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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里。”旅居此地的苏联人，都向他这样叫。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久了，他已默认了。虽然，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黑的头发，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对于异国的人，并不觉得怎样陌生。只是说异国的话，不清楚，不完整；不过，听惯了，谁都明白。
蚂蜒河在朝阳里流来，象一片映光的镜面，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果里吹着号筒，已经透过稀松的绿林，沿着一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于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门开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苏多瓦！”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一句习惯语。
“果里，一月满了，给你工钱，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斯巴细（俄语，谢谢的意思），苏多瓦！”也许有年青的姑娘，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手向果里打招呼：“可爱的果里，回来时，不要忘记了啊！”“啊，是的，红的小花！”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然后，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
“啊，列巴（面包），熟白汤（菜汤），斯巴细。”于是，果里再走起路来，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他的嘴，忙动起来，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腮撑起一对大泡子。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牛在他的身后，已经成了群，黄色的，黑色的，杂色的最多，白色的只有一个，背上还涂着两团黑。小牛，有很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伸长它的颈，吻着母亲的股部，母亲摆起尾巴，极力地打着它。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让脸上所有能迭起皱折的地方全迭起皱折来；牛望着他，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
“果里！”我们刚洗过脸，拥在展开的楼窗前，叫着他，丢纸团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不要！牛害怕。”我们不听。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并且，弄起一阵恐慌，牛与牛撞着角。这使他的小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
“我告诉苏多瓦去。”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他也知道，我们对于苏多瓦并不怕，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还没有开始呢。
“我来念书好吗？也住大楼，看电影。”果里又同我说了。
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
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对果里说（这还是第一次呢）：“我们CCCP（苏联简称）。”“啊，果瓦列夫，CCCP？”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果瓦列夫是中国人，怎么行呢？我是高丽人，怎么就不行呢？”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以后，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间，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觉得太无味，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蚂蜒河边的一条草径；那里是泥泞的，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镶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菌。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这块地方好象久已被人憎恶着，遗弃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草茎蔓过他的腰，搔着牛的肚皮，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着他；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视着我们。
