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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爱情在远方。
我要说的这些是我和一个女孩儿的浪漫故事，和鹿并没有多大关系。那头鹿只不过是我们在山坡上做爱的时候，我看见了它，而它也看见了我们，与我对视了一会儿而已。那个暑假过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带着这段历史，继续过着流浪国王般的写作生活。当然我和她分手这和鹿也没有什么关系，和火车和阳光和青草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可是从那时起，鹿却一下子走进了我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它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在画报上，在电视屏幕上，我再也不能对一头鹿视若无睹了。我久久地盯着《人与自然》里的鹿，当然和那个中午阳光下的不是同一头，只是它们的长脸和圆眼睛使它们看起来真的很像。
那是一班夜行列车，23点10分由北京站发出。火车哐哐地驶离灯火阑珊的夜北京。她坐在我身边，眼睛仍然直勾勾地望着窗外，而六月的美丽的北京早已消逝不见了。窗玻璃上模模糊糊地映现着几张有些变形的脸。这个女孩，名叫陈爽。火车裹挟着夜风带着我们向着北方黑暗中的哈克尔镇呼呼地冲去。我在那儿有位朋友，是我在北师大读作家班时的同学，当时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里，关系不错。他是个诗人，但不靠写诗谋生。在他的家乡哈克尔镇上，他经营着一家带客房的酒店。那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依山傍水。冬天，皑皑白雪覆盖着山林和结了冰的江河，原野上动物们的身影比人还要多；而到了夏天，微微的南风终日吹拂着翠绿的山林，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鱼，钓鱼你甚至都不用在鱼钩上挂鱼饵。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
每当说起他的家乡，我的这位诗人朋友就激动得涨红了脸。然而，我们这次千里迢迢地去找他，却不是为了去钓几条鱼。因为我遇到了麻烦，在生活的海洋里，我的小船漏水了。这些年来，恋爱、结婚、养孩子、失业、离婚，我当然不是第一次遭遇麻烦事，可是这一次却很不同。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动力专业，毕业后分回到我家乡的一家轴承厂当车工。在那儿，我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受人欺骗，遭人误解。怀着一种无奈的苦闷心情我娶妻生子。后来工厂垮了，我离了婚，失去了工作和儿子。在我的情绪陷入到绝望的时候，我很偶然地读到了一本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集。从那时候起，我猛然认识到只有当一个作家才是我今生惟一的出路。因为较之现实中的生之艰难，文学无疑是人为灵魂寻求安慰的世界。然而今天我却不这么认为了。从北师大作家班出来后，我在西苑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急不可待地想开始我的职业写作生涯。然而，我的笔却难以养活我。寄出去的稿子总是石沉大海，以至于连邮费对我都难以承受了。迫于生计，我不得不去一家广告公司打工。手头稍微宽裕的时候，晚上我就去北大附近的蜘蛛酒吧里喝点酒，并希望能在那儿结识一些朋友。就是在蜘蛛酒吧里，我遇见了陈爽。
她背对着我坐在酒吧灯光昏暗的角落里，留给我一个朦胧的背影和一头长发。
她面前的台子上站着一瓶张裕白兰地。那天晚上，客人不多，因为时近春节，外地人大都回家乡过年了。她的酒快倒干的时候，她突然向我转过身来，在幽幽的烛光里，她脸上似乎蒙着一层雾气，流露出一种梦幻之情。这种表情你只能在喝醉了酒的年轻女人脸上看见。我当时以为她是个30多岁的女人了，因为她一双眼睛醉得眯起来。她的声音在怀旧的美国西部乡村音乐中却异常清晰。
