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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春上，我还是名新兵。
刚从新兵连分到中队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唇边长出毛茸茸的东西，心中便有一份异样的愉快。我站在操场上，让目光越过兵营的围墙，落在墙外那排树梢上。柳树已绽开嫩绿的叶子，温暖的风从脸颊和指缝间滑过，留下对春天的记忆。
我就让目光长久地栖息在嫩绿的柳叶上，一面用拇指拂动唇边疏黄的毛发。这时候，我听到背后一声叫，立即不假思索地答“到”。作为列兵，我使用的最频繁的语言，就是“到”和“是”。
叫我的是班长，他说你立即卷起铺盖去中队部报到，你已调到中队部当通信员了。班长用他素有的严肃表情，向我介绍了通信员的职责及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通信员，我不停地答着“是”，心里的那份喜悦已从眼角流到嘴角。于是，严肃的班长也笑了，说道：
“你个臭小于，长得就是惹人爱。”
从我发现自己唇边不再是不毛之地的那天之后，中队部的楼道和宿舍内，便不停地响起我答“到”和“是”的声音。以及我急促的脚步声。
中队长是位又矮又瘦的上尉，在中队的几名干部中是老大哥，唇边和下巴的胡须又黑又硬，最有特点的是咧嘴—笑，那笑纯真透明清澈。自见到中队长的那一天，我就希望自己的嘴角边，也能长出像中队长一样的胡须。指导员与中队长相反，宽肩高个子，嘴角边没有那些黑东西，肩上扛着中尉衔，我不太喜欢指导员，觉得他人高马大的块头，嘴角和下巴却没有胡须，这算什么男人呀。于是，我经常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摸弄着唇边发育不良的毛发，盼望这些东西茁壮成长。
这天我正照镜子的时候，中队长在门外喊我。上边来了位首长，让我去倒茶水。中队长先把我叫到他屋子里，教我倒茶水的要领，说拿杯子盖应该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杯盖的尖蒂，倒放于桌子上，开水不能倒得太满，递给客人时应将杯把对着客人的手。他说记住了!我用力点点头，就走进会议室操练。我一边倒水一边暗诵中队长教的要领，背诵到“杯把朝着客人的手”时，两手捧起杯子递给首长，没想到杯子很烫手，我的手就猛地哆嗦一下，茶水洒到首长的手背上，烫得首长“噫”地叫一声。首长盯着我说道：
“列兵、列兵，对我有啥意见你就当面提，别这么整治我。首长说话的时候，面带和蔼的微笑，摸弄着烫疼的手背，中队长站在一边沉着脸，狠狠地瞪我两眼。我愧疚地说：
“对不起首长……”
说着，我欲伸手去抚摸首长烫红的于背，中队长急了，说道：
“你、你一边站着去。”
我答“是”。立即靠紧墙角站着，背贴墙壁。在新兵连时，教练班长说“你一边站着去”，就是这样贴了墙壁拔军姿。但中队长的意思是让我出去，不是在首长面前拔军姿。命令士兵站墙根是一种体罚行为，上级早已三令五申明文禁止。于是中队长更急了，说道：
“你个傻样，站在这儿显什么丑呀。”
首长就笑了，说这个小列兵挺有意思，给我们当公务员吧。中队长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忙着去给首长端水了。
中队长是位老上尉了，兵龄16年，虽然已到了随军的年限，但因职务提不上去，一直是正连，家属已在家乡多等了一年，等得不耐烦了。但中队长还是很踏实地抓工作，上级机关的参谋干事下来检查工作，尽管挂着中尉衔，且兵龄比他少得多，但中队长还是精神抖擞地跑上去，举手敬礼，认真汇报中队的工作。参谋、干事针对中队的工作提出建议时，中队长立正站立一侧，回答“是”的声音，比我的“是”还干脆洪亮。
在中队部，几名干部都很尊敬中队长，把他当成老大哥。但却常事他开心，尤其在饭桌上的那些时间里，中队长喜欢吃牛肉，遇到炊事班做土豆炖牛肉，就高兴地咕噜“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撑得放屁”。分菜的工作由我做，我总是给他的碗里多盛一些。一次，指导员和副队长趁中队长还没到饭桌时，把他碗里的牛肉用筷子挑出来，只在碗顶上搁了两三块肉。人家都低头吃饭，中队长也欢欢地吃，吃完了上边的肉，见下边没有一点肉渣子，就偷偷瞟指导员几个人，见他们都夹了肉吃，便不动声色地用筷子朝碗底翻开，翻完了仍不见内容，就沉不住气了，斜眼瞅我，嘴里低声叫“咦——”。我知道他是责备我怎么分的菜，忙用眼去瞅指导员，大家憋不住笑了，中队长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明白了又被几个人作弄了一次。指导员就把藏起来的牛肉端上来，并且还要从自己碗里挑一些给他，他便红着脸说够了的够了的。
人家拿中队长开心的材料，更多的是从他妻子身上选取。我因为刚到中队部，只在照片中见过他的妻子，个子似乎比他高出两公分，模样很美，一看就是个城市女人。听指导员和副队长与他开的玩笑话，可以推断他是很怕老婆的。指导员那次故作认真地问中队长：
“你老婆的力气真的有那么大，能一脚把你从床上踹到床下，你还教战士擒敌技术呢，咋不擒她?”
