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

　　……

　　下午都过去一半了，而我的三位同事还没来上班。他们也许不会来了。天在下
雨，这是他们不来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出口，也行得通，起码在我们这几。然而，
我想起父亲——对父亲来说，什么是他不上班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我找不到父
亲因为什么而一天不进红墙的日子，一天也没有。哪天我们要是说，爸爸、今天你
请个假吧，妈妈需要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里。这时
候父亲会收住已经迈出的脚步，站住默默地想一下。你虔诚地望着他，希望用目光
争取把他留下来。但父亲总是不看你，他有意避开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
犹豫不决的，为走还是留为难着。每次你总以为这次父亲也许要留下来了，于是你
上前去，接过他手中要戴还没戴上的通行证，准备去挂在衣帽钩上。就这时，父亲
似乎突然有了决定，重新从你手中夺回通行证，坚决地对你说：“不，我还是要去。”

　　总是这样的。

　　父亲要拒绝我们的理由总是简单，却十分有用，而我们要挽留他的理由虽然很
多，却似乎没有一个有用的。就是母亲病得最严重，不久便要和他诀别的那几天，
父亲也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

　　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你来这里前一年（注：指1982年）的
事。

　　母亲的病，现在想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的。我记得是那年春节时候，母亲便
开始偶尔地肚子疼。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以为是一般的
胃病，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疼过后就忘了，照常去上班。
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后才调到这单位，却不在总部，在另外
一个处，有十几里路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
衣，十几年如一日的。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母亲～个人支撑着的，
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管不顾的。你知道，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路，
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
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父亲很久没回来的一个晚上，当
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几十米远呢，
我们什么都没觉察到，母亲却灵敏地听见了，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回来了。说着放
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了什
么幻觉，但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时，果然听到了父亲走来的沉重的脚步
声……

　　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言，冷脸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
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式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
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的，
惟恐冒犯了父亲。只要我们惹了父亲，让他动气了，发火了，母亲就会跟着训斥我
们。在我们与父亲之间，母亲从来都站在父亲一边，你说怪不怪？我可以说，作为
丈夫，父亲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
就像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
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
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
“革命的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找的，
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
　　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①这里说的和实际消有出入，实际对象
是可以自己找的，只有几种人是严格规定不允许找的：一是政治面貌不良者，比方
说成分不大好的；二是社会关系复杂者，比方说有海外关系的；三是计方本人组织
纪律观念淡薄者。但是，对本人相中的人，能不能发展关系，最后必须由组织审查
后才能决定。如果有些同志因为什么原因找不到对象，希望或者愿意让组织找，那
么组织倒是有这项义务的。）母亲嫁给父亲就是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 22 岁，
父亲却已经 30 多了。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
两句话。我可以想像父亲当时会多么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
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问，而是来自蒸馏器、
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
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如何尴尬和狼狈，我们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
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亲还要相信。听
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
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
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
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地好，她相信；组织
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
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5 月份（ 1982 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
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呢刚好在乡下搞锻炼，虽然不远，就在
邻县，来回不足100 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对母亲
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
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对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
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
个，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的心中装我们装得太重大满了，满得已经
无法装下她自己。这个从小在老红军身边长大的人，从小把党和组织看得比亲生父
母还要亲的人，我的母亲，她让我们饱尝父母之爱，人间之爱，却从来没有爱过自
己。呵，母亲，你是怎样地疲倦于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却硬是瞒着我
们，跟我们撒谎；你生了病，内心就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错事一样的歉疚。呵，
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
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
可是你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内心的无穷的悔恨和愧疚！

　　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很深，家里没有
亮灯，黑乎乎的。我拉开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见母亲像往常一样中“”
～“房间里有动静。我走进屋里为痛苦而扭曲的我冲上去，母亲了，母亲呜咽着说
她不行了，喊我送她去医院，泪水和汗水在不住的淌……

　　晃晃地耀眼。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过
的菜叶一样蔫巴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皱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
我母亲患的是肝癌，已经晚期，绝不可能救治了。

　　说真的，写这些让我感到伤心，大伤心了！我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讲了我又
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部分，好像红墙这边的家属区是
这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
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痛哭一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