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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那个春天，我的计划是把自己弄成科长。由于这个念头很强烈，我走在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感到擦身而过的人一个个脸色严肃，行色匆匆，全是像我这样想当科长的人。
这使得我警惕起来。
当然这也许仅仅是庄子笔下的“鸱得腐鼠”的心理。鸱怕别人夺其腐鼠，故惊叫。不同的是，我尚处于目视“腐鼠”而无缘得之的阶段，所以只是暗自惊惶，并不敢出声惊叫。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一定会感到奇怪，你说的究竟是哪个时代的故事？是二十年代上海公司里的旧式职员？还是忙碌在当年英国写字楼里的所谓的精致的小人物？不过，我写的的确只是我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段经历，当时我从大学中文系分到某市局组织处已经五年，作为一名勤勤勉勉的职员，成天和灰尘蒙蒙的档案和无休无止的报表打着交道。
我个人对外界的一向漠不关心以及工作的多少有点封闭的性质，使我对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一无所知。我全部的生活就是组织处那灯光有点暗的办公室。
当华灯初上，我结束了一天的伏案工作，揉着有点酸痛的眼睛，站在不断有一种讨厌的小虫子（是那种把自己装在奇怪的黑色的小袋子里的虫子）落下的法国梧桐树下，等着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把我带向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时，我就会感到一种惶恐。
时间的洪流正用我最不喜欢的东西越来越紧地把我裹起来，就像一条被污染了的河，用它那些发着怪味的泡沫包围着我，推着我向前走，而且丝毫没有一点改变的迹象，这实在令人沮丧。
我的焦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的。
我的要求不高，我只需要成为一个科长就行了。当上科长，就可以在下一轮分房中名次靠前，从那幢破旧的老楼里搬出来，甚至有可能在家里由单位装上一部电话；就可以在全局职工大会后留下来──因为局长老是这么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请各科室负责人以上的干部留下来；可以在女朋友面前扬眉吐气，不被骂作该死的小职员；就可以在工资表的数字上加上一小截；可以在同学或老朋友聚会时得到一点羡慕或恭维；可以不必装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听科长老蒋讲新闻；可以不必听同事张大姐每天一次的语重心长的教导……总之，生活就在这里分岔了，我就会踏上一条崭新的路。
对，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城市里的人可分为两种，当上科长的人和没当上科长的人。
所谓一个人的天花板恰恰就是另一个人的地板。
当上科长的人总之要少一些。他们是城市的幸运儿，他们拥有冬天里的阳光和夏天里的林荫。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只要没被撤下来，他们甚至可以一直亮个通宵。
这就是城市的游戏规则。
我已经厌倦了小职员的生活，一直梦想作成为游戏的主人，现在，游戏有可能另一种方式开始，怎不叫时而我心花怒放，时而疑虑重重，像一个一输再输的赌棍，终于有了一次席卷而来的机会那样全神贯注，无暇他顾。
问题是，这一切还得干得更好更巧妙才行。我对自己的心计本来一直感到满意，现在，意识中的无数个轮子飞快地转动起来，满脑袋里充满了围绕着这个大念头的种种小主意，就像有一群久雨初晴的蜜峰，兴奋地四处乱飞。引导我在这个雨水味很浓的春天里四下诡诡崇崇地活动。
这样的忙碌一直持续到了五月的某个早晨，我从一个神秘的梦中醒来，睁着眼睛，瞪着有些陈旧的天花板，一只小蜘蛛正在天花板一角狡猾地织着就要完成的小网。
我看着看着，仿佛得到谁的许诺，感到一阵轻松，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
第02节
这是一个早晨，我翻了一个身，准备再睡一会儿。
因为翻身，我的手在空中软软地划过一道弧线，在它重新落到床上的时候，碰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似乎还有毛发。
这把我吓了一跳。
我脑袋里那些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片断轰的一声四散飞走。要是这时有人看见我的眼睛，他肯定会发现一对瞪圆了的球。
这是怎么回事，我旁边居然睡了一个人！我好不容易冷静下来，这才看清楚是一个女人，因为她的长发就随随便便放在我的枕头上，脸朝着另一边，好像她还在酣睡中，并发出快乐的磨牙声。
而且她肯定不是我的女朋友周可可，因为可可是一头短发，而且，就是周可可也从未在这里过夜。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想起过去读过的一本书，那里面讲的外国官员在莫斯科经常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床上有一个陌生的苏联姑娘。书中说，这是克格勃的常用手段，目的是拍下一大堆照片或摄下录像，好让这些官员就范。据说，许多英武的军官既不愿从此听命于克格勃也不愿背着丑闻回国，只好拔枪自杀。其中只有一个小国家的国王是一个例外，据说，他看完克格勃提供的录相后，兴冲冲地问，可不可以拷贝一份给他带回去，让他的子民们看看，他们的国王是怎样征服俄罗斯姑娘的。
不过，我感到纳闷的是，我这样的小职员值得谁这么慷慨地牺牲一个姑娘么？我向四周看了看，并无什么镜头和闪光灯。
我想把身体支起来，看看是谁家的姑娘，她怎么敢就这样放肆地睡在我的床上，可是我的头却疼得像要裂开似的。这疼痛提醒了我，好象昨晚确实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哼了一声，身体好象也不听使唤，重重地摔回了床上。
这一下把这个身边这个女人弄醒了，她呻呤了一声，好像声音是从一口深不可测的水潭里冒出来似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只穿着薄薄的内衣的女子从床上缓缓起身，看着她用还算纤美的手把瀑布似的黑发朝脑后一放，然后轻轻滑下床，并不看我，便径直朝床边的一个木椅走去，那里放着一些零乱的女人的衣物。
她美丽的背影使我怦然心动。
我使劲用指甲掐了掐自己，很痛，说明这并不是什么梦境。
看样子，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有一个女人昨晚和我同床而眠，而我连看都不敢看她究竟是谁？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仅仅几分钟前，我还和平时的所有早晨一样，冷静地算计着自己当科长的事？而几分钟后，现实会变得比梦境还梦境。
我发现自己虽然没什么力气，却从身体到心情都开始平静下来，我伸手从桌上摸到一支烟，又从枕头下摸出打火机。
“小姐，贵姓？”我听见自己用讥讽的语气问。
那女子很不满意地“哼”了一声，并不理会我，只顾自己穿衣，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至少有好几分钟，她才转身过来看我：“你──怎么样啦。”我看着她，不禁全身一紧，差点没晕过去：“啊，是你，孙忆敏。”“你想应该是谁？”孙忆敏不快地把身子扭了过去，又对着镜子反复照，用手指在脸上轻轻擦试，好像那是一个什么进口的珍贵仪器一样。
第03节
我的惊骇是有道理的，可以说，把任何一个女子放在我的床上来，都没有孙忆敏在我的床上那么令人吃惊。
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现在在市委办公厅某处工作，她的通讯录上留着一大串本市要员的名字。在大学里，她的过分严肃和一本正经就在系里赫赫有名，尽管她面容姣好，人们还是敬而远之。
比如她称呼同学，并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同学。
同寝室的同学，她开始也这样称呼：韩霜林同学，周霞同学，王承铭同学，尹小丽同学，陈明亮同学……后来，全寝室的同学都学她的语气，她才勉强改过来。但是，在稍稍正规的场合，她仍旧这样称呼。
当时，《人到中年》刚上演，看完电影，不知有谁咕噜了一声，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还不如孙忆敏呢。于是哄的一声，这种说法立即不胫而走，全中文系的同年级同学差不多都知道了，系里也有个“马列主义小姐”。
孙忆敏学习非常努力，据说她读高中的时候，只专心功课，对课外书不闻不问，所以进大学后，她一直拿不准究竟是曹雪芹还是施耐庵写的红楼梦。她还坚持认为鲁迅是地下党员。
但是不久，她就把诸如此类的问题全背了下来。
女生们没有不喜欢《红楼梦》的，只有孙忆敏读了几章便皱起了眉头，什么哥哥妹妹的，酸掉牙齿了。
她喜欢的是《三国演义》，在枕头下就放着一本，有空时同寝室的女生都在照镜子和讨论服装，她就把书弄出来翻几页。有时，还选一回来写个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
孙忆敏读了四年书，在我们班上一个好朋友也没有。
她太严肃了，而且有每说一句话就向对方靠近一步的习惯，谁和她说话都会感到紧张，不由得一步步后退。
有个从山区来的男生就是在偶然回寝室的路上碰见孙忆敏，在和她谈话时一步步退到路边的水沟里给跌成骨折的。
还有就是同寝室的女生透露说，孙忆敏有文革后遗症，她有个小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同班的同学，谁某天说过些什么，议论过某人等等。
但是十年动乱的时候，孙忆敏不过是个小学生嘛，怎么会这套，也许只是女生们的创作罢，学中文的女生，都是很会夸张这一套的。所以也就不知道了是否真是这样，反正女生们都同她很疏远。
而系主任很喜欢孙忆敏，他吩咐负责孙忆敏班的辅导员，应该让孙忆敏担任学生干部工作。好像很快孙忆敏就成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从此她就经常拿一把大木尺站在宣传栏前出系里的壁报，一笔一划地写粉笔字，写得非常认真，那笔锋如同刀刻一般。
毕业时，班上有一个去青海的名额，孙忆敏早早就写了决心书，登在壁报上，成了全校的典型，学校让她在全校毕业生动员大会上发言。她的态度较决心书小有变化，发言冷静而理智，没再谈什么大道理。只是说她认为在缺乏人才的地方，大学生更能得到发展。另一个在会上发言的，据说是毕业分去边疆的一个工农民学员，则大吹特吹西藏的丝瓜大得惊人之类，不去是终生遗憾。结果几句话下来就被本来就一肚子气的毕业生嘘下了台。
但是，最后她留在了城市，占据了唯一一个进市委的名额，而那个和孙忆敏谈话时不小心退到水沟里的男同学则去了青海。
在学校里，我和她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毕业后，她倒常到我这里来，打听点同学消息呀什么的。这个时候，对老同学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还和她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她谈话比较枯燥，我们总是无话可说地互相看着对方发愣。不过，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她了。
她怎么会突然一下，在这样一个早晨，出现在我的床上呢？
第04节
我感到有一点头痛，而且看见房间里所有东西正在以某种速度慢慢旋转。
我看见孙忆敏的脸在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
“孙忆敏，这是怎么回事？”我莫名其妙地问，一边觉得好象发生了什么非常不妙的事。
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虽然有点沙哑，但确实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心里稍感踏实。四周的东西好象在我的声音中顿了一下，停了下来。
“韩霜林，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孙忆敏一边把松开的胸罩带子系好，一边走过来，俯下身子，像研究什么死人似的，把我的眼皮翻开往里面瞧。
“你昨天说了什么干了什么现在全不记得了？”我使劲想了想，依稀记得是几个人在一起喝酒，呵，对，是王承铭从海南回来了，我们几个同学在一个小酒馆里喝酒。嗯，一定喝了不少，不然我的头怎么晕乎乎的。
一想到这里，就好像有一道光线，照进了黑暗已久的房间，许多事情一下子清晰起来。
“对，还是我打的电话叫你来呢，让你给王承铭在市里找个工作。好象，吃饭的时候，周霞大哭了一场，后来，后来我们就喝起酒来了。”我说。
“对喽。”孙忆敏手指头离开了我的眼皮，放心地站了起来。“你和王承铭都喝醉了，王承铭嚎叫着说要去自杀，你不停说你要当科长了。”“我可真是醉得不行。”我小心翼翼地说，心里的疑团并未解决，这算这样，她怎么会在一大早出现在我的床上呢。
我一直不敢问让人难堪的问题，心里更加觉得不妙。我想，话就说到这里，不再往下说了。
“我们只好让大卫和周霞去王承铭找个住的地方，我一个人送你回来。”“呵，是这样。”“不过嘛，我后来发现，王承铭是真醉，而你是假醉。”“我是假醉？”我发现自己突然又重新变得很虚弱，声音也走了调。而且我感到肩膀有些轻微的疼痛，我摸了摸，好像有些小破口。也许是跌跌撞撞上楼时，在什么地方擦了一下吧。
“要不然，你怎么会死活都不让我走，你这家伙，同了几年学都没看出来，哼，简直坏透了。”孙忆敏用手指刮着我的脸说，“说，老实对我讲，是从一年级开始打我的主意，还是从二年级？”我一时语塞，喃喃自语道：“我死活都不让你走？”我忽然下意识地偷偷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内裤，还好好穿在身上的，我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我们，我们没干什么吧？”我欠起身来，忍不住说出了一直想问又不敢问的最关键的一句话。
“你说呢？你死皮赖脸的……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孙忆敏忽地一下子站起来，嘴唇动了动，眼圈一红，就转过身去抽泣了起来。
完了，我心里乱得像塞了把刺，恨不得有条缝能钻进地里去。
孙忆敏还在哭，我咬着牙站起来，抱住她的肩膀：“对不起，要真的有、有什么，我就太，太对不起……”“霜林，我也没怪你，只要你是真心的。”她像一只猫似的钻进了我的怀里，仰着脸看着我“你不会是在玩我吧”。
我晕头晕脑地低下头，无意中发现她含泪的眼睛里透着一丝十分尖锐的目光。我一下子有些清醒了。
我把孙忆敏扶了起来：“你先去上班吧，我想独自想一想。”孙忆敏站了起来，把提包拎在手上：“好吧，我下班后再来。”她走到门边，脸上的温柔消失了，换上了一副女特务的表情，她听了一阵，才轻轻开了门，探身出去左右看了看，就轻悄地溜出去了，这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回头来看一看我。
第05节
听见门“咣”的一声关上，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是7点多，我肯定还得去上班，不能因为这莫名其妙的事影响工作，我一边穿衣洗脸，一边思考着自己的处境。
我真的干了什么？这是我首先要想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好像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早晨，孙忆敏不是几乎一丝不挂地睡在我的身旁么？但是，我怎么会一点印象一点感觉也没有，当然，我反复回忆，好象确实有和谁一起跌跌撞撞上楼，又嚷着要人家倒水的事，但要完成这件事，肯定会有一系列过程，我怎么会一个细节也想不起来。
我的直觉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问题，但是，像孙忆敏这样严肃有余的人，也不应该会从头到尾无中生有呵。
真他妈是个怪事！把脸盆的水气乎乎朝水坑里一倒，决定把这事搁在一边，照常上班去，对，不能因为这莫名其妙的事影响工作。
你看，谈了这么久，我还没有谈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快要当科长了。
当然，谁让老是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冒出来打岔呢？而且这些事情又是如此不同寻常。尤其是第一桩，它使我莫名其妙就有了一种负罪感，莫名其妙就得负上什么责任。唉，还是别提它为好。
还是让我来谈谈与我有关的一个美妙的连环吧。
说起来，这个连环的开头似乎与我风马牛不相及。根据我煞费苦心收集到的情报，发生变故的开初，是一位张姓副局长得罪了一位副市长。究竟是何原因，不可考证，流传下来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是说在市长的一个半工作半私人的小型酒会上，这位副局长多喝了点酒，竟当面指出副市长常常使用的一个成语读音有问题，并拍着副市长的肩膀称哥们，使得市长下不了台；第二个版本是说，副局长要在市长面前表现才能，因而说了一句非常机智的话，可惜因喝了酒，舌头发硬，话的意思就说变了，副市长听在耳里，觉得在讥讽他的家庭不睦。而这涉及到副市长作为男人的能力方面的隐私。副市长一向是大量的，但就是不能触到这根弦。所以，副市长又羞又怒。
这两个版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副局长错就错在多喝了那一杯酒上。科长老蒋就是这么说的。
酒害人啊酒害人。到今天早晨，我这样说，感受就更深了。
我还记得，老蒋这么说的时候，表情很遗憾，声音里却似乎有着一种兴奋。
对我而言，一切又是从那一杯酒开始的。
这一杯酒，我猜想它一定摇晃在一个华丽的高脚杯里，而且魔鬼使它发出彩色的美丽的光芒，不然，一向不喝酒的副局长怎么会把它一口吞下。
这一杯酒，碰响了一串妙不可言的连环，我的前方，出现了无限广阔的风景：其实，副局长根本不会因这件小事受到什么影响，但他自己多疑，总觉得不可久留此市，便知趣地申请调回浙江老家去听水乡里的吴侬软调去了。这样，局里就空出来一个副局长的位置。这使几乎所有的处长怦然心动。在经历了一个春天的复杂而微妙的忙乱之后，事情水落石出，一向不开腔不出气的我所在的处的处长已稳获这个职位。为处长的提升效尽犬马之力的我所在的科的科长自然应该随之而上。