中队长也很认真地说：
“你知道什么，踹到床下是真的，可那是我还没有拉开擒敌架子的时候呀。”
中队长每月的工资，去了伙食费只有600多元，妻子的工作单位几乎倒闭，他每月要寄500元回去。他家中还有位60多岁的老母亲，也需要隔一两个月寄去50或100元。我调到中队部后，寄钱的工作都让我去做，因为他妻子住在娘家，所以妻子和母亲的钱分两边寄去。到月底发了工资，指导员就笑着对中队长说：
“快给你家领导寄去吧，寄慢了，下次见面，她又要把你从床上踹下去。”
中队长就笑着让我去邮局给妻子寄钱。
有很长时间，中队长设让我给他老母亲寄钱。这天，他突然接到母亲托人写来的信，忙去司务长处，借了100元钱让我快去寄走。我就捏着两张50元的票子，急急奔邮局去。
在邮局门口，我被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拦住，她说自己到北京给孩子看病，身上的钱被人掏了，回去的路费都没了。妇女一脸疲倦的神色，怀中的孩子眼角还留着泪痕。她可怜巴巴地说：
“现在没有人帮我，俺见到解放车就像见到亲人。你们是活雷锋，给我几个买车票的钱吧！”
我瞅着她怀里的孩子，犹豫着。她就又说：
“俺回了家，就把钱寄还给你，你留下个地址。”
“你需要多少钱？”
“50就够了。”
我捻着手中的钱，脑海里出现了雷锋冒雨送大娘的情景，想起雷锋把自己的津贴捐给灾区的感人故事，于是我不再犹豫，热情地交给她一张50元的票子，然后把我的地址留给了她。她也主动把她家的地址留给我，并激动地说：
“俺回去给你部队寄面锦旗。”
就这样，我把剩下的一张寄给了中队长的母亲，然后带着一种幸福的感觉返回中队。大街上偶尔有人向我瞟一眼，我就走出标准的齐步让他们看，心里美滋滋地说你们看见了吧，我是个武警兵，刚才还学雷锋呢。
回去后，我激动地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了中队长和指导员听，然后去看他们的脸，等待他们的表扬，却发现他们的脸色不属于要表扬我的那一种，正暗自纳闷的时候，中队长忿忿地说道：
“你个木头脑子!”
说完，中队长转身走了。我心里发慌，抬了眼皮去看指导员，虚虚地说：
“她说回去很快寄钱来，还说要寄锦旗……”
指导员恨恨地瞪我一眼，说中队长的钱是寄给他母亲买药的。然后指导员叹口气，从自己兜里掏出100元钱，说道：
“去，寄走，你个傻子。”
对于我被骗钱的事件，中队长并没有批评我，只是把这件事当成笑料，经常笑着问我：
“你还没有收到锦旗呀?”
我知道他已经原谅了我这个木脑瓜子。但因为我没有耐心，做事慌张，他已不只一次地严厉批评我。中队的文书准备考学，去补习班学习了，我顶替文朽的工作，虽然字写得不坏，但抄材料经常错字漏字。起初中队长发现后让我重写，但重写仍免不了有错误的地方，他就不让我抄了，不动声色地说道：
“你去炊事班要一碗大米”
端了碗去找炊事班长要大米，炊事班长皱着眉头说队长要大米干啥，现在没有好米了。不管好坏，我端了一碗米送到中队长宿舍，他板着脸说道：
“晚上在屋子里数一数，明天早上告诉我有多少个米粒。”
我不知道他数米干啥，但他叫我数就一定有用处。晚上我就在宿舍里数，一五一十数得很认真，数了一万—千三百零八个，第二天告诉中队长时，他却摇头说：
“你数错了，今晚重数。”
于是晚上又数，连续数了几天，每—次的数字都有变化，因为米粒有许多残碎的，很难数准确。后来我就不太认真地数了，第二天随便说个数字。中队长盯住我的脸，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然后突然问：
“你是一个个数的?”
