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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份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的钱财账也两清了——这笔账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公司的人对我说，假如把你移交给司法机关，起码要判你三十年徒刑，还可能在你头上打洞，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身份，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张蹩脚中学的毕业文凭，让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还给了我五块钱——考虑到我在银行里的五十万块存款都将归公司所有，只给这一点钱真是太少——然后开车送我去新的住处，有一样东西不用他们给，就是我的新模样。安置以前我有一点肚子，甚至可以说在发胖，现在已经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说明，我现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错误，还有影射错误，因而万劫不复了。这后一条错误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发现的。我绝不敢说公司这样检举我，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营业额。我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故事到此就该重新开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个M，他是个又瘦又高、三十岁的男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丝衬衣，一条黑色的呢料裤子，一双厚底的皮鞋，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大汽车（这辆汽车和殡仪馆的汽车有点像。并且也被叫做送人的车），前往东郊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有两个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并且在汽车后座上不断地敲打他的脑袋，拍打他的面颊，解开他衬衣的领扣，露出一小片苍白、消瘦的胸膛，说一些尖酸的话，但是意在给他打气。后来汽车在一座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旧砖楼前停了下来，同去的人在他后背上推了他一把说：你到了，并且递给他一张窄行打印纸，说：该记着的事都在上面。M从车上下来，走了几步，拍了一下前门，司机把玻璃放下来。M说：能给我几支烟吗？司机取出一个烟盒，往里看了看，说道：还有六支。递给他，并且问道：还有事吗？M摇摇头，转过身去，汽车就从他身后开走了。
此时天色将暗，旧楼前面有很多乱糟糟的小棚子。因为天有点凉，M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他就走到那座旧楼里去，爬上砖砌的露天楼梯。那张打印纸上写着“407”，也就是四楼七号。走廊上一盏灯都没有，所以也看不出哪里是几号。于是他随手敲了一家的房门，门开时，一个小个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门扇。M想，我应该让她看个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声不响地站着。从敞开的门里，传来一股羊肉炖萝卜的气味。据我所知，M既不喜欢吃羊肉，也不喜欢吃萝卜，所以他对这股气味皱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后让开了门，把头往里一摆，M就走进去。这间房子里很热，因为有个房间里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说：往里走，给我看着孩子，饭一会儿就得。M就朝里面走去，绕过了破旧的冰箱、破烂的家具，走进一间尿味扑鼻的房间，这里有两个小床，床上躺了两个婴儿，嘴里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M想道，你们千万不要哭，哭起来我真不知怎么办好。这间房子里点了一盏昏黄的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说：你会做饭吗？M说：不会。她又问：会不会鼓捣电器？他想到自己过去学过物理，就说：会一点。于是她说：那还好，不是白吃饭。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说，被取消了旧身份，换上新身份）之前，我上过两星期的学习班。如前所述，参加学习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让你检讨错误，还讲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也不要和过去认识的人取得联系，假如这样做了的话，“重新安置”就算无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也就不能一笔勾销了。’我们当然明白，这是暗示我们将住监狱。重新安置了以后，我们既没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没有儿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会替我们处理，或者离婚，或者替我们抚养。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挺有钱的，现在一切都归他们了。我记得讲到这里时，会场上一片不满的嘘声。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说：这就够好的了，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你们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现在你们都安置在北京城里！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用他提醒我这个。我只关心重新安置了以后，活不下去怎么办。公司的代表回答说，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会产生新的治安问题。他们不会让我们活不下去的。我们会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这些公司会安排。我认为，我未来的妻子是什么样的，最好现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认为，这不是我该或者我配关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可不可以互相联系，以便彼此有个照应？公司的人说：绝对不可以。我们之间不能横向串连，也许公司会安排我们彼此认识，除此之外，一切联系都不可以有。这些问题都明确了以后，我就开始想象，在公司给我安排的新家里有什么。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一个半老不老的婆子，还有一对双胞胎。还有这么辛辣的骚味。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四处张望，看到这座旧砖楼满是裂缝，还有一只大到不得了的蟑螂爬在房顶上。我必须吃我不爱吃的羊肉萝卜汤，还要在这间骚烘烘的屋子里和那个小个子女人做爱——这是那种一间半一套的房子，除了这个大房间，还有一间小得像块豆腐干。那个小个子女人脸上满是皱纹，额头正上方有一组白头发——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很不幸的是，它们没有发生。后来那个女人看了我拿的那张窄行打印纸，发现我该去407，而这里是408，就把我撵到隔壁去了。那间房子敞着门，满地尘土和碎纸片。我不必吃不喜欢的羊肉炖萝卜了，这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可吃的都没有，连晚饭都没有了。
M重新安置后的第一个夜晚在407室度过。这套房子的玻璃破了不少，其中一些用三合板、厚纸板堵上了，还有不少是敞开的，张着碎玻璃的大嘴。这房子和408是一样的，在那个大房间的地上放了一个旧床垫，还有一个旧冰箱，有一盏电灯挂在空中，但是不亮。奇怪的是，打开冰箱的门，里面的灯却是亮的。他借着冰箱里的灯光检查了这间房子，看到了满地的碎玻璃。当然，冰箱里除了霉斑、一个烂得像泡屎的苹果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后来他就在那个床垫上睡了一夜，感觉到了床垫里的每一根弹簧。凌晨时分他爬了起来，就着晨光在暖气片上找到了一盒火柴，一连吸了三支烟，还看到一只老鼠从房子中间跑过去了。后来他就出门去，想到附近拣点垃圾——另一个说法是别人废弃的东西——来装点这间房子。但是在这片破旧、快被拆除的楼房附近，想拣点什么还真不容易——除了烂纸、塑料袋子，偶尔也能见到木制品，但是木头已经糟朽掉了。
我扛着一把白色的破椅子回家时，又想起我那辆火鸟牌赛车来。那辆车是我从公司的拍卖场买来的，买的时候崭新，而且便宜得叫人难以置信。后来我又把它开回公司的拍卖场，这叫我对因果报应之说很感兴趣了，因为我知道，这辆崭新的车还会以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卖掉。假如一个人死了，他生前穿的衣服也只能很便宜地卖掉，尤其是他断气时穿的那一件。所以到公司的拍卖场去买东西，不仅是贪小便宜，而且性格里还要有些邪恶的品性。我在车里留了一盘录音，告诉在我之后那个贪小便宜的家伙这些事，并且预言他也会被重新安置。这是因为敢贪这种小便宜的人胆子都大，而胆子大的人早晚都要被安置。没了这辆车，到哪里都要走路，实在不习惯，除此之外，我还穿了不合脚的皮鞋，这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扒了半天的垃圾，我身上的白衬衣也变成灰色的了。
我就这么一瘸一拐地扛着椅子走回家来，发现那张破床垫上坐了一个女人，梳着时髦的短头发，大约二十四五岁，长得也很时髦——也就是说，虽然细胳膊细腿，但是小腿上肌肉很发达，看来是练过——但是穿得乱糟糟。上身是件碎玻璃式的府绸衬衫，下身是条满是油渍的呢裙子，脚下是一双皮带的厚底鞋，四边都磨起了毛。她看到我口来，就拿出一张窄行打印纸来，问这里是不是407。我把椅子放下来，坐在上面说：把这破纸条扔了吧，现在没有用了。而且我还对她说：你原该穿件旧衣服的，现在天凉啊。
我说过，在被重新安置之前，有一阵子我总得到公司里去。那时候我和往常一样，开了一辆红色的火鸟牌赛车，但我那阵子总穿一套黑色西服，好像家里死了人，这可和往常不一样。最后一点是公司要求的，他们还要求我们在胸前佩戴个大大的红D字。这一点叫人想起了霍桑的《红字》，公司的人也知道，所以笑着解释说：诸位，这纯属偶合。他们提供做好的红字，底下还有不于胶，一粘就能粘上。我还发现这种胶留下的污渍用手一搓就掉，不污衣服，当时以为公司在为我们着想，后来发现不是的。在重新安置那一天，坐上送人的车之前，送我的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道：把衣服脱下来。他看我目瞪口呆，就进一步解释说：你跟公司定的合同里有一条，重新安置以后，你原有的一切财产归公司所有——还记得吧？我这才恍然大悟道：衣服也算？他说：废话！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不算？按照他的原定方针，就要把我扒得只剩一条短裤。说了好半天，才把长裤和衬衣保住了，至于我现在穿的这双厚底皮鞋，是用一双鳄鱼皮的轻便鞋和送人的家伙换的。那些家伙都是从贫困地区雇来的农民工，财迷得要命。他们还说：你今天就该穿几件旧衣服——现在天凉啊。这件事可以说明公司为什么要提供不污损衣服的不干胶：为了剥我们。它也能说明该女人出现在我面前时，为何衣冠不整。我听说公司也雇了一些女农民工，而且女人往往比男的更财迷。我以为拿这个开玩笑很有幽默感，但是那个女人很没幽默感地说道：你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后来她还一本正经地从床垫上站了起来，把手伸给我，做了自我介绍，我也一本正经地吻了她的手，告诉她，我是何许人也。这样我们就在落难时表现了君子和淑女的风度，但是不知表现给谁看。她说她是画家，搞现代艺术搞到这里来了。我说我是史学家、哲学家，写了一本《我的舅舅》，把我自己送到这里来了。她说她听说过我；我说真抱歉，我没听说过她，所以我就不能说久仰的话了。