这样，这令人快乐的提升终于节节下传，向我等几个科员传递而来。
就在几天前一个微雨刚停的上午，其他的同事碰巧都不在，老蒋弓着背，一边和过道的某人过分亲热地打着招呼，一边像一只大虾一样退进办公室来。
“小韩，这段时间你觉得工作怎么样。”他的笑容甜得像里面足足有一斤白糖。
“稍忙一点，不过每年这个时候都差不多。”“当然，再忙一点你也没问题，对，你应该再忙一点。”“科长，没什么事吧。”“有事，有事。”老蒋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他又走到窗前，打开窗子，做了个矫揉造作的深呼吸，把双手像鸟翅一样打开，“唉呀，我其实很舍不得这间办公室呀。”的确，这间办公室窗外正是局里唯一的一小片绿化地，而处办公室却对着墙和墙外面的嘈杂的大街。
由于他背稍稍有些驼，双手又细又短，而身体倒宽宽胖胖，因此看上去只是有点像只驼鸟。
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老蒋大致还算一个老练的厚道人，搞运动时他没有整人的记录，据说，还因为不肯揭发走资派局长，还被弄到农场去搞过1年。等到造反派之间的纷争伤了元气，他才得以回来。他从此成了一个典型的逍遥派，顺顺当当直到今天。据说，好些比他年轻的，调出去都成了局长处长，可他还只是个小科长。在组织处，他几乎是一部活着的国家人事制度的各项规定的速查系统。难道处长老徐常说，老蒋称得上是组织处的一个镇纸，所有的条条款款就不至于乱飞。
现在，镇纸变成了这只驼鸟，他一反过去的沉默，不断地提及往事，又在我四周跑来跑去。
我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一边不动声色地做着手里的事。一边同情地想，老蒋是不是又让哪个年轻女人给弄煳涂了。
刚刚坠入情网的人都这样，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但是我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因为科长喜滋滋的表情和言谈中又有一点惜别的伤感。老蒋感叹着，他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没想到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
就在那一霎间，我突然感到了某种兴奋，许多杂乱的细节、传闻高速在脑袋里碰撞并拼接在一起，我哆嗦了一下，下意识地把脑袋勾了下来。他终于知道老蒋高兴的真实原因了。
这事太重大了，与自己的关系太大了。
我意识到，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否则在背驼之时，还坐在现在这个办公桌前，那可就太悲凉了。
等我再抬起头来，看着老蒋，脸上已换上一副恭恭敬敬的表情。我一边在内心深入劈里叭啦打着小算盘，一边等着老蒋把刚才的话继续下去。
老蒋全然没有关心我的变化，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兴奋中，在办公室里瞎转了几圈，又拿起了电话，吩咐老婆下班时一定买点好吃的东西，他请了几个朋友来家喝酒。然后，又在办公室转了几圈，就提着公文包，弓着背走了。
第06节
我心事重重，而且因为昨夜的呕吐有点虚弱，走到办公大楼时，肯定气色仍然不太好。
清晨的风带着一点桉树叶味，因为越过这条小街，是一种学校，那里的桉树像一些古代的战士孤零零地挺立在空中，在高度上，没有别的树可以和它们相提并论，其他的树都是细过园丁仔细修剪，或用细麻线捆成了各式各样的形状。其他的草也剪成了统一的高度。
这些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树，超过了学校的一排平房和围墙，是我在办公室里，唯一能看到的。
我知道风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这树叶味使我感到欣慰，精神似乎好了一点。
我们的办公大楼是一幢规规矩矩的长方形盒子，大楼门前有一排石阶。大门设计得稍小了一点，像一个正方形的洞，人们正在进进出出。
我还记得刚到这幢大楼来上班的时候，步伐庄重地走进这扇门，我好像觉得母亲在后面注视着我的背影，站在她身边的还有那些提篮巷的居民们，包括那个该死的街道小厂的厂长。他为什么该死，我将在后面慢慢地讲。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满足，在这个城市里，同处在这个庞大的机器里，我已经和越变越小的他们拉开了距离，我已爬上了转输带，而他们还得继续在齿轮间挣扎。
我当然没想到我在这里一干5年，劳而无功，什么也没获得，什么也没学会。我现在走进这扇门时，脚步已经机械而麻木。它不能引起我任何的联想。
在前面，提着开水瓶正朝外走来的瘦高个子是我们科的小孙，他猛一抬头，看见我时吓了一跳。
“韩霜林，你怎么了。”“呵，没什么，可能昨天看书看晚了些，觉没睡够。”我强着镇静，装着轻松地一笑。
“回头我给你讲个消息，保证是爆炸式的？”小孙说罢，甩着细长的胳膊和一头长发走了。
什么消息，还是爆炸式的？总不至于他的床上也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女子吧。我想到这里，几步走到了办公室里，其他的同事果然还没来。
我抓起电话就给大卫打，还让我猜准了，他这个当秘书的总是最早出现在办公室里。
“是韩霜林？你还能上班，我们还以为你牺牲了呢。”那家伙在电话那边幸灾乐祸的，完全不知道我陷到一场怎样的困境中，而且又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候。
“大卫，我有点事，下班之后我们碰个头怎么样。”我着急地说。这种事情只有对大卫说，他不仅是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还是孩提时代的死党，而且，这家伙足智多谋，口风极严。
“你这人怎么猴急，不就是你提升的事吗，你昨晚才托我，我刚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问呢。”“不是这事，另外有事。”“好吧好吧。”我放下电话，不知道是否应该给周可可打个电话，这个念头从心里一闪而过的时候，心里什么地方一阵尖锐的疼痛──我突然发现，我从早晨起就一直在回避着的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向周可可解释这不由分说地闯进我生活中来的一幕。对于一个正试图把生活改造成浪漫小说的可可来说，这基本上是无法解释的，越解释越糟。我又想，说不定她昨天晚上已经来看过我，目睹了让人难堪的场景，最后目瞪口呆地拂袖而去。我想我是不是应该给她医院去个电话，试探一下。
完了，说不定已经完了，从这个异乎寻常的早晨起来一直到现在，我才感到很多美好的东西说不定已经在与我挥手告别。
“你在发什么呆？”小孙很不放心地凑在我面前来，递过来一根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的办公室。
“我在想，多漫长呀，贝鲁特的灾难怎么还不结束。”“去你妈的。”小孙笑了。他毫不费力地拖过来一个藤椅垫在自己的屁股下，看样子准备给我发布新闻了。这个小孙是一个快活的人，他反应敏捷，能言善辩，朋友众多。他从不在一件事上停留得太久，这个手长脚长的家伙总是兴致勃勃投入到一件事，然后又飞快地退出来，这一个星期他的全部注意力在围棋上，开口必称加藤正夫，整夜整夜地和刚结识的棋友下通宵，下一个星期他又把所有的棋书和棋具奉送他人，然后又一头扎进气功班，他自已入迷还不算，还拉了一个大师在办公室搞隔室移物，惨遭失败后他立即宣布停止练小周天搬运功。
他在一件事毫不犹豫地转向一件事之间的速度和决心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就像森林中的长臂猿敏捷地从一棵树的树枝腾空跃向另一棵树的树枝。
这幢办公大楼唯一能引起小孙兴趣的一点，是他总能无休无止地从中挖出笑料来。由于组织处工作的特殊性质，几乎没有什么事能从我们耳朵边溜过去。这些事情一到了小孙嘴里，绝对会有单口相声的效果。
所以处长早就给科长老蒋说，小孙这个人不太适合在组织处干，说归说，也没太认真去给他考虑个新去处。小孙就一直在我们科里我行我素，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着生活的内容。
“小孙，有什么就快说嘛。”我看见小孙煞有其事搓着几根稀拉胡子的下巴，就知道他在吊我的胃口。对付他我有一整套办法，我拉开抽屉，拿出卷宗，做出一副要开始工作的样子。
这小子果然按捺不住，用手把我桌上的卷宗按住了。“小韩，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科长了。”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我看了一眼小孙的眼睛，看他不像在开玩笑。
“嘿，想都没想到吧，是张大姐！我连她给内线打的电话都听到了，我的天，真肉麻，50岁的人了，打个电话，先是哭，说是一辈子被人迫害，后来咬定了要对方出来说话，说是不同意就怎么怎么的，一边还跺着脚撒娇呢。我想，电话那边一定是个年龄更老的人物呢。”果然，这个张大姐不可小视。如果不是生不逢时，她绝对会成为一个铁娘子似的女强人，据说，主要是因为她丈夫生活方面的丑闻，影响到她当年的入党，结果一误再误，在几年前的竞争中又输给了毫不起眼的老蒋。因为这两年她身体不好，有好几个月未能正常上班，我放松了对她的注意。
没想到，她还有一张从未公开的王牌没打出来。
“远水也未必能解近渴。”我说，心里暗想，老蒋最终会帮我的，这工作我已经默默无闻地做了好几年了，现在应该是有所回报的时候了。
“这你又不知道了。”小孙说，“今天早晨一早，张大姐还没进办公室，就被方局长叫去了。”“真的。”我心头一沉，咦，她这一撒娇还挺厉害呢。我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安，“唉，她要真接了老蒋的班，以后我们的日子恐怕就要困难一点喽。”真正困难一点的是小孙，都知道张大姐最看不惯小孙，看不惯他中午拉一大帮人来办公室里下棋，看不惯他上班时间和小夏假装唇枪舌剑地调情，看不惯他吃饭后不洗饭盒便扬长而去，看不惯他和人再见时从来不说再见而说拜拜。
小孙马上就有些情绪低落，这家伙纯粹是个大孩子，情绪低落得比中国的股票还跌得快，“嘿，她也未必能成，征求意见时我们3个年轻人可就要占3票喽。”“什么3票，你以为小夏和你真是心有灵犀呀。”看着火候差不多，我索性激他一下。
“年轻人嘛，想法总要接近点，我们总不能让左倾机会主义在科里占尽上风嘛。”说到这个问题，哪怕是玩笑，总是令人高兴的。小孙又恢复了他的幽默感，我知道，对小夏，他很有信心。
对，小夏这一票很重要，不仅是一票，更重要的是，她父亲就是我们局的夏副局长。
第07节
上午10点，办公室人还不多，就是张大姐、我、老马和小孙。老刘、小夏都随老蒋解决一位生病的退休职工的住院问题去了。
也不知是谁打了个电话来，小孙一转眼又不见了，眼下他对做生意挺上心。据他向我透露，他瞄准了，这是一个经商的时代，满世界都响着镍币的声音。他准备在业余时间完成原始积累，免得在贫富严重分外时成了贫下中农。这两个星期来，他似乎就只对谈生意有兴趣。
他的电话很多，每个电话都是压低了声音，就一批轿车甚至一艘轮船与别人讨价还价，生意大得吓人。
坐在一边的我总是听得晕乎乎的，觉得这家伙真是个大手笔。
有几次，小孙还试图利用两只墨水瓶对我进行行商启蒙，他说，这只墨水瓶是北京，而那只墨水瓶是上海，都是墨水瓶，价却不相同，我嘛，就吃两地之间的差价。如果是在同一个城市，我就吃两个人之间的差价。
但是，我只看到小孙经常很疲倦地从外面回来，叹着气，掏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车票来扔掉，好像并没见他吃到了什么。
不过，小孙毕竟是小孙，一转眼我又发现，他还是很开心，还是时常甩着他那细长的手臂唱着歌从一个办公室晃荡到另一个办公室。
小孙刚走，老马就带了一个收旧报纸的进来。
处理办公室里的旧报纸，是老马的主要工作之一。进来的好像是一个进城农民，他笨手笨脚地把报纸从文件柜上搬下来，一不小心碰翻了张大姐的茶杯，茶水立即向桌上的一堆文件冲去。农民还没反应过来，站在一边的老马当时就吓傻了。我想，老马就要挨数罗了。老马不止一次被张大姐骂得狗血淋头呢。张大姐实乃女中张飞，她的脾气连老蒋也得让她三分。
没想到，张大姐只是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一边还挤着个微笑，直冲着老马摇着手说，没事没事。
这就很不一般，我暗暗思忖道，她这几十年真没白过，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知道该如何处理和同事的关系。
我对张大姐暗自佩服。
老马还是有些惶惶然，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和农民讨价还价。接着，他先发现农民捆报纸的绳子太粗以至于在斤两上占了便宜，接着又干脆发现农民秤中有鬼。
“你至少给我少秤了两斤报纸。”老马愤愤不已。
那农民则诅咒发誓，甚至把自己的全部祖宗都搬了出来作证。
“行了，老马，让着他点，反正就当作是打扫卫生。”张大姐终于有点忍耐不住了。
老马遂唠唠叨叨地收了兵。
张大姐收拾好了茶杯，想起了什么似的踱到我的办公桌前，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焦急，但声音听上去很友好：“小韩啦，最近你的工作有点忙，吃得消吗？”“没事没事。”“你那房子要好好收拾收拾，不然到了夏天可不得了。”这是提醒我呢。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一间旧屋，还是她到行政处为我说了情，我才最后得到手的。
“唉，咱们单位的条件还是差点，不过，以后我想会好起来的。”张大姐见我反应不大，有点失望，自言自语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去了。
从一切迹象看来，张大姐确实比我先行了一步，我沮丧地发现了这一点。
我只注意老刘去了，没想到刚从家里回来上班的张大姐会用兵如此神速，令人防不胜防。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又发现张大姐很友好地在同老马地谈着什么。我想，她肯定会认真同我谈一谈的，争取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局里现在很重视民意测验。据说，综合处的处长，就是因为处里3个科长10余个科员集体来组织处要求调动而被撤调到一个基层单位去的。
我尽量避免同她单独交谈，现在情况不明，我还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最好呢。
第08节
其实要是早几个月，我倒并不怕谁给我来上这么一招。
但是现在情形不一样，我可真经不起这一下。
但是，在去年底，我发现有一莫名其妙的忧郁把我击中，我变得特别脆弱。特别脆弱的证明有：我把20岁左右抄下来的一些那些多愁善感的诗歌翻出来读；主动邀请过一位小姐喝咖啡，并作多情状破例地把她一直送回家；不敢为自己举行生日晚会，而宁愿在通宵电影院度过了27岁生日；给母亲不停地打电话；最要命的是，我反复梦见同一个女人，我记得自己和她粘粘糊糊地说话，和她用小指头勾着小指头在公园里散步，和她一起兴致勃勃地逛妇女儿童用品商场，把头放在她膝上哭泣……总之，干完了那种爱情话剧中一切最做作的细节，最妙的是，醒来时，我感觉得不是羞耻，而是毕生未有过的酸楚，一种甜蜜的空虚。
我整天在街上瞎逛，想在真实生活中碰到那个长着一对好看的黑眼睛的女人。我千方百计地拜访熟人们，然后带着一颗蜂蜜一样温柔的心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在他们的影集中搜寻着她。
但什么也没找到。
就在我拼命寻找她的时候。她每晚都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坐在远处，后来我想起，她其实就一直坐在那架古老的木风车上，用她的好看的黑眼睛忧郁地望着他。
我看到她时，立即想起了她的名字。
我估计她居住在一个比这里更冷的城市，因为我注意到，在我穿着短袖衬衣的时候，她却穿着薄薄的羊毛衫，而当我穿上风衣时，她的身体已经被有着鲜艳色彩的羽绒衣。
发现这一点我感到悲哀。因为我从来生活在南方，对北方一片茫然。我想象那边的天上不是飞着雪就是直朝眼睛里面钻的黄沙。
护士周可可就是在那断时间进入我的生活，并在里面安营扎寨的。
“我厌恶这个城市，我想我应该去新疆生活。”这是周可可反复强调的。她本质上有着顽固的高中女生式的浪漫幻想。她对新疆一无所知，所以她说她应该去新疆。新疆在她的思想里并不是地理上的新疆，而是对她生活中没有的所有的遥远和奇迹的一种概括。她用这个并不存在的幻想中的新疆来支持她反对一切过于现实的东西，诸如医院的制度、父母亲乃至她自己的生活。
后来她告诉我，我的看起来很浪漫的征婚广告使她激动不已，在看到广告后的一周里除了疯狂地想这件事外，她没干别的。她就在自己幻想的全部故事中毫无保留地爱上了我──虽然她与我还没见面呢。
由于她说得这样肯定，我不免怀疑自己记忆出错，或许梦中出现的姑娘不是黑眼睛而是棕色眼睛呢。我问她是否做过一些连贯的梦。
她茫然地摇摇头。
她顽强、极为耐心地用尽了一个姑娘所能使用的全部伎俩，从我嘴里套出了哪个启事的由来，她立即相信了她就是那个坐在木风车上的姑娘。她只不过是那种全然记不住任何梦的人而已。
在我和周可可之间显然有些极大的差距，虽然我们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浪漫的游戏而逐渐走向婚姻的城堡的。
浪漫对于我这个在提篮巷里长大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肉麻的另一种说法。我少有的浪漫，来自对现实把握时的错误造成的幻觉，而我认为它就是现实。这种浪漫一般来说是深井里偶然探出头来的野草，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暴露了我内心的非常现实的目的。
而周可可的浪漫来自她对现实的失望，因此这种浪漫纯粹是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坐在热气球吊着的篮子里的危险的飘飞，在离现实的大地很远的地方一闪即过，所有不堪入目的丑陋都被她的想象扭正成了美丽的风景。
我知道，在这个春天，我不过碰巧成了周可可所正在编织的浪漫爱情的素材。我必须机智地搭建一些看不见的楼梯，帮助她从浪漫的高空走下来，回到地上。否则，未来的婚姻肯定是要让她深深的失望和沮丧的。
那时，她会把我看作是一个骗子。
傍晚，在公园里黑暗的一角，我不得不背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为了帮助她顺利地流出感动的眼泪。