“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好让果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我好象在教训果里沙，很严厉的。
“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那不是耻辱吗？”“那么，安重根呢？”“我立刻记起来，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一阵牛的哀叫传来，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
“果里！果里！”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起一个号筒样，向果里喊，他会听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留意我们，他不睬我们。
不过，我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径被浸没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这次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恰好又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里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做路的标识。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头一摆一摆地，似乎很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
我们吃过饭，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黄色的薄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一堆一堆的，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另一面是无边际的远天连着地。散开的牛群，看上去象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躺着的，吃草的，追着母亲的……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牛的去向，我们的视线触着了他，惹起他极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也许他会跑开，逃避我们。
“果里，我们给你气愤了吗？”我把他那深沉的头托起来，问他。他竭力把头再低沉下去，说：“不是，绝不是的。”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样美的不俗的好句子；而且，说得十分完整，没有脱落一个字音。不过，他的姿态太拘束，太不自然，似乎对陌生人一样的没感情。
果里沙还是原有的脾气。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苏联的。这给果里很大的耻辱；果里是容忍不下去，离开我们去给牛蹄擦泥水。
我们全在寂寞中过了许久许久，我才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来问果里——“牛蹄太脏了，你不怕脏吗？你擦它做什么？”“就是因为太脏才要擦的。牛的主人是不允许牛蹄脏的啊！”“那么，你为什么带着牛从河边走呢？我们宿舍门前不是很清爽的吗？”我的话刚说出来，就又懊悔，说的不妥当。这不是对于果里加了责难吗？在果里的内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吗？“我是不配从你们宿舍门前走的。”他说的很快，他很气愤。
我说了许多话，是劝他仍从我们的门前走。实际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放牛的朋友。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并且，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红色与黄色的野花，全是他给我拾来的。这几天来，那些花都憔悴了，落了，我们看着瓶里仅有的花茎，谁都会想起果里来——果里沙也是同样的。果里却抛开我，再不在我们门前走过一次。
最后，果里允许在我们门前走的时候，我几乎痛快得要叫出来。不过，我还不肯信任，直等到他吹起归去的号筒。
暮色里的牛蹄，是疲倦的，笨重的。长久的日子，已经使它们熟识了从自己的家门走进。余下我们走回宿舍。宿舍的每个角落全死静着。我记起所有的同学已去俱乐部，去看电影。我看时钟还留给我廿分钟的余闲，便叫果里也去，他高兴地说：“好，看电影去，我还没有看过一次呢。”但是，在影场的门前，发生了极大的难题，这个守门的大身量的中国人，便坚持不许果里进去。我和他说了许多中国话，仿佛是让他给我些情面。他总是不放开这么一句话——“他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你让他进去吧，我们的先生和同学全认识他。”“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果里不懂中国话，他很沉静地站着。