“能否借你的肩膀，让我靠靠？”没有策划，最浪漫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再次见过她之后没多久，她就和我挤在我狭窄的小床上睡觉了。但是，决不能因此你就说她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还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念的是国际贸易。她来自湘西，身上带着南方女孩的清灵之气。
我问她，如果说那天晚上蜘蛛酒吧里，坐在你身旁的是我之外的另一个男人，你也会借他的肩膀吗？她笑着说：“也许会，也许不会，这要看我第一眼的感觉。”对这样的女孩子，你能说她什么呢？她看重的是自己的感觉。
我也曾无数次地回首她第一次坐在我的小床上，目光沉静，她自己动手，大方地、一件一件有条不紊地宽衣解带。那间只有一扇小方窗的屋子里四壁斑驳，墙上我自己画的一幅烈马渡江的水墨画反射着有些发黄的灯光。小屋里弥漫着初春的寒意。没有声音，夜到了最寂静的时候。她小心翼翼地叠好自己那件白色的高领毛衣并把它放在旁边堆满书籍与草稿的小桌子，她赤裸着身子，挑选了一本磁带放进录音机里。悠扬的萨克斯顿时充满了这间不足20立方的小屋。她要在缠绵令人心动的音乐里向自己的童贞告别。她的皮肤既温柔又清凉。那天晚上，流泪的是我而不是她。不仅仅是因为激动，我突然想哭。我的泪滴落在她脸上。你怎么哭了？阿纪！她睁开眼睛，问我。我颤抖着声音说，陈爽，我爱你！她腾出一只手给我擦泪，喘着气说，是的，这就是爱，但不要流泪。
音乐停了下来，飞翔的旅行结束了。床太窄了，两个人都不得不把身子侧起来。
陈爽睡着后，我拉灭灯，在黑暗中我的手顺着她光洁的胳膊向下摸去，最后停在她手腕的那道伤疤上。我轻轻地摩挲着温柔肌肤的这道僵硬的一寸多长的疤痕，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想象着这样的情景：一个弱小的女孩儿被一个强壮的男人压倒在床上，女孩儿拼命挣扎，男人一只手按住女孩儿的胳膊，另一只手撕扯她的衣服。突然，女孩儿停止了反抗。我答应你，你先起来吧，她说，我自己脱，不过我要先去洗洗脸、梳梳头。女孩儿拿过自己的书包，走到角落里，再转过身来时，手臂上却是鲜血淋淋。
我努力地去想那是一个怎样的男人，然而他的脸庞却始终是一片空白。我知道，当时的情景未必就如此。这些都加入了我自己的想象。陈爽说：“他被我吓坏了，以后再见了我可老实了。”我问他，这个男人是谁。她说是她同学的哥哥，当时她才上高二。这还不算，陈爽意犹未尽，又给我讲了另外一件事。她的小手不停地在我胸膛上画着圆圈。她说：“这件事发生在去年暑假，我去一家外企打工，刚去没几天就被一个部门头头给盯上了。一天晚上，他请我去香格里拉饭店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借着酒意，他出言放肆，他说：”陈小姐，只要你答应今天晚上陪我过夜，我送给你一条30克的金项链。‘我说：“我不稀罕你那玩艺儿，我爸爸在湖南有座金矿。’他又说：”如果你跟我一个月，我就给你买一辆奥拓轿车。‘我说：“奥拓哪有法拉利开着气派啊！’他说：”我是当真的，陈小姐，这样吧，就一次，我出一万，干不干？‘我摇摇头。二万。我还是摇摇头。五万，他伸出一只肥胖的手在桌面上晃着。我还是摇摇头。那你开个价，他说。我说，就要这座香格里拉饭店吧。他一听就恼了，说，你以为你是谁啊！“陈爽格格地笑起来，身子蜷在我怀里抖个不停，而我却沉默着。你怎么不笑？她问我。我说：”他未必就会真的兑现，那么多钱。“她说：”他有的是钱，一个月薪水就三万多，还有提成，他自己有辆丰田车。“我想即使他挣钱再多，那也是另外一码事。这个世界上有钱的男人多的是，但那都是另外一码事。可是不管你怎么理解，这既没有屈服于魔鬼也没有投降于金钱的她视若明珠的礼物，今天却馈赠给了我。我一遍一遍轻轻地抚摸她温柔的娇躯，毫无睡意。在这个北京西郊的一间小平房变成的宫殿里，一个寒酸的男人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子。陈爽却沉沉地睡去，带着激情过后的疲倦。我闻着女孩依稀的鼻息声，我希望时间能停住，别让早晨灿烂的阳光融化在我这王子的冠冕。然而糊着报纸的小窗户已经蒙蒙发白了，今夜将不复再来。