后来在那间破房子里，我们生造了很多新词，比方说，安置后——重新安置以后，安置前——重新安置以前，错误——安置的原因；以此来便利交谈。晚上睡觉时有两个选择：睡床还是睡板。睡床就是睡在破床垫上，睡板则是睡在搭在砖头上的木板上。我总是坚持睡板，表面上是对女士有所照顾，其实我发现板比床舒服。这位女士告诉我说，她的错误是搞了现代艺术，我对这一点不大相信。众所周知，男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思想”错误，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自由”错误。所谓自由，是指性自由。当然，我也没指望一位女士犯了这种错误会和男人说实话。
有关这个女人的事，我可以预先说明几句：她先告诉我说，她是画家，后来又说自己是个“鸡”，也就是高级妓女。后来她又说自己是心理学家。我也不知该信哪个好了。我对她的态度是：你乐意当什么，就当什么好了；而且不管你说自己是什么，我都不信。我开头告诉她，我是史学家，后来说我是哲学家，最后又说自己是作家，说的都是实话，但也没指望她会信，因为太像信口开河了。我们俩如此的互不信任，不能怪我们缺少诚意，只能怪真的太像是假的，假的又太像真的了。
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那女人就该叫做F了。在安置前，所有的F和M都在公司的地下车库办学习班，那车库很大，我们在一头，她们在另一头，从来不聚在一起，但是有时在路上可以碰见。我们M胸前佩了D字以后，多少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走到外面低头驼背，直到进了车库才能直起腰来。而F则不是这样。她们身材苗条、面目姣好，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全不在乎胸前的D字。假如和我们走到对面，就朝我们微笑一下，但绝不交谈。我的一位学友说，她们都是假的，是公司雇来的演员或模特儿。看上去还真有点像，但这位学友是怀疑主义哲学家，犯的是怀疑主义错误；假如不是这样，我就会更相信他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位学友一点骨气都没有，成天哭咧咧地说：我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可不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呀！假如一只肥猪哭咧咧地对屠夫说：我是长了一身膘，但也没犯该杀之罪呀，后者可会放过它？当然，没有骨气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错，但我更乐意他是错的。现在我房间里有一个F，似乎已经证明他错了。
上完班疲惫地走回家，发现这间房子完全被水洗过了，原来的燥气、尘土气，被水气、肥皂气所取代；当我坐在床垫上解鞋带时，F从厨房里出来，高高挽着袖子，手被冷水浸得红扑扑的。她对我说：把衬衣脱下来，现在洗洗，晚上就干了。这时我心情还不坏。后来我光着膀子躺在烂床垫上说：你哪天去上班哪？问了这句话以后，心情就坏了。
我已经说过，安置后我是个建筑工人，所以我就去上班。在此之前，我对这个职业还有些幻想，因为建筑工人挣钱很多，尤其是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上了班之后这种幻想就没有了。他们把我安置到的那个地方名叫某某建筑公司，却在东直门外一个小胡同里，小小的一家门面房，里面有几个面相凶恶的人，而且脏得厉害。其实这是个修理危旧房屋的修建队。人家问我：干过什么？我说：史学家，哲学家，等等。对方就说：我们是建筑队——你会干什么？我只好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人家就叫我去当小工。这时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记记账，做做办公室工作，人家则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于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长把勺子去浇沥青，还得叫一个满脸粉刺的小家伙“师傅”。下班时那小子说：明天记着，一上了班，先要给师傅“上烟”——咱们是干一天拿一天钱，不合意可以早散伙。我答应着“哎”，心里却在想：给死人是上香，给你是上烟，我就当你死了吧。沥青是有毒的，闻了那种味直恶心；房顶上没有遮阴的地方，晒得我头晕脑涨；我两个胳臂疼得像要掉下来——假如掉下来就不疼，我倒希望它们掉下来；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算一次账，当天就有工资，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上班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该说说那个D的含义了，公司的人说，D是delivery（发送）之意。安置就是把我们发送出去。听了这个解释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邮包，很不自在。他们说，我们这种包裹有两种寄法，一是寄给别人，二是寄给我们自己。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要有肯要我们的人，举例言之，408那位太太。她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有二十年教龄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龄不太大），四十二岁结了婚，四十三岁生了双胞胎，同时遭丈夫遗弃，就到公司去申请了一个丈夫。头天晚上，她以为我就是那个邮包——这种错误是可以想象的，嫌我太瘦弱，但没有说。后来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同时又是个假释的刑事犯（公司的业务也包括安置这种人），虽然不瘦弱，却天天揍她，还说：你敢去公司诉苦，我就宰了你。但这都是后话了。我和F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公司学习时，他们说，对这类情形要实行三搭配：男女搭配。高低搭配，错误搭配。第一条是指性别，第二条是指收入，最后一条指什么我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我对第二条抱很大希望，因为我已经是个每天只挣二十块钱的小工了，她再挣得少，那就没法活。我问她哪天去上班，她说：我已经上班了。我问：在哪儿？她说：在这儿。公司给我安置的职业是家庭主妇。听了这话，我都快晕过去了。她还怕我晕不掉，从厨房里跑出来说，我给你做家务，你可要养我呀！我万分沮丧，无可奈何地说：安置前你怎不这样讲？
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女权高涨，假如有位女士对男友说：我让你养我，这是至高的求爱之词。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对我这么说，我一定会养她，除非她是安徽来的小保姆。而不养安徽小保姆，绝非因为藐视那个省份，而是一养就要养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妈、她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堂兄表弟之类，而且这些表兄弟里还有一个是她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干不净；这种现象被人叫做“徽班进京”，多的时候一班有一二百人。所以，男人养了一个女友或是妻子，实在是体面得很，但是很难养到。有位女士说过：谁要养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长得要像阿波罗（指雕像）；2．阴茎不短于八英寸；3．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二条，极难满足——因为中国男人很少长这么大，而且这么大并无用处，所以也就是瞎说说罢了——所以男人家里很少有主妇。倒是有时到某位女士家里做客时，能看到一位很体面的小伙子。主人指着他说：我先生，我养着他。偷偷和他聊几句时，他皱着眉头说：没办法，想过家庭生活——与此同时，听到河东狮吼：你们在干啥？要搞同性恋吗？他赶紧灰溜溜去陪老婆。不敢像主妇那样吼起来：我和人说几句话也不行吗？这说明男人的条件不那么苛刻。综上所述，有女人要我养，我不能拒绝。我只能委婉地和她算这本账：每天二十块钱，咱们两个人，怎么活呀。
F告诉我说，只要省吃俭用，两个人花二十块钱也能活。吃的方面，我们只吃粗茶淡饭，她决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凑合，只是要买一两件时装和几件内衣（我皱着眉头指出，这些东西贵得很），再加上一点起码的化妆品，卫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么了。我知道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这样规划了以后，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资搜去，一个子儿也不留。然后她到厨房里去做饭，我则躺倒在旧床垫上长嘘短叹。
从前述的情节里，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那时候北京常是阴雨天气，就是不下雨，天也阴得黄惨惨的。就算是风和日丽，我也没有好心情。到了五月初，天就会连续晴朗。五月一日放假，当然也没有工资。我心情比初安置时好了一些，像一个男人一样收拾了这间房子，用拣来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补上，然后爬上房顶，用新学会的手艺修补漏雨的地方。在干这件事的同时，凭高眺望这片拆迁区。当然，景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在四周玻璃大厦的蓝色反光之下，这里有十几座土红色的砖楼，楼前长着树皮皴裂的赤杨树。楼前面还有乱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户盖起来的，现在顶上翘着油毡片。我还看到最北面那座楼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来的每个时期一样，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这个景象给我一个启迪，我从房顶上下去对F说：等我们这座楼被拆掉时，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吗？这使我相当丧气，但还是不死心，说道：也许我可以考个电工什么的；你也可以去考个秘书，这样可以增加收入。她继续笑了一下，就转过身去。然后我就更丧气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从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换工作。我很可能要当一辈子的小工，住一辈子拆迁区。本来我还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个废弃的房间里有门，把它拆回来安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但是我没了情绪，就在床垫上躺过了那一天下余的时间。那一阵子我总是这样没精打采——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高兴的。