而我真正喜欢的是，把手不动声色地在她身上摸索，在受到谨慎的欢迎的时候，立即放到一些美妙的地方上去。
而我诧异的是，她的浪漫并不妨碍她在饭馆里的精明，她极善于同服务员斤斤计较。在这个时候，她的脸上叠印出她母亲那老练的表情。
我其实就是爱上了她这自己也不知道的分裂和矛盾。
两人独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突然沉默下来。因为我不得不想起我母亲在街道小厂是一边糊纸盒一边闭上眼睛的。由于父亲的早逝，她一边恨恨不已地骂着那个不争气的丈夫，一边顽强地拖着我和整个世界作战。她梦想着看见我恋爱并结婚。甚至在我读高中时，她就独自唠唠叨叨地用想象反复描绘未来的媳妇的样子，她设想着她们会产生争吵，但最后又喜剧性地和好，让邻居们羡慕不已。有时，我的成绩不好的女同学来我家讨我的作业抄，她的过分热情和露骨的询问常使我感到无地自容。可惜她连我进大学她都未见到。
这些，这些过去的岁月在今天仍是我的根子，我觉得我是无法向周可可讲清的。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这般如此的约会后，我未没能帮助周可可从浪漫的高空走下来，但我们已不可避免地以某速度滑向我们的婚姻。
第09节
为了结婚，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凭借了在组织处人事科工作的优势，搞到这间一直空着的旧屋。要是没有周可可这最直接的动力，我想都不敢想这事。
当我走向这幢旧楼时，已华灯初上，临街的家家户户不时响起锅铲和锅的碰击声，晚风把它们各不相同的香味吹送到街道上。这使得街道充满了一种甜俗的情调。这情调使无家的人格外感伤。
但这并没有冲淡我非常不快的心情，因为一想到有一个孙忆敏正耐心地在我家门口守株待兔时，我就有一种落网的猎物的感觉。我感到我心中的疑惑和愤怒都在越堆越高，我甚至能想象出她脸上露出的初战告捷的胜利的笑容。
我忽然醒悟，为什么过去在学校里，几乎所有女同学都有一到两个追求者，而容貌颇佳的孙忆敏却形单影只。
恐怕与她相识的人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终于抓到要领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早晨那种茫然，虽然一时不知如何办。现在，我渴望见到孙忆敏了，我不准备质问或指责我的对手，因为她绝对精心准备了如何应付我的发难，而我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最终虎头蛇尾地收场。弄不好，她只要趴在床上一哭，我就只好全线溃退。最好的策略是对昨天的事不置一词，就像一个天天风花雪月的家伙一样，好像一夜风流对我是常事。让她去怀疑自己的判断，怀疑她对我的把握，怀疑自己的胜利是否有价值。那时，或许事情会有转机。
我不慌不忙地走上楼梯，我想，她一定站在宽阔的走廓上。
但是，什么也没有。
再走几步，门口也是空荡荡的。
那一霎间，我觉得我和大卫的推理都错了，孙忆敏并不是一个猎手或陷井制作者，她只是好心想送老同学回家，没想到却无被喝醉了酒的我缠住……现在，她说不定，正躲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哭泣呢──我真想给我自己一脚。
我又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早晨的情景，好像她的确没什么特别难过的表情，于是我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想。
总之，我困惑地掏出钥匙，把门打开，松了口气，同时又感到一种空虚，好像一盘棋下到中途，正在精彩处，对手却封了盘，宣布改日再战一样。
我一夜睡得颇不安稳，半夜醒了几次，因为我总梦见自己和孙忆敏搂在一起，干一些不堪入目的事。这些景象如此逼真，以至于我每次都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小心翼翼去摸枕边有没有早晨那种长发。
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我都有点弄不清了，反正有些情景是如此真实可感，甚至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着非常具体的感受。
早晨，我突然被敲门声惊醒了。
她居然选择这个时间来，真是想得出来。
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其间，外面已经很不耐烦地敲了好几次门。
妈的，真是得理不让人，何况她还是用这种方式得理的。我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就把门拉开了。
“我无处可去，只好在你这里挤两天了。”外面的人粗声粗气地说。
我定睛一看，是王承铭。
“里面没什么不方便吧。”王承铭狐疑地朝里面四处看了看，而且用鼻子拼命吸了吸，才走了进来，把一个臭哄哄的大包朝地上一扔。
“没什么不方便。”我一边说，一边把洗脸盒塞给王承铭，叫他去洗一下。同时，我的脑袋里不由一亮，王承铭只要在这里，孙忆敏肯定就不方便来谈什么了吧，而且我还有了充足的理由，让周可可也不来，以免碰在一起尴尬。
“霜林，我们先出去吃点东西吧。记住把零钱带上，我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有。”
第10节
我恐怕还没向读者仔细介绍过我这位同学吧。
在大学里，他给我当了3年的下铺，后来由于他的结交过多，使我们寝室几乎成为全校那帮文学爱好者的沙龙，他终于被我们集体赶了出去。
据我所知，在读大学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的失恋次数几乎不亚于他写的诗的首数。
我记忆中，我这位多情的下铺有一半时间都睡在床上死人一样发呆，偶尔摇着头说一句“痛苦呀痛苦”，然后接着发呆。
在寝室里，他从来没叠过被子，从来没做过清洁，从来没打过开水。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叫苦连天。
由于苦楚太深，他写的爱情诗，简直惹疯了一群女同学。她们都管他叫中国的叶赛宁，老天，那个忧郁的早夭的俄罗期抒情天才。
王承铭自己也许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他总是在做梦的时候写诗，醒来后，把还能记住的句子写下来。其他的诗人就会连连叹服：唉，怎么能写得这么好，怎么能写得这么好。
当然，也有一些女同学仍旧叫他疯子。
王承铭看起来，这两群女同学看起来就像是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
其实才不是这么一回事呢，她们成天在一起嗡嗡嗡嗡地聊天，嘻嘻哈哈地追逐，完全打成了一片。
这又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很迷惑。仔细一研究，我们发现，还是有一个规律的，比如成天围着他转的女孩都不大漂亮，而对他最不屑一顾的，却是班花系花之类，她们看起来只对那帮校足球队的小子着迷。
发现这一点使我们乐不可支。
有一天晚上，我们把这一研究点心得告诉了王承铭，他立即感到受了伤害。
他继而写了首诗，里面写道：小小的伤害，一个接一个穿过走廓，进了我的房间。
他曾向我解释说，这些围着他的“丑女”，如果增加了一个，只不过意味着，对他的伤害又增加了一分。
问题在于，当王承铭觉悟到这一点后，他的诗歌明显地多了一些忧郁的成分，这使得不喜欢他的女孩更加嗤之以鼻，而喜欢他的女孩，也就来得更勤，越来越多地把他称为“纯情疯子。”我们寝室，一个放了4副上下床，住了7个人。王承铭的床在最里面。
女生们穿流不息地进入寝室，开始令我们这帮室友很兴奋，我们经历了惊奇、慌乱、紧张、渐渐放松、麻木这几个阶段。后来，我们受不了了，感到自己的生活正在被不断地参观，而我们不过是王承铭的配角，只有在王承铭不在的时候，女生们才和我们聊上几句，但我们在最热的时候也不得不穿得规规矩矩，不能像其他寝室的男同学那样，光着上身，只穿条短裤，凉凉快快地看书，当我们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背一大堆人名和年代的时候，王承铭却和一帮女生瞎扯什么性压抑和自杀，这叫人如何背得下去。
于是有的男生干脆背上书包到教室或图书馆里去。这也并非全是坏事，在寝室里，就算做作业看书再认真，也总会走神，去吹吹世界杯女排大赛之类。而在教室或图书馆精力就要集中得多。而且，后来，其中的一个男生在图书馆还认识了一个挺漂亮的杭州藉女同学，最后发展成恋人关系。当然，这是意外的收获，不能直接算在从寝室里撤退的优点中。
毕业好几年了，王承铭一直好象在风雨飘荡中。其时，正风行不顾一切下海南，他干脆抛弃了公职，打了个简单的包裹，兴冲冲混在人潮中，挤上火车向海南跑，想到那边去求发展。
走之前，他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先到那边打好基础，再接我们去。
我说：“我看你恐怕还得等我们接你回来。”果然，他在海南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那时，海南街上奔涌着的，全是他这样来找工作的人，他在一家农场干过几天，觉得比过去的工厂还苦，就放弃了，又在海口、三亚的街边卖了几天报纸，和几个女孩子一起开过几天钣馆。终于，在泡了几个月后，带着一身开始破口的衣裳和满腹的茫然回到了我们身边。
第11节
我骑上自行车就朝孙忆敏家去。
说来奇怪，我这时又多少有点渴望见到孙忆敏了。我的眼前总晃动着那个早晨出现在我房间里的神秘而美丽的背影。
我心情复杂地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还是在不久前，为了帮助孙忆敏搬东西，我和大卫来过这里。
“不是说有事吗？”孙忆敏开门后，有点意外，她的眼光有些朦胧，这使这个坚硬的女人看上去柔和多了。
“事办完了，反正下午晚点去无妨，我干脆就过来了。”好像刚才她是在睡午觉，所以头发有点蓬乱，身上又穿着睡袍。这使我稍感不大自在，好像无意中进入了一个女人生活的内部。
我好象有点跨越了界限。
于是转过身去看墙上的画，是一幅水粉画，小桥、行人、柳树秩序井然，看不出什么毛病，当然也看不出什么优点。
我想我这点心思一定被孙忆敏知道了，她进了另一间房，一会儿便收拾得紧紧卷卷地出来了。
我仍在装模作样地欣赏画。
“读中学的时候，随便画的。”她向后甩了一下头发，平淡地说。
“哦，看不出来，我读中学的时候只会画猪八戒。”孙忆敏看了看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把有个衣服角顺手拉了拉。那个咄咄逼人的马列主义小姐不见了，我面前的是一个羞答答的城市小姐。我敢说，任何一个同学如果处在我的境地中都会大吃一惊──她在大学四年里的全部言行或许不过是一个认认真真的表演或玩笑而已。
这样一想，便更觉得她今天的矜持里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这两天你在忙什么？”“没事，给局里起草一份临时工管理制度的条例。”“其他呢？”“没什么其他。能不能给我倒杯水。”孙忆敏起身的一睬间，我从她拖在身后的长发的动态中，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早晨，那个超现实的画面又出现在我眼前──长发飘动，一个神秘的女子从我身边起身走向那放着些衣物的椅子。我突然发觉，在我的巨大的震惊中其实也有一丝喜悦，而当她一转身，我的这一丝喜悦立即被恐惧一扫而光。这种恐惧倒不是针对孙忆敏的，而是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如此熟悉的人，因此她和我的四周的一切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有一种意外地在一个熟悉的人面前被曝光的感觉，同时又有一点对可能不得不承受一部分社会──我的同学们的责难的隐忧。当我现在对后者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后，它的压力反而消失了。我又能重新回到最初的第一感中，我遗憾自己在这第一感中实在停留得太短。
“发什么呆？”一杯水从侧面递过来。
“我在想，那天早晨……”“现在终于回忆起来了吧。”“对不起，还是没有。我想解释一下。”“解释什么，说实话，你不要有太多的犯罪感，要知道，谁真要勉强我做什么我不愿意的事都是不可能的。”孙忆敏飞快地说，又朝后面猛甩一下头发。然后，她倚在窗边看着外面，好像把我给忘记了。
“问题是……”我想打破这沉默。
“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是被你的表白感动了，你告诉我，你的表白是不是真的。对不起，虽然我相信你，但我还是忍住要问你。”孙忆敏转过脸来，用她咄咄逼人的目光对准了我。
表白？我又糊涂了，我开始怀疑自己，说不定是否在喝醉后真有过一些信誓旦旦的表白呢。
“我只想听你回答一句：真的，还是假的。”她的脸离我如此之近，我甚至能闻到上面的淡淡的脂粉的香气，在这团香气正中，一双眼睛正探照灯一样把光芒照射过来。我的经验一点也没骗自己，男同学们的共识也是千真万确，她的确是个少见的有侵略性的女人。
我想起我那个被分到边疆去的同学，难怪他会一步一步地退到水沟里面去。
我关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对性问题十分随便的家伙的想法被彻底否定了，没有什么能影响她的判断。
“你不想回答？”“抱歉，我真是想不起来，说过些什么了。你能否、能否重复一下……”“那么肉麻的话我说不出口。”孙忆敏鄙视地说。她又缓和了语气，“我也不喜欢听那种话，你实在不想说算了，反正，我相信你就行了。”“我相信你的人品。”她又补充了一句。
一切只不过是使我以某种速度成为她的战利品，这种状况使我暗自感到屈辱和愤怒。但我十分清楚，我这种情绪根本就无从发泄，因为眼下的情景中我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向同学们公开？”她换了一种语气，柔声说。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能听见我们各自的呼吸。
一张已经张开的网正向我罩下来，但是，这无论如何又是一张令人感到一点美好的网。
我意外地发现自己的防线在崩溃，也许，我会莫名其妙地接受被孙忆敏一点一点推到我面前的事实。
“孙忆敏，你觉得我们俩真合适吗？”我悚然一惊，觉得该踏得刹车了。
“我想过了，没有绝对合适的。我们肯定也会有矛盾，也会吵架。但是生活本来就有这些内容。”“不，孙忆敏，坦白的说，我觉得不合适。”我站了起来，心里又充满了逃跑的念头。
屋子里再一次安静下来，只听见壁上的闹钟发出沙沙的声音。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我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着。
她会怎么样，痛哭一场，正如那些所以受骗上当的女人一样；怒气冲冲地斥责；还是目瞪口呆，就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打击摧毁了她全部的理智一样。我相信她以任何一种方式，都会表演得令人震惊。
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孙忆敏只是平静地喝了一口水，微微皱着眉头看着我，什么话也不说。
我那天很晚才睡着，我一直盯着天花板，白天的事情还在上面奔涌，奇怪的是，我想的并不是下午刚结束的不快。
就像心中有一扇门意外地被谁一脚踢开了一样，一些寒冷的东西直朝里面钻。
是的，它们很寒冷，但是也很令人清醒。我发现这一年以来的所有甜蜜和伤感都变得那么空虚。在这个城市里，为了一个虚无的梦，我已忙碌了一个季节，竟虚度了如此多的光阴，以致于现在还是他妈一个可怜的小职员。
我想起老蒋驼起的背，又想起了老马的唠唠叨叨。
想起我母亲忙着糊纸盒，甚至没有时间去擦一下从鼻孔里流出来的清鼻涕。想起那工人们在等着厂长胡乱给他们统计工作量的紧张的神情。
天气并不热，我额上的汗却流了下来。
第12节
一连几天，我再没有接到孙忆敏的电话。
这件事的出乎意料地结束使我反倒觉得不安，我无法判断自己做得究竟是对还是错。后来，我只好这样想，无论如何，我反正不能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至于那天早晨她异乎寻常地出现在我的床上，究竟是我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失，还是她的过分精巧的诡计，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个道德问题。不应该影响我的生活，具体到目前来说，不应该影响到我自己的计划。
这样想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冷酷的一面。但同时，脑袋里的纷扰也终于稍稍平息。
王承铭还住在我那里，每天回到家便把他的上司们一个个破口大骂一通，对公司的其他情况又不置一词。
我们晚上有时吹一会儿牛，早晨起来各奔东西。
这天早晨，我仍旧独自去上班。
早晨的阳光，穿过法国梧桐的叶子，洒落在人行道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黄金。
我小心地贴着建筑物走，这样离车道最远，又走在那天差点被车撞上的一段街道上。
得仔细，才可避免再犯错误。
发现自己这样走着，我感到满意，只有不断改正自己不足的人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再往前，走到十字路口，再右转不远就到了单位所在地了。
抬起头，已经看见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看见了做着手势的交通警。
就在我恍恍惚惚地朝前方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极为熟悉的走路姿势。好像是一个中年男子，但是从街道对面涌过来的人立即把他淹没了。过了一阵，他才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认了出来，这是老刘。
我紧走几步，眼看老刘慢吞吞擦着商场的橱窗走着，正准备上前打招呼，忽然，目瞪口呆地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不是一个人，他的手里还挽着一位年轻的女性。从背影看，两人动作甚是亲呢。
这个女性是谁？显然不是他的妻子，因为他的爱人在遥远的北京。
看起来，她好像是机要室的打字员小黄。嗯，是她，一头短发，像个男孩子似的。
