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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世家(4)


  朱源达没有看见我,我也不敢多看朱源达,因为我不知道他应该向谁低头认罪。向我吗?我补天无术,问心有愧!

  我匆匆地掠过朱源达家。再一看,那些在巷子里卖大饼的,开老虎灶的,摆剃头摊的,绱鞋子的,家家门前都有一张白纸,署名都是“捣黑窝战斗队”。我感到事情不妙,朱源达要沉没在这一场灾难里了!“文化大革命”要铲除一切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土壤哩,不铲他朱源达铲谁?

  果然不错。二十四小时之后来了一帮捣黑窝的。有的拖着铁棍,有的仿照江湖奇侠的样子,一把系着红绸的明晃晃的大刀斜插在腰眼里。巷子里的孩子们闹嚷嚷地跟在后面:“抄家啦,看抄家去!”

  我在楼上犹豫了半晌,去看看呢,还是不去?按照当时的防身之道,最好是不要单独涉足这种是非之地。可是我忍不住要去见识一下,他们到一个贫困的小贩家抄什么东西?等我到达的时候,战斗队已经开始了战斗。这不像抄老干部的家,也不像抄知识分子的家。抄这些人的家时,着重点是四旧、信件、日记、原稿之类。而被抄的人往往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用一种悲愤的目光看着自己毕生的事业、珍贵的纪念、人类的智慧产品消失在烟尘里。那邪恶的化身在行动时,毕竟还披着一件庄严的外衣。

  抄朱源达的家可不同啊,那场面是十分惊心动魄的。老远便听见哭喊、喧嚷、呼唤、嚎叫、杂物的破碎和折裂,还有壮胆助威的口号声……朱源达家成了格斗场,里面打得乒乓山响,一团团的灰尘喷到大门的外面。柳条筐被抛出去了,用大刀斩得粉碎。因为这是犯罪的工具,用它卖过菱藕。菜篮也逃不了,拎过鱼虾的。缸盆一只只地飞出来,在石街沿上摔成十八瓣,这些东西都是做过黄豆芽的。铅桶不知何罪,也被铁棍敲瘪。每抢出一件东西,便是一阵孩子的哭声,女子的嚎叫。孩子们死命地拖住柳条筐,这是他们活命的东西;朱源达的妻子紧抱着瓦盆,这里面还有舍不得吃的绿豆。争夺啊,厮打,翻滚,流血;哭声和吼叫声混成一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堂皇的理论怎么会制造出海盗的行为!

  馄饨担子终于被拖出来了,朱源达像疯子似的在后面追:

  “救命呀,饶了它吧!”

  我多么熟悉这副馄饨担啊,我知道它一生除掉给人以温饱外,没有犯过什么罪。何况它本身是那么精致、小巧,有碗橱、有水缸、有柴房、有利用余热的汤罐、有放置油盐佐料的地方,简直是一座微型的活动厨房,如果在飞机上设计一个餐厅,它都有参考的价值。我真想挺身而出,来保护这并不值钱的文物,可是我没有胆量,只能看着这精致的馄饨担——骆驼担,被大刀和铁棍砍砸得木片乱飞,灰尘四溢。

  黑窝捣完了也就完了,没人无休止地叫朱源达交代和检讨。这点倒也爽快,可是朱源达的生计却成了问题。第三天的黄昏以后,我看见朱源达的妻子领着四个孩子走过我的楼下,每人的手里都有一根绳子……天明时五个人先后回来了,每人都背着一大捆废纸。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恩赐,大街小巷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最后总要变成废纸,捡废纸也能卖钱,捡得多的每日能卖四五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叫人发疯和自杀的大字报,竟能拯救朱源达的一家于水火之中!事物的功过实在难以评说。

  朱源达在家里养伤,我去看过他一次。他的话还是很多,讲起了许多往事:“高同志,我真后悔呀,当初应该听你的话,趁大跃进的时候,夫妻俩都混到厂里去。养不活家小又怕啥呀,把孩子拖到工会里去讨救济,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的!该死,我何必爱那么一点面子,脸上的肉是不值钱的!咳,我太相信自己,总以为凭自己的努力能把孩子拉扯大的。现在好了,老婆孩子都拉到街上去捡垃圾!……”朱源达一连串地说下去,好像替自己的前半生作出了小结。

  我只好劝他:“别急,先把身体养好,将来……哎,那馄饨担子砸了真可惜。”

  这时候,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哪个城市的居民提出来的。我对居民提出的口号并不介意,只注意干部要大批全家下放,可

  不能把我也列在名单里,忙着去找军代表、工宣队,这一场无声的战斗也是十分惊心动魄的!

  很幸运,我没有被下放。朱源达却含着眼泪来向我告别,他的一家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了。我这才明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意义。谁在城市吃闲饭哪,当然是

  没有职业的,朱源达算不上有职业,应属吃闲饭之列,找谁讲都是没有用的。

  我和朱源达对坐着,默默无言。他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用一种羞愧的眼光看着他,我不知道哪一点比他强,每逢风浪来时我能躲让,他却无法逃避!即使我逃不了而被下放,

  那工资还是少不了的。朱源达临走之前,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说:“昨天收拾破烂的时候,在墙角里发现了它,当劈柴烧了可惜,送给你做个纪念。”说着把那个竹梆子递到我的面前。

  我双手接过竹梆子,仔细打量:这是一块六寸长的半圆形的毛竹板,没有任何秘密,可是在朱源达的手掌里却能发出那么美妙的音响:由于几代人的摩挲,手汗、油渍的浸染,那竹

  板乌泽发光,像块铜镜似的。朱源达把它送给我,也可能是要我记住他曾经在这儿住过,并且也曾经为别人做过一点事体。

  朱源达一家从巷子里消失了,消失的时候很是热闹,敲锣打鼓地贴上了喜报,还有“光荣户”三个字写在旁边。黑窝怎么又变成光荣户了,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和朱源达同时消失的,巷子里还有四家,一家是干部;其余的是开老虎灶的,摆剃头摊的,绱鞋子的,这都属于吃闲饭之列。从此以后,泡开水来回要走一里多路,绱鞋子起码要等二十天,老年人要理个发,也得到大街上去排队。老太太开始骂啦:“是哪个没窍的想出来的,说人家是在城里吃闲饭,他们到乡下吃闲饭去啰,你也就别想喝开水,老头子哎,干脆留辫子吧,别剃头!”

  朱源达一去八年,没有音讯。直到今年春天,听人说朱源达的两个儿子招工回来了,都分配在工厂里。后来听说朱源达回来了,而且托人带来口信,说是要向我讨一样东西。我一听便知道,准定是来讨那竹梆子的。因为这时候人们都在谈论着社会服务、商业网点、老虎灶和馄饨担什么的。朱源达回来,当然要重操旧业。我把那个竹梆子找了出来,揩拂干净,放在手边。在那乌泽发光的铜镜里面,我仿佛又见到红泥锅腔里的柴火在燃烧,又听到那嘀嘀笃笃的声音响彻在深夜的街头巷尾,停歇在一个个亮着灯光的窗前。那窗内也许是一个大学生,也许是一个喜爱钻研的青年工人,也许是一个两鬓风霜的长者吧。他们深感失去的时间太多,而且又没有太多的库存。他们个人所作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可是他们的生活也需要有人送来温暖和方便。二十多年的时间,才使我明白了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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