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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进画家的工作室，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他正在窗前对着一束桂花写生，被我这不速之客的采访打断了。
“噢，请坐！”画家热情地招呼我，一边用棉丝擦着沾在手上的油画颜料。
我测览着这生产精神财富的画家之家。啊：这里到处都是画，四壁都挂满了，甚至连桌旁、墙角都叠放着大大小小的各式画框。我的视线落在一幅尺寸不大的油画上，它挂在写字台前。这幅画竟是那样面熟：画中人的那一双眼睛，好像在看着我。我霍地站起来，脱口而出：“啊，是她！”“怎么，你认识她？”画家不解地问。
“没错，就是这张画，就是这双眼，我在展览上见过！”那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这幅画悬挂在美术馆的大厅里，曾经深深地吸引了我。画面，只是一个姑娘的半身肖像，掩映在花丛之中。那姑娘微微有些笑意，看着观众，一双眼睛好像会说话。那姿态，不是当时作品中常见的“英雄状”，那笑容，也不是流行的“豪迈状”，却蕴藏着内在的美。眼神中，似乎有一丝哀怨合而不露，似乎有一番言语欲说还休。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好画真是太少见了。我站在画前，看了很久，不忍走开。几年来，那一双眼睛还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故朋好友似的盯着我。我真后悔当时竟然忘记了看标签上的作者署名，不然还可以找他去仔细采访采访呢。
“原来这正是您的作品！那就请您谈谈这幅画的创作经过，好吗？”我回头望着画家，期待他的回答。
画家的笑容突然从脸上消失了。
“这不是一幅虚构的肖像画，我画的是一个真人，一位我很熟悉的姑娘。说起她……唉！不要讲了吧？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你写出来恐怕都找不到地方发表！”画家的声音变得有些异样，神情中好像隐藏着什么秘密。
“噢？”我打开采访簿，掏出钢笔，固执地看着他，“那，我就更想知道了。您不会拒绝吧？”“唔。”画家不再和我争辩，他坐下去，用手掌托着脸颊，手指敲打着额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用低沉的、近似于自语的声音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二这姑娘名叫杜若。
她的父亲是解放后我们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可以说，在我的学生中，他是最优秀的一个。毕业以后留校当了助教，1965年提升为讲师，同年由我介绍入了党。一年的预备期还没有满，“文化革命”开始了，他和我一起被揪进了“专政队”。风云突变，连我们这些经历过四二年整风、五七年反右的“老家伙”都迷茫不解，更何况他这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对于他，我太了解了，就像了解我自己。他没有野心，不懂得权术，朴实得像个工人，天真得像个孩子，从事艺术劳动是他最大的乐趣。这样的人也被他们指为“黑帮”。
怀着一连串不可解释的疑问，我们排着队，一起走进批斗文艺界“黑帮”的会场，身上都背着教学用的石膏人像，什么“阿波罗”、“拉奥孔”、“大卫”……我背着“挣扎的奴隶”，他背的是爱神“维纳斯”。这是惩治我们美术界“黑帮”的独特方式。我们曾经用这些东西“毒害”过学生，“罪恶”要背在自己身上。创造这些雕塑杰作的古代西方艺术家们，不远万里从海外带来这些艺术遗产的先辈画家们，他们当中有谁曾预料到呢？当初的心血成了今日的罪孽！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学生，是我害了他。我看着他那瘦弱的身体，轻声问：“背得动吗？”他咬咬牙：“老师，我能挺住！”批斗会场设在孔庙大殿前，天晓得维纳斯和孔夫子又有什么瓜葛？血红的大标语上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石膏像堆放在会场上，一群戴着袖标的人跑过来。抡起大锤就砸。原来他们是要毁灭这一切！“这是爱神！”杜若的爸爸扑过去阻拦他们，他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爱神？牛鬼蛇神，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她是哪个阶级的？”他们手起锤落，“吮嘟！”石膏碎片撒满了一地。啊，可怜的维纳斯，可怜的爱神，毁灭了！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爱！“让一切封资修黑货统统见鬼去吧！”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我们被责令跪成一圈，中间烧起一团冲天大火。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天哪，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难道要把我们都活活烧死吗？劈里啪啦一阵响，一团团花花绿绿的东西扔进火堆，我们的背上同时挨了一阵痛打。噢，那焚烧的是京剧服装，什么龙袍啊，盔甲啊，纱帽朝靴啊之类；打在我们的身上的是舞台上用的刀枪剑戟。