研究到这里，我看见老刘似乎在警惕地四处扫瞄，突然意识到自己跟在后面意味着什么。我想都没想，就猛一拐弯，进了一条黑咕隆冬的小巷。
要是你想在城市生活得更好，就必须学会急中生智。
我就像一个没有被抓住的小偷一样，一边暗叫惭愧，一边高一脚低一脚往巷子的另一端走。
我觉得这个巷子又陌生又熟悉。
对了，这就是我曾在这里生活过的提篮巷。
也许不应该把它称为小巷，因为它简直就是一座用充满世俗景象的建筑布置出的迷宫，你如果走进了这座迷宫，那就可以发现，它的无数进口和出口正好和我们熟悉的街道相反，那些看起来宽敞而气派的门廊，只不过通向某个绝无出路的嘈杂的院子，而那些需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的建筑的狭缝，却通向外面无边的城市或者田野。在这里居住了几年以上的人，会对这儿路径的风格，由厌恶、不习惯到如鱼得水，有时不禁多少有点担心地想起，不知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久了，会不会影响到一个人对待外面的世界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助长自己心中古怪而阴暗的部分。
这使我后来不得不搬离它时，心里一阵轻松和舒坦，就像一条真的扫净了陈旧落叶的街道。
但事实上，这样一条又温暖又阴暗的巷子，已不可能从我的内心彻底清除出去的。当然，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一点。
我又走在这条巷子里，我感到奇怪的是，它的变化微乎其微。
不过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和这条巷子的关系。
我脑袋里充斥着另外的场景和念头。它们正像一些胡乱聚在一起的小铁钉小铁丝，被某一块磁铁紧紧吸在一起。
第13节
到办公室的时候，老刘还没来，来得最早的老马在仔细地抹桌子。
看见我进来，他翻了一白眼，又低头继续抹桌子。
自从我稀里糊涂地成为他的家庭矛盾的目击者后，他就一直对我怀有戒心。甚至有好几次，我发现他在偷听我和小孙的谈话。肯定是想侦察是不是在散布他家庭的谣言，我暗自好笑，佯装不知。
电话铃响了，我转身到门边拿起话筒。
是大卫打来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卫说，据可靠情报，这次我们局提拔名单里没有我，科长的位置别有其人。
“是不是一个女的。”我忍住心中强烈的失落感问。
“不是，据说，你们处长提名的是一个男的，据说当过复员军人。”可能是听出我的情绪比较低落，他安慰了几句，又批评我像个旧式的科员一样，好像除了朝上爬就没有别的乐趣了似的，最后他问：“那天早晨的事解决得如何了。”我支吾了几句。心里却十分诧异想着科长提名的事，原来张大姐并未捷足先登，倒是老刘不动声色地跑到前面去了，真是黄雀在后。
现在我感到了危机，但是危机并不等于是令人绝望的结果。危机这个词由两个汉字构成，一个表示危险，另一个表示机会。
这是一个叫肯尼迪的老外说的。
不过，我感到最强烈的还是伤心，老蒋呵老蒋，你当科长当得稳稳当当，难道没有我的一半的功劳？你的新房子是谁粉刷的？那次去无锡出差时，被人拎了包，是谁冒着生命危险给硬抢回来的？你儿子考大学，是谁辅导的？连你那篇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论文，是谁执笔写好又找关系发出来的？我恨不得老蒋就在这里，我会立即把他拎出办公室去质问。
老刘这时碰巧和老蒋一前一后走进办公室，我什么也没敢说，满肚子的苦水也没敢乱流，只是暗地里观察了一阵老刘，觉得原来一个看似平庸的人，现在一举一动都变得大有深意。
而且，从着衣来看，早晨挽着小黄散步的就是他。
看不出来，这家伙还真有些内容呢。
张大姐看样子那场娇也白撒了，她那个内线老头恐怕没能一手遮天，要不然，怎么提名也没有呢。何况，在科里，还有一个由小孙发起的反对运动，在进行民意测验时，对她的影响也不小。
电话铃又响了，老蒋正在电话边泡茶，顺手就把电话拿了起来。
“老马，财务处叫我们去领个什么费。”老蒋放下电话说。
老马顿时有点紧张。
他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又不停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矛盾。
老蒋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老马，在忙什么，走不开。”“马上就去，马上就去。”老马慌忙把抽屉一推，夺门而去，他那本来就有点驼的背看起来更驼了。
老马对领钱之类的事情的恐惧，有个历史原因。对，这恰恰印证了我在大学里常用的一句话：在一个人的那怕是细微的习惯中，有他个人的历史。时间过去了，但它带来的东西并未随波而去，恰恰相反，它们淤积在我们的动作、语言和思想中。
这桩历史个案科里只有我知道。
20多年前，老马还是小马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不像现在这样驼着背吧。
那时，老马工作不久，但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秀才，他在单位上一直倍受重视，不久，他被当时的副市长慧眼识中，成了他的秘书。
如果不是一件偶然的小事改变了他的未来，老马现在起码应该是马局长了吧。
发生这件事情的前几天，副市长一直忙于跑基层，指导工作。应该说，那是一个很勤勉的副市长。
小马则奉命留在家中起草一份报告。
办公厅的财务处的同志来副市长的办公室，向小马抱怨说，副市长的工资已经在他们那里放了半个月了。小马很自然地就跟着去了财务处，帮副市长把工资领了回来。他诧异的是，副市长的工资并不如传说的那样高。
几天后，副市长回来了，小马闻讯带着完稿的报告和代领的工资去了副市长家。
副市长坐在客厅和他随便聊了一阵，又看完了报告，甚感满意，夸奖了几句。
小马最后把工资拿了出来，钱是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的，出于谨慎，他又把钱数了一遍，才递给副市长。
事情就是那一瞬间发生的，副市长正准备把钱接过去，可他脑袋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对，报告开始这一段如果把提法这样改一下，恐怕效果更好，他伸过来的手顺便把钱朝沙发扶手上一按，便重新拿起报告，指指点点。
小马连连点头，对副市长的画龙点睛之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接过报告，表示一定加个夜班，明天一早就把改好的报告交出来。
小马走后，副市长才想起工资，从沙发扶手上拿起来一数，顿时脸色由睛转阴──差了一张10元的钞票。
副市长甚至叫家人挪开了沙发，在茶几、地上都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的确差一张10元的钞票。要是财务处弄错了，可小马送钱来时还点了一遍的嘛。
钱是小事，人品是大事。
副市长不禁陷入了沉思。
两周以后，小马接到组织部通知，他被调到一个镇上去锻炼，他自己还以为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般地下来晃段时间就回去，没想到这一锻炼就足足有10多年，他作为一个外来人与当地干部格格不入，在这些年里吃够了苦头。
几年前老马才重新调到局里来。
其实，在小马被调走几年以后，事情就已真相大白，副市长被调往另外一个城市，走之前，为了搬家方便，把很多家具都拆开了，那张改变了小马一生的10元的钞票就安静地躺在沙发扶手和座垫的夹缝里。
副市长甚感内疚，但这事情又确实不便明说。
因为当初就没说小马犯了什么错误，现在也不存在什么平反。
他吩咐组织部考虑把小马调回市府来。
想进市府的人太多了，毕竟副市长已人走茶凉，组织部权衡再三，没有照办前副市长的指示。
对春风得意的小马来说，突然被调往基层，一直是一个谜。这个谜直到他几年前偶然遇到副市长家里的保姆（现在她在另一个单位当门卫）才完全明白。
在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操办退休老局长的丧事时，大概是言及生死，触动他对命运的感慨，他才向我透露了这件历史往事。
我正在想老马的事，眼前的一切被推远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局台球，各种颜色的小球滚来滚去的，我想人生他妈很像一局台球，大事小事滚来滚去，是谁在关键时刻在外面用球竿把我们恶狠狠地捅这么一下呢。
而且只有这一局，没有让我们再来一盘的机会。
第14节
下班后，我想我该去看看周可可了。
自从那天早晨醒来，我和周可可之间就相隔了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我一直避免和她见面，也不敢把这些事告诉她。我太了解她了。
这个敏感的护士是一种易碎品。我知道，对她必须小心翼翼。
但我也不能总是躲着啊。
在有着淡淡的药味的宿舍里，一群女孩子正在嘻嘻哈哈，见我进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可可，她们便一轰而散。唯一不为所动的是可可，她只向我丢了一个媚眼，便继续盘腿坐在一大堆照片中间，就像一个拥有无边美丽国土的皇后一样，看看这张，看看那张，时而眯着眼睛左右端详，时而为照片的某点不足轻轻叹息一声。看样子，这次春游又给她的影集增加了新的内容。甚至我的到来，也没能把她从她照片的花园里引出来。
“有什么好看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就是你自己的照片么。”我看着可可在照片中左顾右盼，我感觉我的无忧无虑总像是伪装，因为我心里总是不禁浮起了孙忆敏起身走向镜子的动作。
这个动作如此轻盈、美好，带着一点神秘，最后又纯粹成了我和孙忆敏之间的秘密。
共同的秘密使人靠近，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差。
我痛切地感到我和可可无邪的关系中已被迫掺和进了另一种东西。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可突然从照片堆里抬起头来。
女人的直觉真厉害。
“基本上没有。”“那还是有，不用说，我已知道了。”可可满有把握地把照片一张一张整理好。
“你知道了，那我就不必说了。”“对，就是知道了，好好请我吃顿晚饭吧，本姑娘可怜可怜你，说不定一下子让你如愿以偿。”“我的天，你的意思是今晚就要和我一起回去，在我们的屋里……”“做你的老梦！”可可红着脸踹了我一脚。
“那我就不懂了。”“哼，不懂，你的脑袋里装的什么我难道还不清楚，在我面前唠叨了好几回了，不就是想当个科长吗？”可可语气很硬。
我听着有点来历，忙陪小心。
“现在关键就看晚饭的质量了。”可可得意地说。
第15节
半个钟头后，可可轻车熟路地把我带到一幢青砖楼房面前。她一边同迎面走过的人打着招呼，一边带着我朝楼上走。
这时我想起，其实从认识可可到现在，我只到过这里不到5次。所以在夜色中这个地方让我觉得陌生。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也不喜欢未来的岳父和岳母。
我最不喜欢的是，在敲门的时候，里面的种种声音会突然消失，然后，你能听见里面的人一阵忙乱，有些门和抽屉就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内被死死地锁上了。接着，才会有人轻手轻脚来到门前，透过门上的猫眼向外面侦察。
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里面的人在什么时候才把眼睛贴在猫眼上向外瞅。
这个时候，我就会压住心中的恼怒，在脸上出现很谦逊的笑，就像在等着皇帝召见的大臣一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我印象似乎还好。
可可往往没有耐心，她总是用脚尖却踢那扇木门，嚷着：“快开，快开，我是可可，又不是鬼子进村了。”今天情形不一样。
在规规矩矩，有节奏感地敲了3下门后，我和可可都站在猫眼前面，带着谦逊的笑，等着被检查。
我听到里面的忙乱，一阵轻微的门响，我知道最先锁上的是组合柜的几个抽屉门，然后锁上的是老俩口各自的门。然后，是岳母踮着脚尖朝大门走来。她趴在门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了一阵。
“哦，是可可他们。”她如释重负地说。
接着门开了。
“爸在家没有？”“在，在。”我们跨进大门，我正准备绕过岳母，好一屁股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要知道，这相当困难，因为可可的母亲非常胖，几乎把门廊完全堵住了。
我正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可可的母亲一声惨叫，把我吓得一阵哆索。
“脱鞋，脱鞋。”我低头一看，原来，地上新铺了地板胶。
可可和我忙换上了拖鞋。
第16节
我走进来的时候，老周正在剪指甲。
“小韩同志来了呵。”他连眼皮也没动一下，就这样打了个招呼，继续全神贯注地从事自己手指上的事业。
他从来把我叫做小韩同志，开始我很不习惯，现在已经习惯了，但仍然觉得好笑。
我已经习惯了看老周剪指甲。
他戴着老花眼镜，两只手伸在台灯下，仿佛在干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很端正很认真地坐沙发上，等着岳父把指甲剪完。
听可可讲，她爸爸退休后，并不像其他人那些热衷于门球与气功，他自己订了几份报纸，在单位上养成了习惯的读报，他只好自己花钱来继续了。
他读得比上班时更仔细。一边读，一边仔细记下他发现的错别字及文理不通的地方。
然后，他把一个月或两个月里读报发现的错误，抄下，附信一封寄到报社去。这是他由来已久的心愿了。但是一则工作忙，二则担心被同事们有看法，他就没有做这件事。
第一次这样干的时候，报纸把他的信登了出来，表示虚心接受意见。这就像给老周打了强心针，他于是一连寄了十几封这样的信去报社。但是人家就再也没有理他。他每天都很注意邮差送信来的时候，希望有报社来的信，或者报社把他的来信又登了出来。
但是从此以后，他的来信就石沉大海了。
于是，老周开始收集自己的指甲。
老周自己说，这个念头是他一次洗澡时产生的，他搓着自己已经渐渐枯干的身体，再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布满老人斑的脸，他忽然想起那些从自己身体中飘走了的东西──过去，他可有着健美的肌肉和乌黑的头发呀。
要是说老周沉溺在自己远逝的青春里不能自拔，那可不是事实。老周只是略略有些伤感地想着从前，然后带着讥讽的笑容，用指头研究着自己的身体，包括一些特别让人泄气的器官。
突然，他发现自己的指甲还是那么坚硬，以至于在自己身上划出了细细的血痕。
洗完澡后，老周开始剪指甲，指甲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丘，他低着头，简直看入了迷。
他怎么也舍不得把指甲扔掉了。
于是，他在阳台上选定了一个小花盆，专门装他的指甲，而且还栽了一个仙人球。
我第一次在阳台上看见这个花盆时，感到多少有点恶心。
后来，我问可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怪癖。
可可说，第一，她不认为这是什么怪癖，第二，指甲对花很有好处。
当然，我来到这里，既不是因为他能看出报上的错别字，也不是因为他爱收集自己的指甲。
而是因为吃饭的时候，可可告诉我，老周和我的局长是老战友。
现在，老周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剪指甲，指甲长得太慢了，这使得能够修剪指甲的日子像节日一样，要盼望很久才能到来。现在，老周正好在享受自己的美好时光。他的表情郑重而温柔，仿佛一个老艺术家进入了最微妙的创作之境。他全身向前面倾斜，两眼珠向前突出，几乎碰着了小心翼翼地凑在一起的手指。由于精神过分集中，他全然没注意到自己的一线口水正从半张开的唇朝外流，无声地垂下。
我研究了一下未来的老岳父，我知道我现在所能干的事就是呆在旁边老老实实地等着。
第17节
大约10点钟，我心满意足地从周家出来，头上满天星斗，身边凉风阵阵，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我心里充满了当一个小人物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
命运终于第一次在向我搔首弄姿了──老周在听罢我的请求后，决心挺身而出，为我这个未来的女婿两肋插刀，他一边研究自己的指甲，一边满口答应就提拔的事专程为我找老战友说项。
我不禁感激地想起周可可，想起那个黄昏的初识，继而想起那荒唐的征婚启事，想起梦中的奇遇，我觉得命运中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索在穿过我们的生活。
只要抓住它，它们就能人往高处走。
我一路哼着歌回到那幢旧楼，和平时一样，这幢楼的所有楼道的灯一律是坏的，我勉强借助从楼道的失去窗框的窗口透进来的一点光亮辩认着慢慢朝上走。
刚上完楼梯，歌声不禁嘎然而止，就像有谁用一把刺塞进了我的喉咙一样──在我的房间的门口，站着一个黑影，邻居家门透进来的灯光勾勒出这个影子的轮廊。这肯定不是王承铭，因为我把钥匙给了一把给他。而且这影子的身材比王承铭还要瘦小得多。
“你怎么才回来。我至少等了两个小时了。”黑影不耐烦地说了一句，并把长发向后一甩。
“是你，孙忆敏。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要来。”我假装高兴，虚伪地说。说了这句话后，我就有点懊恼，好像又一次承认了我们之间有着一种不容否认的亲密关系似的。
我想我当时脸色一定很奇怪，我虚伪的微笑就像折扇一样还未完全抖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笑纹收缩成一种刀刻似的尬尴。
“不是为你来的。”孙忆敏冷冷地说，好像总能猜透我的心思。
她漠然看了我一眼，伸手把门推开，自己走了进去。
我拿着钥匙也讪讪地走了进去。
当然当然，我可以认为王承铭住在这里她不便来找我，她也可以认为她是为了找王承铭才来这里的。
这倒是我几天前没想到的。
这要你会想办法，一切事情都能找到理直气壮的逻辑。
“我问你，王承铭有几天没上你这里来住了。”“两天了吧。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他这两天去哪里了。”“没听他说。”我低头想了一阵，好像是几天前的早晨，他和平常一样，和我同时起来，我们在楼下吃了面，他抱怨说面太辣，没说别的什么话我们就各奔东西了。因为他来的第一天就说过，有时可能不来住，叫我别管他。所以我也没注意。
