕和我的信心的增长，与其说是由于劳动观点的树立，还不如说是由于社会上新出现的劳动风气的启示。从一九五七年末开始，我们就从报纸、家信以及所内人员的各种新动态上觉出了一种新风气，好像人人都在争着参加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看做是最光荣的事。数以万计的干部上山下乡了，学校里增加了劳动课，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短期义务劳动的队伍。在所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干部们做煤砖，而且看到所长和科长们在厨房里洗菜、烧火，以及在南道里挑送饭菜。每天清晨，我们还没起床，院子里就传来了木制车轮声和车上的镐、锨撞击声。这种声音告诉我们，所长和干部们已经出门到后山开荒去了。这一切都在启示我们说：在新社会里，劳动是衡量人的一项标准，当然，在改造中更不能例外。
我忘记了是谁告诉过我，许多人都错误地把劳动看做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有共产党人才正确地把劳动看做是人类自己的权利。我当时对任何神佛都已丧失了兴趣，看不出劳动和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出，劳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们清除一堆垃圾，文质彬彬的李科员从这里走过，顺手拿起一把铁锨就干起来，干得比我们既轻快又麻利，而且一点不觉得多余。
一九五八年，劳动之受到重视，劳动之成为热潮，给我们的感受就更深了。我从北京的来信中，知道了许多新鲜事。从来闷在家里不问外事的二妹，参加了街道上的活动，兴高采烈地筹备着街道托儿所，准备帮助参加劳动的母亲们看管孩子。在故宫里工作的四妹参加了德胜门外修湖的义务劳动，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三妹夫和三妹都参加了区政协的学习。老润和区政协的老头们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工程的劳动，这些人的年龄加起来有七百六十六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七六六黄忠队”，他因为一件先进经验的创造而得到了表扬。五妹夫老万和五妹，以自豪的口吻报道大儿子的消息，这个学地质的大学生参加了关于利用冰雪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向自然进军的尖兵，正在向祖国西北一座雪峰探险攀登。几个侄子和大李都有了工作，在市郊农场做了生产小队长。到处是劳动，到处是欢腾，到处是向自然进军的战鼓声。人人都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的伟大历史运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伙伴们收到的家信中反映的气氛全是如此。后来，大家知道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部长们都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简直就安静不下来了，一致向所方和学委会提出，要求组织生产劳动。
所方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先试办了一个电动机工厂，制造小型电动机。后来因为这种生产很有前途，而我们一所的人力既弱又少，又转交给三所、四所的蒋介石集团战犯去办，另给我们安排其它的劳动。这次的安排，是按照各人的体质和知识等条件，并且是从培养生产技能着眼的。我们共编成五个专业组，即畜牧组、食品加工组、园艺组、蔬菜与温室组和医务组。我和老元、老宪、老曲（伪满四平省长）、老罗（伪满驻外使节）五人被编入医务组。我们的工作是每天扫除医务室，承担全部杂务和一部分医务助理工作，边做边学，另外每天有两小时的医学课程，在医务室温大夫的辅导下，自己读书和集体讨论。我的四个同学都当过医生，三人复习西医，老罗和我学的是中医。此外，针灸是五人的共同课。分组劳动了一段时间，我又有了新的信心。
我初到医务组时，医务助理业务远不如那四位同学。我制作外科用的棉球时，做得活像从旧棉絮里拣出来的；我量血压时，注意了看表就忘了听听诊器，或者顾了听又忘了看；我学习操纵血压电疗器械时，起先老是手忙脚乱，总弄不好。只有在干杂活、用体力时，我比他们每人都强。后来，我下定决心非学好业务不可。大夫或护士教过了我，我再找同学们请教，同学们教过了，我独自一人又不停地练习。这样学了一段时间，医务助理业务慢慢地弄会了。那时每天有个日本战犯来电疗，每次完毕之后，他总是向我深深一躬到地，并且说：“谢谢大夫先生。”我不禁高兴地想，固然我的白罩衣和眼镜可能引起了误会，但是这也说明我的操作技术得到了患者的信任。第一个学程终了，温大夫对我们进行了测验，结果我和别人一样地得了个满分。
在试制电动机的时候，我曾遇到过很堵心的事。电动机的生产分组名单，是学委会提出的。自老万、小瑞等人释放后，大家新选了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韦、溥杰、老王和两个伪将官为委员，老韦为主委。凡是带技术性的工作，这个学委会都不给我做，带危险性的也不给我做，缠线圈怕我缠坏，铸铁怕我出事故，结果只把一项最简单的工作交给我，让我跟几个老头捣焦炭——把大块焦炭捣成小块。我把这看做是对我的轻视，交涉几次都没结果。现在，我把医务助理业务学得跟别人一样了，连那个治高血压的日本人都把我误认成大夫，第一次测验又得了个满分，相信自己并不十分笨，这样地学下去，自信必能学得一技之长，没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自信照样能生活。
有一天，我要求见所长。这时老所长已经调了工作，这里成了他兼管的单位，不常来上班，接见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长。这位年轻的副所长精通日文，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日本战犯大批遣送回国后，他照顾了全所的工作。我对他说：
“我交出的那批首饰，政府应该正式收下来了。存条我也早丢掉了。”
我以为副所长对这件事的过程未必清楚，想从头再说一遍，不料他立刻笑着说：
“这件事我知道。怎么，你已经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
