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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身体里开舞会的群魔中，有一个披着红斗篷的黑面人，在他锐步而舞的时候，我看到过他黑色的脚板和比脚板更漆黑的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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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三角城，一年只有三个季节，冬天、春天和秋天。夏天是那么短暂，一眨眼就会过去，以至于没有人没有哪个孩子会把它看成一个季节。倒是冬天，漫长而寒冷，到处都是冰和雪。我们走在街上，脚下是冰的路，树上是雪的披挂，连我们呼出的哈气，都会沾在睫毛上、额发上，结成霜，仿佛我们是雪质的孩子。
我说的我们，是我和妹妹小薇。我叫冬子，因为我出生在隆冬腊月，她叫小薇，蔷薇的薇，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家里蔷薇开满庭院。我的爸爸在三角城铁路医院当外科医生，身上总是弥散着一股莱苏水儿味儿，我的同学都讨厌闻那股味儿，因为他们怕生病甚于怕打针，不喜欢读书甚于不喜欢医院。我却相反，我喜欢抱住爸爸的身体闻他身上的药味儿和消毒水味儿，喜欢他把白大褂带回家里来挂在衣架上的感觉。不过，他工作很忙，常常夜里也要做手术，为那些从火车上跳下来摔断腿的小偷或逃犯，为那些斗殴中互相伤残的英俊少年，还有那些为失恋而生出各种脓包的青年和老人。管理我和妹妹日常起居的是妈妈。她像所有的三角城人一样重男轻女，把我视为掌中宝，而把妹妹看得无足轻重。
偏偏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爱哭爱生病的男孩子，妈妈总在担心我会死掉。在没有征求我是否同意夭折的前提下，她早已开始为我的夭折做准备：先是在怀上妹妹的时候带上我去位于城北的圣若瑟教堂祈祷，祁望圣母保佑她怀上的是一位男胎；生下令她大失所望的妹妹之后，她一点儿都没有动摇对上主的信仰，更加勤快地从南城往北城跑，祈求教堂的圣母和她的主保佑她怀上第三胎，而且是个男孩儿。
我慢慢地长大了，上了小学，学习成绩门门百分，病也越生越少、越生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年三次，春秋冬每季一次的例行感冒。可是妈妈依然对我的生命不抱信任，依旧带我和妹妹勤勤恳恳地往圣若瑟堂跑，做告解、望弥撒、领圣体，当然也不会忘记请波兰籍的吴神甫为我和妹妹施洗。妈妈对我和妹妹说，她一定要给我们生一个弟弟。我和妹妹一起玩的时候，一起去上学的路上，总会抱怨妈妈，嫌她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肯把肚子里的弟弟生下来。我们认定，我们比她对弟弟还要望眼欲穿。天长日久，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妈妈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
2
在常住人口有妈妈、我和妹妹的家里，一年三季的大事纪大约有三项：我生病和哭，妈妈给妹妹洗头发，妈妈为愿望中的弟弟缝制或针织宝宝服装。
我哭的历史是由来已久。爸爸戏称我的眼睛是泪泉，动辄泉涌。他遇见我哭，就会笑，从来不把我深心的委屈与悲伤当真。妈妈却在我泪雨的袭击下成为惊弓之鸟，每次见过我哭都会以为那是因为我的病，以为我是因为不久于人世的预感而流泪。
我有我的秘密，只告诉妹妹小薇，再不告诉任何人。我对小薇说，我不会死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病魔只是喜欢在我的身体里开舞会，等他们跳累了，就会睡去。小薇会问我，跳舞的群魔中有没有三角城传说中的黑眼睛黑皮肤黑脚掌的死神？我肯定地回答她，绝对没有，所以我才不会死，我哭是因为我老是想哭，觉得自己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委屈。
妹妹无法体会我原生的委屈。我给她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天神被打入凡尘。我再给她打一个比方，就像老虎，它比人还骄傲，但毕竟是老虎，被人赶到深山老林里，不敢进城里来玩儿。
