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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印象。感慨
在许多人那里，“世纪”仅仅是一个计算年代的单位，并无多少文化蕴涵。其实不然，“世纪”不仅是一个计算年代的单位，它还是一个沾染着血泪、荣辱、生死的文化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世纪其重要性各不相同。有些世纪特别重要，因为它往往决定了以后若干世纪的走向。在西方，公元1世纪耶稣的诞生与传教，最终使整个西方世界浸泡在基督教的乳汁之中，生活在耶和华的阴影之下；15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了从中古走向现代、从宗教走向科学、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成为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在中国，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对先秦的“封建”体制作了重要调整，这决定了中国从此步入了大一统的王朝政治时代，历经两千余年无力自拔。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东来，并以其船坚炮利的优势，撬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门户，打破了中国以自我为天下中心的梦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接踵而来的20世纪，自然而然地成了决定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一个世纪。
反思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血与火、理想与幻灭交织而成的沉痛历史。20世纪即将逝去，反思这段历史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世纪，下个世纪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能否解决自己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难题获得新生？每个中国人都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
一
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世纪并非整整一个百年。中国的20世纪并不始于1900年，也不始于1911年，而是始于1895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古老的中国向外部世界敞开了大门，实现了中西文化与武力的较量，中国人几千年来真正地遇到了文化与武力上的对手，而且让这个对手打得东西不分，南北莫辨。此时的中国如同一个刚被春雷惊醒的冬眠巨人，不仅对自己的过去茫然若失，而且对自己的未来也是一头雾水，“月朦胧鸟朦胧”，摸着石头过河，得过且过。只是到了1894年，中国才同自己的近邻“小东洋鬼子”在武力上交锋，开始了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原以为“小东洋鬼子”不过是小菜一碟杀鸡焉用牛刀，谁知仗越打越苦越打越难，最后一败涂地，惨淡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真正睁开睡眼面对世界和未来，不再自己糊弄自己，想方设法从根本上“以夷制夷”了，从而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国不仅不再“处于”世界的中心，不配再以“夷”“狄”称其邻邦，而且一落千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是刀就要学会砍肉，是肉就要学会忍受”，中国人对这句祖传格言的体会从来没有这样的痛彻五脏，这样的刻骨铭心。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我们古老的祖国渐渐走出传统步入现代的历史，是从天朝天国、四海之中心汇入世界洪流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虽不乏昂扬向上、激动人心的凯旋乐章，但其主旋律却是壮烈、悲凉、深沉的进行曲。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积弱、衰败、分裂、动乱的时代，它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面危机。西方列强的入侵，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经济秩序的混乱，社会生活的动荡都是前所未有的，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绝非无中生有的夸张。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腐败的官僚政治结束了，列强的肆意凌辱结束了，分裂与动乱结束了，国家基本统一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屹立在世界东方，志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梦想。我们20世纪的主题是，通过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寻回中国往昔的荣光，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但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到处是明滩暗礁，我们常用的套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其实最能概括中国在奔向现代化之途中的无奈与困顿、自强与不息。
我们可以把1949年以前的动荡时期看作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国历史的自然延续，是中国一治一乱、一兴一衰、治乱兴衰相互交替的王朝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旧王朝的崩溃与新政权的诞生恰如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一样，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环，平平淡淡无足为奇。这样看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的变迁，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它能将眼光置入历史的纵深之处，着眼于中国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上。但是谁都明白，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变局是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它与其说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自然延续，不如说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强行中断，是中国对西方文化被动而又有力的回应。正因此故，可以把中国的动荡时代看成是由西方帝国主义的进攻和侵略造成的一个危机时代，看成是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混乱并由思想混乱引发政治动荡的时代。我们在19世纪末期所面临的局势，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遇之巨大历史变局。中国原来只是一种文化，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当然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它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能力是举世皆惊的。在中国长期的王朝更替的循环史上，曾经燃起过五胡乱中华的烽烟，蒙古人的金戈铁马也踏遍大江南北，然而中国文化却像庄子在《秋水》中所描述的那个“春秋不变，水旱不知”的北海，统统将这些外族异端文化吸收融入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不幸的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猛烈冲击，再也不是西域的羌风胡马了。以无所不能的资本和无坚不摧的钢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所进行的商战，终于在这个不知虚盈的北海之上掀起了阵阵狂风，从此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再也摆脱不了西方的影响了，中国从此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北京的王府井，还在很繁华的时候，就称之为北京的“银座”，哈尔滨是“东方的莫斯科”，苏州是“东方的威尼斯”，上海向有“东方好莱坞”、“东方巴黎”之称，现在又把海南的三亚称为“东方夏威夷”，北京中关村则是中国的“硅谷”。把茅台称为“中国的XO”，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称为“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把某国货精品称作“中国的皮尔。卡丹”，把中国的英俊男子称为“中国的高仓健”……单从这些叫法上，就可以看到无所不在的西方影响。可以这样说，大到治国方略，小到举手投足，无一不显示出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侵略”，我们谁都无可避免地是西方化的中国人了，可喜乎？可悲乎？或许既说不上荣辱也说不上悲欢，那仅仅是一种现实，冷冰冰的现实。而我们却要面对未来，那是一种怎样的未来呢？
