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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大美晚报·夜光》编辑朱惺公先生被暗杀了。这是汪精卫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牺牲者，是新闻记者被他所杀害的第一个。
死者在生前曾经接到过恐吓信，上海所有不被收买的正直的新闻记者也都接到了。以破坏“和平”相诘责，以支持抗战为炯戒，这发信者正是汪精卫的忠实的党徒。但恐吓所得的反响是一致的轻蔑，坚决的行动。只有朱惺公先生发表了公开信，加以答复和驳斥，于是他招来了恨毒：两个暴徒挟持着，另一个从容地用手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加以击杀。事后汪精卫却命令林柏生出面来替他洗刷血污，还指朱惺公先生为“共产党式的作者”。─—即使共产党可以入人于罪，这也是无耻的构陷，朱惺公先生死去了，他的文字还在着的，它们将为杀人者的罪恶作证。
死者只是一个毫无抵抗力的文人，他只有一支笔，一点对于祖国的忠诚。拥护抗战到底的政策，反对卖国求荣的“和平”，也许是他的罪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无辜的，他是清白的！
不料人心的险毒和卑劣竟至于如此！对以武力侵入我们国土的仇敌奉行“和平”；对自己徒手的爱国的同胞，却实施暴力。
对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策，还能说什么话呢！假如正义在世间尚可托足，人性还不至沦于末劫，那么即使被杀害者的血汇成洪流，也无从冲淡人们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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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可形容的永久的憎恨。两年以来，中华民族正倾全力以与敌人搏斗，求生存者，对牺牲决不会吝惜；倘使一个民族的生存，可以毫无代价地取得，这生存也就不足珍惜。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朱惺公先生这样的牺牲是冤屈的。他不死于敌手，却死于我们的内奸─—侵略者的鹰犬的手里。求仁得仁，他以生命完成了自己的志愿，却替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悲愤。不，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原谅我的质直，朱惺公先生生前所发表的文字、所表现的思想，我是很少同意的。对菊吟诗，剖瓜寄慨，那种旧文人的作风，在较为年轻的一代中，怕是也很少同意的吧？尤其是那对于恐吓者的公开的答复，剖白心迹，表明行径，对着暗中射来的冷箭，袒胸露腹，毫无隐蔽地挺立于壕堑之上，其实分明可以看出这不是个有谋有勇的战士，不过是一个梗直的义民罢了。然而他也竟逃不过毒手！从这里我们明白了“和平运动”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究竟要将中国摆布到什么地步！
可是让我们以最大的敬意献给死者吧，因为他的死，证明从容赴义，毕竟是人类可贵的情操。我们不能不奇怪的是，同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副刊编辑的殉难，一周以来，为什么上海各报的副刊上竟没有一点表示？唇亡齿寒，纵不为公理与正义，也应当为自己呐喊一声吧。看看《夜光》中读者哀悼的热烈，我相信投稿者决不会没有的。敬爱的先生，你们何所为而沉默？尤其是平时慷慨激昂的副刊，《剪影》和《浪花》上动辄骂人为“汪精卫”，比人以“张伯伦”的前进的作家们哪里去了？
是的，行动胜过语言，战士在冲杀中未必一定大叫；但谁也无法否认，语言也正是行动的一种。躲在壕堑里是可以的，但他本身必须是战士。对暴行的噤默，却是对战斗的回避。
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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