“前半部分是一个个数的，后半部分是—对对数的。”
他气愤地说谁让你一对对数的，你必须一个个数。我就只好打着盹，—个个地数。如此数了半个月，中队长才让我停止了这项枯燥的活动。说如果你再没耐性，就让你去数小米粒。于是我才明白中队长让我数大米，是磨练我的耐性。那碗大米也就放在我的床下，闲静的时候便去数—数，日子久了，白米粒变成了黑米粒。
中队长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小相框，里面嵌着他6岁儿子的照片。这个小东西长得像队长的妻子，一脸调皮的神态，确是可爱。中队长在难得闲静的时间里，常常对着小东西的照片愣神地瞅。一天，我在他身边站了很久，他才蓦然发现，从照片上挪开温馨的日光，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你嫂子要带小方来了。”
我兴奋地说小方来了我哄他玩，而在我心里呢，还是想看看能够一脚把队长从床上踹下去的漂亮嫂子。于是，隔几天便问—次队长，问小方啥时来中队。终于在一个初夏的傍晚，从一抹夏日的余辉里，我们迎来了俏丽的嫂子。
嫂子细挑个子，走路腰身扭动，富有一种韵律。她走进兵营的时候，夕阳正从中队长宿舍窗口透进来，流泻在她的披肩发上。她一副恬静的神态，全不像能把队长踹下床的样子。
嫂子来到中队后，我更忙乎了，要哄男孩小方玩，还要帮嫂子干这干那。嫂子是“半个中队长”，喊我的时候，我也要答“到”。但嫂子不喊我通信员，却叫我“小伙子”，且后音上挑得很高。嫂子泡了—大盆衣服，让我帮她抬到水房，就拖着腔喊了：
“小伙子，小——伙——子——”
我答了“到”，一溜小碎步跑到她面前。
中队长站在一侧，瞅了她一眼，眉头微微一皱，说还是叫通信员好吧，什么小伙子大伙子的。她眼皮没抬，说：“他又不是我的通信员。”然后示意我抬盆。
嫂子来队后，中队长就不与指导员等人—个桌子吃饭了，而是在宿舍里陪嫂子吃饭，饭菜也是我从炊事班领的。中队长偶尔改善一下伙食，炖只鸡或—条鱼，中队长就让我给指导员几个人送一些。而我由于在嫂子身边跑前跑后，小腿儿挺勤快，小嘴儿也怪甜的，嫂子改善伙食的时候，就留我与他们一起吃。中队长常常不能安稳地吃饭，班里的战上吵架或是蒸的馒头不够了，他都要亲自去看一下。有时正吃着饭，上级来人检查工作，他便丢下饭碗，慌慌地去了。嫂子冲他的背影，有些讥讽地说道：
“瞧你那傻样。”
嫂子常说中队长混得窝囊，说与他搭班子的前两位指导员都提升了。他还在这儿愣头楞脑地傻干，与他—起入伍的干部的家属都随军了，他还说让我再忍耐—下，一下是多久？别人把他当猴子耍，他却把别人当爹供着。
当着中队长的面，嫂子这样埋怨的时候，中队长就很不服气地说：
“我又不是工作没干好才没提，上级不是说了么，这是个重点中队，怕勤务出事。”
嫂子就反诘道：
“就你能，你走了勤务就出事，你在这儿呆一辈子吧。”
“谁说呆一辈子的……”
“那你提呀，有本事别让我和小方在家里受罪!”