二
我们这些“龙的传人”对大清帝国的感情很是复杂，细究起来，这复杂的感情及其变迁倒是可以写一本厚厚的著作。应该说，大清帝国的土崩瓦解无损于它入主中原的辉煌，入主中原的辉煌也不能掩饰它的极端残忍和颟顸无能。
到20世纪初年，满族人于1644年依靠屠刀建立起来的大清帝国立足中原已经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了，这是一个长寿的王朝，长寿的王朝免不了百病丛生。满清王朝是作为一个游牧部落入主中原的，因此满清统治者依靠一方面吸收汉族文化精华，一方面学了些钳制言论自由、血腥镇压反抗等等汉族人固有的坏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一度开疆扩土，创造过所谓的“康乾盛世”。满清帝王们建立起来的中国王朝史上最为壮观的天朝大厦，到了19世纪末年，已经就要“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了。大清帝国之所以由盛转衰，由如日中天到日薄西山，外在原因是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商战、炮战有力震撼了清王朝，但清王朝的根基在18世纪末就已经腐朽不堪了。
由盛转衰发生在1770年。在此以前，大清帝国一直显示出强盛、繁荣、和平与稳定的景象，这是满清王朝统治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主流”。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780年后，清朝统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首先来自人口的膨胀和由此带来的沉重压力。自1700—1850的1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至两倍，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失调使得中国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黄河河床的上升，黄河、长江上游森林植被的毁坏，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不仅土地在减少，而且水灾频仍，沿河民众屡受其害，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至于到了稍遇灾荒即易子而食的地步。在这一生态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在这样高压的专制政治体制之下，农民除了揭竿而起别无它法。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正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1781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1795年的湘黔地区苗民起义，都给满清统治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基础上，1796年爆发并持续长达9年、足迹遍及川、楚、陕、甘、豫五省的白莲教起义令满清统治者元气大伤，它从此一蹶不振了。
1796——1805年间的白莲教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9年的农民白莲教起义使清朝内政外交中的各种问题暴露无遗，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接踵而至。此战之后，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带着遍体伤痕艰难地步入19世纪的门坎。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与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大异其趣，正如1世纪对西方的影响长达若干世纪一样，19世纪对中国的影响将持续几个世纪，因为大清帝国必须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海上扩张和全面冲击。18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向中国输出鸦片，以补偿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此端一开，中国与西方有限的贸易交往就成了历史，从此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中西由贸易冲突发展到军事政治冲突，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必然。当然，促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因素很多，然而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起，在与东方通商的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功勋卓著的东印度公司渐渐失去了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结果。因为自此以后，满清王朝面对的贸易对象不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商业集团，而是地位日益上升的西方众多独立商业企业。满清王朝17和18世纪苦心经营起来的对外贸易制度对付一个国家商业集团，本来就已力不从心、防不胜防了——时刻担心西方的思想、风俗和文化进入天朝内地。面对西方各自由商业企业乱箭齐发的态势，清朝所能设想出来的最好办法就是闭关自守。尽管当时一些洋务派人物有自由贸易的主张，然而从有限贸易到闭关自守，再到在大炮的攻击下耻辱地开放门户，这就是清朝统治者所做的选择。
晚清政治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面对现实、试图改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洋务派和保守排外、无知狭隘的保守派的斗争史。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将洋务派推上了近代史的舞台，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经过30年的惨淡经营，为清朝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师和中国最基本的军事工业。然而1884-1885年间的中法之战与1894-1895年间的甲午海战，使这些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一败涂地。这一代表了中国近代变法维新、图强保国的政治力量的失败，把问题的关键凸现了出来——有识之士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制度的无能和腐败。在某些人看来，中国的失败并不在于中国固有文化的特点，虽然不断有人把板子打在“中国文化”身上，把“中国文化”当成承担一切罪责的“替罪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的“不良”。中华民族不乏优秀儿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儒家精神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地方政府的互相推诿，是洋务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更为发人深省的是，19世纪中国的悲剧还在于，满清帝国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应该说，慈禧并不缺乏治理国家的智慧、魅力与才能，但由她掌握政权却是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合法性的，她不具备皇帝的道德权威。