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讲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宝（这些东西后来进了陈列室）的每件的来历，由一位文书人员做了记录。完成了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里，浑身轻松地想：
“副所长的那句话，无疑的是一句宝贵的鉴定。看来，我进步的不错吧？快到了做个正经人的那天了吧？”
十、考验
我的自我估计，又过高了。我遇到了考验。
全国各个生产战线上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所方在这时向我们提出，为了让思想跟上形势，加紧进行学习改造，有必要进行一次思想检查，清除思想前进途中的障碍。办法是在学习会上每人谈谈几年来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谈谈还有些什么问题弄不通。别人可以帮助分析，也可以提出问题要本人讲清楚。在轮到我的时候，发生了问题。
我谈了过去的思想，谈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的变化，在征求意见时，有人问我：
“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深远的，在思想感情上还可能有些藕断丝连。你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比我们浅，别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一点没谈？难道你就没有吗？”
“我对日本人只有痛恨，没什么感情可言，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不虚心？你是不是还以为比人高一等？”有人说：“你现在是什么感情？难道你比谁都进步？”有的人举出许多过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诗，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阶等等，说明我当时比谁都感激日本人，现在却全不承认，令人难以置信。我回答说，我过去与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并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话直说。这番解释，并没有人同意。后来，当我谈到逃亡大栗子沟心中惧怕的情形，有人问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东京，先给你汇走了三亿日圆准备着，你不感激日本帝国主义吗？”
“三亿日圆？”我诧异起来，“我不知道什么三亿日圆！”
其实，这不是一件多大的问题。日本关东军从伪满国库里提走了最后的准备金，对外宣称是给“满洲国皇帝”运到日本去的。这笔钱我连一分钱都没看见过，别人都知道这件事，井不当做我的罪行，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我当时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够冷静地回忆一下，或者虚心地向别人打听一下，我会想起来的，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坚决地宣称：“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不知道？”许多知道这回事的人都叫起来了，“这是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张景惠这才死，你就不认账啦？”又有人问我：“你在认罪时难道没写这事吗？”我说没有，他们就更惊异了：“这件事谁不知道呀！”“这可不是三百三千，这是三亿呀！”
到了晚上，我这才认真地回忆了一下。这一想，我忽然想起来了。在大栗子沟时，熙洽和我说过，关东军把伪满银行的黄金全弄走了，说是给我去日本准备日后生活用的。这一定就是那三亿日元了。那时我正担心生命的危险，竟没把这回事放在心里。第二天，我又向别人问过，确实是这回事，因此在小组会上向大家说了。
“你从前为什么隐瞒呢？”几个人一齐问。
“谁隐瞒？我本来就是忘了！”
“现在还说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
“怎么从前想不起来？”
“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时候吗？”
这一句话，引起了难以应付的议论：
“时间越久越记得起，越近倒越忘，这真奇怪。”“原来明明是有顾虑，却不敢承认。”“毫无认错的勇气，怎么改造？”“没有人相信你的话。政府保险再不上你的当。”“你太喜欢狡辩了，太爱撒谎了！”“这样不老实的人，能改造吗？”……
我越辩论，大家越不信，我想这可麻烦了，人人都认为我在坚持错误，坚持说谎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众口一词，所方还能相信我说的吗？脑子里这样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马上昏了头。我本来没有他们所说的顾虑，现在却真的有了顾虑。“以曾子之贤，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想起这个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气，于是我的旧病发作了——只要能安全地逃过这个难关，什么原则都不要了。不是检讨一下就可以混过去吗？好，我承认：我从前是由于顾虑到政府惩办，没有敢交代，现在经大家一说，这才没有顾虑了。
三亿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却正好把我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了出来。
以后小组里再没有人对我的问题发生兴趣了，可是我自己却无法从脑子里把这件事抛开。我越想越不安，觉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却给说成是隐瞒；我害怕政府说我不老实，偏偏又不老实，说了假话。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