我的喉咙却突然热涨，对那个守门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他是我们的朋友！”他装起象我父亲的尊严说：“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在灯光下、我和果里仿佛是停在冰窖里的一对尸体。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好小子，慢慢地见！”现在，我晓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国话才那样气愤的吧！我问他懂中国话吗，他说只会那一句；一句我也高兴，好象为我复仇了。
不过，我一夜没有安静地睡，似乎有很大的耻辱贴在我的脸上。早晨我躺在床上，就听见果里一声声的号音从窗前响过了，远了；我没有看见果里。
在教室里，果里沙对我说：“从认识果里起，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快做我们一样的学生。”我想果里为了昨夜受的屈辱，故意给自己开心吧？果里沙却说是真的。我问。
“他和谁说妥的呢？”“苏多瓦。”我样我相信了。因为苏多瓦是我们班上的女教员。
“那么，他什么时候上学？”“他今天去告诉他的哥哥，明天就来。”我想，果里来了，坐在哪里呢？我们教室里只有一个空坐位，而且在小姑娘刘波的身旁。她平常好和每个同学发脾气，小眼睛瞪得圆大的。如果果里坐在她身旁，一定不中她的意。明天教室里，除去我十七八岁，就算果里大了吧？最大的果里沙也不过十三四岁。并且，所有的书桌，仅是我和果里沙坐的比别人的高起些；只有叫果里沙走开，让果里坐在我的身旁。
放学之后，我在宿舍里正为果里安排床位，他来了，却是忧伤地。我问他快做学生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吗？可喜的消息，怎么换来了他的忧伤呢？我清楚地看了一下，他脸上还有泪滴。
同学们很快来缠着他。
我问：“你哭过了吗？”他点点头，好象又要哭出来。
“你明天不是上学吗？怎么还哭了？”“我才跑到田里去，对哥哥说，哥哥不许。”他的鼻尖急忙地抽动两下，又说：“你和哥哥商量商量吧。”于是，我和果里到家去了。同学们等着这个有趣的消息，要我快些告诉他们。其实，果里的家并不远，转过我们宿舍的一个墙角，十几步便可以走进他的房子。来去只要五分钟，事情全可明白。不过，桌里的哥哥在田里，没有回来，却是意外的。
时间空空地流过着。我并不躁急；因为果里的家里处处都是奇迹。房子小得象我们宿舍的垃圾箱。不过，垃圾箱里的垃圾也许比果里房里装的东西洁净些，贵重些，墙角下堆着污旧的棉衣；穿衣时，随着身子的动作将自然迭成的皱折展开后，还露出衣布原有的白颜色，很新鲜。那边……果里为我找出他一向保存着的好东西，我一样一样地看着；他两手合拢着又举在我的眼前说：“你猜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用聪明的话暗示我，我也不明白；因为他讲的俄语太乱，所以总是没有被我猜中。最后他说：“这里有爸爸，也有妈妈。”是两个从像片上剪下的人头：男人是他的爸爸，女人是他的妈妈。然后我立刻发现极大的疑点问他——“妈妈这么老；爸爸怎么那样年轻呢？”“妈妈现在还活着；爸爸是年轻就死的。”“死的太早了！”我望着果里爸爸的像，我说话有些怜惜的意思，不曾想到竟使果里的牙齿咬紧，很久才放出一口轻松的气息：“爸爸死的太凶呢！”果里说。
我从果里脸上的神态也可以看出他爸爸确不是寻常的死。
“爸爸是读书的人，看，这不是还留着很好看的头发吗？（他指着头像给我看）爸爸的胆子大，那年他领着成千成万的工人，到总督府同起来，打死了三十多人，当时，爸爸被抓去了。三个多月，妈妈天天去看，一次也没有看见。妈妈不吃饭了，也不睡觉了。在樱花节的那天，别人都去看樱花，妈妈带着哥哥去看爸爸。这次看见了，在监狱的门口，妈妈差不多不认识爸爸了；爸爸只穿了一条短裤子，肩上搭着一块毛巾，肋骨一条一条的，很清楚，那上面有血，有烙印。妈妈哭着，爸爸什么话都不说。到爸爸上车的时候，总是喊着……看樱花的人追着车看，妈妈也追着车看……在草场上，拿枪的兵不许妈妈靠近爸爸。爸爸的身子绑得很紧，向妈妈蹦来几步，对妈妈说——你好好地看着孩子，不要忘记了他们的爸爸今天是怎样被——枪响了一声，爸爸立刻倒下去。……那时候，妈妈还没有生下我，这是妈妈以后常常讲给我听，我记住了的。”他说的话太快，也太多：有些地方，我听不懂；也有他说不懂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完全明白。
“那么，妈妈呢？”我问。
“妈妈？妈妈还在高丽。”“你们怎么来了？”“妈妈说——我们不要再过猪的生活，你们找些自由的地方去吧！我老了，死了也不怕——五年前，妈妈到姨母家去住。我们来中国的时候，我才十岁。”天黑了，他哥哥才回来。他说得很好的中国话，所以我们讲话很方便。他真是不许果里做我们学校的学生。并且他说的理由也是很多很多——“我种地太苦，唉，还不赚钱，也许有时要赔钱，你没有看中国年年有灾祸吗？你也知道吧？”“我们吃饭全靠果里放牛的钱，到冬天又要歇工，好几个月得不到工钱。
“我知道读书对他好。我是他哥哥，我不愿意我的弟弟好吗？”“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他可以去，我不用他管。家里还有母亲呢。每月要给她寄几块钱吃饭。”“唉！不象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们连家都没有了。”我把他的话传给我们的同学，同学们失望了，但是很快地也就忘却了。
果里的号筒仍是唤成牛群到草场去。
“不象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记住了这句话。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升到旗杆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象什么光荣似的。