打手们得意地狂叫：“黑帮们，你们放了多年的毒，今天自己尝尝它的滋味！”真是天大的恶作剧啊！唉，随他们的便吧，当时哪容得我们说话。可是，杜若的爸爸，这个血性男儿却忍不住了，他翻身挡住关云长的大刀：“我是画画的，从来没看过京戏，和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啪啪！”关云长的大刀重重地打在他的背上，一个声音高叫着：“你自己跳出来了？看，这就是你的罪证！”我吃了一惊，侧眼一看，造反总部司令的手里举着一本连环画册。那正是杜若爸爸的作品《安源风暴》！书中画写的安源罢工领导人，就是后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司令部头于”！“这可真是铁证如山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可是，当时谁也没料到，作者竟然抬起头来，坦然地说：“画，是我画的。但那是历史事实！”会场骚动了，刀枪剑戟雨点般地打在他的身上，头上，数不清多少人围打着他一个人。暴怒的口号震得大地都在颤抖：“打倒为×××翻案的现行反革命！”…………从此，他不再和我们关在一起，被单独隔离。三个月之后，一天的早晨，高音喇叭突然宣布他已“畏罪自杀”！他躺在造反楼下的雪地上，头颅裂开，双眼圆睁，嘴大张着，像是在呼喊。
八岁的杜若和她的妈妈，不顾驱赶，不顾斥责，发疯似地扑在死者的身上，哭啊，喊啊，泪水和着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
“爸爸有什么罪？他不会自杀，他凭什么要跳楼？我不信！我不信！”凄厉的童声哭喊着，回答她的，只有漫天的风雪和高音喇叭里吼叫着的声讨……扫雪的“黑帮”们默默地走过死者的身旁，其中包括他最亲近的老师——我。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忍住了这痛苦的折磨。没有权力表达一个字的哀思，我只是最后看了一眼心爱的学生，看了看他那只有八岁的遗孤，泪往心里流。
我再碰到杜若，是在食堂里。我背过了语录，请过了罪，排队走进食堂，看见杜若拿着饭盒，挤在人群里。队伍慢慢移动着，我看见她踞起脚尖把饭盒递进卖饺子的窗口。
“当啷！”一声，她的饭盒被扔了出来，窗日里传来粗暴的吆喝：“反革命崽子，还想吃饺子！”我的心猛地一阵收缩。杜若啊杜若，你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像我们这些老“黑帮”有自知之明啊。
杜若没有说话，默默地拾起饭盒，走了。从那以后，每逢开饭，她总是来得很晚，等到人们差不多走光了，才跟在我们的队伍后面，在屈辱中接过一碗冷了的饭菜。
于是，食堂成了我所盼望的地方，我只有在那里，可以和这个自动跟在“黑帮”队伍后面的孩子，用眼睛做无声的交谈。看见她，就像看见了她的父亲。不久，连这仅有的机会也没有了，食堂里再也见不到杜若的影子。她到哪里去了呢？直到两年以后，我被放出了“专政队”才知道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和妈妈两年来是怎样噙着眼泪度过了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
…………一天晚上，杜若突然对妈妈说：“妈妈，要是你再结了婚，我还是反革命崽子吗？”孩子的话使妈妈惊呆了。这样的劝告她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了，许多的人都这样说，但是，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念头。她怎么能忘了那个躺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人去和别人结婚呢？她怎么能了结那一笔算不清的冤债而强颜欢笑呢？不，她决不能这样做，也决不能告诉她的女儿。然而，这样的话却从女儿的嘴里说了出来。怎么办？一天又一天，她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久久地徘徊着，她渐渐觉得，小女儿的话也许是对的。看来，她的爸爸是永无翻案之日了，因为他的罪名是替“中国的赫鲁晓夫”翻案，那个人已经被“彻底打倒”了。可是孩子呢？难道让她带着这耻辱的烙印走上刚刚开始的人生道路吗？为了孩子，为了她和丈夫惟一的骨肉不至于当一辈子“黑帮崽子”、“反革命子女”，她决定朝前走了，给孩子换一个家庭，改一个出身，让她享受她应该享有的欢乐。然而，这对于一个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却又是多么痛苦！妈妈搂着杜若，告诉她这个决定，杜若哇地哭了，母女俩脸贴着脸，泪水流在一起。
“孩子，是你要妈妈这样做的，你怎么……”“我想爸爸，今天更想爸爸，想我的亲爸爸、好爸爸！”杜若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用脸庞擦拭着妈妈的泪水。
这一夜母女俩又是通宵无眠。妈妈默默地收拾东西。她从破棉絮中拿出两本厚厚的相册，对女儿说：“爸爸的照片，不能带到人家去，他是‘现行反革命’啊！你再看看爸爸吧，今天晚上就得把它烧毁了。”“不，不能啊，妈妈！”杜若疯狂地把相册抢在怀里，“烧了它，我再也看不见爸爸了！”结果，这两本相册被偷偷送到我家，藏在箱底。妈妈要杜若做到三点：第一，十八岁以前，不要取回这些照片；第二，到了人家，不许说想爸爸；第三，要改姓继父的姓。这三条，像三把刀子扎在幼小的杜若心上。但是，她懂得妈妈的心，答应了前两条。第三条，却坚决不肯，“要改姓，我就姓妈妈的姓！”妈妈妥协了。从此，她的名字的前面，加了妈妈的一个“李”字，叫“李杜若”。聪明的孩子啊，她还是没有丢掉爸爸。