妹妹从来不生病，从生下来就很少哭闹，仿佛无足轻重的家庭地位早在她的意料之中。除去妈妈给她洗头发梳头的时候，她总是悄无声息。她会用很粗很大的针脚缝上一大排由小到大的布口袋，布口袋里装的是玉米粒儿，留着跳房子用。布口袋的布料是妈妈为弟弟缝新衣裁下的边角料，玉米粒儿是爸爸让病愈的患者或患者家属从农村送来的。布口袋多得成灾之后，她就尝试缝布娃娃。她的布娃娃群落在日益壮大，布口袋相形见绌起来。布娃娃中有男孩儿也有女孩儿，她对他们都是百般疼爱，绝不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她对我说，女娃娃也是娃娃，一整个儿娃娃，不是半个，不能像她自己那样，在家里可有可无。为了安慰她，我背叛自己对弟弟的向往，对她说：等弟弟生下来，我们谁也不理他。
就是这样一个妹妹，也会定期在家中掀起惊天动地的风暴。那种时刻，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庄严而黑暗，犹如雷暴雨之夜。
妹妹头发很黑、很密、很亮泽，秉承了爸爸的材质。她喜欢将它们披散开，搭抚在肩上背上，像个大女孩儿的样子。即便梳起来，也是梳成松松垮垮的两根粗辫子，走起路来都甩在肩后，一跳一跃地，像鼓锤柔和地击在肩背上，为行走伴奏。
妈妈则喜欢把妹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紧贴着头皮牢牢实实地编成两根细辫子，使妹妹的头显得很小巧，头顶正中的分缝笔笔直直，十分有教养。妈妈还能百变出新，有时把那辫子盘成花状吊在妹妹耳边，再扎上两个粉色或玫瑰色的大蝴蝶结，有时把它的梢部卷起，用蓝丝带结紧，使之像两颗裹上玻璃纸的棒棒糖。
妈妈有个习惯，在为妹妹梳头之前必先为她洗头。妹妹喜欢去浴池洗澡时洗发，不喜欢蜷缩在板凳上低下头让头发浸湿在热水盆里。小一些的时候，妈妈把她押上小板凳，她就如临大敌一样瞪大眼睛，泪水哗哗啦啦地流下来。她每一次都对上帝般的妈妈抱有幻想，期望她瀑流般的泪水能打动妈妈强大的审美意志，让它顺应她的心愿。但是，她那不灭的幻想总是气泡般在干燥的空气中破灭掉。妈妈从来都是不动摇地把她的头发连同声声尖叫浸没到温热的净水中，使妹妹的头发充满屈辱与叛逆的失败。
在妈妈的眼界中，干净、平整、秀丽的发辫是女孩子立身处世的根据。那种短式的、爆炸式的、蓬松的、左倾或右倾的女发，为她所瞧不起。她认为，梳那些发式的女子一定会被男人所耻笑、所轻蔑，坏男人更会有机可乘，从她们的头发开始对她们做出调戏举动来。她训斥妹妹说：那些坏男人，只要一看女人的头发就知道你是不是贱女人，好欺负不好欺负。听到这种话的妹妹，哭得会更加歇斯底里，尖叫得嗓子接近于破败。
3
妈妈的祈祷终于感动了她的圣母。我十三岁，妹妹九岁的那个冬天，弟弟紧闭着双眼出现在铁路医院的产房里。我和妹妹放学后相携着去看他。他根本不肯睁眼看我们，一副很厌烦的样子。不过，妈妈很高兴，她对我们夸耀弟弟红苹果似的脸庞、头发，有力吸奶的小嘴，还包括他的小鸡鸡。毫无疑问，弟弟属于很健康结实的那种小宝宝。轮到妹妹抱他的时候，他一个鲤鱼打挺，险些从妹妹手上摔到地下，可见他的劲头有多足。
妈妈和弟弟从产房出来搬回家里之后，那些五颜六色的新衣裳、新枕头、新被子就环绕着弟弟，把他的模样衬托得像小天使一样，尤其是他笑的时候。妈妈忙家务的时候，他就会望着我和妹妹，很惊奇地、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们。望着望着，他的眼里脸上会突然迸出笑焰，很灿烂，只是一瞬间之后就变得迷懵起来，仿佛那笑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刚刚从中醒过来的世界，仍朝向着那个世界，与我和妹妹根本不相干。他在向他刚刚脱离的那个世界打招呼。
妈妈生下弟弟小龙之后，一头扎进溺爱他的活动中，不再有余暇顾及给小薇洗头梳辫子，妹妹的头发一时间进入了独立王国的时代，开始显示出松软蓬勃的大好局面。妈妈每次看到她放学回家的样子，都会刻紧眉头。多亏弟弟，一副蔫头蔫脑的懒睡相儿，总会不失时机地向妈妈伸出肉乎乎暖烘烘的小手，去撕扯她的嘴巴、鼻子、眼皮和头发，惹得她爱意丛生，把妹妹风卷残云或树丫枯耸的头发忘在一边。
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会烧一只整鸡作为主菜之一。菜端上来的时候，我就去用筷子夹鸡翅膀，那一向是我的专利。但是，弟弟三岁那一年开始，我失去了这项专利，因为妈妈听邻居的刘阿姨说，女孩子吃鸡鸭鹅鸟的翅膀就会梳辫子，越梳越好看，男孩子如果比较傻、缺心眼儿，就多吃鸡心鸭心鹅心狗心猪心兔子心，吃多了那一类的心脏儿心眼儿就会多起来。妈妈得到这个“偏方”后，就把吃翅膀的专利权从我手中夺下，交给妹妹，而把爸爸吃鸡心的专利剥夺掉，割让给弟弟。她担心弟弟只有不会生病的身体缺心眼儿，像左邻张家的大儿子那样，只会打篮球，长得人高马大，尽是被那些小个子、鬼灵精似的男同学呼来唤去。