“上级不是说了嘛，这个中队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合适，就你这种傻子才好耍弄！”
中队长用力咽口吐沫，气得不吱声了。
指导员多次提醒中队长，说你家属来队只住一个月，你多陪陪她，让他多踹你几脚也是幸福的。指导员总是不声不响地把队长要做的事情去做了，中队长就显出很愧疚的样子。
嫂子也知道部队只允许家属一年探亲30天，探完了30天要走人，所以想在30天里多寻些浪漫和温存。晚饭后，暮色朦胧了面孔的时候，她便让中队长陪她去兵营外散步。中队长却总是寻不到那种情调，喜欢晚饭后去哨位上转悠，去离兵营很远的猪场察看，这样晚上睡得才踏实。于是中队长常常对嫂子说道：
“让通信员陪你在附近遛遛。”
嫂子哼—声，气呼呼地叫“小伙子”，我便牵着男孩小方的手，或是把他扛在肩上，陪着嫂子走出兵营，兵营对面有一条河，两岸垂柳拂动，花香暗溢。那里有洁净的石凳，有孩子们喜欢在上面翻筋斗的草坪。我们朝河岸走去，夜色淡淡地罩着散步人的身影，风是柔和的，很适宜吹弄薄薄的裙裾和煽动缠绵的情感。
我总是不知疲倦地和小方在草坪上翻筋斗，或是踢足球，嫂子在石凳上看我们，也看四周石凳上的对对情侣。一次，我正尽兴地翻筋斗，听到嫂子一声叫：
“小伙了——”
我习惯地答了一声“到”，站到她的面前等待她的吩咐、我答“到”与周围舒缓的气氛不太和谐，她觉得我的憨笨与忠诚有些可笑，于是就抿着嘴笑了，指了指石凳，并学着中队长的语气说道：
“坐下!”
“是。”
坐在她身边的石凳上，她又说靠近点，我答着“是”，又向她身边动了动。我早就说过我是名列兵，服从命令不打折扣，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她见我真的傻乎乎地朝她身边靠，就不敢继续下达口令了，吃惊地瞟我—眼。我觉得四周突然寂静下来，听得清邻近石凳上的男女的低语声。
于是都不说话，去看黑黢黢的一条河。隔河的对岸灯火闪烁，有笑声隐约传来。沉默了牛晌，听见嫂子一声轻微的叹息颤悠悠划过耳边。嫂子说道：
“你看你们队长，傻乎乎卖命干，有什么用呢!”
“我们队长不傻。”
“我要当初不嫁他，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那些追我的男同学，现在都混得牛乎乎的，当官的当官，挣钱的挣钱，可我当初就喜欢当兵的，嫁了这么—个傻子。”
“我们队长不傻。”
她突然在我肩上打了—巴掌，提高声音说道：
“你也是个傻子!”
我点点头，说自己真是个傻子。然后，我把如何给队长的母亲寄钱如何被骗的过程，当做笑料讲给她听，以证实自己傻里傻气的。她却没有笑，问我给队长的母亲寄了几次钱，我如实说了。半晌，她才轻轻“哦”了一声。当晚，我还没有睡熟的时候，隐隐听到吵架的声音，开门走到楼道里，见指导员已经站在中队长宿舍的门外，仔细听屋里的动静。我只听了零星的儿句，就知道嫂子正为中队长给母亲寄钱的事吵闹，中队长似乎失去了冷静，语气粗硬，后来就听到屋里传出“叮当”的声音。
指导员在门外犹豫着欲敲门，终于没有敲，瞅见我傻愣愣地站在一边，就瞪我一眼说道：
“你呀，你——”
指导员转身而去。我回到宿舍用被子蒙了头，流一会儿泪，想了想，觉得因为我而让中队长挨骂，或许还要被嫂子从床上踹下去，就又流了一会儿泪。这时候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中队长站在外面，不等我说话，他就低头朝屋里走，往我的铺上一躺，说你睡里边我睡外边。我明白他是被嫂子赶出屋子，比从床上踹下去严重了。这一夜，他便和我在一个床上迷糊了几个小时，等到我睁眼起床，他已经在操场上站着。准备带领兵们出早操。
早饭的时候，嫂子仍没有起床，中队长只好又回到中队部的饭桌上，我注意到他的眼角处，贴着一张创伤膏，指导员他们也一定看到了，却佯装没看到，只有我瞅了一眼又—眼，心里推测是被嫂子的指甲挖的呢．还是碰到什么棱角上划破的。指导员偷偷地白了我一眼，我忙从创伤膏上收回目光。
中队长知道大家都看到了他眼角的创伤膏，就试图开个玩笑解释一下，于是笑了笑：
“嘁，昨晚她没用脚踹，只用肚子一挺就把我掀下床了。”
然而谁都没有笑，只听到“吧唧、吧唧”吃饭的枯燥声。
直到嫂子离队的时候，我再也没有与她聊天，她仍旧喊我干这干那，我也仍旧答着“到”，一溜小碎步跑来跑去，但却极力躲避着她的目光。
嫂子离队的半个月后，中队长在去查哨的路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说感觉发烧、头晕、肚子痛。其实他发低烧有几个月了，没有当回事儿去看—看，但这一次觉得撑不住了，才去总队医院查了查。从医院回来，指导员询问情况，中队长笑着说：
“啥事也不会有，我还真想病一次，让那些自觉清高的小护士伺候我几天。”