“这么说，他失踪了。”“没这么严重吧，一个大活人。”“今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们公司的人给我打了个电话来，说他没给公司留任何话任何条子，没有领工资，却已经有3天没上班了。我的那个朋友说，人家已经设法在公司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可他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现在干脆几天不去。人家警告说，如此两天之内再不去，就认为是自动辞职了。这个王承铭，他究竟想干什么。完全是一个没有逻辑的家伙，我再也不帮他的忙敢。这两天我给所有同学都打了电话，没找到你，大卫说你可能也有两天没见到他了。我想他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工作，不会毫无理由不去的。我觉得有点害怕。你说，他会不会出事？”孙忆敏像背台词一样说了这么长一串。
我看着她。
她不说了，表情变得有点不自然。她左右看了看，不知道是站着好，还是坐下来更好。
“你喝一杯水吧。”我客气地说。
“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会不会出事？”“不会吧。你要白开水还是冲点果珍？”我提起开水瓶，才发现其实里面是空的，只好做了个遗憾的动作，把水瓶放下。
然后，我们两人都没说话。
反正没事可想，我就装模作样地想想王承铭是否真的失踪了。
“他那天也没说什么呀，只听他说面太辣。”“最近总是有人失踪。据说电视台都安排不过来了。”“他那天好像还挺高兴嘛。”我想到下楼梯时，他还和这幢楼一个姑娘开了个玩笑，逗得那姑娘咯咯地笑。
我在这幢楼住了好几个月了，一个人都还不认识。他却这么快就认识了一个，而且还是个姑娘。我不禁羡慕地问他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是昨天下公共汽车后，这个同车的姑娘穿过了好几个胡同，发现他还在后面跟着，便厉声问他有何目的。他不吭声，自顾自向前走了，结果快上楼时，发觉那个姑娘竟在他身后跟着，他也回过头来，那个姑娘从旁边很不好意思地进楼走了。
他刚才同那姑娘说的话就是：“你有什么目的。”他说这句话时，是轻松和喜悦的，他还是同在大学里一样，喜欢和女孩子打交道，她们是他灵感的源泉，特别是有陌生的女孩子的时候，他总是兴致勃勃，妙语连珠，就像姑娘们的感应能使他大脑里的某一部神秘的发动机恰到好处地转动起来一样。
唉，这个王承铭，他一生的最大错误就是始终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救了他，他才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呢。
想到这里，我很肯定地说：“王承铭不会有事。或许，他有什么别的原因。你看，他到海南去，也没同单位任何一个人打过招呼啊。对了，那一次，你和周霞不是都说他失踪了吗？还是我告诉你他去海南的吗？”我这么一说，孙忆敏明显松了一口气，但坐在那里更加不自在了。
“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你骑车了吗。”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就像在赶人家走一样。
“不必送了。”孙忆敏站了起来，我看见她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明显黯淡了下去，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疲倦。
我们一前一后下了楼梯，在黑暗中，我似乎听见她叹了口气。
“真的，不必送了。”她灵巧地翻身上车，姿势坚定、敏捷。
我也骑上车跟了上去。
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我们穿过了好几个巷子，来到正街上，一路上各怀心思，并不说话。
夜色中，就只有车轮子的擦擦擦擦的转动声。
她上楼的时候，没有道再见，甚至没有回过头来看一下。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车，觉得很空虚。
第18节
电话铃响了好几声，因为大家轮流参加的学习班这期由小夏参加，小孙又溜了病假，电话就没有人接，老蒋的目光在我和老马之间犹豫了一阵，最后落在了老马头上。
我装着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桩事，煞有其事地皱着眉头，研究着关于临时工的档案资料，像是碰到了什么难题在沉吟。
老马只好窝窝囊囊地走向电话机。
“小夏没在。”他没好气地把电话放了回去，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
他转身朝自己的座位走去，该死的电话铃又想了，他只好别扭地又去接电话。“小夏没在。”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
他一上午的主要工作就是干这个。
自从这位五十年代的才子不小心让那张10元的钞票溜进沙发的缝里后，就注定了要长期成为这种角色。
由于老马写的字人们越来越认不清，办事老出差错，他在科里的地位逐年下降，现在连我这样的年轻人也不如了。
说到这里，我最好解释一下关于电话与办公桌的位置的问题。
这是一间相当大的办公室，差不多像一间中学教室，奇怪的是，里面却显得很拥挤。因为我们科虽然一共才7个人，却放了10张办公桌。在局外人看来，这些办公桌只不过是是按步就班地放在那里。
但是，在我看来，却是最露骨地体现了这个科的历史和现状。
它们看来是静止的，让人厌倦的组合。
实际上，就像是冬天的毫无生气的冰块一样，在它们下面，有一股看不风的潜流在运动和发展。
换句话说，同样是我最早梦见的那架风车，命运的风车，在暗处把它们吹动。使它们的格局不断发生不同的变化。
用我教训王承铭的话来说，是：“你从未在局里呆过，所以不知道，单说我们科里的办公桌，就是一篇深刻的文章。”比如，7个人却有10张办公桌，是因为有3个人已退休却还占着办公桌，虽然行政处有规定，凡不在职职工一律交出全部办公用品，但同在一个科里呆了这么多年，人家不交，谁好意思去用。
科长会做好人，来了人，立即去行政处要桌子，而宁愿让那些桌子空着。这样，退休的同志每月都要来领一次工资，那时，他们就会来到科里坐坐，把办公桌的抽屉一一打开，取走一些无用的东西，再放进去另一些无用的东西。
这3个人中，有两个是退休的老科长，一个是许老太。
我刚到科里的时候，那时老蒋也刚当上科长，恰好那天，许老太来科里看望她的办公桌，老蒋就提议许老太把桌子腾出来给我用。许老太当场就翻了脸，气得脸上的肌肉直抖，然后滔滔不绝地回忆往昔：从老蒋到局里上班的第一天才始，哪一次重要的时候没有得到过她的帮助？人要有点良心，不能过河拆桥。最后，她转身又到局长那里去大哭了一场。
局长事后虽然没有说什么，更没有批评老蒋，但老蒋还是很尴尬，一连几天都是灰溜溜的。
看来，对于他们，办公桌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意义，它标志着他们在这间办公室曾拥有过的地位，他们有时回来，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就好像面对着那些远逝了的岁月。
我刚来的时候，行政处一时没有了办公桌，于是暂时坐因生病住院的老陈的办公桌，办公桌一共有7个抽屉，但除一个抽屉外，其余都上了锁。我只好用这唯一的一个抽屉。
其他的抽屉里究竟锁着什么，我在这桌上坐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一点也不知道。
有时无聊的时候，我也一边用指头敲着那些大小不一的锁，一边猜想。
越想越觉得神秘。
我又想，如果所有退休的人都占着办公桌，若干年后，这办公室里哪里还搁得下后来者的桌子。
而且这些办公桌由于没人坐，总是容易蒙上灰尘，又为办公室里的同仁打扫清洁增加了负担。
幸好不全是这样。比如老陈，在确信身体无法复原后，办了病退手续。在听说我一直坐他的办公桌却只能用一个抽屉时，立即来了趟办公室，一边向我道歉，一边当着我的面，把锁着的6个抽屉一个个全打开了。
我惊讶地发现，出乎我的各种猜想之外，其中有5个都是些各种各样的药瓶瓶，另一个则放着些信封、回形针、稿笺等文具。
从此我才算真正接管了这张办公桌。不过，在确认了这张办公桌是我的之后，我立即被搬到了最靠近电话机的门口边。
因为，办公桌的排列位置，是大有考究的。
比如所有科员的桌子都拼成了一个长方形，而科长却把自己的办公桌和两个老科长留下的办公桌在房间的另一端拼成一个岛形。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的文件多，多占用两个空桌子的桌面，要方便些。
办公室也经常调整办公桌的位置。每次其实调整的都是科员的办公桌，科长的桌子是不动的。
调整的目的，是让老科员朝里挤，始终让新来的资历最浅的科员坐在门边。坐在门边，有两个不好：一是要受门外脚步声的干扰，冬天风还很大，让人发冷；二是离电话近，得不停地听电话。
尽管新来的，往往根本没有什么电话。
我在门口边坐的时候，办公室一共有老蒋、老蔡、老王、张大姐、老马和我。老蔡后来调至一个下属企业当厂长去了，据说现在他作为企业家，经常接受电视台采访，老王则调到另外的单位去了。
随着老蔡和老王的离去，小孙和小夏的来到，我的办公桌开始朝里面移。
只有老刘特殊，他一调到科里来，因为是中年人，又在厂里当过中干，老蒋在安排他的位置时费了点脑筋，最后把我安排在我对面，而小孙和小夏仍在办公室的门口。
再后来，老蒋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对手张大姐客客气气，就是不给她干工作的表现机会，老马越来越唠叨和无能，身上塞满了手绢，随时准备掏出来揩鼻涕和眼泪，老刘和我就成了科长的左右手，老蒋找了个理由，又把老刘和老马换了个位置。
所以，老马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
第19节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们议论临时工用工制度的那个下午，进行着有我有关的一个会。
要是我当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不会这么轻松地研究老刘写字的姿势了。
这就是城市的特征，它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像一张网，从高入云霄的大楼，到最卑微的居民旧楼，一些细细的看不见的东西始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就在同一幢被墙分割成无数个小方格子的长方体的大楼里，距离我们办公室不过20多米，局长老方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使劲挠着脑袋，样子很难堪。
越过他宽大的办公桌上高高的一堆文件，是一张看不出表情的脸，这是副局长老林，他正在仔细地吸烟，动作很精致。
老林旁边，是副局长老夏，也就是我们科小夏的父亲，他是个出色的和事佬。过去，局长们分为两组，展开看不见的角逐，全靠他在其中调停。
在局长左手边，是一排黑沙发，尚未正式宣布的新副局长老徐，也就是我们组织处现任处长。这是第一次在一起研究工作，他有点兴奋地坐在沙发的边缘。看见局长卡了壳，他很着急，条件反射地想站起来帮忙，但又想到，其实自己也帮不了忙，于是挺了挺身子又坐了下来。
这个碰头会其实已开了很久了，主题是老徐提拔到新的岗位后，谁来接替他原来的组织处的处长位置。
其实这个问题，老方和老徐早就有了默契，也取得了老夏的支持，要提老蒋。当然，想法是这样，肯定也是要实行的。请来林局长一起研究，主要是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且，要是同样的意见，却是通过过去分管组织处的林局长的嘴说出来的，就再好也不过了。
今天人一坐齐，老方寒喧了几句，因为老林的爱人住院已经半个月了，所以，他先并没谈工作，而是仔细询问了老林爱人的身体情况，便提出了两个名字，请老林谈谈想法。
说起来，要提老蒋为组织处长，已是公开的秘密。老林何尝不知道，另一个候选人，与老蒋相比，不论哪方面都差距太大。
他不禁低头沉吟起来。
如今的形势看样子已不由他，被老伴的病拖瘦了一圈的老林，第一次感到什么叫困境。
唉，都是这个老张，生下来都不喝酒的，为什么偏偏要到市长面前去喝？或许不怪老张，一杯酒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后果，恐怕是另有原因。过去，在局里，老方虽说是正局长，可老张和老林形成的联盟对他却牵制不小，局里的事，有时老方说了都不能算数，还真得等老张和老林点头。如今，不管怎么说，老张调走了。剩下个老夏是和事佬，老林孤掌难鸣，恐怕以后只有听凭老方安排罗。
老方一开始就力主提组织处长老徐作副局长，而且争取到了市里的同意。组织处工作性质重要，政策性强。过去，组织处工作出色，一直被认为是老林的得意之作。老方提老徐起来当副手，无形中老林也就失去了这张王牌。
如果再把老徐的心腹老蒋提为处长，组织处的工作恐怕再也不好插手了。
这只老狐狸！老林想到这里，微微点了点头。他喜欢下象棋，每当对手走出一步好棋时，他就会这样微微点一点头。表示对对手的敬重和欣赏。现在，他的这一习惯动作，却显得有些无柰。
在老林沉吟的时候，老徐已失去了耐心，他看了老方几眼，又不便发言，便冲着茶水一阵猛喝。
老方很有风度地噙着一支雪茄，他却很有耐心地靠在藤椅上，微笑着看着老林。
其实他心里早已不耐烦，行了，老林，都是党的工作，又不是搞封建割据，怎么叫你让出组织处就像死了爹似的。早就有人说这个局像几个单位而不是一个单位，这种局面该改变了。
老林突然意识到两人都在等他，他略略有些慌乱，用小手指轻轻拢了拢头发。抬起头来说：“老徐比我更了解情况，不知老徐的意见……”老徐已经喝光了茶水，顺手提过茶瓶在倒开水，好不容易听到老林吭声，顺口就说，我觉得恐怕还是老蒋要合适些。
老林已经恢复了从容，优雅地又用手指拢了拢头发，：“如果老方也是这个意见，我也就不反对了。”这就是棋手的风度，知道什么叫中盘负。
老方已经准备了一场舌战，他预料到老林肯定会在提拔谁当组织处长上做文章，把问题搞复杂，再坐下来谈条件，在其他的方面得到补偿。
没想到战争竟一下子这么轻松地在未开始以前结束了。
老方很意外，他又觉得有少许内疚，也许老林还是考虑工作考虑得多，并无自己所想像的那么有私心。
但这些微妙的心理活动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只听见老方朗声笑了起来，说：“老林呀，组织处还是你熟悉，以后组织处的事，老徐要多和你商量。这可是咱们局的重要部门，你们两个别给我弄咂了。”老徐连连点头：“当然当然，林局长始终是我的领导嘛。”“不敢不敢。”老林稳重地说。
老徐又接着谈了对组织处以后工作的设想，最后谈到了谁来替补老蒋的人事科长位置问题。说是老蒋提议小韩接任。
就在这时，老方想起了老战友的拜托，一下子把话打断了。
打断之后，他却想不起老周要他关照的究竟是谁了。
他就是在这时卡壳的。
在难受地挠了半天脑袋后，老方不好意思地问，咱们局的年轻人，谁的爱人在某某医院当护士。
大家都想不起。
老林说：“大概是二处的那个覃勇吧。”“呵，对对对，是覃勇，是覃勇。那个小伙子还不错吧。年轻人嘛，要让他锻炼锻炼。”老方松了口气。
老徐迟疑了一下，还是鼓足勇气说：“不过比较而言，恐怕还是小韩对工作要熟悉一点。另外，就算小韩不合适，老刘也是很踏实的。”“小覃也不错，他写的关于管理工作的论文，还在省里一家专业杂志发表过呢。”老林机敏地感觉到了这两个人的差别，这家伙一向都不喜欢我，同时又认为我是老蒋的人，将来恐怕很难听自己的话。既然老方因某种原因提出了小覃，何不顺手推舟。
现在谁到老徐困惑了，自己副局长都还没宣布，不好固执已见吧。
这个时候，最着急的是老夏，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该从哪里打破僵局。
但老方毕竟是老方，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请老徐回去把这两个人的情况都考察考察，比较比较表现再说。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小覃确实太差，也不要勉强，总不能把关系放在工作之上嘛。这毕竟只是一个小问题，大家也没怎么特别认真。
我的提拔就这样因为老方的记忆出错，被搁了下来的。
第20节
我要知道当时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给耽误下来，肯定要当场昏过去──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去找爱收藏指甲的未来岳父去节外生枝呢。
我要是知道老蒋毕竟只提了我的名，我也不会总是有点敌意地对待老蒋了。
我要是知道大卫的情报根本是错的，我他妈肯定会结结实实地给这个坦克一下老拳。
可惜，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只是焦急地等着，给大卫打电话，要他继续打听，又给周可可打电话，甜蜜蜜地叫她下班后来，然后，继续对老蒋的话爱理不理的，使他多少有点疑神疑鬼的。
局里还未明确宣布老徐为副局长，他暂时还坐在组织处里，处里的工作还是由他安排。
老蒋自然暂时也还呆在人事科，不过，有什么事，现在老徐常常把老蒋叫去商量。
其他的科长，过去其实不大瞧得起老蒋，现在也走马灯似的来找老蒋谈心。老蒋对此处之泰然。不过分傲慢，也不过分谦逊。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多天。办公室里和过去几乎没什么差别。想来张大姐也听到了什么消息，她一气之下干脆住进了医院。没有了她孜孜不倦的教导，几个年轻人如鱼得水。小夏学习结束，回到科里，讲了些学习班里的趣事。
原来，他们只在会议室学习了一天，有同志提意见，说会议室不安心，人老是要跑回自己处室去打电话看报纸等，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搞封闭式学习。于是，领导研究决定，全体移师某风景区，上午学习，下午讨论。结果一到风景区，全乱了套。有的打电话接来了一家老小，开会不到一个小时，一个3岁的小家属在会议室中间安安静静地来了次大便，会议便在欢笑声中结束；有的约好了角儿，关在某个房间里打起了麻将；有的成群结队去照像。
总之，大家过得很愉快，普遍觉得身体健康情况有所好转。
于是，办公室里的人一下由怕去，变成想去了。
争得最厉害的是老马，想借此把老婆带到风景区去度假，以进一步改善关系。第二期学习班，老马便兴冲冲地抢着去了。没想到，这一期为了体现局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由方局长亲自主持，人们全规规矩矩坐在会议室里不敢动。老马偷偷跑回办公室来叫了阵苦，拿了个开水杯便慌慌张张赶了回去。临出门前，还狠狠瞪了小夏一眼。
小夏只抿嘴微笑，继续拿着小圆镜子，读自己的脸。