小龙的出生，使我的夭折特权成了泡影。我的例行感冒，不再像他出生之前那样隆重而惊险，我发着烧也可以自由地到街上去玩雪球、堆雪人儿，也可以帮妹妹梳头，把她的头发编织成九头鸟一般的吓人样子。妹妹的头发始终没有按照妈妈的审美意愿光光溜溜地贴顺在头皮上。那些鸡的翅膀进入小薇的胃肠，经过消化，又齐飞到她的头上，小公鸡般张开的羽翼，不习惯飞行地飞了起来。无可奈何的妈妈，宁愿我去摆布小薇的头发，哪怕把它们编成几十根疯狂的小辫儿，或者把它们梳理得楚楚可人，像煞电影里的日本清纯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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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结婚前夕，到理发店去剪了一个男孩头，然后买了一大堆喜糖，用她自己的工资。回到家里，她把自己的喜糖吃掉一大半，我和弟弟陪她一同吃。在此之前，爸爸从来不许我们大嚼着吃糖，不许我们一次吃糖超过两块。
妈妈为小薇采购新婚礼物回来，看到她头上精短的发式，抛下手里的东西，痛哭起来。她边哭边骂妹妹没有良心，有意同她作对，白给她吃了那么多鸡翅膀，而那是她最喜欢吃的东西，为了她的头发，她差不多二十多年碰都没有碰过。
妹妹的未婚夫王德军到我家时，妹妹正与妈妈相拥而泣。妹妹对妈妈说，她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理一次短发，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体会一下做男孩子的优越感，像男孩孜孜不倦样高视阔步地在三角城走来走去。她又哭又笑地说：结婚是我自由的开始，假如我生下女孩儿，我不会轻视她，不会把她的头往水盆里浸，而不管她有多难受，难受得要死。
妈妈推开妹妹，跑回她的房里，反锁上门，在里面哭得撕心裂肺。有生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她这样哭。在她的哭声里，我的例行感冒伴随着高烧升上了我的鼻腔和额头。弟弟是吃鸡心长大的，反应比我们要快，他二话不说，披上茄克衫躲了出去。王德军不知所措，一直站在客厅门口，进退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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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的头发长长之后，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妹妹请我给孩子命名。我首先建议，让他姓汪，母亲的姓，名字叫武娜，既非男又非女、既女性又男性的一个名字，不让它去巩固三角城沿袭已久的两性分化的命名习俗。
汪武娜遗传了他妈妈的一项光荣传统，就是不许别人给他洗头发。妹妹一给他洗头，他就哭得昏天黑地，如同受了天大的委屈。好不容易熬到他可以凑凑合合地自己洗澡洗头，他的哭声和尖叫才算从三角城的春天秋天和冬天里消隐下去。
汪武娜被妈妈接到家里来常住那一天，例行感冒空前绝后地击倒了我。我住进爸爸任职的医院。肺部的感觉很有些异样。我让爸爸告诉我真实的病情。爸爸坐在我的床头，身上穿着白大衣，白大衣上沾满我所喜欢的莱苏水味儿。他的双鬓已经花白。他平静地告诉我，我得的是肺癌。
我一直没有谈恋爱，一直同父母住在一起，我一直怕离开他们太远，我同他们在同一幢房子里依然会想念他们，因为我早已知道我会先他们离开人世。儿时我告诉妹妹的秘密场景，其实只是“秘密”的一部分，在我的身体里开舞会的群魔中，有一个披着红斗篷的黑面人，在他锐步而舞的时候，我看到过他黑色的脚板和比脚板更漆黑的脚心。我认为，他同我这个具体的生命更贴近，而圣若瑟堂里的上主形象，连系的是这个生命之外更遥远的生命。
朋友们都来病房看我了，还有高中时教过我体育课、总是照顾我给高分的欧阳老师。妈妈每天来看我半个小时，其他时间她得照顾汪武娜。弟弟已经移民洛杉矶，他的美国夫人爱他爱得发狂。我估计，我可能见不到他了。
妹妹小薇来看我的时候，我向她道歉，为我没把见过死神的“事实”告诉她。
她哭了。作为补偿，我向她透露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从童年起，我一直期望自己能蓄一头像她一样的长发，又乌黑又浓密，像黑色的风迹。
我让妹妹打开窗，让窗外飘飘的雪花和雪的气息扑打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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