为了弥补这个致命的缺陷，她不得不千方百计地维持自己手中来之不易的政治权力。顺理成章地是，一部晚清政治史便成为由慈禧操纵的洋务派与保守派互相斗争的政治平衡史。既然如何获得和保持权力已经成为政治中的政治，核心中的核心，那么抵抗列强、变法图强等问题就只是枝节末叶了，只是手段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19世纪末叶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实际上葬送于清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而这一权力之争实际是由站在权力顶峰的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意安排和挑起的。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代化需要全民族的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权力斗争断送了中国19世纪现代化的前程，它不应一次又一次地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前程。
三
在世界近代史上，每一次世界战争都会造成一系列的政治动荡，每一个战败国都会发生强烈的社会、政治危机，酝酿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成了中国步入20世纪的起始点。《马关条约》是开启中国20世纪大门的钥匙，也是震撼国人的第一声惊雷。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英勇抗击日本海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人气吞山河、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但它无论作出了怎样的努力，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最终还得接受惨败的结局。这是一个沉痛得令人心碎的事实。甲午海战的失败最为直接的损失，是中国洋务派惨淡经营三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同时，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定了割让台湾、辽东半岛，赔偿军费、承认日本在华特权的《马关条约》。这不仅意味着中华帝国战败于近邻日本，又一次在世界面前栽了跟头丢了面子，而且意味着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同时开始的现代化努力结出了大相径庭的果实。它一方面宣告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另方面又证实了自1868年来日本实施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让中国人难堪的是，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已经作为一个新的殖民大国出现在亚洲的舞台上，中国人大有“岂有此理”式的愤恨，也有对“小人得志”的无奈。
甲午海战失败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力挽狂澜的有识之士的第一次严重分裂。20世纪初的15年中，在保清改良还是倒清革命的政治立场的交织中，中国一批杰出的仁人志士演出了一幕幕威武不屈、悲凉悲壮的历史剧。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要求中国仿效日本改制，实行君主立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付日本。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设立保国会。同时，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使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政，一时间中国各方面的改良之风大盛。然而改良必定会触及某些当权者的切身既得利益，一旦那些既得利益者发现自己受到威胁，他们也有能力动用武力予以镇压时，他们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结果新政好景不长即被慈禧镇压，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康、梁亡命日本，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以保清图强的革新运动宣告不治，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改良运动宣告失败。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西方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德国获得了胶州湾的占有权，法国拥有了广州湾的使用权，而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落入英国之手。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西方殖民势力的深入导致了民族情绪的盲目高涨。从1899年开始，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迅速波及华北地区，一场威武强大、却又被扭曲了的民族主义斗争，引来了西方八国联军的武力干预，中国又一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早在1894年，孙中山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性的政治团体兴中会，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实现民主共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时代的政治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君主立宪式的改良让位于推翻清帝的革命，和平渐进让位于武力暴动，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近代史上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从清朝内部改良以自强救国的道路终于没有走通。1900年，孙中山在广东惠州策动武装起义；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与此同时，岌岌可危的满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它废科举，兴学堂，并于1906年“发布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然而此时清政府已经油尽灯枯、奄奄一息了。势者，时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8年之前的良策如今已成败招，君主立宪也失去了它往日的魅力而顿成昨日黄花，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中国人民已经不再允许一个既不能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又极力镇压改良人士，因而完全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满清王朝继续统治下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把社会精英逐渐逼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让他们成为大清帝国的掘墓人。可以说，对戊戌变法的血腥镇压既是清朝自己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推进了坟墓。在中国，革命实出于无奈，如果改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之梦，革命似乎就永远没有合法性。当清政府对改良派的镇压成为一个铁的事实时，当君主立宪派喋血菜市口已不再使世人吃惊时，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不需证明的自明之理，剩下的只是等待革命时机的成熟了。1911年时机成熟，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于次年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清帝被迫退位，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结束。从此以后，如果谁还想当一回皇帝老子过把瘾，那他最好的结局也只是南柯一梦；任何慈禧式人物的垂帘听政都会失去其合法性。辛亥革命的成果虽然为另一个专制政权所吞噬，但是它的精神却是永垂不朽的，它将鼓励中国的有识之士去建立第二共和，第三共和，以便最后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地绽放出共和之花，结出共和之果。