一个星期后，老马学习结束，人瘦了一圈，从此不同小夏讲话了。
小孙生了场病，也有人说他并未生病，而是到武汉倒钢材去了。几天后，他回到办公室，与养得脸儿红润的小夏恰成反比，他的脸色看上去很差。也不像平时那么爱聊天。只是自己倒了水，捧在手里看报纸。
这一天，我来得最早，坐了一会儿，想起办公室还没有开水，就到楼下的开水房去打开水。
这时，楼上有人把头伸出窗子在喊，韩霜林，快点，电话。
我提上开水就往办公室走。
电话是老蒋打来的。
科长说，今天该大伙学习，本来该我带大家，可老徐今天约我一起去市里办点事。
老徐就是我所在处的处长。
为什么称老徐，而不称处长。有两层含义，一是处长已是副局长，只是没有宣布，所以称处长和局长都不恰当；二是既然敢称老徐，而不称官衔，也暗示着关系的非同一般。
科长最后说，你领着大伙学学吧。
我听到这里，心里不禁微妙地一动，好像某个看不见的疙瘩一下子解开了，一切果然在按照预订的计划在实现，我顿觉春风拂面。
科里还有好几个同志，却非要叫我来领着大伙学学，而没有叫老刘领着学学，这意味着什么。
“放心吧，老蒋。”我感激地说，正想表白两句，那边没等我说完就“叭”的一声搁了电话。
我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依次巡视了一眼已经坐在办公室的同志们。
紧挨着电话边的是小夏，知道今天是学习，她比平时来得要早些。此刻，正从那精致的皮包里一件一件往外拿化妆品。要是有可能，她会把整个办公桌弄成一个梳妆台。小夏对自己脸上的几个微不足道的小斑点有些过于敏感。她有好几个月就对着镜子生那几个小斑点的气。它们是她的敌人。
小夏对面坐着的是小孙，眼睛看着天花板，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但看得出来，有个新主意又在让他着迷。我注意到了他脸上的兴奋。
再过去是老马，他正在很仔细地揩自己的茶杯。
我想，当了科长后，这几个人不会让我为难的。
现在，老刘正聚精会神地看新到的报纸，哼，心里现在肯定有些失落，但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眼光扫过他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那天早晨，他和小黄手指勾着手指走过的情景。这个细节有点意思，看来我甚至应该调查一下。
再过去就是张大姐，她是从医院请假回来处理一些事情的，今天人齐，她也索性在办公室里坐一会儿。
此时，张大姐正神情郑重地研究日历，并用笔在上面划杠杠，好像在计划未来一周要做的事。
女同志了，人到中年，也真不容易。还是要团结她，一起搞好工作，我想。
下午，老徐走进了办公室，并不看我们一眼，他一直走到办公室里面，和刚回到办公室的老蒋嘀咕了几句，然后把正在练毛笔字的老刘叫走了。
莫非他们上午一起出去时，商量了什么？莫非老刘还是已经稳稳走向了科长的位置？我装着去窗外看风景，瞟了一眼老刘写的字，却是个“奋”字，是奋斗，还是奋飞？我暗自揣摩了一阵，不得要领。
不管怎么说，我有一种走在悬空的楼板上的感觉，总觉得立即会一跤摔下去。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玄，不可捉摸。
第21节
这天周可可到我们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走出去后，碰到小黄，她们竟点头打了个招呼。
我和周可可回到我住的地方，一边弄菜一边聊天。我小心地盘问出，原来小黄是她的中学同学。
“她和你一样，毫无疑问本该是大学生。可惜……”“可惜？可惜什么？”“算了，姑娘的事，你就这么感兴趣！”我忙陪笑，说我正在构思一个反映女性生活的小说，主题想好了，就差素材，所以，听见有点意思的女性经历，就忍不住要问一下。要是她觉得不好，就不问了。可可眼睛里立即露出了奇异的光芒：“小说，你想写小说。我怎么没听你说过。”“我是学中文的嘛，写个小说有什么奇怪的。”我装着不以为然。可可则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她还顺便说出了她的愿望，我在小说出版的时候，在扉页上应该写上献给最亲爱的周可可之类的话。
“那当然，肯定是要写的。”周可可马上提前给了我一个热吻。
“还别说，小黄的故事肯定对你有启发。”最后，如我的期望，可可主动说。
我要请读者原谅，不能原原本本地照周可可的讲述，把小黄的事讲出来。因为一个女性在介绍另一个女性的时候，总是有着无穷的闲笔和饶舌。可可总是一不小心就搞成了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相比之下，她谈论关于别人的事时，还稍稍真实些，而她自己的回忆则总使我觉得是哪部小说或电影里的情节。
经过我的思绪的整理，储存在我的记忆中的全部资料大致如下：老刘和小黄的关系源于很多年前。那时，他们俩都不在这个局，而是在一个纺织厂里。
老刘是车间副主任，而小黄则是新工人。
现在，老刘觉得应该做做这个小姑娘的思想工作了，他技术上有一套，更善解人意，以会做思想工作著称。他早就听黄映红的小组长反映说，黄映红情绪不好，进厂后是那批青工中技术最差的一个，而且常常迟到早退。
这时，时间是午夜11点50分，马上就到加夜餐的时候了，他取出了饭盒，和女工们一起朝食堂走，他有意走在了黄映红的旁边，并和她打了个招呼，表示想和她谈谈。黄映红的小组长知道刘副主任又要来解开一个女工的思想疙瘩了，于是说，干脆黄映红的活由她顶着，你们好好谈谈。
于是，满天星光下，他们吃完了饭，就在一起好好谈谈。
凭良心说，老刘开始并没有什么非份之想，但是他们谈着谈着，黄映红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表示她不想在纺织厂这么干下去了，老刘于是耐心地劝，也不知怎么的，黄映红就靠在了老刘肩上，两人后来竟在厂里的花园里拥抱在一起。
黄映红就这样再次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第三者。
具体的性爱是黄映红没有体验过的，而老刘偏偏又有一套空荡荡的住房，他们有条件过得像一对夫妻，黄映红就开始提前进入了她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没有不透风的墙，和黄映红在一个厂的另一个车间上班的女同学不久就知道了这件事。她坚决地认为黄映红是受骗上当。为此，她发起全班还能找到的女同学，以聚会为名，搞了一个拯救黄映红的行动。
还在护士学校读书的周可可就是在这次聚会中看到有一年多没见面的黄映红的。周可可还记得，那一次，黄映红哭得像个泪人儿，但她拒绝承认老刘是一个坏人。有个同学说，干脆叫几个男同学，把那个家伙揍一顿，黄映红不出声地拔腿。留下一帮女同学在那里恨铁不成钢。拯救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他们在厂里呆不下去了，老刘便一边和在北京工作的妻子进行着漫长的离婚斗争，一边把自己和小黄都调到了我们局里。
第22节
我承认，在倾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像饥饿的老鼠无意中咬到了沾满奶油的面包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老刘啊老刘，你终于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不知不觉地吃吃笑了起来，我捂住嘴，空气还是发出了吃吃的震动声。
“你觉得这能不能写小说。”因为回忆和叙述而疲倦不堪的可可问。
“恐怕有点用。”我煞有其事地说。
“我去炒菜了。”可可用一种日本女人式的温柔说，然后欢欢喜喜进了厨房。男人在声明自己要干一件了不起的事的时候，往往就能起到这些效果。当然，这样的手段我劝读者最好还是偶而为之，否则精明的女人只需三下五除二就能戳穿你的把戏，而且对你所有真实的计划都嗤之以鼻。
当可可在那边弄出噼里叭啦的声音的时候，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琢磨着怎么来使用这个超级炸弹，这可是个最容易流传的题材。这样，就算是老刘策反了老蒋，局里也未必敢用他。只是，后果肯定严重，他们说不定只好双双退出这个局。那样，也许老刘无所谓，小黄可能就会有灭顶之灾。
我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小黄在被我打量时的惊慌的表情，不禁有点躇踌。
我又皱着眉头轻轻敲了敲茶杯，总结似的自言自语：“城市的危险性就在这里。我们实际上生活在各种齿轮和转送带之间，一不小心，谁都就会往下滑，甚至掉进它们冷酷的利齿中去。”现在房间的光线已经有点暗了，所有的家具都消失了它们的细节，只留下大致的轮廊。
可可布置的插花，在一片灰暗中浮现出来，有几天没来得及打扫，我看到，它们上面好像已结了一些小蛛网。从这一点，我感到了自己的疲倦。
正这样想着，隔壁的一家人又吵架了。我听得见女主人尖锐、激烈的声音，像咒骂，又像控折，有如波涛一样连绵不绝，又听见一个小女孩子的哭声，好像在哭着劝他们不要吵了。奇怪的是，和往常一样，还是听不见男人的声音，也许他的声音太低，无法穿过墙壁和过道传来。但是突然，一个笨重的声音传来，那女的咒骂声一下子就中断了，然后变成了吐词不清的嚎陶大哭。小女孩也大哭起来。也许是那嘴拙的丈夫急了，一脚把老婆踢翻倒在地上了。据说，那男人常这么干，不吭声，只动手。
当隔壁的声音小下去，楼上的录音机放出来的通俗歌曲，以及更远处的街上的人声车声才重新汇聚拢来，像碎纸片一样，朝房间里面灌。
我听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一切又好像无从猜测。
我拧亮台灯，把桌上的东西推开，从抽屉里摸出张纸，伏在桌上写了起来。
这正是我的优点，对于要进行的计划，从不仅仅在脑袋里想想就了事，我喜欢把它们固定在纸上。这样，计划实施起来更精确，效率更高。
先得再去一趟可可的家，摸摸底，看看可可的父亲工作究竟做得如何了；第二个要找的是就要提起来的副局长老徐，我想起曾经有一次，跟着老徐出去开过一次会，还喝了酒，他曾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你是会有出息的，当时我也喝了点酒，晕乎乎地说，要是好好干了还是没出息怎么办，老徐说，那我们就帮你有出息，哈哈哈；第三个要找的就是老蒋，应该说，就这一点，他们早就有默契，现在科里的事，如果老蒋想和谁商量，肯定先找我，也许，在找老徐之前，就应该找老蒋沟通沟通，免得有越级之嫌，现在老刘把老蒋似乎抓得很紧，至少也应该找他探探虚实；还有局长老方、副局长老林、老夏恐怕都应该去走走路子，当然，也不能太露骨太迫切，否则说不定还有副作用……我写一个名字，就在名字的旁边作上各不相同的记号，然后，我把小纸条仔细地压在台灯下。
未来的许多秘密，已经提前包含在这张纸条儿下面。
在后来的某一天，当这间小屋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感到整间屋是那么空洞，这种空洞压迫着我。我害怕这房间里的阴暗，这阴暗也像有了重量，我觉得自己负担着它们。我机械地摸索着，像今天这样拧亮台灯，想让那些恶梦般的东西消失。这个时候，这张纸条儿又飘了出来。
是的，就是这张纸条儿，我挪动台灯掀起的风，使它悄无声息地沿着桌面向外滑出，在桌子边缘，纸条儿停顿了一下，如同人们在重要决策前的犹豫，然后它微微颤抖着，向地面飘去。
就在它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我条件反射地一把把它抓住了。
我好奇地展开它，读到这些名字和符号，我的脸上的肌肉不禁抽搐起来，那寥寥几个字，代表了我当初的全部苦心。
我神经质地笑了起来，他掏着打火机，把它点燃了。
我的过去的这一部分在燃烧，是最可怜的一部分，它们连燃烧的时候也只能拥有这样渺小的火焰，我轻蔑地想道。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每一幢办公大楼里，其实都不像它的表面那样平静，每一个人都是有意无意的炸弹制造者，各式各样的炸弹在穿过楼道和墙壁，它们爆炸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在无声无形中，有些人一辈子的努力和梦想就变成了碎片。当然，在生活中也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情形，炸弹的爆炸并没有起来那种耸人听闻的效果，它们只是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喜剧性场面，为过分庸常的机关生活带来一点点生趣。
我现在已不能全部记清在获悉老刘的秘密后的矛盾了，我想我在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把这枚超级炸弹投放到这幢办公大楼里去的。
我可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障碍。
不是我的良心发现，而是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放弃了这么做。这枚炸弹就只好藏在我的记忆中悄悄生锈了──我可不是那种爱有事无事地传播丑闻的人。
在我以谨慎的态度反复推敲着施放这枚炸弹的效果，思考着如何克服一些技术上的困难──比如让它准确地击中目标，却不让我露出一点痕迹的时候。另一枚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炸弹正向我们科飞来。
突然有一天，科里的人议论纷纷，说经组织上的考察，老刘在十年动乱中曾出尽了风头，是属于典型的“三种人”。
据说，局领导已经表态，说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留在组织处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
大家虽然对老刘印象比较好，现在也不知不觉疏远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小夏告诉我，老刘可能要去某个贫困的郊区小镇去当副镇长了。夏局长已同他谈了话。据说，这是他在得知市里要抽调一批干部去搞扶贫后，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也许小道消息是真的，他感到就算留在局里也前途无望；也许是他在办公室里练字练得有点无聊了吧。
管他的，张大姐也只偶而才来一趟办公室，到目前为止反正我的前面再无强劲的竞争对手了。
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一个平庸的下午，我甚至没有听到任何一颗小小的炸弹爆炸的声音。
第23节
这天，我正在旁敲侧击，向老蒋打听，我的提拔，究竟卡在什么地方了，王承铭走进了办公室。
“坐吧。”我站起来，给他倒开水。心里寻思，这个家伙肯定又是借钱来了。他已经来了好几次，现在，全科的人都认为我欠下他的赌债了。因为他借钱的时候总是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恼怒。此时，我知道他已在一个小报工作。
其实我心里知道，他是在生自己的气呢。一个心高气傲的大才子，一个总是厌恶世俗的人，最后不得不向老同学伸手，他心里比我更不是滋味。
王承铭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办公室唯一的沙发上，叹了口气，说：“老韩，你们局与农村工作联系多，或者你认识几个养鱼专业户吧。”我说：“你要去钓鱼？”我在心里想，我可不能答应这件事，报上不是刚刚登文章批评公款钓鱼吗？万一介绍他们报社的同志去了，弄得影响不好，可对我的提升有影响。
王承铭说：“钓个鬼。现在挂在钩上的是我王承铭。”“王承铭，话说清楚点，我没听明白。”“嘿，我们那科长被一个小姑娘算计了一下，其实也没算计到。但他迁怒于我，不要我了。你知道，那个科本来就不适合我。所以我昨天散步时，来了灵感，我自己成立一个部门得了。”“你自己成立一个部门，那你不成了中干了。”我感到很震惊。
“也可以这么理解，不过，我就领导我自己和临时工，因为我想承包报社后面一个废弃的游泳池。”“弄来搞游泳比赛？”“不，是养鱼。”原来，王承铭这个稀奇古怪的念头，已经被报社领导采纳，报社财会室已得到通知，王承铭的工资就开始单独进行核算，一年到期不能交出4000元钱，将完全停发工资。
那个游泳池大约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其来由是因为某局的一把手一时兴起，想在单位成立一个游泳队，但据说游泳池从建成之后就漏水，局长亲自监工修过几次，仍然没解决。
后来那位局长调走了，就再也没有管这件事。
多年后，局里的人偶尔在某年的元旦前打扫清洁，来到这个废弃的游泳池附近，他们惊奇地发现游泳池里竟装满了水。而且还有一帮毛孩子在池边钓鱼。
他们一问，才知道，是雨水把游泳池灌满的。这倒好理解，也许是雨水冲刷的泥土，把池底的缝塞住了吧。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池里不知怎么还有了鱼。
是一种细长细长的小鱼，它老是咬你的钩，你却很难把它们钓上来。
新调过来的局长，那时刚开了市里的防火安全会回来，就说，好，既然池里不漏水了，就把它作为我们局的消防池吧。
这样又过了几年，局里办了报纸，这游泳池就划归了报社。直到现在王承铭来承包，里面都还是只有那细长细长的小鱼。
于是王承铭就这样成了都市里的养鱼人。
他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现场研究了一回。
他唯一急的是自己一点也不会养鱼。所以跑来找我了。
王承铭还说：“说来奇怪，快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常梦见自己在城市的屋顶上养鱼呢。没想到现在还真就应验了。”
第24节
我觉得浑身燥热不安。
也许这是天气的原因，夏天来得如此让人防不胜防。
在整齐地栽着法国梧桐的街道上，我皱着眉头，强迫自己放松——紧张对自己有害无益，不如干脆不想。
我悄无声息地走向那幢旧式房子，快到的时候，才想起这件事一岔，我竟忘了买杀虫剂。我犹豫了一下，实在不想往回走，还是继续向它走去。在城郊，这幢房子过去是这一带最漂亮的，据说是抗战期间，一家国际性大公司修的。当那些操着怪腔怪调的高鼻子老外不停地耸着肩膀搬走后，这里宽大的走廊，使悬挂尿片的主妇们感到满意。
如何说，在前后左右拔地而起的大楼面前，它虽然有些落伍，但多少仍带着点昔日的贵族风度的话。要是你现在走进这幢房子，你将看不到一点有过无数宗跨国交易的大公司的痕迹。
那些在20年代十分庞大的交易活动，直到现在还能产生影响的，是一宗来自非洲的水果贩运生意。它带来了一种有着奇怪生命力的蚂蚁。它们，才开始来到这个东方古国的时候，肯定险些灭绝。但它们一代代拼命适应并存活了下来。现在，它们学会了在其它季节里保存实力，而仅仅向居民们展开夏季攻势。它们沿着墙壁，沿着悬挂在空中的细绳子，沿着桌子、床的木腿向人们接近。这些肉眼要很费力才能看见的小蚂蚁，叮咬过的地方，却会肿起一个小红块，久久不消。