在从前，我心中充满了疑惧，把所方人员每件举动都看成包含敌意的时候，我总被死刑的恐惧所折磨。现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满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种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员的鼓励，这种折磨越是厉害。
有一天，看守员告诉我，所长找我去谈话。我当时以为一定是问我那三亿日元的事。我估计所长可能很恼火，恼我受到如此待遇，却仍旧隐瞒罪行不说。如果是这样，我真不知怎样办才好。但同时也另有一种可能，就是所长会高兴，认为我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说不定因此称赞我几句。如果是这样，那就比骂我一顿还难受。我心里这样捣了一阵鬼，等进了所长的接待室，才知道所长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然而由于这次见所长的结果，却使我陷进了更深的苦闷中。
老所长已经许多日子不见了。这次他是陪着另一位首长来的。他们问过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又问起我关于除四害的活动情形。
所长说，他听说我在捕蝇方面有了进步，完成了任务，不知在这次开展的捕鼠运动中有什么成绩。我说还没有订计划，不过我想我们组里每人至少可以消灭一只。
“你呢？”坐在所长旁边的那位首长问。我这才认出来，原来这是在哈尔滨时，问我为什么对日本鬼子的屠杀不提抗议的那位首长，不禁有些心慌。没等我回答，他又问：“你现在还没开‘杀戒’吗？”说罢，他大笑起来。笑声冲散了我的慌乱情绪，我回答说，我早没那些想法了，这次打算在捕鼠运动中一定消灭一只老鼠。
“你的计划太保守了！”他摇头说，“现在连小学生订的计划都不只每人一只。”
“我可以争取消灭两只。”我认真地说。
这时所长接口说，不给我订指标，我可以尽量去做。谈到这里，就叫我回来了。
从所长那里回来，我心头有了一种沉重感。这倒不是因为对平生未试过的捕鼠任务感到为难，而是我由这次谈话联想起许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灭蚊蝇运动中，所方特意检查过我的计划，我想起了由于学会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长的鼓励，……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对我一点一滴地下功夫，无非是为了我“做人”。可是，我却又骗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只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错误。
刚下班的江看守员见我在俱乐部里独自发呆，问我是不是有了捕鼠办法，并且说他可以帮助我做个捕鼠器。老实说，我不但没办法捉老鼠，就连老鼠藏在哪儿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在跟他学做捕鼠器的时候，我刚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来了。
我们一边做捕鼠器，一边聊起天来。江看守员从捉老鼠说起了他的幼年生活。我无意间知道了他的少年时代的悲惨境遇。我完全想不到这个平素非常安静、待人非常和气的青年，原来在伪满时期受了那么大的罪。他是“集家并屯”政策的典型牺牲者。由于连续三次集家并屯，寒天住在窝铺里，他全家感染上伤寒，弟兄八个，死得只剩下了他一个。死掉的那七个弟弟，全是光着身子埋掉的。
我们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断了。他领着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着他，想着这个被伪满政权夺去七个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帮我捉老鼠？这里所有的看守员都是这样和气，他们过去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后来，我忍不住地问他：
“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都在伪满受过罪吗？”
“那时候谁不受罪？”他说，“王看守员给抓了三次劳工，刘看守员被逼得无路可走，投了抗日联军。”
我现在明白了，不用问，东北籍的所方人员在伪满时期全是受过罪的。
我按着他的指导，果然完成了任务，而且是超额两倍。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听说我捉住了老鼠，都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来看我的“俘虏”，都称赞我有了进步。听着他们的称赞，我心里很不受用。这些在伪满时期受够了罪的人，把我的“进步”看得这样重要，而我却仍在骗着他们！
我每天照常到医务室工作，照常打扫屋子，给病人量血压，施行电疗，学习中医，那个矮个子日本战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中医概论》变得难解起来了，给人量血压时常常要反复几次。妹妹和妹夫们来信继续告诉了他们的新成就，屡次向我表示祝愿，盼望我早日改造好，与他们共享幸福生活。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都成了责备。
秋天来了，我们像去年一样突击制作煤砖，副所长和干部们又一齐动手给温室准备过冬燃料。我尽量多抬煤，却尽量不想让所长看见，怕听到他的夸奖。这时如果听到了夸奖是比挨骂还要难受的。
有一天，到了施行电疗的时间，我忙一些别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经有两个人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个是那个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来的，就让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却向另外那个做了个手势，同时说了一句中国话：
“您请，我不忙。”