有关我想考电工的事，还有必要补充几句。人到了我这个地步，总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还能做点什么。作为一个物理系的毕业生，很容易想到去考电工。而作为一个喜欢在公路上和人赛车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车司机。这些奇思异想都是因为当小工太累，挣钱又太少，还要受那个小兔崽子师傅的气。每次我说起这类的话头，F总是那么干脆地打断我。假如她能顺着我说几句，我也能体验一点幻想的快乐。这娘们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汉语布克奖，为此公司派车把我从工地上接了去，告诉我这个消息。这个奖的钱不多，只有五千块，在我现在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笔款子了。我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但是当坐在我对面的公司代表说“祝贺我们吧”时，还是面露不快之色：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他说：怎么没有关系？你忘了我们的合同吗？你的一切归我们所有，而我们则重新安置你。其实不等他提醒，我就想起来了。我站身来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要回家了。他说。别着急呀，现在还用得着你。你得去把奖领回来，还得出席一个招待会……我说：我哪里都不想去。那人就拉下脸来说：合同上可有缔约双方保证合作的条款，你想毁约吗？我当然不想毁约，毁约也拿不回损失的东西，还要白白住监狱。然后我就被带去洗澡，换上他们给我准备的体面衣服，到U．K．使馆去。有两个彪形大汉陪我去，路上继续对我进行教育：怎么着，哥们儿，不乐意呀？不乐意别犯错误哇。我说：我不犯错误会落到你们手里吗？他们说：也对。你们不犯错误，我们也没生意。但是，“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马上就想到了“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像什么——它像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彪说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话：我的脑袋特别灵，没办法，爹妈给的嘛。“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和“没办法”是一个意思，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豪心情，使我气愤得很。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骂几句。在汽车里不能骂，在U．K．使馆更不能骂，那儿的人对“cao”“bi”这类的音节特敏感，一听见就回答“fuck you”，比听见“How do you do”反应还快。我忍了一口气，在招待会上狼吞虎咽，打饱嗝，而且偷东西。这后一种行径以前没有练习过，但是我发现这并不难，尤其是别人把你当个体面人，不加防备时。我共计偷掉了两个镀金打火机、四把刀叉、四盒香烟，还偷了一本书。公司陪我的人只顾听我在说什么，一点没看见这些三只手的行径。不幸的是我吃不惯那些cheese，回来大泻特泻。我觉得自己赚回来了一点。既然我的一切，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丑。为公司跑了这一趟，回来以后得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十五块钱（这是误工费，公司代表说），还有一通说教。他们说我没有体面，表现不好。
晚上回家，我告诉F今天发生的事，还告诉她我在招待会上捣了一顿乱，多少捞回了一点。她说我还差得远，公司从这个布克奖里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块钱。《我的舅舅》得了奖后，肯定比过去畅销。会出外文本，还能卖电影改编权。所以我该平平气，往前看，还会有前途。往前看，我只能看到自己是个浇沥青的小工，所以气也不能平。她又从另一面来开导我：你不过是得了布克奖，还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呢。这话倒也不错，从公司的宣传材料里我知道，被安置的人里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霍梅尼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小说奖得主，有教皇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撒旦学院院士（这最后一位我还认识，他是研究魔鬼学的），他们大家都犯了错误，在公司的安置下获得了新生。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拿起了一根撬棍，对F说，我出去找找门，找到了回来叫你。我已经说过了吧，我们的房间里少一扇门。后来我真的找到一扇很好的门，把它从门框上卸了下来。等到招呼F把它抬回家里后，我又懒得把它再安到卫生间门框上，因为我的情绪已经变坏了。我的情绪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坏就坏，一点控制不住。而且我也不想控制。
如前所述，有一个叫做M的男人和一个叫做F的女人，在某年四月底遭到安置，来到一间拆迁区的房子里。鉴于M就是我本人，用不着多做介绍。F的样子我也说过一些，她身材细高、四肢纤长、眉清目秀，后来我还看到她乳房不大，脐窝浅陷。除此之外，她在家里的举动也很有风度，这就使我想起一位学友的话：所有的F都是演员，或者雇来的模特。
F对我说，你要警惕“重新安置综合征”。我说：你不嫌绕嘴吗？她说：那就叫它“安置综合征”，我还是嫌它太长。最后约定叫做“综合”，我才满意了。所谓综合，是指安置以后的一种心理疾病，表现为万念俱灰，情绪悲观，什么都懒得干。各种症状中最有趣的一条是厌倦话语，喜欢用简称。在公司受训时，听到过各种例子：有人把“精神文明建设”简化到了精神，又简化到了精，最后简化成“米”；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简化成公，最后又简化成了“八”；把自己从“重新安置后人员”简称为员，后来又简称为“贝”。所以公司招我们这种人去训话（这句话未经简化的原始形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向重新安置人员布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就成了“八口米”；由拆字简化，造成了一种极可怕的黑话。我现在正犯这种毛病。这种毛病的可怕之处在于会导致性行为的变化，先是性欲减退，然后异性恋男人会变成被动的同性恋者，简称“屁”，最后简称“比”。我对F说：怕我比？我还不至于。她居然能听懂，答道：你不比，我在这里还有意义。你比，我就爱莫能助了。
我承认自己有点综合，比了没有，自己都不清楚。心情沮丧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也很累。成天浇沥青、搬洋灰袋子——第一次把一袋洋灰扛到房顶上时，我自己都有点诧异：原来我还这么有劲哪——下了班老想往床上躺。说实在的，过去我干的力气活都在床上，现在已经在床外出了力，回到它上面自然只想休息。这时F露出肌肉坚实的小腿，从它旁边走过去，有时我也想在她腿上捏一把，但同时又觉得胳臂太疼了，不能伸出去。她就这样走进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我已经说过，卫生间没有门，她在门上挂了一块帘子，故而她坐在马桶上，我还能看到她的脚，还能看到她把马桶刷得极白。这时候她对我说：什么时候把门给咱安上呀。这件事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得找木匠借刨子，把那个破门刨刨，还得买钉锦、买螺丝，甚至应该把它用白漆刷刷；这样一想，还不必去干，心里就很烦的了。但我没有这样详细地回答她，只是简约地答道：哎。然后她站了起来，提起了裙子，然后水箱轰鸣，她走了出来。尽管是从这样一个地方、伴随着这样一些声响走出来，F依然风姿绰约。看到她，我就觉得自己不该比。但是我有心无力。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想到这样一些事：在古代汉语里，把一个不比的男人和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放在一起时他想干的事叫做“人道”，简称“人”。这说明祖先也有一点综合。晚上睡在板上，对自己能不能人的问题感到格外关切。F从板边上走过去，坐在床垫上，我看到她裙子上的油渍没有了，上衣也变得很平整。她告诉我说：我从408借了熨斗，然后使劲看了我一眼（仿佛要提醒我的注意），把裙子脱了下来，里面是光洁修长的两条腿，还有一条白色的丝内裤，里面隐隐含着黑色。当她伸手到胸前解扣子时，我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说道：你说过，要买几件衣服？她说：是呀。我说：买吧。要我陪你去？她说：不用。我说那就好。在她熄灯以前，我始终向墙壁。在我身后，F脱衣就寝，很自然地露出了美好的身体。我有权利看到这个身体，但我不想看。
安置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公司去听训，这是合同规定的。那天早上我对F说：今天回公司，你不去吗？她说：我们要晚半周。因为她比我来得晚，这种解释合情合理。我走到公司的栅栏门外，对传达室说了我的合同号，里面递出一件马甲来，并且说：记着，还回来。那件马甲是黑色的，胸前有个红色的D字。我穿上它走到地下车库里，看到大家三五成群散在整个车库里，都在说这个月里发生的事。我想找那位怀疑主义的学兄，但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听说他已经死掉了。人家把他安置在屠宰厂，让他往传动带上赶猪，他却自己进去了。对于这件事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不小心掉进去的；其二，自己跳进去的；最后，被猪赶进去的。因为屠宰厂里面是全自动化的，所以他就被宰掉了，但是他的骨胳和猪还是很不一样，肢解起来的方法也不同，所以终于难倒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导致了停工，但这时他已经不大完整——手脚都被卸掉，混到猪蹄子里了。经大力寻找，找到了一只手两只脚，还有一只手没找到。市府已经提醒市民注意：在超级市场买猪蹄时，务必要仔细看货。还有一个家伙打熬不住，跑去找前妻借钱。前妻报了警，他已经被收押了，听说要重判。除了他们两位，大家都平安。到处都在讨论什么工作好，比方说，在妇女俱乐部的桑那浴室里卖冷饮，每天可以得不少小费，或者看守收费厕所，可以贪污门票钱；什么工作坏，比方说，在火车站当计件的装卸工。我的工作是最坏的一类，所以我对这种谈话没有了兴趣，从人群里走出来，打量时而走过的F们。她们也穿着黑马甲，但是都相当合身，而且马甲下面的白衬衣都那样一尘不染。有时候我站在她要走的路上，她就嫣然一笑，从旁边绕过去——姿仪万方。我虽然不是怀疑主义哲学家，但也有点相信那位死在屠场里的老兄了。后来散会以后，公司留些人个别谈话，谢天谢地，其中没有我。
我从U．K．使馆偷了一本书，它是我自己写的，书名叫做《我的舅舅》；扉页上写着××兄惠存，底下署着我自己的名字。很显然，它是我那天晚上题写的几十本书之一，书主把它放在餐桌或者沙发上，我就把它偷走了。按我现在的经济能力，的确买不起什么书，不管它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有没有六折优待。我回家时，F正平躺在床垫上，手里拿着那本书。她把视线从书上移开片刻，说道：你回来了。我没有回答，坐在椅子上脱掉皮鞋，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要弄双轻便鞋。后来她说：这书很好看。过了片刻又说：很逗。出于某种积习，我顺嘴答道：谢谢。她就坐了起来，看看那书的封面，说道：这书原来是你写的——真对不起，我看书从来不看书名。这种做法真是气派万千——把世界上所有的书当一本看，而且把所有的作者一笔抹煞。我觉得演员或者时装模特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派，对她的疑心也减少了。那天下午上工之前，我就把卫生间的门装上了。
以上故事又可以简述如下，F和M被安置在一起，因为她始终保持了风度。还因为M有一位怀疑主义的学兄，所以他对她疑虑重重。后来怀疑主义的学兄死掉了，还因为别的原因，M决定把这些疑虑暂时放到一旁，和她搭伙干些必要的事。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小时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搭过帐篷，在里面鼓捣半导体。这种事实说明我在工艺方面有些天赋，除此之外，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太老实。所以后来我就从建筑队里偷了油漆、木料、还有建筑材料，把那间房子弄得像了点样子，还做了一张双人床。这个故事和《鲁滨逊飘流记》的某些部分有点雷同，除了那张双人床。
那张床的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上班我给那位操蛋师傅上烟时，把整整一盒烟塞到他口袋里，而且说：我要给自己做张床。他说他不管，但是他看到工地上有一捆木檩条。这捆擅条我早就看到了。然后我给了木匠师傅一盒烟，说了我要做床的事，他说他也不管，就去找别人聊大天。然后我打开一盒烟，散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就把那檩条拖出来，依次使用电锯、电刨子、开笋机，把檩条做成床的部件，然后打成捆，塞到角落里。我干这件事时，大伙都视而不见。直到干完，才有人对我说：你好像干过木匠活。我告诉他小时候干过，他就说：下回我打家具找你帮忙。天黑以后，我叫F和我一道来工地把那一捆木头拿了回去，当夜就组装成床架。我不记得鲁滨逊干过这种事。在此之前，我已经把床垫拆开修好了，F还把破的地方补了补丁。我们把床垫从地上抬起来，放在床板上，就完成了整个造床过程。它是一件很像样的家具，但很难说清它是我自己造的，还是偷来的。初次睡在上面时，我心花怒放。当你很穷时，用上了偷来的东西，实在是很开心的事。临睡时，我甚至一时兴起，给F解开了脖子下面的两个扣子。F依旧很矜持，但是脸也有点红。后来她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躺在我身旁，身上有一副乳罩和一条内裤，都是粉色的。我也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窄窄的溜肩，还有别的地方。F目不邪视，但我看出她在等待我伸手去解开她的内衣。说实在的，我已经伸手准备这样干了，但是我又觉得这粉红色的内衣有点陌生，就顺嘴问了一句。她说是她买的。我问什么时候买的，她说前天。忽然间，我情绪一落千丈，就缩回手去。又过了一会儿，我说：睡吧，就闭上了眼睛。再过了一会儿，F关上了电灯。我们俩都在黑暗中了。