是的，今夜将不复再来。然而生命狂放的花朵却结果了——陈爽怀孕了，眼看就四个月了，当然，这并不能算是出乎意料的事。只要你跟一个20岁的女孩儿做爱，又不采取措施，就可能会怀孕。当然，年龄再大些的女人也会怀孕，不过，那不一样。问题是陈爽真的怀孕了，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把这个小东西流下来，总不能让一个大三的女生挺着个大肚子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呀。在这危难关头，我想起了当年睡在我上铺的这位诗人朋友。
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许多人已经倚着靠背或趴在小桌几上想方设法地开始睡觉了。人很多，过道里挤得水泄不通。浓烈的汗臭味儿混合着很有个性的厕所味儿，使你不敢用力呼吸。我没有买卧铺票，是因为我需要节省用钱。我在广告公司写文案的工作一个月前又丢了，这是我自己造成的，谁都怨不着。一个人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往往就会有不正常的举动。星期天趁着没人，我把公司里的一台电脑抱走了，因为我觉着我太需要一台电脑了。和陈爽的相遇，无疑更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那段日子里我充满了激情，我梦想着勤奋与孤独这对拐杖能尽快地改变我目前的生活。
到了夜里，看着床上的电脑，我觉得自己真是愚蠢之极。一整夜我都吓得不行，光想着警察马上就要来敲门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雇了辆板车，我远远地躲在公司对面的一家书亭里，看着板车夫把电脑搬进公司去。当然，这件事我没有告诉陈爽。
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对中年夫妇，我记得那个男的高大魁梧，一上车就抱着啤酒瓶子吹。女的打扮得很漂亮，也显得年轻，一看就是个贤妻良母的样子，她不是剥鸡蛋就是递烤鱼片，一刻也不闲着，伺候那男的喝酒。男的挺着个大肚子，对他妻子咋咋唬唬。正像别的肥胖又喜欢喝酒的男人一样，这个人也很健谈，让你觉得你对于他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他已经好几次把啤酒瓶子递到我跟前，让我也喝两口。我谢绝了。他问我：“你们在哪儿下车？”我说：“哈克尔。”“哈克尔？”他说，“没听说过有这地儿。你们是回家过暑假吧？”我说：“不是，我们是去看望一位朋友。”他问我在什么单位里上班。还没等我回答，陈爽先替我说了，她说我是个作家。
那个人重新又审视了我两眼，摇摇头说，不像。他又问陈爽：“你呢？”这回是我先开口了，我说：“她是个翻译。”“翻译？”他说，“这个工作好。”在别人眼里，我和陈爽也是夫妻吧，或者是一对甜蜜的未婚夫妻。然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我们现在仅仅是在一起。虽然彼此也有爱，但她却无意要嫁给我。在生活的风浪里，爱情的基础比起一条摇摇欲沉的小船更不可靠。真正的爱情只是一场精神恋爱，如果两个人因为害怕孤独，要做伴过日子，那另当别论。
我和陈爽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天，她很平静地告诉我，我怀孕了。还没等我有所反应，她又说，我不想听到你说对不起。
火车飞速地穿过冀北平原的夜空，车窗外不时地闪过灯火微明的村镇。我伸出左手揽过陈爽的肩膀，用右手托住她的头，让她斜躺在我怀里。我说：“陈爽，你睡一会儿吧。”她说：“我不困，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我说：“明天上午10点钟就到了。”她又问我：“哈克尔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你去过那儿吗？”我说：“我也没有去过，但我知道那儿是个很美丽的地方。”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火车站，它孤零零地蹲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凹窝里，外表刷成淡黄色的几间小平房就像蜿蜒伸向两极的铁轨上的一个小逗号。