当然，革命会留下许多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但当一个人就要饿毙街头的时候，你再跟他讲吃什么食物可能会致癌，吃什么食物会使他颐养天年，那不是很迂腐可笑吗？孙中山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政府很快被另一个暴力集团吞噬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也就此夭折了。这不是偶然的，以武力暴动为特点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些深层因素所决定的。孙中山的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在这里民族主义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最为重要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在完成革命任务之后就烟消云散一去不返了。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在倒清之后没有再缔造出一个有凝聚力的精神象征，没能把中国人凝聚起来。大清倒了，帝国体制也倒了，统一的符号不存在了，中国这时所缺少的是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意识形态。没有了王权统一的符号，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都可以占山头、排座次、分银子。正是利用这一点，袁世凯得以窃取革命成果。但是袁世凯窃取的政权不仅缺乏新的社会基础，而且同时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清王朝旧有的政治系统与运作程序，军队是其唯一的政治支柱，除了军队他一无所有，用现在的话说，他穷得只剩下了军队。中国近代割据的大门从此敞开，一发不可收拾。
四
在现代史上，知识分子一刻也没有停下自己思维的脚步，无论他们的步伐多么别扭，多么笨拙，多么不如人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思想界一直在不停地上下求索、不懈追寻救国的真理，并勇于参与社会改革，这种参与意识将日益显示出其价值。
以五四爱国运动为例。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国在巴黎召开和会，讨论战后世界局势问题，同时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是一个战胜国，但我们不仅没能从德国收回山东主权，反而听任协约国的指挥，将山东主权拱手送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震惊。以北京十三校学生为前导，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五四爱国运动于是如火山迸发，蓬勃而起。5月4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却遭到政府的镇压。5月7日，北京天安门人山人海，北京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国耻纪念会，又遭到政府军警镇压。然而运动就此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并波及法国和日本。整个五月，全国各地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获得全国各界的广泛响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终于迫使政府向人民让步，向运动低头。政府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包围北京大学的军警被迫撤离，政府外交官员因学生围困大使馆而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达到了目的，胜利地宣告结束。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取胜，不仅因为当时事关民族荣辱，全国民众纷纷响应，学生并非孤军作战地反对卖国政府；而且因为当时政府的力量相对说来比较弱小，社会有相当的独立性，政权并没有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像后来那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五四爱国运动似乎是突然表现出来的反帝情绪，而实际上却是一次思想更新、民族觉醒的大演习。它标志着中国将由此走向新秩序，并重新恢复伟大传统的荣光。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使中国现存的政治力量进一步消弱，从此分裂、动荡成为社会局势的主潮，因而也为以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为宗旨的众多政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面感召人心的旗帜。在中国历史上，和平的人民以和平的方式迫使以整个国家机器、雄厚的军事实力（相对于对付学生而言）为后盾的政府作出了让步，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平战胜了强权，游行示威战胜了军警镇压。然而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还在于它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转折的标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说甲午海战的失败导致中国以日本模式为救国之道的破产的话，那么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则意味着西方模式在中国的破产，意味着民主与科学的无力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局，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时刻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成功。五四爱国运动开启的中华民族的新方向毕竟是经过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本世纪西方史学家汤英比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现存的和灭亡了的所有人类文明的形态，他认为当一个文明遭到另一个文明的挑战时，这个文明内部总有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起来与之抗争。他们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该文明体系中的大部分成员的觉醒，这将直接决定这个被挑战的文明的结局是中兴还是衰亡。当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中国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起来应战与抗争；随着挑战与应战的深入，中国民众也越来越广泛地觉醒和响应了。越到这时，知识分子肩上的责任越重，他们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一旦他们误入歧途，中国的命运必定不幸。
好像上帝对于我们特别苛刻，中国一次次失去了展翅腾飞的机会，中国人一次次满怀希望等来的却永远是失望，失望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得到的又是失望的灰烬……我们中国有着与古希腊相媲美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有相对丰富的物质资源和足够的聪明才智，有吃苦耐劳、不畏牺牲的人民大众，更有大批英才盖世、气吞山河的仁人志士。相信我们不会永远从失败走向失败，而应从失败走向成功，并获得新生。让我们为我们这个民族祈祷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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