开始人们并没在意，因为它们的数量不多，只有底楼的几家有些抱怨。但今年夏天，它们疯狂地繁殖，各种药物对它们来说如何糖桨一样，它们一边吞吃，一边像褐色的浪潮席卷了这幢楼。使每家人都叫苦不迭。
城市害虫防治所的研究人员也闻讯赶来了，他们惊奇地发现，这还是国内乃至整个亚洲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发现这种蚂蚁。他们采样、写论文，忙碌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了。并没有为居民们提供什么有效的方法。
我住在二楼，天气热起来的时候，蚂蚁开始出现在我的房间里，不过，它们的数量还少。我知道它们会越来越多，所以打算先买好杀虫剂对付它们。我掏出钥匙，打开门，进了房间，想先喝杯水，润润干燥的喉咙，就转身进了厨房。
天！我差点叫出声来，那张条桌上，竟爬满了细小的黄蚂蚁。它们中的一部分正在对付昨晚我未吃完的包子，并形成了一些蠕动的细线，这些细线源源不绝地向碗柜开去。
在努力镇定下来后，我打开了碗柜，担忧成了现实：这些小蚂蚁已搜索到了放糖的罐子，看样子它们根本没想过要把糖一粒一粒地搬到某个地方去，而是兴高采烈地在里面享用着，把糖罐子当成了自己甜蜜的家。
我冷静地退回到房间中，念念有词地思考了一阵后，取出医生手术时戴的那种橡胶手套──这双手套还是可可有次下班时，无意中和毛线衣之类的一起拿到我这里来的，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我把糖罐子扔进盆子里，再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了一半进去，另一半则冲向案板上的那几路蚂蚁的队伍。蚂蚁果然害怕热开水，它们人仰马翻，沾着水的扑腾了几下便一命归西，剩下的胡乱窜命。我不敢大意，隔着手套把一它们一个一个仔细地消灭了。因为哪怕是留下来一个，在这衣服穿得太少的夏天，肯定也会给你咬个大疙瘩。至少有一个小时，我已眼冒金花，一身是汗，才把全部蚂蚁清除。
我松了口气，退回到里房，我本来想稍稍休息一下再弄饭吃，但是，无意中我往脚下一看，虚汗就冒了出来：在我的脚边，一路蚂蚁正坚定不移地朝床的方向前进，目标是一枚小小的果核。我厌恶地盯着它们，束手无策，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楼下的女人的神经质的喊叫了──那时，我根本不能理解，一连好几天还学那女人的尖叫声取乐。
现在，我的恐惧绝对不亚于楼下的女人，我想起了在哪里读到过，有种非洲蚂蚁，来去如潮，所过之处，来不及避开的丛林中的蟒蛇，村庄中的人和牲口转眼间就会只剩下一堆白骨。
要是，晚上它们爬上床……我一想到这里，不寒而栗。
天黑下来以后，可可照旧来这里看我，她推开门，一个奇特的情景使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
她揉揉眼睛，眼前的一切并没有变：床被拉到了房间的正中，床的四条腿各放在一个盆子中，盆子中都盛着水，什么也没吃的我已蒙头而睡。
这便是我用了全部的智慧想出来的绝妙的办法。
这个夏天，我是这幢楼唯一一个没在睡觉时被蚂蚁咬醒的人，这应该归功于那天傍晚的灵机一动，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的烦闷和不快并没有影响我的悟性。
第25节
我本来就是一个多虑、谨慎的人，而在可可面前又一直扮演着一个浪漫、超脱的才子。
在一边挠着身上被蚂蚁咬红的地方，一边和可可探讨意识流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耐心在消失，我也许已不能坚持好这个角色，直到婚姻大功告成。
就像一场大雨，冲掉了涂在木偶上面百般描画的油彩，露出了里面的木头的质地，我终于放弃了这种扮演。
那个热情、浪漫的男人消失了，在她面前是一个过分实际得近于冷酷的我。
这个人实际上不喜欢幽默，不喜欢冒险，不喜欢屋内装饰艺术，不喜欢任何巨星，不喜欢温文尔雅地谈情说爱。
由于蚂蚁的无处不在，每次可可来的时候，我们只能退缩到床上，挤在一起，可又越来越无话可说。
要是换上另一个聪明而老练的女性，她也许会干脆避开这段时间，等我从无名的焦燥中恢复过来。
男人常常需要安静一会儿。
但是可可是那样率真、急燥。我的情绪立即感染了她，她的不安使她来得更勤，几乎是天天下班后就提着菜来到屋里，而且总是要刨根问底地打听为什么不高兴之类。
我终于对巧舌如簧彻底失去了兴趣，我拒绝回答她的任何问题，只是把她抱住，一言不发。我发现我需要刺激来转移精神上的负担的时候，我的手不老实地朝她衣裳里面钻的时候，她生硬地把我推开了，这使我非常尬尴和反感。
我们坐在一起对视着，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陌生的东西。
“我对你了解很不够。”在不知道沉默了多久以后，周可可说。
我做了个无所谓的动作，伸手去拿书桌上的杯子。
“我对你了解很不够。”周可可再次说。
“不要这样严肃地看着我。”我不屑地一口喝完了杯子里的水。可可的灵魂有时简直就住在脚后跟里。在那该死的脚气的包围中，又被高跟鞋紧紧地套着，你能指望它有什么杰出的表现。
现在要办的事是陪老徐的岳父去王承铭那里钓鱼。
这是一个星期天，我一边狠狠地咬着在路上买的包子，嗓子有些发干，吞咽食物便不容易，我的眼泪都被哽了出来。我一边擦眼泪一边高一脚低一脚朝巷子下面走，两边都是颜色各不相同的砖墙。
从大街上走到王承铭承包的游泳池，得通过一条转了好几个弯的巷子，而且得下好些石梯。
想起在办公桌边的奋斗竟取决于这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奔波，连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在城市里做事，就是如此曲折与微妙。
第26节
那是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别无他人。传达室的收发员送进来一封信。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样子，天蓝色的信封，右上角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邮票。
我拿起来端详了一下，上面的字迹娟秀而工整。字迹有点熟，一时又想不起是谁。左下角却草草地写了个内详。看样子是寄信人在写地址时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写个内详了事。
我好奇地拆开它，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有几行小字：韩霜林：孙忆敏都告诉我了。虽然我是个爱幻想的人，虽然不愿相信你会是这样的人，不愿相信自己会碰到这样的事。但这些却是事实。你无须对我再解释什么。
我将来一趟，取回我放在你那里的东西。
周可可我尽量控制住自己，反复读了几遍，说实话，从来没有什么信能让我如此震惊，孙忆敏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这是周可可写给我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她在读了我的征婚启事后来写来的。我感到一种疼痛，它在我的震惊中慢慢到来，一点一点地加剧。随后，它像某种石头一样固定在我心中某个地方。
孙忆敏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凭什么在我背后开这么一枪。我想起那天吃饭时，孙忆敏总是在回避着我。莫非在那天，她已经去找了周可可？她是挟怨报复，还是无心之过？那么，周可可的父亲是将取消对我的支持甚至干脆给他的战友打个招呼，让我继续坐在门边当小科员，还是对此不闻不问？我正感到一片混乱的时候，说来也巧，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心里不禁又是一震，没想到电话是周可可的妈妈打来的。说起来，这还是她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呢。
“你们两个人出了什么问题？”她一开口就直奔主题。
我一时语塞。好在她并不关心我的回答，只顾一个劲地往下说：“你是大男人，如果闹点别扭什么的，应该主动向她和解。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可可这几天总是不跟我们说话。有时还在房间里一个人偷偷哭。”“呵，我们有点误会。”我不安地说。
周可可的妈妈又和我说了一大堆人生的道理，我只好唯唯诺诺，让她安下心来。本来天气就热，把我听出一身大汗来。
放下话筒，我稍感轻松。我怕她再打电话来，干脆收拾好东西，提前下班，走了。
也许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也许已经是覆水难收。开始，我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如何向周可可解释。这有些困难，因为孙忆敏既然去找了她，内容肯定不堪设想。说了什么，傍晚，我在滨江路漫无目的地走着，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回忆了我和周可可认识的整个过程。很多东西都在落下。曾经包围着我的温情现在看起来矫柔造作，种种许诺一触即碎。
这样的恋爱很不真实，因为我在这个过程的始终不过是一个扮演者。我惊醒过来，也许，这不是一次打击，而是一次机会。扮演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永久的负担。
好吧，就按周可可说的办，我无须解释。
第27节
花瓶在落下，在碰到地面的一刹那，我将不得不面对那种细细的尖锐的声音和纷飞的碎片。
我还是没有准备出手去挽救它。
尽管我作出了如此冷酷的决定，但当我独自呆在房间里，每当有人敲门的时候，我仍然希望那就是周可可。这说明我对过去的温情仍然有一种依赖。要是周可可在这时出现，也许一切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但在我的房间里，我再也没碰到周可可。后来，我把这解释为命运的安排。
在一年多以后，我在街上偶然碰到周可可，她的平静和微笑使我自形见拙，她表现出了受到伤害的女人少有的那种宽容。我也没有再解释我的无辜，因为她身边已有着另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士，我不想打扰她内心的平静。
在某一个黄昏，我回到房间，看到房间里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有些东西少了，房间有些凌乱。而钥匙醒目地放在书桌上。我注意到花瓶的插花，已经枯萎地垂下了头。我就是在那一霎间产生了对孙忆敏的仇恨的。莫名的怒火冲垮了我的理智，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觉得正是她精心策划，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一手毁掉了我的爱情。
这样的情绪中，我突然决定去找孙忆敏算账。我转身下楼，蹬上自行车就走。像这种毫无准备的行动在我的个人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
我不慌不忙地骑过了十几个路口，在每个路口都极为小心，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极端的情绪中疯狂地把自己骑到一场灾难中的。
我停好自行车，抬头看了一下孙忆敏的房间的窗口。灯亮着，说明有人。要是她有家人在，我就把她叫出来；要是没人，就关上门把她痛骂一顿，出一口恶气。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孙忆敏。
“呵，是你。”她欣喜地说，没有一点惊慌。这反而使我有点疑惑。看见我站在那里不动，她招招手说，“进来吧，我父母去北戴河了，就我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来吗？”我尽量平静地说。
她点点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指的是周可可吧，对，我只是告诉了事实。”“事实是什么？”我讥讽地问。
“那就是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但是我们有过超越友谊的关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孙忆敏一点也不着急。
“你说我们有过超越友谊的关系？”说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就有一点心虚。
“你想否认事实。这不好。”孙忆敏说罢，起身给我倒了一杯凉开水，就在她递过来的一霎间，我没好气地一挡，没想到，碰翻了她手中的杯子，水洒得我们俩一身都是。奇的是，那杯子滚落到地上，并没有变成杯子，它带着清脆的声音跳了几下，最后靠在沙发的脚边不动了。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放下心来后，才不耐烦地说。
“也许我不该去说，说实话我这几天都在后悔，但你知道女人都是有弱点的。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你要骂我以后再骂怎么样，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到哪里去？”我看着她，想看她又在耍什么花招。
“我的人事关系已办到人才交流中心去了，明天我就要去深圳，去尝试尝试，一年或半年后，回来搞自己的公司。”“发生了什么事？你不在办公厅干了？”我承认，我的惊讶使我多少冲淡了自己的恼怒。
“就是因为没发生什么事，我才不在这里干了。我认为我自己完全可以选择一条更有发展前途的路。”孙忆敏把杯子捡起来，放回桌上，不再给我倒水，“所以我说今天你别骂我，男人是不是应该有点风度，我刚做好了菜，我认为你至少应该陪我喝一杯送行酒，过几天再去找周可可解释，我会承认这事实是我编造的来为你开脱。你放心，再聪明的女人最后都会相信男人的话。”“难道这是事实！”我的火又冒上来。
孙忆敏用手指竖在嘴唇上，然后说：“我刚才说过的，今天不要骂。”“你一定要喝一杯。”孙忆敏说，一边把一个漂亮的小酒杯递了过来。
这是我刚才骑车来绝对没想到，我的兴师问罪竟会变成举酒对饮。说实话，是孙忆敏的决定使我感到震惊，使我很想搞清楚她会什么会离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
当我试探性地提出这个问题时，孙忆敏说：“事实上，不应该是你对我觉得奇怪，而是我们应该对你感到奇怪。一切都在变化，我们的选择机会已变得如此之多，而你却一眼盯死了你那个不知何时到来的科长职位。呵，不止你一个，还有大卫。区别在于你是兴致勃勃地走这条路，而大卫则是有思考怕行动，也不得不走这条路。”孙忆敏这番话分明有点自以为是，她似乎忘记了王承铭也是轻率地离开工厂，走上流浪之路的。
我默默吃菜喝酒，心中的恼怒并未消散。
由于我的沉默，孙忆敏的话也渐渐少了。
吃过晚饭，我起身准备走。孙忆敏把我叫住了：“吃了饭就想走，我要清理东西，正愁有些东西搬不动，帮帮忙怎么样。”反正回去也没事，我答应了。
我们一起把很多箱子从很高的壁柜下取下来，孙忆敏只在每一口箱子里选很少一点东西。然后又把这些箱子送回原处，至少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干完。
看看没什么事了，我便到厨房去洗个手，准备离开。水哗哗地冲下来，我搓着手，想起应该用一下肥皂，便东张西望。这时孙忆敏拿着肥皂进来了，她把肥皂递给我，自己也洗起手来，我们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听得见她的呼吸声。
“韩霜林，希望你以后不要恨我。”孙忆敏说，我听到她的声音似乎有点沙哑。
“抬起你的头来。”我说。
她肩头动了一下，却没回头，手仍在哗哗流动的水中麻木地冲着。
我替她关掉水龙头，把她的肩膀扳了过来。她的脸上竟挂满了泪珠。不知怎么的，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早晨陌生而奇特的气氛中。不同的是，我惊奇地感到，身体中有一种让我自己震动不已的欲望在跃跃欲试。在和周可可度过的无数温情脉脉的傍晚里，我从未感到这种欲望。
我失去了理智，使劲抱住了她。
第28节
请原谅我不能交待那天晚上的所有细节。在那间有点说不出名字的香气的卧室里，我们陷入了同样一种比野兽还野兽的疯狂。当我们都疲倦地依偎在一起一动不动的时候，我轻轻摸着自己的肩头，那里有她留下的牙印。这种隐约的疼痛我是如此熟悉，我心里不由一惊。
“痛吗？”孙忆敏带着散乱的目光问，她用手指也来轻轻摸着我肩膀。
我头脑中像是有什么东西一闪，许多消失的细节重新拼接在一起，那些被酒精冲散的情景重新回到了脑海里。我闭上眼，立即想起了她的喘息和散乱的目光。我抓住了她的手：“我现在相信了，那天早晨你说的全是真的。”我没想到怨恨与欲望只有这么一步之遥。
“我非常喜欢你疯狂的时候，那天晚上，我送你回来，你的疯狂把我征服了。我看见了另一个韩霜林。但是，第二天早晨，你醒来后，又变成了从前的那个韩霜林，心事重重，始终带着怀疑的目光。你的分裂太可怕了。我前一段时间总是做恶梦。”孙忆敏的嘴唇对着我的耳朵说。
我一声不吭，懒洋洋地抽着一支香烟。
我怎么也没想，怎么也不问。我让自己沉醉在陌生的气氛中。我周围飞来飞去的全是我曾经以为是梦境的景象。如今，我知道了，它们其实就是在我那间屋里发生过的事实。
我们看着天花板，偶尔路过的夜车的灯光在上面扫来扫去。火车在更远处奔弛。
夜太短了，天已开始发亮。孙忆敏还在不停地说话，我从来没听到过如此沙哑带有磁性的声音。
实际上，这是另一个孙忆敏。那个古板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她执意开了四年的玩笑而已。
“我父亲和母亲是包办婚姻，他们结婚时，正是解放前夕。前放后，我父亲离开农村到城里参加了工作。他对这桩婚姻不满意，但又不敢离婚，就一直让我母亲留在农村里。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直到读初中才进城来。我亲眼目睹了母亲在父亲面前的极度卑微。我在感情上始终是倾向母亲的，所以我一直对男性有一种潜意识的反抗情绪。读大学时，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追求上进的强者，我不屑于别人怎么想，我只考虑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到后来，我们终于冷静下来。窗外泛起的白光使我们重新回到从前的角色中。孙忆敏的话渐渐有了逻辑，她还给我介绍了她的家庭。