“按次序，你先来的。”被他推让的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说。
“不客气，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会儿。”他又像解释似地加了一句：“我就要释放了。”
我这还是头一次知道他会说这样好的中国话。我给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弄着器械，一边瞟了那日本人几眼。只见他面容严肃地望着对面的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的视线又移向天花板。
“这间屋子，伪满时候是刑讯室的一间，”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听不出他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人说话，“不知有多少爱国的中国人，在这里受过刑呵！”
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屋顶说：
“那时候，这上面吊着铁链。墙上都是血。”他环视着墙壁，目光最后停在玻璃柜上。静默了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先生们修理这间屋子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恢复刑讯室，报复我们，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为是要拿我们做解剖试验。谁知道，是给我们治病的医务室……”
他的声音哽咽起来。
蒋介石集团的战犯病号疗完走了，我让这日本人电疗。他恭恭敬敬地站立着说：
“我不用了。我是来看看这间屋子。我没有见到温大夫，请您转告他，我没有资格向他致谢，我是替我的母亲谢谢他。谢谢您，大夫先生。”
“我不是大夫，我是溥仪。”
也不知他听见了没有，只见他鞠完躬，弯身退出了房门。
我觉着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无论所方如何难于理解，我也要把我的假话更正过来。
正在这时，老所长到管理所来了，要找我谈话。
我推开了接待室的门。书桌后是那个熟悉的头发花白的人。他正看着一堆材料，叫我先坐下。过了一会儿，他合上材料，抬起头来。
“你们小组的记录我看了。怎样？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没有？”
事到临头，我又犹豫起来了。我望望那些小组记录材料，想起了众口一词的小组会，我不禁想：他听了我一个人的话，总是不相信的，我说了真话，有什么好处？不过，我又怎么好再骗人呢？
“你说说吧，这次小组会开的怎样？”
“很好。”我说，“这是系统的总结思想，结论都是正确的。”
“嗯？”所长扬起了眉毛，“详细说说好不好？”
我觉得自己喘气都不自然了。
“我说的是真话，”我说，“说我有过顾虑，这结论很对，只是个别例子……”
“为什么不说下去？你知道，我是很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情况的。”
我觉得再不能不说了。我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老所长十分注意地听着。听完，他问道：
“这有什么难说的？你是怎样想的？”
“我怕众口一词……”
“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怕什么呢？”所长神色十分严肃，“难道政府就不能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吗？你还不够明白，做人就是要有勇气的。要有勇气说老实话。”
我流下了眼泪。我没料到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这样清楚。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十一、特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
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的建议和刘主席的特赦令所引起的欢腾景象，我至今是难忘的。
广播员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广播器前先是一阵短暂的沉寂，然后是一阵欢呼、口号和鼓掌所造成的爆炸声，好像是一万挂鞭同时点燃，响成一片，持久不停。
从九月十八日清晨这一刻起，全所的人就安静不下来了。
战犯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党和政府永远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有的说，这下子可有奔头了。有的说，奔不了多久，出去的日子就到了。有的说，总要分批特赦，有先有后。有的说，也许是全体一齐出去。有的说，第一批里一定有某某、某某……。然而更多的人都明白，特赦与否是看改恶从善的表现的，因此不少人对最近以来自己的松懈倾向，有些后悔。同时也有的人口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衣物，烧掉废笔记本，扔掉了破袜子。
休息的时候，院子里人声嘈杂。我听见老元对老宪说：
“头一批会有谁呢？”
“这次学习成绩评比得奖的没问题吧？你很可能。”
“我不行。我看你行。”
“我吗？如果我出去，一定到北京给你们寄点北京土产来。我可真想吃北京蜜枣。”
在院子里的另一头传来了大下巴的声音：
“要放都放，要不放就都别放！”
“你是自己没信心，”有人对他说，“怕把你剩下！”
“剩我？”大下巴又红了眼睛，“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
他说的不错，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大概是第二天，副所长问我对特赦的想法，我说：
“我想我只能是最后一个，如果我还能改好的话。但是我一定努力。”
