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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淡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辱，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颏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的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重新放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深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地陌生：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么热切的期望：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
那时，她是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的。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瑜式的人物。而戴瑜，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她希望这也许是假的，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怎么可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叛变自首呢？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开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撤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虽然，她也想到妈妈对她的深情。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象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可是现在，这却象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线。她需要立即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瓜子型的脸，扎着两根短短的小辫。在所有上山下乡的同学中，她那带着浓烈的童年的稚气的脸蛋，与她那瘦小的杨柳般的身腰装配在一起，显得格外地年幼和脆弱。
她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她攀谈，她也没有跟一个同学讲话。直到列车钻进山洞时，她才扭头朝上望了一下行李架上自己的两件行李：帆布旅行袋，一捆铺盖卷，——这是她瞒着妈妈一点点收拾的。直到她和同学们上了火车，妈妈还蒙在鼓里呢。她想象着，妈妈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也一定发现了那留在桌上的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
晓华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她想象着，妈妈也许会哭，或许很伤心。她不由又想起了从小妈妈对自己的爱抚。可是，谁叫她当叛徒的！她忽然又感到，不应该可怜她，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车上渐渐地安静了。这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同学：有的靠着坐椅睡了，有的在看书。她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同学，正拿诧异的目光愣愣地望着她。她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而，那男同学却热情地问她：“侬几届？”“六九届。”她抬起头。“六九届？”那男同学显然有些奇怪：“那——您？”“我提前毕业了。”她说完这话，明亮的眸子忽闪了一下，仿佛是感谢他对自己关切的询问。而且，看这空儿，她也勇敢地审视了一下这个男同学的容貌：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白皙的脸蛋，清秀的眉毛下，一双天真活泼的眼睛。她问他：“您叫什么？”“苏小林”，“您呢？”“王晓华。”她回答了他的反问，脸上不由又掠过一股羞涩的红晕。
听了他们的谈话，几个看书的同学便也插进来问：“王晓华，你怎么提前毕业了？”她愣了片刻，想随便支吾过去，可她从不会撒谎，止不住红着脸将实情告诉了他们。她说完，低下头，一种将遭冷遇的预感便涌上心来。然而，同学们却热情地安慰了她，苏小林更激动地说：“王晓华，你做得对。不要紧，到了农村，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她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
于是，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里，她渐渐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和一起来的上海同学们在辽宁省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
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妈妈的叛徒问题，公社团委没有批。
她了解到这点后，含着泪水找到团支部书记说：“我没有妈妈，我已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你是知道的……”苏小林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在一旁证实道：“去年，她妈妈知道她到这儿来后，衣服、吃食寄了一大包，可她还是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而且，她妈妈哪一次来信她连看都不看，都是随时收到随时打回的。”但是，团支部书记显出为难的样子，摊开双手：“公社团委接到了上海的外调信，而且，省里一直强调……”他脸上现出一副苦笑。
她茫然了。
大抵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才勉强地入了团。但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
春节又到了。这是她最感痛苦的日子。一起的青年都回家探亲了，宿舍里只剩下她孤独的一个人。外面，迎春的二踢脚在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香，听得见孩子们在欢乐地跳呵，喊，唱，锣鼓也在“冬冬锵锵”地响。
虽然节日里，她可以从一些热情的大伯大娘家里获得一点节日的欢乐，但一回到空空无人的宿舍，她便感到有无限的痛苦压迫着她。