怀疑主义的学兄说，公司怕我们对合同反悔，就雇了一大批漂亮小姐，假装待安置人员，用她们来鼓舞我们的士气。假如此说是成立的，那么她们的工作就该只是穿上佩有红色D字的衣服在公司里走走，不会有一个F来到我家里。现在既然有一个F睡在我身边，我应该狐疑尽释，茅塞顿开，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头——她和我好像根本不是一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想再听听那位学兄的高见，可惜他死掉了。我和F睡在一个床上时，就在想这些问题。后来她说：喂。我说：什么？她说：你该不是舍不得钱给我买衣服吧。我说：不是。她说：那我就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她都睡着了，我又把她叫醒，告诉她说：我当然不反对你去买衣服，不过，你那些衣服假如不是买的，而是偷来的，那就更好了。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自己都无法解释。就着窗外的路灯光，我看到F大睁着眼睛在想。忽然她嘿嘿一笑，说道：我明白了。她明白了些什么，我也是不清楚。
第二章
晚上我回家时，床上好像摆了摊，放满了各种颜色的内衣。口红、小镜子。F告诉我说，今天大有斩获。她现在每天都去逛商场，顺手偷些小东西回来。然后就开这种展览会。我把它们拂开，给自己腾出个地方坐下说：没给我偷点什么？她说：有。就递给我一个纸盒子。不用看就知道里面是避孕套。她还说：不知道你的号，说着露出想笑的样子。我把这盒子放到一边——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于是她把笑容从脸上散去，说：我给你弄饭去，就走开了。我坐在床边上解鞋带，嘴里忽然冒出一句来：你是演员吗？直到听到F回答说：不是。我才领悟到那句问话是从我嘴里冒出来。然后她从厨房里跑出来说：你问这个干吗？我信口说：没什么，我觉得你长得像个演员。她说道：谢谢。就回厨房里去了。也许你会说，这样的关系就叫相敬如宾。但我知道不是的。我和她的关系实际上是互相不予深究——我对她那种可疑的演员似的作派不予深究，她对我的性无能也不予深究。假如深究的话，早就过不到一块儿了。
我对自己也不予深究，假如深究的话，就会问：我干吗要写《我的舅舅》，我干吗要买那辆赛车和那所房子？一个答案就在眼前：我总得干点事吧，写几本书、挣点钱、买点东西；然后就冒出个反答案：瞧瞧你干出的结果！我倒是写了不少书，挣了不少钱，也买了不少东西，但是都被公司拿去了。这样自问自答永无休止，既然如此，就不如问都不问。话虽如此说，问话的神经却不是我能控制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问了一句：你真是画家吗？F听到这话时愣住了。
我说过，在公司的地下车库里，当所有的M都在讨论什么活儿好、什么活儿坏时，F们却穿着合身的马甲，挺着小巧玲珑的胸膛走来走去。我曾经拦住了一个，她压低了声音说道：对不起。就从我身边绕过去。说实话，我说不出那个F和眼前这个有何区别；眼前这个F从407走出去，到了公司的地下车库里，我也分辨不出来。她们对我来说，每一个都是漂亮的年轻女人，仅此而已。她们和我毫无关系。我不明白的只是：假如她们像我们一样，都是艺术家、哲学家，何以在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时落落大方、丝毫也不感到屈辱呢。F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是鸡。她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看了我一眼。我不动声色。她又说：他们让我打小报告，我没打。我长出了一口气，问道：那你以后准备怎么样呢？她说：先这样吧。
我应该解释一下和F的对话。F说，她是鸡。这就是说，她是那种出没于大饭店的高级妓女。有一天，她被人逮住了，重新安置到我这里；但有可能是暂时的，假如她把我的一言一行都汇报上去的话。她还说，她没有汇报我，假如是真的，那倒值得感谢。不过世界上的这种话都不可信，而且就是她去汇报，也只能汇报出我小偷小摸，没有什么严重性。对于她的话，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可信的地方，也没发现什么特别可信的地方。安置前，假如我遇到了一个“鸡”和我睡在一个房间里，那我一定要刨根问底，问出她的身世、教育、收入、社会交往。但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广泛的兴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是吗。就结束了问话。
在安置前，我没有打过鸡，换言之，我没有嫖过妓。一般来说，这种情形有两种解释：有洁癖，或者特别胆小。我却既没有洁癖也不特别胆小，只是怕麻烦。我告诉F这件事，她说：那你一定特别懒。我说：随你怎么想，就熄灯睡觉了，但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她不是演员，而是鸡。后来我伸手把灯又打开，与此同时她翻身起来，坐在灯下，身上穿了一只真丝的胸罩和真丝的内裤，都是偷来的。我把手朝她伸去，中途又改变了主意，用目光在她胸前一碟，然后说：解开吧。她把胸罩解开，我就看到了一对小而精致的乳房，很好看的，但是像隔着玻璃看一样。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新奥尔良，就隔着玻璃看到过这样一对乳房，长在一位脱衣舞女身上，现在的心情和当时一样。那位舞女下场后，我还和她聊过几句。她说脱衣舞是一门艺术。后来我伸手到床头取了一支烟，F也取了一支。放到嘴边说道：呶。我伸手拿了打火机，伸到她胸前，给她点了烟；然后缩回来给自己点上烟。过了一会儿，她躺了下来，把左臂枕在头后，露出了短短的腋毛。我对她说：腋毛没刮。她说：啊。后来又说：过去是刮的。又过了一会儿，她伸手到床头把烟捻灭，侧过身子躲开灯光，睡去了。而我则在灯光下又坐了一会儿，才熄灯睡觉——那天晚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安置前，我认识很多打过鸡的人。他们说，那些女孩子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个别人甚至有博士学位。当时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现在则认为这种事也不特别坏。就拿我来说吧，有两个博士学位，也没有打鸡，结果还不是遭了安置。第二天早上，我对F说，假如公司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实话好了。她说：假如人家想听的不是实话呢？我愣了一阵子，说：那你就顺着他们，编一些好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指望了。她马上答道：我不。不光你，大家都没什么指望。她还说：你这个人太客气。虽然我能听出她有一语双关之处，但我还是简单地回答道：随便你啦——我不想再横生枝节了。
F对我说，你总是这样，会不会出问题？我翻着白眼说，我怎样了，出什么问题？她说我太压抑，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但是不想答理她。后来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最近有没有手淫过。我说我经常手淫，每天晚上她睡着以后必手淫一次。这是瞎编，但她听了以后说道：这我倒有点放心了——从理论上说，假如她是鸡，男人手淫就是剥夺她挣钱的机会，她该对此深恶痛绝才对，怎么会放心了呢？
从安置以后，我就性欲全无，心里正为这事犯嘀咕。所以下了班以后，我就去找小姚阿姨。她住得很远，我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路上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盯梢——其实我也知道这是瞎操心。公司安置了这么多人，哪能把每个人都盯住。小姚阿姨见了我就说：小子，你上哪去了？到处找找不着。你怎么破稀拉撒的了？我说我遭了劫——这也是实话。不管公司有多么冠冕堂皇的说法，反正我的财产都没了。小姚阿姨是港澳同胞，人家不会把我的事告诉她。我在她那里洗了个热水澡，吃了一顿饭。但是最后那件事却没做成。小姚阿姨说，她要给我吹口仙气，但是吹了仙气也不成。于是她就说我不老实。其实最近我老实得很。最后没等到天黑透，我就告辞了，还向她要了一点钱坐出租车。等到回了家，F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底有点发凉。但是她没有说什么。
F告诉我说，她在我这里的时候不会太长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犯的是思想错误，她犯的是自由错误，前者的性质比后一种严重得多。再说，像她这样漂亮的女孩给小工当主妇也是一种浪费。照我看，她可以到饭店当引座小姐，或者当个公关小姐——总之，是当小姐。现在当主妇是一种惩罚。所以我对她说：什么时候要走了，告诉我一声。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准备点小礼物，或者一道吃个饭。她说她明天就要走，我说今晚上就去吃饭。于是我们俩去了Pizza Hut，在那里点了两份panpizza。吃完以后回家，她又告诉我说：明天她不走，是骗我的，说完了吃吃地笑。我说：那也不要紧，什么时候真要走了，再告诉我吧。
我和F住在一间房子里，我是个男人，而且不是伪君子，但我对她秋毫无犯。本来我会继续秋毫无犯，但是后来我变了主意，在床上和她做起爱来，不止不休，而且还是大天白日的。开头她还以为这是个好现象，而且很能欣赏；后来就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你不是有病吧。但我还是不休不止，直到她说：歇歇吧。我才停了下来，抽了一支烟。后来我又要干，她就说：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了。我说：不能。事实说明F很有耐性，她跷起双腿，眼看着天花板，偶尔说一句：你这是抽疯。然后她说，要去洗一洗。回来以后让我告诉她，我怎么了。等她回来以后，我又抓住了她。她说：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否则我要喊了。我说：我没有什么，挺正常的。她说：你真是讨厌啊！这时天快黑了，屋里半明半暗的。这一回做着半截爱，她就睡着了。我把这件事做完，回来拥着她躺下。这时她醒了，翻身坐起，说道：你今天抽得是什么疯啊？我嘻皮笑脸地说：猜猜看。她想了想说：你吃错药了。我说：你乐意这样理解也成哪，我可是要睡一会儿了。
那一天是返校日（这一天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八贝米日”，近似黑话），和上一次一样，我们回去听训。那种讲话当然是毫无趣味的，一半说他们要干的事：思想教育的好传统永远不能丢，用严格的纪律约束人，用艰苦的生活改造人，用纯洁的思想灌输人，等等；另一半是说我们：安置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严肃的”考验，有的人经得起考验，就能重新站起来做人；还有一些会堕落——说到堕落时，还特地说道，这不是吓唬我们。等到散会以后，他们把我留下个别谈话。会谈什么，我早就知道，是给我重新安排工作；让我加入公司的写作班子——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写作公司——做一名写手。这个写作公司有小说部、剧本部、报告文学部，等等。其中也有不少有名望的人物，得海明威奖、诺贝尔奖的都有，我要不是得了布克奖，人家也不会这么快地重新安置我。众所周知，该公司的产品臭不可闻，但是待遇还可以。我的回答也早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宁可去当男妓也不当写手——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能这么说。我可以说：我乐意当小工，但是人家不会信的。也可以说：我乐意再考虑考虑，但是人家会以为我要拿一把、讲价钱，因而勃然大怒。所以我把这些回答推荐给别的和我处境相同的人。我只简单地说：我不行。他劝说我时，我就答道：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回答不是比愿作男妓好得多吗？公司的那位训导员还安慰、劝解了我半天，态度殷勤，就如小姚阿姨对我吹仙气时一样。语多必失，他假装关心我，让我不要自渎——“手淫不仅伤身体，还会消磨革命意志”——我马上想到这话只对F讲过。这只是个小证据，真正的证据是她根本就不像个鸡。因此回家以后，我对F就性欲勃发。