特赦释放，对一般囚犯说来，意味着和父母子女的团聚，但这却与我无太大的关系。我母亲早已去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最后一个妻子也于一九五六年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即使这些人仍在，他们又有谁能像这里的人那样了解我呢？把我从前所有认识的人都算上，有谁能像这里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呢？如果说，释放就是获得自由和“阳光”，那么我要说，我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真理的阳光，得到了认识世界的自由。
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在不久以前，我刚接到老万一封信，那信中说他的学地质的儿子，一个大学的登山队队长，和同学们在征服了祁连山的雪峰之后到了西藏，正巧碰上了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即同农奴们站在一起，进行了战斗。叛乱平息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在老万的充满自豪和幸福的来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孩子是生长在今天，幸而不是那个值得诅咒的！日时代。今天的时代，给他的孩子铺开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他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他自己也不会有今天，他如今被安排到一个编译工作部门做翻译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员，一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每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了。他祝愿我早日能和他一同享受这种从前所不知道的幸福。他相信，这正是我日夜所向往的。……
特赦令颁布的一个月后，我们一所和七所的人一同又外出参观。我们又一次到了大伙房水库。上次一九五七年我们来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山谷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一亿公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万零七百秒公方），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我们这次参观时，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一座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顶宽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日本战犯、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里向全体战犯发表他的感想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
一边站的是“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的中国人民，一边站的是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我心里向往的就是脱离了后一边，丢掉这一边的身份，站到前一边，即“对的”那一边来。这是我经过十年来的思索，找出的惟一道路。
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处说，例如我自己体质上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以前我对它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
这是需要勇气的。特赦令给我鼓起了勇气。而且对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学习、劳动更起劲了。许多人等待着下次的学习评比。食品加工组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畜牧组的猪喂得更上膘了，我们医务组消除了任何差误，甚至连大下巴也老实起来，没跟人吵过嘴。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
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
“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
“不可能的。”我笑笑说。
不可能的。我回到屋里还是这样想。“如果……有呢？”一想到这里，我忽然紧张起来。后来想，将来会有的，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之，希望是更大了。我不禁幻想起来，幻想着我和老万、小瑞他们一样，列身在一般人之间，做着一般人的事，我幻想着可能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个医疗单位，当一名医务助理员，就像报上所描写的那样，……但是，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需要等到人民批准了我，承认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想着未来的幸福，我几乎连党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看见了台上的巨幅大红横披，我的呼吸急促了。横披上写着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简短地谈了几句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问，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阿，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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