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杆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九天。
于是，散乱的战争骚扰着，威胁着每个地方。不久，那异国的旗子，那异国的兵，便做了每个地方的主人。恰好我们住的地方做了战争上的大本营。戴着钢盔的兵一队一队地开来，原有的兵营不敷用，已挤住在所有的民房里。就是果里那个垃圾箱般的房子，也有兵住下。
我们照常上课。但是，果里的号筒不响了，牛群整天关在每个主人的院内，叫着，似乎在唤着果里。
“果里呢？”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果里。忙向草场望去，只有一阵一阵的秋风扫着，把草打倒在地上。果里平常坐惯的部个土岗，被风扬起的土粒滚成一团一团的浓烟。我们想果里卷到浓烟里去了吗？等到浓烟散尽的时候，那里没有果里的一只手，一只脚，给我们看见。我们想他在家里；可是，他在家里做什么呢？死静得好象连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我们同学的便会指说：“看！少儿达特（俄语：兵）。”接着就是——“少儿达特杀了果里吗？”“杀了，也像杀了老鼠一样！”果里沙仍是对自己高傲，对果里轻蔑。我相信果里绝不像老鼠那样懦弱；果里沙却说：“高丽人都像老鼠一样。如果不是，在世界上，怎么没有了高丽的国家？”这仿佛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语，他的小拳头在胸前击了两下又说：“象果里那样人，我不欢喜，不愿意同他做朋友。”日子过久，谁也不再谈关于果里的什么话。又加天天到俱乐部去听演说。在时间上，已经没有多少空闲。这次苏多瓦怕我们太疲倦了，要带我们上山玩一次。
我们怕山上的蛇虫；有一次蛇虫毒伤了我们好几个同学。所以，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体操用的木棒，三十多人排成一列棒子队。
秋天的山，全是一片土与沙粒。已经不是夏天来时那样好看，可有，什么都没有；只是土与沙烂打着我们的眼睛睁不开；上去后，只感到两腿很竣痛，秋风不住地搜索着我们血流中的温暖。苏多瓦为了我们的趣味，领我们向另一山角蠕动的人群走去。
那里，有许多的人：年老得胡子全白了的，年青的，半残缺的，年岁太小的。锄头，铁锹，斧子……在他们每个人的手里。在山脊间已经成一条沟壕；在沟壕里，我立刻看见果里的哥哥。
“果里呢？”我正想问他，果里的面孔就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出现了。看来，那他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个放牛的果里；现在的果里是个小工人，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光着脚，身上穿着一件我们给他的破制服；他的颧骨高起许多，使眼球深深地陷进去，被埋藏在泥垢与尘土里。他靠着壕边，同壕一样高，很吃力地握着铁锹向外抛沙土。
“果里！果里！”我们喊他。
其实，他早已看见我们，只是故意地躲开。我们与果里的距离只有八九步远，喊他自然会听见，他不仅不看我们，而且，把头移动向另一方向，更加紧地的工作。我走进两步，我看出果里是要和我说话的。他所要说的话，全埋藏在他的嘴角与眼角间啊。于是，我更大声地叫起——“果里，我们来了。”“果里，你在做什么？”“果里，很久不见你了。”果里没说话，只是在动作上给我们一个暗示，让我们向右边的大石头上望去，那里有两个兵安闲地吸着纸烟。然而，我们却不去顾他——“来！果里”“来！来……”惹起一个兵来了，站在壕的边际上；果里象失了灵魂一样死板。那兵用脚踢他的头；他的头仿佛有弹力地摆动而下，鼻孔有血流出。突然，他的铁锹举高，又轻松地落下，照样向壕外抛着沙土。
不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木棒都向那个兵做了冲击式。兵便出量着给我们看他肩上斜背着的枪。
苏多瓦领我们回去的时候，果里的眼睛溜着我们，终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只有默祝果里最好不再遭到什么不幸。
第二天早晨。
“呀……呀……”传来了这尖锐的叫声，刺痛我们的心。
拍拍的声音连续地响着。果里在一只手两只脚下规规矩矩地躺在自己的家门前，脸贴着地，尘土从他的嘴角不住地飞开。像是所劈下的小树干，那兵的全力都运到这小树干的顶端，落在果里的股部、腰间。
“呀……呀……”这声音给我的感觉，比小树干落在自己的身上还痛。
果里沙却切齿地说：“该打，打死好了。”我用眼睛钉住他，表示我对他的话极愤恨。他又说：“果瓦列夫，你看果里，那不是一匹老鼠一样么？”以后，果里真像一匹老鼠跟着佩刀的兵，常从我们宿舍前来去；他独个人的时候不多。这使果里沙更看不起他，骂他，向他身上抛小石头，伸出小拇指比量他……果里沙想尽了所有的方法欺辱他；他却不在意。
有一天，我们快就寝的时候，果里跑来。果里沙的手脚堵塞着门，不许果里进来。
“你还有脸来吗？你不要来了。”果里沙说。
“我找果瓦列夫！”“果瓦列夫都会替你羞耻。”我看出果里是有什么迫切的事情，不然，他的全身怎么发抖呢？我给他拿来几片面包，他不吃。我问他这些日子怎样过去的，他也不说。仿佛所有的时光没有一刻余闲属于他，很迫忙地说道：“借我一把刀。”“做什么？”“你不要问。我有用处。”我在衣袋里把平常修铅笔的小刀拿出来。他说：“太小了！”“你要多大的的？”他用两手在床上隔成他所需要的刀的长度，我便把我割面包的大尖刀给他。他还用手指试验着刀锋快不快。然后他高兴地说：“好！太好了！”他临走时，告诉我——＿“那些‘魔鬼’明天早晨去苇沙河。”果然是去苇沙河，果里房脊上的旗子没有了。一队一队的兵，骑马的，步行的，沿着山路走去。只有几只小船是逆着蚂蜒河划下；船上的兵仅是几个人。果里就坐在小船上，为佩刀的兵背着水壶，食粮袋。我们守门的那个老头子，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时，就起来去看，这些话就是他讲给我们听的。