她能获得一点安慰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是那样真诚地关心她，爱护她，鼓励她，为了她的入团问题，曾多次联名写信要求公社团委批准，而且，还有小苏经常来看她。他们在几年的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小苏喜欢她那种纯洁、质朴的心地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也把他看作自己最可以信赖的亲人，常常向他倾吐一些内心的苦闷。特别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她和小苏从海边谈心回来以后，更这样想了。
他们沿着海边走了很久以后，并排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月光下，海风正轻盈地推涌着海浪“嚓——嚓”地扑打着沙岸，送来阵阵海腥味。他们沉默了片刻，小苏突然问：“晓华，你想不想家？”她愣了一下，抬起头：“不！——你怎么问起这些？”小苏低下头，缓缓地说：“晓华，我看你还是写封信回去问问，林彪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说不定你妈妈也在其中呢。”“不，不会的。”她两手搓弄着衣角，痛苦地摇摇头：“以前，我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不会的，我听说过，妈妈的问题是张春桥定的案。不，不会的。”她依旧摇着头，小苏不由叹了口气，忿忿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说过，要有成份论，而又不要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些凉意了。小苏不由看了看晓华身上单薄的衣裳，问：“你冷吗？”“不，你呢？”她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他，“我还好。”他不由低下头，又静静地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深沉地说：“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想起自己的一切，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小苏扭过头，看到泪珠又涌在她的眼眶里，便安慰她说：“晓华，不要难过。”可是，他自己忍不住也擦了擦眼角渗出的泪珠。终于，他让自己心内久已积压着的话儿吞吞吐吐地吐了出来：“晓华，你也没有亲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就让咱们做朋友吧……”“真的，你不——？”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吃惊地瞪大了含着喜悦的双眼怀疑地问。“真的。”小苏肯定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温暖的手说：“晓华，相信我吧！”她激动地望着他，不由冲动地扑倒在他的怀里。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
第二年秋天，因为身体不好和工作的需要，她调到了村里的民办小学任教，而小苏也调到公社工作了。
一个下午，她在公社参加教育工作会议后，来到小苏的宿舍。门虚掩着，屋里却空无一人。她从小苏的铺上收起他换下的衣服，准备给他洗一洗，扭头却看到床头柜上的日记本。她随手拿过来翻着，却看到昨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我感到很头疼。上午，李书记对我说：”县委准备调我到宣传部去工作，正在搞我的政审。‘他说，我跟晓华的关系，县委强调了，说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要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调宣传部的事还要再考虑考虑，我真不明白。“看到这里，她竟象木头一样地呆住了。
她猛然合上本子，旋即离开了那间房子，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学校。
当她躺到自己宿舍的铺上时，她再也止不住，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起床梳洗时，她觉得太阳穴在隐隐作疼，眼眶也鼓了起来。
吃过限饭，她请了假，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异常平静地对他说：“李书记，我和小苏的关系从今往后完全断绝了，请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小苏的前途。”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虽然，小苏为了她而没有同意调县里工作，仍旧那样真情地爱着她，但她对他却有意避而不见了。
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为了这点，也正是出于对小苏真诚的爱，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连累他。虽然她有一种“小叶增生”的胸疼的病，医生多次讲婚后有可能好，但她现在宁愿牺牲这一切。她已经决定：要永远关上自己爱情的心窗，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从此，她只是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奉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她平时省吃俭用，却拿出自己津贴费很大的一部分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具。晚上，还经常到孩子们家中帮助温课。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使她暂时忘记了以往的一切。
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瓜子型的脸盘，随着青春的发育已经变得方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丰满起来。她已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姑娘了。特别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轻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然而，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一股难言的忧郁。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这在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了下去——晓华儿：你和妈妈已经断绝了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在这封信中，妈妈只想告诉你，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利用叛徒强加给我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孩子，感谢党，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实在不行了。我现在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