整列火车上就下来两个人，我掏出车票，向站台上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走去。他正站直身子对着火车行注目礼。我向他出示车票，他只是瞥了瞥我的脸，对车票看都不看。我问他：“师傅，哈克尔镇怎么走？”这个人好像没听见我的话，脸动也不动地对着绿色的车厢皮。刚刚丢下我们的这列火车开始哐哐地起步了。陈爽担心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他没能听明白。她走上前去，吐字清晰地说：“先生，请问到哈克尔镇怎么走？”这个人已经转身开始往屋里走了，他停住脚步，举起手里的小绿旗往远处一指，说：“那儿。”但“那儿”看上去只是山脚下较开阔处房屋稀落的一个小村庄。也许繁华的街市让山影挡住了，你一时还不能看见，我这样想着。我们沿着小石子路向那里走去，转过一道弯路后，我们走到村头，只见路边竖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哈克尔”。
这时，一辆三套马车从村里驶出来，车上装着几只鼓鼓囊囊的麻袋。我迎上去，拦住马车，问赶车人：“这儿就是哈克尔镇吗？”是哈克尔，赶车人高高地坐在车辕子上答道。
我说：“我们是来找李生的，他家在哪边？”“李生？”赶车人用手摩擦着布满皱纹的老脸，很费劲地想着。
“就是开着一家很大的酒店的那个李生。”我给他提示。
“酒店？”他的手挪到了后脑勺，咕咕哝哝地想了一会儿，终于摇了摇头，说：“想不起李生是谁来，我也不是这疙瘩的人。”他举起鞭杆，甩了个响鞭。三匹马伸长脖子，拉着他走了。
我们进了村子，在一个大柴禾垛前遇见一个提着镰刀的半大男孩。我向他打听李生，除了说李生开着一家酒店，我还说他会写诗。
“噢，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男孩说，“你要找我们李老师啊？”我说：“我跟你们李老师是同学，你能带我们去找他吗？”他脸上露出犹豫的神情，我再三央求，陈爽又掏出两块口香糖递给他，他才勉强答应为我们带路，可是他却领着我们向村外走去，绕过一个用篱笆围起来的很大的菜园子，我们来到了铁路边上。在一个土堆面前，男孩停住了脚步，他指着土堆说：“李老师就在这儿。”土堆上长满了野草，你也可以说坟墓上野草茂盛，草长得有半人多高。土堆前面栽着一根粗圆木一劈为二的木桩，被风雨剥蚀得已经腐朽了，平面上有一行模糊的字迹，仔细辨认，好像是“我曾经活过……”我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可一时没想起它的出处。待回头再想追问那个男孩时，却发现他早已撒腿跑远了。在已近正午的炎热阳光里，我和陈爽不禁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惊愕。
我们终于问着了李生家的位置，就顺着村子里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径直往南走去。街道两旁是店铺，所有的房屋外表都用水泥刷成了青灰色，看上去一模一样。
街上行人很少，不时地能看见一条肥壮的狗趴在墙根的阴影里，伸着血红的长舌头，哈哧哈哧地喘着气，眯缝着两只狗眼看着你从它跟前走过去。
我们站在李生家的院门前。透过爬满丝瓜的篱笆墙的缝隙，你能看见马棚里站着两匹马，一匹是枣红色，另一匹是黑色。院子很大，散乱地堆放着柴草，对着院门是三间堂屋，靠西墙头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炊烟，屋里传出电视机里的对话声。我冲着屋里喊：“家里有人吗？”话音未落，一条大黑狗就呼地一下冲出来，吓得陈爽差点摔倒，她使劲抓住我的T恤衫，藏在我身后，我赶紧提起手里的皮箱遮挡。然而它却在我们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抬着脸冲我们狂吠。
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走出来，她喝退大黑狗，身子站在院门正中。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躲在她身后，从她的大腿后面眯缝着眼睛窥视着我们。