过后守门的老头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在一口气里又冒出一串话来，说是果里投河了。
先是二个打猎的外国人看见的——有个孩子顺着蚂蜒河漂来。于是他投到水里把孩子拖上河边，用人工呼吸方法换来孩子的气息，喊了几个人来，守门的老头子也在里面，他认识出了那孩子是果里。
我们去的时候，苏多瓦也在那里，另外是别班里的同学。果里躺着不动，衣眼贴紧在身上，一滴一滴的水湿了他身旁很大的一块地方；他已经没有了知觉；虽然，他嘴里还嚼着不清楚的话。大家正在互相询问果里投河后的情形，我们学校的铃声叫我们立刻回去上课。只有苏多瓦还留在果里的身旁。
今天，苏多瓦告诉我们，在我们这班里有一个新来的学生。每次有新来的学生，苏多瓦都是要先告诉我们的。每次也就打听出这新来的学生是升班的，是降班的，是从外埠新来的。不过，这次却是例外，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新来学生的底细。
距上课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们便随便地猜扯起来。男生说，新来的学生是好看的姑娘，最好和自己坐一个书桌。女生说，新来的学生是猴样的，这样弄得每个书桌都叫响着。
门突然地开了，教室里立刻静下来。我们悄悄地跑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装做整理着书本，修铅笔。我们想，是因为我们闹得太厉害，苏多瓦来了。然而，不是苏多瓦。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果里。他穿的同我们一样：黑皮鞋，黑的裤子，黑的卢巴斯缶（俄语衣名）；胸前也有两个小衣袋，装得饱饱的，书夹里放着一包新书。他张大着嘴，象是有许多要说的话，想在一句话里吐给我们，可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
在午间，很快吃过饭，我们聚拢在一起。我问他：“现在，你高兴了吧？”“我不是骗你，我真不高兴。”仿佛仍有极大的恐怖，痛苦，留在他的眼里。“苏多瓦待我太好了。给我养好病，又送我到学校来。你们看！”他指尽了他身上所有的一切给我们看。
当我问他为什么投河的时候。似乎他的脑里又复活了一幕死的记忆。于是，像给我们背诵出几页熟读的书：“忘了是哪一天，魔鬼告诉我，他们要走了；要我的哥哥去，还要我去。我知道去了就没好，我想爸爸在魔鬼的手里死了；妈妈怕我们再像爸爸一样，才把我们送出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来。谁想到这魔鬼又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攫住我们，夜夜都没睡觉，哥哥望着我，我望着哥哥，不敢说话。……”“和老鼠一样！”果里沙冲断了果里的话。
时候，果里不像个孩子；孩子没有他那样沉静的姿态。他继续说下去——“那天，哥哥跟着走了。我还跟着那个带刀的魔鬼（他的眼睛，好象在询问着我们看没看见过他所说那个带刀的魔鬼，我们向他点着头）。船上除去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船夫，魔鬼在用铅笔记着什么，我心跳，跳得太厉害了——你们猜我想做什么？”“想投河呢！”我们许多人同样地说。
然而果里沙突然地跳上书桌，把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弄乱了。他较快地说：“你们说果里想投河，我看太不对。你们知道吗？河里有老鼠洞。”“在河里，一共是三只船。两只在前边。我们在后边。前边的船，走得才决呢！没走到三四里的时候，离开我们有半里多远。等他们拐过老山头，我们还留在老山头这面。我只觉得一阵的麻木，我的刀已经插进魔鬼的胸口。然后，我被一脚踢下来，再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把头转向我问：“你知道那把刀？是你借我的啊！是你借我的啊！”“好样的，好样的，”果里沙抱住果里又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果里搬到宿舍来，除去苏多瓦赠给他的毛毯之外，再什么都没有。果里沙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他一半，并且，在贩卖部内给他买了牙刷，牙膏，袜子，手巾，小手帕……费用全写在自己的消费簿上。
此后，果里，果里沙，我们三个人成了不可离散的群，有时缺少一个人，其余的便感到不健全。每天我们都是在一起，到河边地，到俱乐部去，到车站的票房去，到许多人家去看果里以前所放的牛。他还认识哪个叫什么名字，哪个牛有什么习惯，平常他最欢喜的是哪个，最讨厌的是哪个——由牛群结我们讲出许多的笑话。“在冬天，果里学会滑冰，便成了他的嗜好；可是，我们不许他常去冰场。因为那时街头又满了果里所说的”魔鬼“和”魔鬼“的旗子。不过我们学校的旗子，仍是同从前一样——一半中国的，一半苏联的。
只有那半面中国旗，我爱啊；可是，果里为什么也爱呢？我们每天望着，仿佛在旗上开了花。然而，花，毕竟要有谢落的一天——校役给我们看了一面新做的旗，一半是苏联的，黄色的小斧头，镰刀，五角的小星星，在旗面上没有错放一点的位置；但是，另半面却不是属于中国的了。那全新样的，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校役悄悄地把旧的旗子扯落，升上新的旗子。