后来F也承认自己是公司的人了，那是第二天早上的事。在此之前，她还说过，早上做爱感觉好。感觉好了之后，我们坐在床上，身体正在松弛，就是在这种时候脑子管不住舌头。我问道：你真的是鸡吗？她就沉下脸来，想了想才说道：谁跟你说了什么吧？好吧，我是公司调查科的。不过我可是实心实意地要帮助你呀。我赶紧点头道：我信，我信。说着手就朝她胸前伸去了。
公司是一座玻璃外墙的大厦，从某个角度看去，就像不存在的一样；所以它顶上那红色的标语牌就像浮在空中一样。那条标语是个大人物的语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大厦的脚下，有一圈白色的栅栏，栅栏里面是停车场，里面停着我那辆红色的赛车。车前面放了一块牌子，上书“11000”；我认为这个价钱太便宜了，我买时是22000，才开了不到一年嘛。栅栏墙外有个书摊，摊上摆着《我的舅舅》，封面装潢都是老样子，并且署的还是我的名字，但是也有一个白底红字的“D”，并且注明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监印”。老板说，内容和“没D字”的全一样，可是看它不犯法，所以书价也就加倍了。但我看到这一切时，心里想着：反正我也是要死的，等我死了以后，这些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谁爱拿就给谁拿去好了。我承认，那时我满脑子是自暴自弃的想法。但听说F是公司的人之后，我又振作起来了。
我把手伸到F胸前时，她把我的手推开道：你听我讲嘛。于是我就把手缩回去，把食指咬在嘴里。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这种状态和与我师妹做爱时大不相同。F告诉我说，她是心理学家——是技术人员（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假如把人当成机器零件的话）——不介入公司的业务，她只管给人治心理病——她讲的这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一双色眼上上下下地打量她。凭良心说，我觉得她比我师妹好看多了。
我上次和女人做爱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公司上学习班，收到我师妹的信，让我去一下。傍晚时我就开车去了，我师妹那里还是老样子，白色的花园洋房，只是门前挂了一块“出售”的牌子。我在她门前按了好久的门铃，然后看见她瘦了不少，短头发有好久没剪了。然后我的胃囊上就挨了狠狠的一拳，疼得我躬起身来，鼻涕眼泪一齐流。再以后她就往里面走去，说道：混账东西！你把我害惨了你！
那时我师妹的家里大多数家具都没有了，客厅里剩了两个单人沙发，她就坐在其中之一上面，黑着脸不说话。我坐在另一个上面，抚摸着惨遭痛打的胃——幸好我还没吃晚饭，否则准要吐出来——这时我的脸想必是惨白的。这件事用不着解释，她肯定是遭我连累了。那间客厅铺了厚厚的地毯，地毯上面有几张白纸片。沉默了好久之后，我师妹气哼哼地说道：明天我就要滚蛋了，你有什么临别赠言要说吗？我确实想说点什么，比方说，我是混蛋；再比方说，我也要被安置了。但是最后我暂时决定什么都不说。这样比较含蓄。
有关我师妹的情形，有必要补充几句：她是洋人叫做“tomboy”那一类的女孩，而且脾气古怪。有时候我和她玩，但没有过性关系。有关我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补充几句，在遭安置，更确切地说，被她打了一拳以前，我最擅长于强辞夺理，后来就什么都不想说。那一拳也值得形容一下，它着实很重，她好像练过拳击，或者有空手道的段位。我们在客厅里枯坐良久，我师妹就站起来上楼梯。上了几磴之后，忽然在上面一跺脚，说道：你来呀！我跟她上去，上面原来是她的卧室，有一张床，罩着床罩，我在那里只能弓着腰，因为是阁楼。我师妹把衣服都脱掉，拉开床罩爬上床去，躺在上面说：做回爱吧。我要去的地方连男人都没有了。
我师妹后来去了哪里，是个很耐猜的问题。‘除了住监狱，还可能去了农场、采石场、再教育营地，现在这样的地方很多，有公办的、民办的、中央办的、地方办的，因为犯事的人不少，用工的地方也多。她不说，我也没有问。这类地方都大同小异。顺便说一句，在安置的前一天，我受了她的启发，从“Pizza Hut”要了十二张pizza，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每张上面都要了双份cheese，加满了mushroom green pepper、bacon，以及一切可加的东西。我拼了老命，只吃下了两张半，后来还吐了。但是不大管用，到现在还想吃pizza，而且正如我当时预料到的那样，没钱去吃了。只有做爱管得特别长，到现在还是毫无兴趣。我师妹并不特别漂亮，皮肤黑黑的，只是阴毛、腋毛都特别旺。她气哼哼地和我做爱，还扯下了我的一绺头发。从那时起我开始脱发。再过一些日子，我就会秃顶了。
现在我经常想：假如和我师妹安置在一起，情况将会是怎样——也许每天都做爱，也许每周做两次，或者十天半月一次。不管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彼此会很有兴趣。上次干到中途，我告诉她自己就要遭安置的事。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该！等我说到自己的汽车、房子、银行存款都要归别人所有时，她就十分的兴高采烈了。这种情形说明我们前世有冤、近世有仇，不是无关痛痒。
我师妹对我说：假如不是你小子害我，我就要升副署长了。我想安慰她一下，就说：那有意思吗’无非是多开几次会罢了。她说：长一倍的工资！还能坐罗尔斯-罗伊斯。我则说：你想过没有，你还不到三十岁，当那么大的官，别人会怎么说你？她想了想说：那倒是。尤其我是女的，又这么漂亮。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一脚把我踹倒，说道：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倒也罢了，从你嘴里出来，越听越有气！你为什么要犯“影射”？“直露”错误还不够你犯的吗？
我师妹还告诉我她升官的诀窍：那就是光收别人的礼金，不给人办事；这样既不会缺钱花，又不会犯错误。不过这个诀窍没用到我身上，她给我办了很多事，却没要过钱。我总共就买了三瓶人头马，一个大蛋糕，而且那个蛋糕还是我自己吃下去了。这也是我一直诧异的问题——“你到底是为什么呀？”她说：还不是因为有点喜欢你。这话着实使我感动，但是她又说，她还不如去喜欢一只公狗。如前所述，我常试图勾引我师妹，但那是想找张护身符。我师妹就是不上钩，也是因为她知道我想找张护身符。我师妹在不肯和我做爱时，心里爱我，在和我做爱时，心里恨我。因为这种爱恨交集的态度，有时候她说：“哪。”把乳房送给我抚摸，有时候翻了脸，就咬我一口。而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为了那张护身符，我就不爱我师妹，但我要勾引她。如果不想那张护身符，我就爱我师妹，但又不敢勾引她。这本账算得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不管怎么样吧，现在我很想和我师妹在一起，这说明我虽然坏，却无良未泯。但这是不可能的事，人家不会让男人进女子监狱；而且我师妹再也回不来了，出了监狱也要在大戈壁边上住一辈子，将来还会嫁给一个赶骆驼的。希望那个人能对她好一点，最起码不要打她。我和师妹做爱时，心里很难堪，背上还起了疹子。这些疹子F也看到过，她说：你这个人真怪，雀斑长在背上！这说明那些疹子后来在我背上干枯、变黑，但是再也不会消退了。
我和F的事是这么结束的，她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因为我说：你是公司的人，不干白不干。我同意，把“干”字用在女人身上是很下流的，应该挨个嘴巴。打完以后她就穿上衣服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完全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现在我承认这话说得太过分，尤其对这样一个还没有从学校毕业的女孩子；再说，公司又不是她开的。我虽然比她大不了几岁，却像个老头子，学历史的人都是这样的；而公司是谁开的，在历史上也查不出来。它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经营各种各样的业务，甚至负责起草政府的白皮书。总而言之，它是个庞然大物，谁也莫奈它何，更别说和它做爱了。但F不是个庞然大物。她长了一对小巧玲珑的乳房，乳头像樱桃一样。
和F闹翻了以后，我就一个人过了。在此介绍几条经验供将来遇到这种麻烦的人参考：假如你懒得做饭，可以喝生鸡蛋，喝四个可以顶一顿饭。假如没有烟抽，可以在床底下找烟头，烟头太干了就在烟纸上舔一舔。有一件事我不教你就会，当你百无聊赖时，就会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笔往纸上写，也可能是写日记，也可能是写诗，但是不管你起初是写什么，最后一定会写小说。不管你有没有才能，最后一定能写好——只要你足够无聊、足够无奈。最后你还会变成这方面的天才，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你——这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无奈，也可能是因为喝生鸡蛋，也可能是因为抽干烟屁。假如邻居打老婆，吵得你写不下去，你就喊：打！打！使劲打！打死她！他就会不打了。顺便说一句，我用这种方法劝过了架，第二天早上那位出租车司机就站在走廊上，叉手于胸，挡着我的路，看样子想要寻衅打架。但我笑着朝他伸出手去说：认识一下，我住在407，叫M。那人伸出又粗又黑的右手来握我的手，左手不好意思地去摸鼻子。但这不说明他想和我友好相处。晚上我回来时，他又拦在我路上。我笑了笑说：劳驾让一让，他又让开了。建筑队里养了一只猫，原来老往我身上爬，现在也不爬了。有人还对我说：以前没注意，现在才发现，原来你是三角眼！我瞪了他一眼，他就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的眼睛很好看！在公共汽车上还有人给我让座——对于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来说，真是罕见的经历。这些情况说明我的样子已经变得很可怕了。
我说过，公司经营着各种业务，但是它最主要的业务是安置人，而且它安置的人确实是太多了，所以在节日游行时，叫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组了一个方阵，走在游行队伍后面。我因为个子高，被选做旗手，打着那面红底黑字的“D”字旗，走在方阵的前面。走着走着，听到大喇叭里传来了电视广播员的老公嗓子：“各位观众，现在走来的是被安置人员的方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被安置人员也是……建设的一支积极力量”。听到这样的评价，我感到羞愧、难堪，就拼命挥舞旗子，自身也像陀螺一样转动。在我身后的方阵里，传来了疏疏落落的掌声。这是我们自己人在给我鼓劲。F走了以后，我觉得寂寞，感情也因而变得脆弱了。
F曾经告诉我说，她是学心理的研究生，正在公司调查科实习、做论文。提起公司派她来做这种奸细的事，她笑着说：“以前在学校里只有过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这回倒是个增长见识的机会。”她还告诉我说，她的论文题目是“重新安置综合征”。一边说，一边还嘻嘻哈哈，说道：“看来你没有这种病，我亏了。”我当时气愤得很：第一，这不是好笑的事。第二，我也没有好心情。唯一使我开心的事是她亏了。所以我还要和她做爱，她说：行了，你做得够多的了。我就说：反正你是公司的人，不干白不干。结果挨了一嘴巴。然后她还哭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在没倒霉之前，兴高采烈，很自私。在倒霉以后，灰心丧气，更自私了。而倒霉就是自尊心受到打击，有如当头一棒，别的尚在其次。我就这样把她气跑了。开头我以为她会到公司去告我一状，让那里的人捉我去住监狱，但是等了几天，没有人来逮我。这说明我把她看得太坏了。
第三章如前所述，有一个人叫做M，因为犯思想错误被安置了。另外有一个女人叫F，开头和他安置在一起，后来走掉了。我就是比有关我被安置的事，可以补充如下：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首先发现我的书有问题，公司社会部检举了我，公司治安部安置了我，公司财务部接收了我的财产，公司出版部拿走了我的版权。我现在由公司训导部监管，公司的调查科在监视我，而公司的写作班子准备吸收我加入。公司的每个部门都和我关系紧密，可以说我是为公司而生，公司是为我而设。我实在想象不出F为什么和公司搅在一起。假设我是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并且学了临床心理学，那么公司对我根本就不存在。假设有一天，因为某种意外，我和公司有了某种关系，被它安排到一个阴沉不语、时而性无能时而性欲亢奋的男人身边，那将是人生的一个插曲。这种事不发生最好，发生了以后也不太坏，重要的是早点把它忘掉，我绝不会走了以后又回来。我就是这么替她考虑问题的。