“你好，”我说，“我们是李生的同学，特地从北京来看望他的。”这个女人面容憔悴，肤色黑黄，衣服上满是污渍，看上去有30多岁了。我猜她可能是李生的嫂子或姐姐，不管她是李生的什么亲人，我想着她都能向我证实刚才那只是一个调皮男孩的恶作剧。即使李生真的不在了，至少她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她看看我，又疑惑地去打量陈爽，像是想从我们身上看出什么。
“小生他不在家。”她的眼光停在我腿边的箱子上，声音很冷淡。
我试探着问：“李生他怎么了？”“他不在家，”她说，“上俄罗斯了，走了都快两年了。”就在这时，院子里又传来一个妇女的说话声：“门口是干什么的呀？”站在门口的女人扭过脸去，恶狠狠地大声说：“找你那个宝贝儿子的。”随即，一位宽脸盘、50多岁的女人就站在了我们面前，“你们要找小生啊？”她身材比我还高，俯视着我问，“你们是谁啊？”我赶紧说：“我们是小生的同学，这次去哈尔滨出差，顺路来看看他。”她点点头，突然转过身子，用手指着先前的那个女人，说：“小生让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给害死了。”“我还说是你害死的呢，”年轻的女人立即还嘴，两个女人对上了火。一直躲在他妈妈屁股后面的小男孩跑到我跟前，小声说：“我爸爸不是我奶奶害死的，他是被火车轧死的。”陈爽扯扯我的衣角，我拎起箱子，我们又走回到那条空空荡荡的街上。陈爽走得慢慢腾腾，被我落下一大截。我站在一片树荫里，放下箱子，抬起胳膊擦脸上的汗，等陈爽赶上来，我说：“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去李生的酒店里吃就是了。”她拉着长音，讽刺我。
我拍拍她的肩膀，对着她解嘲地笑笑，我说：“这不能怪李生。”“你是说都怪我了？”她在箱子上坐下来，说，“我走不动了。”我说：“更不能怪你呀，这谁都不怪，一切都是我的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生气了，扭过脸去。
我知道是她现在太累了，我背着一个背包，还拎着个箱子，我也累呀。可是我却不能向她诉苦。我知道要是她不跟着我来这儿，这会儿她肯定已经吃过饭，正躺在床上听着音乐睡午觉呢。可是我真的希望，此时她能乐观一些，对我别使性子，好让我能振作精神。
“陈爽，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我俯下身子，低声下气地说，“我们还是先去吃点东西吧。”“我不饿，要吃你自己去吃吧。”她嘴巴噘着，好像她真的不饿似的。
“陈爽？”我把嘴凑近她脸前，喊她，我不停地说对不起。我知道她肯定早饿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过东西，我单想着等到了这儿，再坐在李生的酒店里好好地享用一顿丰盛的接风饭菜了。
一直到我们坐在了一家兼营杂货的小饭馆里，陈爽还是不搭理我。两间店铺用货架子隔出了大半间，摆着三张半新不旧的木方桌，虽然正该是吃午饭的时候，小店里却只有我们两个客人。从厨房里飘过来一股死耗子味。店主人一边忙活着给我们擦桌子，一边唉声叹气地抱怨吃饭的客人太少了，什么菜都不敢准备，只好委屈我们将就着吃点了。为了表示客气，他擦完桌子就坐在我身边，跟我搭话，他向我提出了小地方的饭馆老板必然要问的那个问题：我们是干什么的，到这么个小地方来有什么事儿？我对他说了，他听完却不言语。
“哟，你们找小生啊？这孩子死了都快两年了！”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布帘后面的厨房里大声说。接着，腰里系着围裙的女店主端上了我们要的冷面。
她说：“我活了40多岁，从来没听说过有人那样寻死的，天呐！”男店主给我们递上了筷子。
女店主继续说：“他自己先把坟坑挖好，那么深的一个大坑，他一个人挖了一夜，天傍晚时就躺在火车道上，让火车从肚子上一轧两半。你们没看见，太惨了！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从小就是个苦孩子，三岁上他爸就死了，这孩子什么事都好认个死理，从来没有开口求过人，可是死后不还得是让别人把那两半截尸体给埋上？放着个好好的老师不当，遇到个沟呀坎呀的就要寻死，还算是个大老爷们！”“住嘴吧你，”男店主打断他妻子的话，“还不都是让你们女人给折磨的，一个是自己的老妈，另一个是媳妇，两个女人像一对仇人似的，天天不是打就是骂，换了谁也受不了。”“那他怎么不离婚呢？”陈爽终于开口了。