我们一直聊天到天明，当然，主要是孙忆敏在喃喃自语似的倾吐。她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给我讲起了她的过去。
她抽烟的动作很熟练，看样子不是第一次抽。
“我不想走了。”在窗外的天空逐渐发白的时候，她突然说，“我舍不得你。在那么，这样的回忆肯定只能让我更孤独。”“那就别走，办公厅也满不错的。”我的手还在她身体上恋恋不舍地逗留着。
她低头想了一阵，又和自己争辩道：“不行，我还是得走，留在机关对我没什么好处。
我能独挡一面，有关系，能贷到款，不出来搞太可惜了。“”那我们以后……“我话没说完，就打住了，我感觉到我和孙忆敏之间也许不会有什么以后了。
孙忆敏果然说道：“我们没有以后了。你不会为我去深圳，我也不会为你留下来。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你总是在拼命适应现实，而我却想改造它。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昨晚所说的后悔也包含了这层意思。“”也许你说得对。“我说，我随即想起，老蒋今天就要搬到处长办公室去，我宣布为科长的时间也许为时不远了，要我去深圳，确实是不现实的。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下来。
把孙忆敏送上去机场的班车后，我有点疲倦，但班还是要上的，我回到孙忆敏的楼下，推出自行车，没想到要在这里过一夜，我的自行车没有推进车棚，夜雨把它全打湿了。
我又仰起脸，看了看孙忆敏家的窗子。
好象我是刚刚骑车来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人也不曾离去一样。
第29节
我向单位方向骑车而去，这个方向与孙忆敏去机场的方向相反，也正好与周可可的医院的方向相反。我感到这是一个寓言，在燥热的夏天中，两个女人正在向我身后渐渐退去，所有的温情也在离去。而我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按步就班地按照固定的规道运行。
就在这一天，我得到了正式任命的准确消息。
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办公室帮助老马找一份文件。老马最近越来越恍惚，好像这个夏天把他彻底搞糊涂了。他不止一次重复起草文件，把干完的工作再干一遍。有时刚打完开水，坐下看一会报纸，他又嘀咕一声，唉呀，忘了打开水，伸手又去提开水瓶。
开始我们觉得很好玩，后来又有点担心。但又不敢劝他去医院检查。
这份文件是老蒋昨天交给他传阅的，今天集体讨论，可他看后就再不找不到了。
“小韩，你过来一下。”徐副局长走了进来，冲着我招了招手。
我只好放下手里的一大堆文件，扔下一头大汗的老马，朝门外走。老徐并不作声，在前面走着，我一时不知道有何指示，便跟在后面走。
到了老徐的副局长办公室。
“坐。”老徐用手朝沙发一指。
我坐了下来。
“小韩，老蒋有新的工作安排，局里觉得你工作很不错，决定让你多挑点担子，你有什么想法没有？”“谢谢局里的信任，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不辜负领导们的希望。”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心里演习了多少遍了，所以说得分外流畅。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一句话吗？”“记得，记得，徐局长对我一向是很关心的，我心里很明白，很明白。”“你以后多少也得独挡一面了，要注意工作方式，处好同事关系，这很重要。还有，有些情况，可以直接向我汇报。”老徐眯着眼说。
“知道了。”“好，你回去吧。这消息暂时不要外传。”还外传？我们科里谁还不知道这消息？我心里想，但头还是拼命地点。
一个多星期后，局里专门下文宣布了一批干部的任免决定。当我研究这份简短的文件时，我已坐在了老蒋过去的位置上。
本来我是准备把科里的办公桌重新弄成一个环形的，这些，科长与群众的关系显得更密切的。但大家都不同意。他们从心里不喜欢科长就坐在对面或左右。我也只好萧规曹随，就按惯例把所有的办公桌调整了一遍。
大家还一起聚了顿餐，对我表示祝贺。
经历了如此多的曲折，我终于如愿以偿，初步进入了权力阶层。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没有变得踏实，反而更有不安之感。我总觉得这科长当得很不真实。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其实一直都有传说，说我们局即将解散，作为一个处并入另一个局。
但没人相信。
第30节
此后我再也没有与周可可联系。
只是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正填写一份报告，小孙喊道：“老韩，电话。”我起身拿起电话。
“喂。”“喂。”对方是一个女的，而且声音很熟悉。我问：“谁呀？”电话那么沉默了一阵，什么都没说又放下了电话。
我疑惑地放下了电话，从声音来看多半是周可可打来的。她想对我说什么？为什么欲言还止？我本来以为孙忆敏会给我写信来，起码，应该告诉我她新的通讯地址和电话。但是一点信的影子都没有。
当然，对此我并不是很关心。
我当上科长仅仅一周，一切都还很新鲜，我制定了全科的新的工作计划，动员老马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再来上班，又从医院请回了张大姐——如今，论工作，她还算个能手，我虚心请教的态度终于稍稍减轻了她的痛苦，她决定努力在中年快马加鞭，好好干出点成绩来。
对小孙和小夏，我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我把更多的外勤工作让总在办公室呆不住的小孙去跑，他可以兼顾自己的下海念头，自然感激万分。小夏过去在科里一直是听用，总是闲着没事。我让她接替老马的工作，管理档案。工作安排后的第二天，夏局长就友好地邀请我去他家喝酒。可见我的想法没错，当父母亲的不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酒我是肯定不去喝的，刚刚担任一个小职务就去跟某个领导打得火热，弄不好副作用一大堆。
我兴致勃勃地干着，看来当一个科长并不很困难，我有理由就这样当下去。
谁知道，城市里的事情变化是如此之快，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好象那是一个星期一，我刚走进办公大楼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人们一向是脚步匆匆地拐进各自的办公室里。而这天却三三两两聚在走廊上，神色激动地议论着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连海湾大战爆发的第二天，办公大楼的人们也没有这么激动。
不过，我倒并没在意，说不定又是办公大楼里出了一桩风流韵事呢。
我咳嗽一声，拐进自己的办公室里。
这一霎间，我想起我这当科长以后才有的习惯怎么跟老蒋如此相似。老蒋在进办公室前总要咳嗽一声。这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有意打个招呼，让科里的人自觉停止一些与工作无关的动作。这样，彼此留出个空间，免得碰上什么尬尴事。一个人不在其位是体会不到这些微妙之处的。甚至有一天，当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研究着办公桌的排列秩序时，不禁像老蒋一样，做了起驼鸟扇动翅膀似的扩胸动作。
但门开着，办公室里却一个人也没有。我开始以为谁先来，可能去打开水去了，定睛一看，开水瓶还好好地放在原处呢。
我正在诧异，小黄走了进来。
她是来拿老刘的信件的。
自从老刘抽调到远郊小镇工作后，黄映红常常来拿老刘的信件。据说，老刘的妻子已决定离开，或者是，他们已经办了手续。不知怎么的，办公大楼的人都知道，黄映红和老刘就要结婚了。黄映红也干脆公开地来替老刘办事了。据她说，老刘在小镇上瞄准了山区的资源优势，组织了城市一帮教授正开发猕猴桃酒系列，用科技带动山区致富。小黄这样说的时候，口气是很骄傲的。
老刘只有两封信在这里。
我递给她，随口问道：“小黄，今天大家在议论啥？”“哦，你还不知道？我们局要撤了。”“什么？要撤了！”我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瞪大眼盯着黄映红。
“听说方局长气病了，住进了医院。夏局长和林局长早都联系好了去处，现在就等办手续了。只有徐局长蒙在鼓里，昨天还在会上大谈稳定，安排这个月的工作计划。可能今天他才知道这事，这不，在走廊上不知为什么，和林局长吵起来了。”可能因为黄映红的办公室就在局长们的办公室旁，她的消息倒是满灵通的。
“哦。”我脑袋里一片混乱，勉强维持着自己的平静，装着不在意地点点头，拿起开水瓶去打开水。
这么说，在我提拔前，局里几个头就已经知道我们局要撤，那还装模作样提拔我们这批人干什么？我想起从春天到夏天的折腾，从心里实在不愿相信这个消息。
等我打好开水回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竟一下子满了，天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到得这样整齐。
老马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一个劲地叹气，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听说这个消息的。张大姐一言不发地看着大家。
只有小孙和小夏表情轻松。小孙一个劲地追问小夏到哪个局去，他笑着说，肯定夏局长在安排自己的同时已经把小夏给安排好了。小夏也不分辩，只反问小孙有何打算。小孙说，他打算把关系放在市人才交流中心，自己去加盟一个什么旅游集团。
我放好开水瓶，感到他们似乎对我将有什么想法，并不关心。
也许这算是正常，至少，这几个月，我除了为当科长绞尽脑汁外，并未同他们有过什么共同的计划呀精神上的交流之类。
想到这里，我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下午，果然主管我们局的副市长率队来局召开全局动员大会。
局里开会，大家从来都没有到得这样齐，从来没有听得没有这样认真。
副市长讲话的大意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局的职责和功能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市里在这次精简机构大行动中，果然正式决定把我们局并入另一个局。这是一场罕见的振荡。一大批干部被派往下属企业，使本来就为办公人员过多的企业叫苦连天。其他的人则转入不同的单位。只有一部分人转到了另一个局。
在为自己的去向伤透脑筋后的几个星期后，我终于换了一个局。
报到时，新单位的组织处长找我谈了话，表示现在是干部调整阶段，不宜作新的任命。
我于是以普通科员的身份开始工作。办公桌被安排在最靠近门边和电话的位置。
对我来说，等于绕了一个大弯，最后又回到了原处，一切又将从头开始。
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玩笑。
第31节
在不得不作出选择的时候，我想到找大卫帮我活动活动。我给他挂了个电话，接电话是一个很不耐烦的小姐，她说，大卫到深圳出差去了。
我只好一个人等着老天爷的安排。有一天，我想起了王承铭，于是推了车，向游泳池骑去。我把车停在路边，又向下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
游泳池看起来，跟过去没什么区别。只是大门外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钓鱼每位多少钱钓起鱼后每斤多少钱。
我埋着头往里面走，一个老太婆把我拦住了。
“我找王承铭。”老太婆便回头朝里面说：“有人找王承铭。”里面有个人警惕地走过来。
我一看，正是那个胖子，他手里还提着一杆湿漉漉的秤。
编辑部主任怎么会来守着鱼塘，我觉得有点好笑。
“你要找王承铭？”我点点头。
“王承铭不在这里上班了。”他说。
“什么？”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王承铭不在这里上班了。”他又重复了一遍。
“那他去哪里了。”胖子做了个爱莫能助的手势。
这时，有人喊，老板，快来秤鱼。胖子立即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妈的，这世界怎么一下子全变了。我扫兴地沿着石梯往上走，从心里对这个城市厌烦透了。
直到此时，这一年的悲剧并没有全部结束。
我再见到王承铭是后来的一个早晨，大约不到七点，那时我正在床上睡懒觉，有人“通通通通”地非常无礼地使劲擂我的门。
我不快地用床单裹着身子，想看看是哪个混小子，我打好了主意一开门就大骂他一通。
门开了，一个人差点倒了进来。
我定睛一看，正是王承铭，他眼睛红红的，非常疲倦的样子。
“发生了什么事。”我对王承铭的神出鬼没已习已为常，所以只随口问了一句。
“惨，太惨了。”王承铭一下子哭了起来。
“怎么回事。”我这才慌了。
“大卫自杀了！”“不可能。”我吼道，立即打断了王承铭的不吉利的话。那个在提篮巷和我一起冲杀的胖小子，那个在大学里不止一次用一些看似傻乎乎的问题难倒著作齐身的教授们的大个头，那个在机关里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办公室主任侯选人，那个对任何悲喜无动于衷的深不可测的家伙怎么可能自杀呢。
要说王承铭自杀我也许会马上相信。
但是，大卫自杀，简直太不可能了。
“这是真的。你要面对现实。”王承铭抓着我的肩膀说。
他继续说：“我也是昨天在街上偶然碰见吴芳芳才知道的，吴芳芳的姐夫就和大卫在一个局里。”王承铭在我这里呆了一个多小时，又匆匆走了。他说，城市生活使他感到压力太大，他打算回过去的小县城去了。
王承铭带来的消息不久即得到证实。
大卫的确自杀了，而且是在南方某个城市的小旅馆里，据说，是割腕自杀，他的血流满了地板。
关于大卫自杀原因只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说法，据说大卫在那个南方城市被一个妓女勾引，结果又不巧被公安人员抓获。公安人员除罚款外，还勒令大卫义务劳动1个月。最后等原单位来领人。
也许大卫后悔一时孟浪，使自己前程俱毁而决定自杀的吧。
他一个如此谨慎的人，结果转眼间一错再错真是令人诧异。
我不敢去见大卫的家人，我想大卫的家人也不愿我们却惊扰他们。我完全能够感到大卫的父亲，那个如今已头发花白的老水手的悲痛和难堪。大卫一直是他们全家的骄傲。
我一连好长一段时间总是梦见大卫，我梦见他甚至比生前更恢谐而睿智，梦见他抽着烟侃侃而谈。我梦见他细致比较我在孙忆敏家里的疯狂和他的孟浪的区别，说这大同小异。我则反驳说，你站的是最差劲的商业而我多少还有点文学成份。醒来后我总是冷汗直冒。
想起业已消失在这个城市里的大卫，我甚至对我现在的处境也感到侥幸。
第32节
自从王承铭给我带来大卫的噩耗，又无声地离去后，我一直没有再得到王承铭的消息。
一时间，我和所有的老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但新单位很多东西都需要适应，我又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生活，的确还没有时间来寂寞。
我心里也很明白，我自己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改变，虽然一时我没有什么路可以选择，我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这应该说，还是这一年的唯一重要的收获吧。
在岁末的时候，我收到一份烫金的请柬，打开一看，东道主竟是王承铭和一个陌生的女性。
婚礼的举行的地点竟在本市最豪华的贵华宾馆孔雀厅。
我不禁对此作了若干猜测。
我到的时候，孔雀大厅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但是，看上去不像是婚礼，而像一个新产品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几个艳装女子正在大厅里当众涂脂抹粉，可能是在准备助兴节目。大厅中央，是一对男女节目主持人来试话筒。两人都尖着嗓子，学一口广东味的普通话，听着让人腰痛。
说到新闻发布会，我这时已看见了王承铭，这个新郎和另外几个人坐在厅角的地毯上大喝啤酒，因为所有的座位都被一些陌生的人坐满了，他们就索性在孔雀大厅里搞起了郊外野餐。这使得服务小姐很不习惯，因为她们必须站在他们身后，在他们的啤酒杯快要见底的时候，准确、轻巧地为他们斟满。
我正准备走过去，一个穿制服的待者立即把我拦住，并不由分说地按请柬上的番号，把我带来了最靠近节目主持人的空桌前。这时，大厅里一阵轻微的喧哗，人们的主意力被引向了门口。只见灯光闪烁，一个大汉举着摄像机一边摄像一边大踏步走了进来。
王承铭真阔了，居然还有电视台来拍新闻。
我尚未看个明白，一个满口上海话的瘦高个急匆匆地跑进来，拖着大汉就走：“侬搞错了，我们的会在楼上。”于是，几个小伙子扛了机器转身就走。
又过了一会儿，乐声四起，王承铭又被几个穿西装的人揪出门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挽着新娘的手走了回来。
我定睛一看，不由吃了一惊。王承铭的新娘居然是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女人，看上去，至少比王承铭大七八岁。
主持人庄重地介绍说，新郎是本市有名的作家。嘿，他居然就敢这么介绍。王承铭也不谦虚，举手向大家摇了摇。主持人继续介绍说，新娘是本市有名的服装公司经理，该公司拥有7个分店。
“错了，这原来是个婚礼，不是空调器厂的新闻发布会。”有人小声地惊呼一声，就听得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放下手里的饮料瓶，匆匆向大厅外走去。大厅里一下子空了很多。
好不容易主持人尖着嗓子说完了一大堆废话。新娘便拖着新郎挨桌敬酒。
不一会，到了我坐的这一桌。
“你来了。”王承铭向我微微一笑，就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一样。
我忙问他现在在哪个单位上班。
王承铭笑而不语，长相凶猛的新娘子瞪了我一眼，接过话来，尽量友好地向我说：“我们承铭难道还能再去什么单位当‘下级’？他以后就在家里教孩子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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