F走掉以后，我开头打算一个人过，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到公司去申请一个伴儿。他们收了我十块钱的登记费，然后说：给你试试看，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能做饭、会说话就行。他们说：你收入太低，两条没法同时保证；或则给你找个哑巴，不会说话；或则找个低智女人，废话成堆，但是不会做饭。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说：那就算了，把登记费退给我吧。那些人忽然哈哈大笑，说道：别怕，还不至于那样。拿你开个玩笑。我退了一步，瞪了他们一眼，就走开了。他们在我身后说：这小子怎么那样看人？看来真得给他找个哑巴。但这时我已经不怕低智女人了，何况只是哑巴。
我现在发现，不论是羞愤、惊恐还是难堪，都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过去就好了。由此推导出，就是死亡，也不过是瞬间的惊恐，真正死掉以后，一定还是挺舒服的。这样想了以后，内心就真正达观，但表面却更像凶神恶煞。我现在身边能够容下一个女人，哪怕她把我当笼养的耗子那样研究，只可惜F已经走了。于是我就去登记，然后就有女人到我这里来了。
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一句话：在电视上看到了你（游行）。我觉得是F寄来的，虽然那张明信片没有落款，我又没有见过F的中文笔迹。这就是一种想法罢了。我还在床垫底下找着了一叠纸片，上面写着故做深奥的拉丁文，还有几个希腊字母。假如我还能看懂一点的话，是对我做身体测量时的记录。我说过，开始做小工时，我很累，每夜都睡得像死人，所以假如F对我做过这种测量的话，就是那时做的。这说明F做事很认真。我也有过做事认真的时候——上大学一年级时，每节课我都做笔记；到二年级时才开始打瞌睡。就是在那时，也有过在手淫之后夜读“量子力学”的时候——恐怕考试会不及格。这些事说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起初我也不知道。F比我年轻，她当然可以不知道。我说F是“不干白不干”是不对的。因为她不知道，所以就没有介入其中，她是无辜的。但这也就是一种想法罢了。
现在该说说公司给我介绍的那些伴儿了。有一天傍晚回家，看到屋里有个女人，年龄比我稍大，肤色黝黑，穿了一些F初来时那样的破衣服，在我屋里逡逡巡巡，见我回来就说：你有没有吃的东西？我饿死了。与此同时，我看到桌上一块剩了好几天、老鼠啃过的烙饼没有了，冰箱里的东西也一扫而空。我可以假设她在给我打扫卫生，但是地没有扫。所以我就带她到楼下的小铺吃炒饼，她一连吃了六份。这个女人眼睛分得很开，眉毛很浓，长得相当好看，只可惜她要不停地吃东西。我怀疑她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毛病，但是她说她没有这种病，原来一切都正常，只是在安置以后老觉得饿，而且不停地要去卫生间。我等了三天，她一点都没有好转，我只好把钱包拿出来给她看：里面空空如也了。这个女人犯的是思想错误，故而非常通情达理。她说：我回公司去，说你这里没有东西吃，是我要求回来的。这样她就帮了我的忙，因为登记一次只能介绍三个女人。她提出不能和我共同生活，就给我省了三块三毛三。对于这件事可以做如下补充：这是我在公司里得罪的那几个家伙特意整我，想让她把我吃穷，但我对这个女人并无意见。她还告诉我说，她们受训的地点是在公司的楼顶上，不在地下车库。那里除了F，也有些M，都是俊男——这说明怀疑主义学兄的猜测是对的。因为她告诉我这件事，所以第二个到我这里来的女人见了我说：你怎么这么难看哪？我也没有动肝火，虽然她才真正难看。
后来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看过了你舅舅的小说。你真有一个舅舅吗？这句问话使我很气愤：我岂止有一个舅舅，而且有一大一小两个舅舅，大的是小说家，被电梯砸死了。小的是画家，现在还活着，但我没怎么见过。就在收到这张明信片的当天，那个肥婆来到我家里，说我长得难看。这女人还会写点朦胧诗，我对诗不很懂，但是我觉得她的诗很糟。这样的人不像会犯思想错误，我怀疑她是自己乐意被安置的。她到我这里时衣着整齐，听说就是最冷酷的人对傻婆子也有同情心——但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衣服号太大，剥下来没人能穿吧。她还提了个手提袋，里面放了很多的五香瓜子，一面嗑，一面想和我讨论美学问题；但是我始终没说话。后来我接二连三地放响屁，她听见以后说道：真粗俗！就奔回公司去了。
有关这位肥婆的事，后来我给F讲过。她听了就跳起来，用手捂着嘴笑，然后说：现在你一定把我当成了该肥婆之类。那些明信片果然是她寄来的。她还给我寄过钱，但我没有收到汇款单。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收到明信片，不能收到钱。
我现在和公司的训导员很熟了，每个返校日都要聊一会儿。他对我说：人家说你是个黄鼠狼——你是成心的吧？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说那个肥婆。我告诉他，我不是成心的，但这不是实话。和公司的人不能说实话。那个肥婆果然是自愿被安置的，大概是受了浪漫电视剧的毒害。现在她不自愿了，想让公司把原来的身份、财产都还给她。公司的人对她倒是蛮同情的，但是还她过去的身份却不可能：没有先例。作为一个前史学家，我对这种事倒不惊讶。过去有向党交心当右派的，有坦白假罪行被判刑的。就是我舅舅，也是写了血书后才去插队的。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为了让你干了以后后悔而设，所以你不管干了什么事，都不要后悔。至于在那些浪漫电视剧里，我们总是住在最好的房子里，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吃饱以后没事干，在各种爱情纠纷里用眼泪洗脸。假如我肯当写手，现在就在编这种东西了。公司编这些连续剧，就是想骗人。众所周知，在我们周围骗局甚多，所以大多数假话从编出来就没指望有人信；现在真的骗着了一个，良心倒有点不安。他们准备再努力给她安置几次，假如不成功，再送她去该去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有人老在公司里无理取闹。我看这个肥婆最后免不了要住监狱，因为除了到了那里，到哪儿她都不满意；但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看出公司也有一点品行。对我，对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的女人残忍；对傻呵呵的肥婆则颇有人情味。顺便说一句，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的女人是个先锋派电影导演，做爱时两腿也分得很开。我觉得跟她很投缘。假如不是怕两人一起饿死，我一定让她留下来。
夏天快要过完时，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找到你舅妈了，她告诉我好多有意思的事。我从这句话里感到一种不祥气味。F后来告诉我说，同一张明信片上，她还写了：“我对你有一种无名的依恋”，但是那句话消失了。我收到的可能是经过加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复制品，是真是假，F自己也不能辨别。后来公司又给我送来一个真正的画家，瘦干干的像根竹竿。这家伙穿着迷彩服，背着军用背包来的，当晚就要洗劫楼下的西瓜摊。我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然后她就和我吵起来了。我和她同居一星期就散了伙，因为实在气味不投，而且我还想多活些时候。她把我房间里的一面墙画成了绿荧荧的风景画，开头我想把它涂掉，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已经看惯了。
到了秋天里，有一天我回家时，房子被扫得干干净净，F坐在床上说：我回来了，这回是安置回来的。我真想臭骂一顿，再把她撵出去，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现在她和我一样，除了此地，无处可去了。
F回来的当晚，我觉得和她无话可说，就趴到她光洁、狭窄的背上了。上一次没有这样弄过，但是这样弄了以后，也没觉得有什么新意。后来她对我说：你没上次硬——这么说你不介意吧？我也不说介意，也不说不介意，一声不吭地抽了一阵烟，然后在黑地里抓起她的衣服扔在她身上，说道：穿上，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出门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散步时我对她说，我准备到公司里当个写手。她听了以后沉默良久，然后说：你不是因为我吧。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这是因为是和不是都不是准确的答案。她还对我说，她觉得我们俩之间有未了的缘分，假如不亲眼看到我潦倒而死、或者看见我吃得脑满肠肥中风而亡，缘分就不能尽。我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我没有想这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我对此不关心。我的内心被别的东西占据了。
后来F告诉我，她给我寄过很多明信片，除了我收到的那几张，还有好多。在那些明信片里，她说了自从被安排到我这里做奸细，她就不能对我无动于衷——后来她怎样了解了我的过去，又怎样爱上了我。假如我收到了，就不会对她的到来感到突然。但是这些事已经不重要了。假如一个女人自己犯了错误，我欢迎她和我一起过这种生活——只要还能活。但假如这个错误是由我而起的话，我就要负责任，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了。
我现在是公司第八创作集体G组的三级创作员，但我每星期只上一天班。用我以前的标准，在这一天里，我也几乎什么都没干。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公司有不计其数的一级、二级、三级创作员，大家只要稍稍动手，就能凑出几本书、几篇文章，而且这些书根本就没人看，只是用来装点公司的门面。而我们这些创作员的待遇是如此丰厚，以致我都担心公司会赔本了。
第四章我现在相信，有的男人，比方说，我，因为太聪明，除了给公司做事，别无活路；还有些女人因为太漂亮，比方说，F，除了嫁给公司里的人，也别无出路。得到了这个汤马斯·哈代式的结论之后，我告诉训导员，我愿意到写作部去工作。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曾经做恶梦、出冷汗、脸上无端发红、健忘、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决定了以后，一切就都好了。不管你信不信，第一次到第八创作集体去时，走在黑暗的楼道里，忽然感到这里很熟悉；我还感到很疲惫，不由自主地要松弛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到家了。
每次我来到公司门口，把工作证递给传达室里的保安员看了以后，他就要递给我一个黑马甲，上面有红线缀成的D字。这一点提醒我，我还是个“被安置人员”，和公司的官员不同，和在公司里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员们穿着各色西服，打着领带，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员更加衣冠楚楚，穿着金色的制服，就像军乐团的乐师。女的保安员穿制服裙子，有些人不会穿，把前面开的衩穿到身体的侧面，这可以算公司里一种特别的风景吧。
我在第八创作集体，这是一大间白色的房子，像个大车间，向阳的一面全是玻璃，故而里面阳光灿烂。也许是太灿烂了，所以大家都戴着茶色眼镜。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买了一个茶色镜。这间房子用屏风隔成迷宫似的模样，我们也是迷宫的一部分。在这个迷宫的上空，有几架摄像机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飞机上装的机关枪，不停地对我们扫射。根据它的转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发射子弹，可以在每十五分钟把大家杀死一遍。开头每次它转到我这边，我都微笑、招手。后来感到脸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坚持了。