事实是我们要尽快离开哈克尔，再去另外的一个什么地方想想办法，可是经过这个小站的下一班车要在下午3点钟进站，也就是我们还要在这个孤零零的小火车站里等将近3个小时。我买了到终点站沈阳的票，因为我觉得沈阳是个大城市，到了那儿或许我就能想起什么好主意，尽管现在我脑子里一片茫然。
候车室里有三个当地小伙子，坐在水泥地上围着报纸上的一堆花生米喝酒取乐。
我掏出几张软纸擦拭了木头椅子，让陈爽坐下。我又打开背包，从里面取出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我递给陈爽。她注视着窗外，显得心在不焉。透过窗户，能看见远处的山林，事实上除了山林你也看不见什么别的。不过离得太远了，那些想必肯定是高大的松树，在这儿看起来竟像小树一样。
“陈爽，”我握住她捧着矿泉水瓶子的手，就这样握在我手里摩挲着，我说：“你明年毕业了，接着考研究生吗？”“不打算考了，我上学上烦了，”她说，“找家好一些的单位上班，然后结婚。”“星期天带着孩子逛商店、公园，兴致来了的时候就去听听音乐会、看看歌剧，”我阴阳怪气地说，“多么令人向往的幸福的生活啊！”“青春总要逝去的，”她叹了一口气，说，“每个女人最终都要找一个港湾，把自己靠进去。”我很奇怪陈爽怎么也会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我说：“陈爽，今后不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爱你如初的，因为你是我想象中的女孩儿，是我心中的女神，而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爱你的那种感觉。”我说出这样的话，你未免会觉得发酸，不过平心而论，有时候我确实有那种撕心扯肺的感觉。
陈爽把矿泉水瓶子放在身旁的椅子上，腾出手来反握住我的手，她说：“阿纪，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只不过是运气不好。”我松开她的手，把她抱了过来，让她坐在我腿上。她闭上了眼睛，我就开始吻她。坐在地上喝酒的三个小伙子故意嗷嗷地叫起来，其中一个还噘起了嘴，对着我们伸长了脖子，并使劲地来回伸缩。陈爽坐直了身子，她问我：“现在几点了？”我抬腕看了表，说：“差10分钟1点。”她说：“还有两个小时车才来呢，我不想在这儿坐着了，我们把东西寄存了，到山上走走吧。”南风微微吹过来，远方林中传来一阵阵若有若无的松涛声。草地坐上去柔软舒适，正像李生说的那样，野草的味儿要多清香有多清香。虽然夏天已经来了，在这儿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夏天的酷热。我们坐在铁路旁边的山坡上，整个哈克尔镇的轮廓清清楚楚地现在眼前，村镇之外，周围是无际的山林，延绵起伏，也许在群山的深处会有美丽的楼宇与繁华的街市，然而它与眼前的这个村镇又有什么联系呢？那个曾经活过的人的坟墓淹没在杂草中，竟无从辨认它的位置了。一个人死了意味着你再也见不着他了，可是我们曾多少次深夜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几个人传着喝一瓶二锅头，高声地朗诵诗句。作为一个死者，李生太年轻了，尽管我知道他不会是仅像女店主说的只是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门坎。但作为一个正在活着的人，我意识到了老之将至的悲哀。马上就30岁了，这意味着又一个孤寂的10年的来临，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银行里没存一分钱，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能摆放一张床、一张桌子的房子，身旁跟着一个女人，但她却不是你妻子，你是有过一个儿子，但现在他喊另一个男人爸爸，而另一个属于你的孩子，他连见见阳光的权利都没有。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和烦恼，可是别的人好像就能战胜困难，而你却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想起这些，不禁使我黯然神伤。