杜若跟着妈妈，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去了。听到我被放出来的消息，她特地跑来看我，却没有约我去妈的新“家”。因为她心目中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她的继父对她并不坏，可是她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十五岁那年，她上完了初中，自愿报名到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去了。
杜若临走时。又和我见了一面。我从箱子里取出她爸爸的照片，她流着眼泪，看了又看，然后又包好还给我，不肯带走。
“我还不到十八岁……”她说，咬着嘴唇，严格履行当初和妈妈的协定。
没有说更多的话，她和我告别了。分手前，又回过头来，微微露出一丝笑容。那笑容，是深沉的，是刚毅的，胜过了多少言语。我画的就是那样的笑容。我很佩服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一棵柔弱的幼苗，经历了狂风暴雨的袭击，没有夭折，没有倒伏，她挺直了腰杆，又继续前进了。她想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开拓自己的前途，却不知道等待她的是坎坷、艰险和苦难。
他们的农场，地处边疆要塞，往返出入，要经过边防检查的。在发给她的证件上“家庭出身”一栏里，赫然填写着“现行反革命”的字样！这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妈妈的心血白费了，她那个亲爸爸留给她的政治遗产，像影子一样跟着她，走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掉！杜若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一直到她死。
三“怎么，她死了？”我吃惊地打断了画家的叙述。
“死了，死得很壮烈。”画家痉挛的双手掩着脸腮，泪水从指缝中涌出来。
“杜若在北大荒埋头苦干了三年。每年都有一大批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开发沉睡千年的土地。那一年的秋天，一群新来的孩子刨地开荒。按东北当地的办法，先把地上的野草烧净，然后用铁镐把黑油油的土地翻开。有一天孩子们刚把火点起来，忽然刮起了大风，霎时间，整个草原化为一片火海，孩子们慌了！他们的农场地处北部边疆，荒原一直连接着邻国，连一条界河都没有！那一天，正是邻国的国庆日，如果大火蔓延过国界，后果将不堪设想！孩子们呼叫着，脱下棉衣扑打着燎原大火……”当时杜若并不在场，她和同志们立即闻声赶来，朝烈火扑去！我们的孩子是好样的，他们受过党的教育，懂得火光就是命令，火海就是战场，懂得在烈火的考验面前，自己应该怎样做。
“大火终于在国境线内被扑灭了。然而，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十几个娃娃却献出了生命，连尸骨都没留下，他们化为灰烬，撒在北国荒原上。这英雄的行列里，就有我们的杜若！”人们在整理杜若的遗物时，发现了她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还没有来得及交上去。——记者同志，请你不要以为这是故事的辉煌结尾，不！生活中的现实并不都是像电影里那样。在当地召开的追认共产党员、追授烈士称号的大会上，并没有提到杜若的名字！“”啊？为什么？“我不仅十分悲痛，而且极为忿懑了。
“这还不清楚？就是因为她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爸爸，她爸爸的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啊！”画家长长地叹息着。
我抬起泪眼，望着墙上的杜若画像。杜若依然是那样微笑着。我仿佛觉得，在这里，画家探合了两代人的形象，那杜若一定很像她的爸爸。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中秋的清风吹进画室，拂动着桌上盛开的桂花。桂影婆娑，浓郁的清香和那画像融为一体。“杜若”，是她的父亲用芳草为她命名吧？这样贴切，这样含义深远。“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屈原《九歌》中有这样的诗句。
“生前被人唾骂，死后无人纪念。我无法遏止要用画笔表现她的愿望，创作了这幅画。为了能够展出。我在花丛后面画了拖拉机之类容易通过审查的道具，但愿被当做一幅宣传画看待。而且没有标上杜若的名字，只是用了一个像是豪言壮语的题目《大地春华》。其实，这是把鲁迅的‘寒凝大地发春华’缩写而成的，审查的时候，竟然没有被发现，真万幸。这在当时，是我惟一能做的一种表示了。我只能默默地把这位不被承认的烈士再现在同胞们面前，请大家在任何时候——哪怕是欢庆胜利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她！”画家的话停了，我的笔也停了。我久久地凝视着画幅中的杜若，画室中静静的，只有桂花的清香在无声地游动……
写于1979年冬（发表于《江城》1980年第5、6期合刊。收入霍达小说集《魂归何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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