然而几天后指导员接到上级电话，通知中队长准备好洗漱用品去医院治病，什么病没说。指导员的脸色有些灰，沉思很久，才走到中队长宿舍，笑嘻嘻地说上级来电话，你必须去医院休养一些日子，好像血压高一点儿，我想肯定是那群小护士想让你享受一次被伺候的待遇吧。中队长也笑了，摇着头说不去享那个福，没闻惯医院那股怪味。
中队长本想去猪场转一转，看看几头宝贝猪崽，还没出兵营，上边派来了一辆小车，他就被指导员连推带拖送上了车，洗漱用品都役带。
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医院对他再次复查的结果，证实他得的是肝癌，病情已到了晚期。他却能撑得住，医生深感惊讶。上级首长都先后到病床前看望他，虽然医生对他保密，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得的不是一种小病，也不是一种好病。当首长们问他是否让家属来队照料他时，他坚决反对。
中队长在医院住了5十月，从夏天住到雪花飞舞的冬季。这期间，指导员每个月都让我去邮局，给中队长的家属和老母亲寄钱。最后一次，我把自己刚领到的30元津贴费，也一起寄给了他的母亲。我一直想去医院看望中队长，但因为我是个列兵，根本没有这种自由。
一个飘雪的天气里，指导员匆匆忙忙要去医院，据说中队长的病情已进入危险期，我就壮着胆子要求指导员带上我，指导员略微一怔，说道：
“去了不准多说话。”
我怀着一种紧张的心情见到了中队长，却觉得他不像进入危险期的病人。他精神还好，只是瘦得面目全非，下巴的胡须又长又乱。我看到许多干部站在病床前，自己就躲在后面，从人缝中凝望着中队长。他却突然发现下我，招了招手。我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含着泪花想说句安慰话又不知咋说，中队长就先说话了，说了句只有我和指导员能听懂的话：
“你收到那个妇女寄来的锦旗了吗？”
说完，他自己先笑了，仍旧是那种纯真的笑。
中队长去世的前几天，部队才通知了他的家属。嫂子刚下火车，就被等候在火车站的小车直接送到医院。据说嫂子伺候在中队长病床前，几天几夜没合眼，一直紧紧攥着他的手，担心他跑了似的，医生和护士都受了感动。
一个寒冷的凌晨，嫂子终于没能拽住中队长，她从他的手温上感觉到他渐渐离她远去，这时候她看到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图案丰富美丽。
大约凌晨4点，指导员敲响我的门，我跟着他赶到医院时，看到病房外的楼道里，站了几个参谋干事，病房里挤满了人，中队长的面部已被白布遮住。我又一次见到了嫂子，面容憔悴是不必说了，人已哭得没有力气。她看到我像看到亲人一样，突然又放开嘶哑的嗓子哭泣起来。
忙乱了一阵子后，中队长被送到太平间。我站在楼道里，看到那个经常与中队长开玩笑的年轻参谋红着眼圈对一位干事说：
“命令已下，还没公布……”
事后才知道，中队长已被提升为支队训练股长，但还没有公布，他就住院了。在中队长被送往太平间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平时总是一副严肃面孔的大校首长，竟掩面而泣。早晨的大阳正升起在楼顶，似乎被寒冷凝固在天边，有微弱的暗红色的光勉强透进楼道里。
午饭前，我和指导员带着嫂子返回中队，嫂子仍住在中队长宿舍里。由于见物思人，嫂子在宿舍里一边收拾中队长的遗物，一边低声呜咽。中队干部和上级首长都劝慰她，希望她过些日子再收拾遗物，她却执意不肯，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也许是寻找往日的温情吧。
部队开饭集合时，指导员站在队伍前说道：
“今天中午不唱歌了，告诉同志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中队长今天凌晨去世……”
兵们一下子寂静下来，片刻就听到低泣声，后来一个兵控制不住哭出声音来，100多名兵便一下放开了喉咙。这哭声是正值青春旺盛时期的100多个男人的齐声痛哭，气势磅礴。
没有一个兵去吃中午饭，但是所有的人都想劝嫂子吃一些东西，她却滴水不进。傍晚时分，她突然晕倒了，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似乎准备将她送往医院。指导员敲我的门，急促地喊道：
“通信员!”
我呆在屋子里不吱声，第一次没有履行军人的天职，应—声”到”。窗外的暮色正浓，我借台灯光数着那碗大米粒，一个一个地数。作为一个列兵，我还能依靠什么寄托对他的哀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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