“阿纪，你想什么呢？”陈爽问我，“你可不能不高兴啊，我刚才对你使性子，因为我是小孩子呀！”她伸过手来，用纤秀的手指轻揉我紧皱的眉头。她凝视着我的脸，带着女性那令人感动的慈爱。
她说：“你给我背诵一首诗吧。”我想起了兰波的那首《奥菲莉娅》：…………晚风亲吻着她的胸脯，吹开她柔美的轻纱这花冠般的轻纱因波浪而舒缓地飘动微微颤抖的柳丝扑在她的肩头泪如雨下芦苇向她耽于沉思的高贵的面容……然而，我的嘴却被凑过来的另一张嘴给堵上了。她的手伸进我的T恤衫里，轻声喊着：“阿纪，抱我！”我吻她的额头，吻她的眼睛、耳垂，我一吻她的脖颈，她就受不了了，蜷在我怀里，像个小肉虫似的扭动。
“我想要，”她呻吟着，“阿纪，我要！”“现在怎么能行呢？”“不要紧，你轻轻的，没事儿。”没错，陈爽她就是这么说的。
我没有看见它是迈着怎样轻灵的脚步走进我们的，等我发现它时，它已经站在那儿了。我清楚地记得它头上顶着就像一堆枯槐树枝似的鹿角，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只真鹿，在这之后也没有，而现在这只鹿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离我们不远的草地上，瞪着两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那眼光不是激动的，也不是羞涩的，而是一种似乎在表明它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想问问你的样子。我对着鹿摆着头，示意它快走开。可是它仍然无动于衷地站在那儿，它似乎一点也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停下来，举起一只胳膊对它做出投掷的动作，它才转身，屁股一撅一撅地跑了。
“你怎么啦？”我身子底下的陈爽问，对我的擅自停怠，她显然不悦。
“没什么，”我一边继续进行，一边向她解释，“我看见了一只鹿。”“鹿？在哪儿呢？”她费劲地扭动着脸，四处寻找，而鹿的身影早已消逝在丛林里。
起初我还以为是梦中的什么声音，直到汽笛声再次在更近的地方传过来时，才把我给聒醒了。我睁开眼睛，看见两具赤裸的身子，我一下子就懵了，不知道这是躲在哪儿。我们太累了，刚才不知不觉地就都睡着了。而且我还做了梦，我这个人一睡着就做梦。我梦见了我父亲和我母亲，梦见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没有一张是陌生的面孔，梦中的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就像我那个4岁的儿子一样小，他牵着我的手，我们蹦蹦跳跳地跟在大人们身后，朝着动物园走去，那里的大铁笼子里装满了动物，当然也有鹿。
“陈爽，”我摇晃着她的肩膀，想把她喊醒，可是她睡得太死了，只是嘴里嗯嗯地答应着，就是不肯睁开眼睛。
“陈爽！”我不得不更加用力地摇晃她，我看着青青草叶上她白嫩的娇躯。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其实并不真正爱她，至少不爱她现在的这个样子，我甚至还涌上来一丝恨意。偷偷地怀上了一个孩子，却又必须把他流下来；跟着一个一贫如洗的男人来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又要匆匆地离开，而不知道今夜住在哪里。
一列火车带着呼呼的气流驶了过来，无疑这正是我们要乘坐的那一班，而我们却赤裸着身子躲在草丛里，徒然地看着它哐哐地开过来。我抓起陈爽的衣服，盖住她的身子。火车驶到了我们近前，在这一刹那，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我转身去看一扇扇快速闪过的火车窗户，车厢里人影模糊。我不知道，如果你正坐在行驶的火车里，看见山坡上的草丛里躺着两具赤裸的身体，看见那个男的手里拿着一件白色的衣裙在对另一具光身子遮遮盖盖，你会想到他在干什么吗？火车已经驶过去了，而你还扭着脖子向后瞧，因为这看来很有趣。你会想到他们不是夫妻吗？你会想到他们是在为怀孕了而东奔西走吗？你会想到那男的跟你一样，也向往过一种安宁的生活，也希望能有一位妻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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