G组有七个人，其中有两个女同事。我们这个组出产短中篇，也就是三万字左右的东西，而每篇东西部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约七千字左右，由风景描写引入男女主人公，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开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开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种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开始爱情”只是其中一种，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组成；可以借用从尼采到萨特的一切哲学书籍，也是七千字；最后是激情段，有一个剧烈的转折。开始时爱情破裂、家庭解体、主人公死去。然后，发生转机，主人公死而复生，破镜重圆，也就是七八千字吧。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艺刊物上。到了国庆、建党纪念日，我们要献礼，就要在小说里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 bunger，double cheese burger一样，拉到五万字。什么时候上级说文艺要普及，面向工农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最对我的胃口。因为作为前哲学家执照的持有者，我负责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两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发冷。只要不写思辨段，我就基本没事了。上了一周的班，我觉得比想象的要好过；正如老美说的那样，“A job is a job”。我没有理由说它比当肛门科大夫更坏。我现在干的事，就叫做当了“写手”。
我坐在办公桌前写一段思辨文字时，时常感到一阵寒热袭来，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纸上写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对主人公、对他所在的环境、对时局、对一切都极尽挖苦之能事。此种情形就如在家里时感到性欲袭来一样——简单地说，我坐不住。在一个我仇恨的地方，板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不是我的一贯作风。这段文字到了审稿手里，他用红墨水把它们尽数划去，打回来让我重写。他还说：真叫调皮——可惜你调皮不了多久了。对于这话，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也许应该理解为威胁。这位审稿是个四十多岁的人，头发花白，脸像橘子皮。众所周知，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犯过思想错误，所以虽然他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来，我还是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审稿说：我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到时候你自己就老实了。从我出了世，就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而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终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这些人端坐在这里写这样无趣的东西，并且不停地呷着白开水。我自己喝着最浓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么难熬，每周也就这么一天嘛。我说过，G组一共有七个人，都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除了审稿坐在门口，其他人的办公桌在窗边放成一排。靠着我坐的是两位女士，都穿着棕色的套服，戴着茶色眼镜，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来岁。另一位面朝我坐，有三十多岁。我说自己从出世就没见过真章，那位三十来岁的就说：在这里你准会见到真章，你等着吧——而那位四十来岁的在椅子上挪动一下身体，说：讨厌！不准说这个。然后她就高声朗诵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请大家听听怎么样，其实谁也没听。不知道为什么，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点脸红，大概是因为这段文字实在不怎么样。
这间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尴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间都不互称名宇，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为在这种地方做事，觉得称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议用代号，把年纪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纪小的叫做“F2”。这两位女士马上就表示赞成。男人中，审稿排为M1，其余顺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间操时间，我们都要挺胸垂着头写稿子，那样子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长此以往，我们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来，这是因为在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装了一架能转动的摄像机，而且它没有闲着，时时在转。
我告诉F说，在公司里做事，感觉还可以。她说：事情似乎不该这么好。她听说公司对我们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有耳闻，并且到第八创作集体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纸合同，上面规定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作为一个被安置者，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为一个公民，我又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说，作为一个人，我还要服从人间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几条也没什么。他们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无非是让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在做了，感觉没有什么。F指出，我所说的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悖论，作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我承认她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不想做的事。我认为，作为人我已经失魂落魄，心理学的原则可以作废了。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张床，周围还拉了一圈帘子。那张床是个有轮子的担架床，加上帘子，就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寄宿舍一样。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从食堂回来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后来我被M1叫醒了，他说：起来，起来！你倒真积极，现在就躺上去！我坐起来时，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样子。M3朝我扑了过来，把我从床上拉了下来。顺便说一句，大家对这张床的态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开，仿佛遮上也不好。这件事纯属古怪。但是我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既然当了写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关我当了写手，有一个正确的比方：一个异性恋男人和同性恋男子上了床。这是因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还得了奖，它将是我这辈子能做的最后一件有人味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当写手，无异于受阉割。有一天上班时，我看到我们楼层的保安员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觉就像在心窝上被人踹了一脚。保安员的桌子放在楼梯口上，他们穿着金色的制服，经常在桌子后面坐着，偶尔也起来串房间。有一天串到我们屋里来，在门口和M1说话：你们屋有个新来的？是呀。他不会找麻烦吧？M1稍稍提高了嗓门儿说：谁敢跟你们找麻烦？谁敢呢？这时候他的脸涨得像猪肝一样。保安员用手按住M1的肩头说：你不冷静……老同志了，不要这样嘛。而M1就沉住了气说道：每回来了新人，我都是这样。说到这里，他们两个一齐朝我这里转过头来。我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说到了保安员，必须补充一句，他们中间有女的，而且为数相当不少，这种情况只有在百货商场那种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们这里，她们格外地喜欢串房间。我们层有一个宽脸的小姑娘，长了一脸很可爱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带口音，老爱往我们房间跑，并且管F1和F2叫大姐。这两位大姐就这样和她寒暄：你值班吗？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听到这样的回答，F2的额头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头去。后来她就到我对面坐下，和我搭讪道：大哥，听说你会写书——我也想写书，你能不能教教我？对这一类的问题我是懒得答复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说道：你要写什么哪？她说：我可写的事多着哪。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猛烈地咳嗽起来了，抬头一看，只见F2一副要中风的样子，朝门口比着手势。见了这个手势，我就站了起来，说道：我要去上厕所——她当然不可能跟着我。等我回来时，那女孩走了。F2说：M5，你不错。我说：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说道：不能。我说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发现G组的同事里，只有审稿像个真正的“被安置人员”，换言之，只有他才像会犯思想错误的样子。这是因为我听说过他。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社会里，犯错误的人只是极少数，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人就算我不认识，也该有个耳闻。而组里别的人我都没听说过。F2也有点像个被安置人员，因为她虽然不聪明，但还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错误。其他的人既不聪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错误。我找审稿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说，这里多数人都是走后门进来的。这使我大吃一惊，说道：我以后说话要小心了。但是他摇摇头说：用不着。不管怎么进来的，最后都是一样。