我们天天仍是希望把旧的旗子升起，那怕这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可是，我们总失望。只有扑到储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丢在墙角下的旧旗子。
不久，更有惊人的消息传来。我们学校的旗子快完全换新样的了。
我请两点钟假，到叔叔家去；回来晚了。苏多瓦正给我们的同学讲什么，她停下，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迟，我说：“这地方不安宁；叔叔把祖母送走。祖母留我吃了饺子。”我说完，苏多瓦完全没有谴责我，真是意外的。她又继续她的问话——问每个苏联学生将要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学生好像喊了一个口号——“回祖国去！”“果瓦列夫，你？”苏多瓦又问。
“回祖国去！”我说。
“怎么回去？”“叔叔回来接我。”苏多瓦从讲桌来，走近果里的身旁问：“果里！”“什么？”“你呢？”果里咕噜两声，说不出什么。他只是呆着，在呆望墙上悬着一张世界地图。在那地图上，靠近海洋的一角，有他的祖国，仍涂着另一种颜色区分他祖国的边疆：但是他说：“跟果里沙去吧！……”苏多瓦做出孩子一样的讽刺，手指点着果里的头；果里的头渐渐地沉重下来。她立刻又严肃地说：“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为了明天的别离，苏联的同学分赠我与果里许多小物品，做纪念。
“果里呢？”同学们问。
我在院里寻到果里。只是他一个人，在树影下踱着小步子。月光浮在他的脸上，我看见有泪珠。他不住地问着自己：“到哪里去呢？”最后，我告诉他——“我们两个一同走吧！”于是，我们送别苏联同学登了驶向祖国的专车后，便筹备起我们的行程。虽然，已经知道南线车轨被破坏（这是叔叔必经的路），但是，我们仍倚在门前，望着邮差来。那许多信，没有一封是叔叔的；都是从苏联来的。同学们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有许多人欢迎他们；以后，又送他们进了学校。……十几天了，叔叔的消息完全没有。而且守门人天天催着我们走，大门立刻要锁起来的。守门人为了我们没有路费，在旅程上给我们个秘密的方法。
于是，坐过一天一夜的火车之后，我们又飘流在海洋上了。
虽然我们是藏在货舱里，被塞在麻袋的缝隙间，不住地有老鼠从我们头顶跑过，但是，不停止的轮机似乎在告诉我们——“向祖国去的孩子们！不要害怕，不要叫饿，让一刻你们应当忍受的！”我是十分安心，果里却问：“在岸上被检查了，下船也要检查吧？”“检查怕什么！”“你是不怕的。我呢？”我们同是说着俄语，仿佛忘记了我们是异国的人。为了果里的安全，不应当再说俄语，要说中国话了。所以我改用中国话说：“从现在起，我们说中国话吧。”“如果有人问是哪国人呢？”果里仍是说的俄语。
“说中国话，自然你要说是中国人啦。”“说不好！”我开始试验他了：“你是哪国人？”“中国人。”是不像中国人。他说话的重音，放在“人”字上。其实，我和他说中国话，他明白；不过，他说的太不中听。
“你装中国人，装我的弟弟。我说话，你一点不要说！”然而，下船的时候，警察偏偏地问果里——“你怎么不说话，你哑巴吗？”终于果里被看出是高丽人。果里所说的魔鬼，这里也有的；于是果里又被魔鬼抓住了去。他看我也被一只大手抓住衣领。他说：“我是高丽人，他不是的。”（录自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文学》第六卷第五号）提示舒群（1913－1989）满族，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作品有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等。
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创作于1933年，是舒群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作品在抗日救亡中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影响，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作品通过东北沦陷区三个不同国籍孩子悲欢离合的故事，特别是通过失去祖国的朝鲜小孩果里的苦难遭遇，启迪人们认清失去祖国的危难，号召人们奋起斗争求得解放，同时表现了三个不同国籍孩子的友谊，揭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一致性。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三十年代初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民族矛盾，给被压迫人民指出了斗争方向，达到了同期文学没有达到的时代高度。
作品在形象塑造和性格刻划上很有特色，能以多种技法深刻、具体、感人地揭示人物性格特征，有层次地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同时，注意抓住人物思想性格的主导方面，运用富有情趣的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在结构上，作品也具有独创性。作品没有按照时空顺序结构成篇，而是采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跳跃性的选取若干片断，自成剪接而成，使小说既谨严缜密又起伏多变。同时，第一人称的运用使人感到真实、自然，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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