祝你近好。
妈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她读着手中的信，不由呆了。“这是真的？真的吗？”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
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她已经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趴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她回来，惊奇地喊了声“晓华”便朝她扑过来。她也百感交集地扎在妈妈的怀里。好久，她挣出头。擦着眼泪问：“妈，你在写什么？”“没，没写什么。”妈妈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于是，她疑惑地一步抢过去。夺在手上看时，上面却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哪里去？”“你管不着！”可是，妈妈已经抢先一步披头散发地拦在门口了。“啊！”她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起在铺上，止不住双手按着“蹦蹦”乱跳的心。“回不回去呢？”她有些犹豫不决了。
直到除夕前两天，她又收到妈妈单位的一封公函，她才匆匆收拾了一下，买上当天的车票，离开了学校。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心情又怎能平静呢？她激动，她喜悦，但她也苦痛和难过……清晨六点多钟，列车冲过春节的晨曦，长嘶一声昂然驶进了上海站。
下车后，晓华帮一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出站台并送上了公共汽车，这才背着黄挎包，拎着旅行袋，赶乘18路电车回家。
在车上，她望着小时候常走常见的马路和楼房，心跳得异常地快，重踏故土时那种难以形容的特殊的喜悦布满了她的全身。今天是春节，妈妈在家里干什么呢？妈妈是不爱睡懒觉的，她一定已经起了床，当她突然地出现在门口时，也许妈妈正背着门吃早饭呢。于是，她便轻轻地喊一声“妈！”妈妈一定会吃惊地转过头来，“呀！晓华！”而惊喜的眼泪一定涌在妈妈脸上。
她这样兴奋地想着，下车拐进了954弄。她数着门牌号码，16号，18号，20号。她停住了，顿了一下，走近那记忆犹新的暗霭色的家门，按捺着极度紧张。激动的心情，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门上“的的”轻敲了两下，没有回音。“妈妈还没起床？”她于是又让手指在门上加重了一点力量。仍旧没有回音。她有些急了，用拳头“彭彭”地叩了起来。可屋里还是死一般沉寂。
“你找谁啊？阿姨！”忽然一个小女孩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捧着蛋糕，边吃边瞪着大眼问她。“哦，小妹妹，这屋里的人呢？”“搬走了。大前天才搬的。”小女孩顺着薄薄的嘴唇说。“搬到哪儿去了？”晓华紧接着问。“嗯……”小女孩眼睛朝上翻了翻，忽然扭身跑进了屋里。片刻，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出来。
“噢，你找王校长。她搬到816弄1号去了。”那妇女说完，疑惑地问：“你是她什么人？”晓华顿了一下，含笑对那妇女说：“我找她有点事，谢谢了。”便匆匆走了。
她找到816弄1号，这是一座新盖的工房。1号房间门口，花盆里栽着一株腊梅花。一看这花，她便知道这是她的家了，因为妈妈是最喜爱腊梅花的。
黄漆的门也照旧关着。她想起妈妈的身体不好，也许还在休息，便又走近屋门，曲起手指去叩门。还没敲，却听得2号门前一个正在刷牙的中年人扭过头来，闪烁着热情的两眼说：“找新搬来的王校长吗？屋里没人，昨天她发病住到医院去了。”她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科？什么房间？”“还不清楚。”中年人微微摇摇头，她忙说：“同志，这只旅行袋先放您屋里一下。”便急火火地往医院赶去。
因为是春节，医院走廊里空荡荡的。她跑到值班室，一看没人，扭头见前面走廊拐弯处走来几个穿白衣服的医生，边走边说着什么。她便迎上去问：“医生，王校长在哪个病房？”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医生盯着她看了一下，象想起什么似的，忽然亮着手中的纸条说：“哦，正好，你是王校长学校来的，是吧？那好，麻烦你拍个电报告诉王校长的女儿，这是地址，告诉她，她母亲今天早上刚刚去世了，让她……”“什么？什么？”晓华脱口惊叫了一声，瞪直了眼睛。突然，她拔腿就往前跑，跑了几步却又猛然站住，回过头来用发直的睛神，有些口吃地问：“什——什么房间？几——号？”仍旧是那个男医生，诧异地朝她挥挥手：“内科2号。往前走，向左拐！”她发疯似地奔到2号房间，砰地一下推开门。一屋的人都猛然回过头来，她也不管这是些什么人，便用力拨开人群，挤到病床前，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中。
——啊！这就是妈妈——已经分别了九年的妈妈！——啊！这就是妈妈——现在永远分别了的妈妈！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落千丈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已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臂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许久，当她哭干了眼泪后，她才痴呆似地站起来，望着这一屋的人们。——他们也都陪着她在流泪。忽然，她在这人群中竟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沉着稳重但还带着孩子气的秀气的脸和那双显然也哭红了的眼睛，“苏小林！”她差点脱声喊出来。马上，她就听见他那熟悉的嗓音在说：“晓华，不要难过……”第二天晚上，妈妈的遗体送龙华火葬场火化了。回家的路上，晓华带着哭得水蜜桃般的眼睛，和小苏一起来到了小时候常走的外滩。
夜已经深了。黄浦江上阵阵吹来冷丝丝的风。她第一次倚持在他的身上走着，让他那青春的深深的呼吸温暖着自己冰凉的沉重得快要窒息的心。她感激他，当他探亲期间，听到妈妈已经平反，还特意去看她；而且，除夕的夜里，他又冒着严寒赶到医院去护理妈妈。想到妈妈逝世前能看到小苏，而且小苏也代她看到了妈妈，她的心里得到了那么一丝安慰。
他们在路灯下默默无言地走着。忽然，小苏从身边掏出一日记本，他翻到写着字的最后一页，递给晓华说：“晓华，这是妈妈前晚写下的。”她急忙接过来，借着淡白的路灯的光看妈妈的熟悉字迹：……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象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猛然挣开小苏的胳膊，蹬蹬跑到江边。她伏在江岸边的水泥围墙上，痴痴地望着江面上繁星般的灯火，望着灯光下微隐微现的江面……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原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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