他还说，你就在外面当小工也挺好的，进来干吗？我则拿同样的问题问他。于是他叹口气说道：现在说这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有关走后门进来，我是这么理解的：假如只有犯了思想错误的人才能进公司来当创作员，那么就会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错误，他却请客送礼托关系，硬要受到检举，以便到这里来——这和我没被安置时的作为相反，那时候我总要找我师妹把我错误的记录消去，带累得她进了监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待遇丰厚，并且每周只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来串门是24号的事，而那个月没有31号。有关30号，我知道那一天领工资，还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员放假，这些都是从公司发的手册上知道的。别的事在29号我还一无所知，到了30号上午，我在门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训导部里听了一上午不着边际的训。作为一个常犯错误、常听训的人，我一看到训导员笑眯眯、慢条斯理地说话，就怀疑他要诈我交待点什么，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转入正题：“好了，现在谈谈你的问题吧。”在这以后，他可能会翻了脸，大声地喝斥我；而在这段时间我应该不动声色地顶住，等着他来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没有转到正题上，也就是说，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总在说我的错误是多么严重，而他们现在对我又有多好。中午时，他叫我到小餐厅吃招待饭，我等着他下午继续胡扯。但是在吃饭时他看了看手表，说道：你回组去吧。连饭都不让我吃完。只是当我离去时，他在我身后说：今天中午发生的事对你大有好处，希望你能保持谦虚、谨慎、合作。事后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并没有完全胡扯，只是当你没有亲历那个事件时，根本就不知他在说什么。
假设你没有亲历过那个事件，我告诉你训导员的话，你也猜不出是要干什么。所以你就把现在的一段当成考验你是否比我聪明的谜语来读吧。训导员说：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这将是个痛苦的过程。假如你不幸是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你一定听过上干遍了，但你不知所云。这不是你的错，因为说话的人并无所指。当它第一千零一次重复时就有所指，可这次你却忽略了。我也是这样的。
我回组里去，那座楼里没有一点声音，楼道里也没有人。这使我以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还是要回组里去，因为那天领工资。我认为他们就算走了，也会在我桌上留条子，告诉我工资的事。但我推开G组的门时，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个surprise party。然后我就被这种肃穆的气氛所慑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现在我认为，把那天中午发生的事比作surprise sparty，这个比方不坏。那一天，第八创作集体里有一个秘密，但只对我一个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时，周围静悄悄的，但有时会听到一些古怪的声响，然后有些人蹑手蹑脚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没听错的话，这种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我还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虽然我没有照镜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面红耳赤。对于要发生的事，我还是一无所知，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只要等着就是了。
在进公司当创作员之后，我受过不少次训导，但我和往常一样，左耳进，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时，我又力图把这些教训回忆起来。我能想到的只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说，公司出钱把我们这些人养起来，是出钱买安定。这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在这里，就会是不利社会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这样每周只上一天班，怎么才能把我们安定住。另一句话是：在创作集体里，他们还要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帮助、教育。假如说那些训导就是帮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经猜出了正确的答案，这个surprise party就是一次帮助教育。这个猜测虽然是正确的，却失之于笼统了。
后来终于有人走进了我们的隔间，来的是两个保安员，一个高个的男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个男的手里拿了一叠大信封；女的手拿一个大广口瓶，里面盛了一种透明清澈的液体，还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夹了两根教鞭。那个男的低下头在信封里找了找，拿出一个递给M1。他就把它撕开，离开位子，把里面的纸片—一分给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别针别着的两张纸，一张是工资支票，和合同上签定的数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张是打字机打的纸片，上面有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一个简单的数字：8。然后我抬起头来，看到那个唐山女孩坐在M1的办公桌上，广口瓶的盖子打开了。她一手拿了那两根教鞭，另一只手拿了湿棉花在擦着，瞪着眼睛说道：谁先受帮助呀？还不等回答，她就走到床边，把帘子一拉，钻到里面说：照老规矩，女先男后吧。我们又静坐了一会儿，听到唐山女孩说道：快点儿吧！你们后面还有别人哪！再说，早完了早回家呀！于是F1就站了起来，背朝着我，脱下了制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纱那种料子的内裤、宽广的臀部，还有两条粗壮的腿，撩开帘子钻进去了。这时F2站起来，脱下外衣，把衬衣的下摆系在一起，并且也脱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长，很直，穿着真丝内裤，裤带边还有绢花，这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对，对，早完早回家。与此同时，脸上红扑扑，青筋也暴出来了。我倒是听见了那种声音，但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帘子拉开，两位女士钻了出来，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有谁想让我帮助，可以过来。我觉得那话是对我说的。后来房间里只剩了我们——M们。大家都坐着不动。终于M1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老同志带个头吧；走到床边上脱了裤子躺上去，把纸片递给保安员，说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这时我还是不信。直到藤条（也就是我以为是教鞭的那东西）呼啸着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
现在让我来重述这个事件，我认为F1和F2在这件事里比较好看，尤其是F2，从帘子里钻出来时，眼若秋水，面似桃花；M1最为难看，他把白夏布的大裤衩脱到膝盖上，露出了半勃起的阴茎——那东西黑不溜秋，像个车轴，然后又哼哼个不停。然后就顺序进行，从M2到M3，到M4，直到M5。我丝毫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躺上了那张床，但是我屁股上现在冷飕飕的，仿佛涂上去的酒精还没有完全挥发。还有八道疼痛，道道分明。我正在街上游荡，天已经很晚了。我应该活下去，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那么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算是改造好了。万事开头难，第一回羞愧、疼痛，但是后来没准会喜欢——只要不在生人面前。我应该回家，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假如家里没有F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我作为一个男人，也算是改造好了。执鞭的保安员轻描淡写地安慰我说：你不要紧张，不过就是打两下，没什么。假如真的没什么，何必要打呢。
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你现在当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还是回了家。我现在和F住在一起，她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能够理解，用她的话来说，你别无选择，所以只好这样生活了。我现在多少适应了这种生活，和周围的人也熟了。假如没有新来的人，每月这一关也不太难过。就像一个伤口已经结了疤，假如没有新东西落进去，也就不会疼痛了。这件事使我们真正犯错误的人最为痛苦，而那些走后门进来的除了感觉有点害臊，不觉得有什么。我还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再没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错误了。
现在我总选择那个唐山小姑娘对我进行“帮助”，这件事多少带一点调情的味道，但是她要些小费，因为她该只“帮助”女士，所以这是额外工作。她对此热情很高，除了能挣钱，她还觉得打男人是种享受。这个时候，她一面涂酒精，一面还要聊上几句——“这个月是6，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说笑啊。”“你以后别说笑了，太太见了多难过呀。”“能轻一点吗？还要开车回家呢，坐在伤口上受不了，多多拜托了。”“轻可不成，我负不起责任。我打你屁股的上半部，不影响你开车。你别忘了教我写书——开始了啊。”
如前所述，我在写（我的舅舅》时，是个历史学家。那时候我认为，史学家的身份是个护身符。现在我知道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的护身符。假如你很年轻，并且自以为有天才的话，一定以为这些很可怕。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的结论是，当一切都“开始了”以后，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我现在只是有点怕死。等死了以后就不怕了。
我现在又回到原来的生活里了，我得回了失去的姓名、执照、赛车、信用卡，得回了原来的住房——这间房子和原来那间一模一样，但不是原来的那间，那间被别人买走了，只好另买一所一模一样的。而且我又开始发胖。我甚至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书，写《我的舅舅》那样的书，甚至更直露的书，只要不拿出去发表。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再写这样的书，我甚至完全懒得写任何书了——其实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还不是为了想写几本书嘛。我还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爱她。但她对我毫无用处。我很可能已经“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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