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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边一朵小白花，在阳光中快活地摇摆。
我站在小学绿色的大门前，望着那朵小白花，用手把自己被风吹乱了的头发拢了一下，由大门上开着的一扇小门走了进去。在右手边，有一间小木房子，窗口坐着一个老头儿。
“请问，谭——谭校长在不在？”我在“谭”之下顿了一下。假若不是那老头儿一双疑虑的眨巴眼提醒了我，我会连名道姓地说出了“谭心辉”。用那么冷冰冰的名衔来称呼一个十多年未见面的儿时朋友，确是一件别扭事。
“校长不在！”那老头儿低头整理桌上的一叠信件。
我愣愣地站在那儿，不知是轻松，还是失望。谭心辉是我高中时代的好友，我们同座位，同寝室，连衣物零用钱也不分彼此。毕业考试过后，分手的前一天，我们坐在嘉陵江边一棵黄桷树下，看着山顶的白云，自叹是“飘零的落叶”，实际上，我们是各自“飘”回家。我把母亲给我的一对小梅花金戒指，送了她一个，约定十年后，无论我们“飘”到多远的地方，再到嘉陵江边见面。然而，我们分别十六年了，并没见面。我高中一毕业便结了婚，谭心辉进了大学。我来台湾后，听说谭心辉也来了台湾，在南部一个私立小学当校长；她大学毕业后结了婚，婚后两年便离婚了。我常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她的消息，知道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了。我住在台北，一直没机会见到她——这是个借口，我承认；当年嘉陵江边友谊的盟誓我早忘记了。人就是这样子。这一次，妹妹在南部结婚，我摆脱繁琐的家务与一群儿女，到南部去参加她的婚礼，才鼓起勇气决定就便去看看谭心辉。但是，我一看到那凛然的校门，那老头儿探询的眼光；听见他那句冷漠的答话，忽然觉得我来看的，不是一个儿时好友，而是一个陌生人。我转身准备离去。
“喂！”那老头儿抬起头，“你找校长干什么？”他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我是她朋友。”“朋友？嗳？你是校长朋友？”那老头儿向校园一角瞟了一眼。那儿有一道矮篱，围着一栋房子；房子上爬满了茑萝；矮篱外停着一辆闪亮的三轮车。
“校长是不是住在那儿？”我指着那栋房子问，这一次，我索性把“谭”字也去掉了。
“是，就住那边。”老头儿坐在凳子上，两只瘦骨嶙峋的胳臂叉有胸前，晃着二郎腿，挺悠闲的样子。
“请你进去讲一下，好不好？我老远从台北来看她的。”“不行，校长暑假不见客！”老头儿干脆由桌子上拿起一本油皮纸封面的《七侠五义》看起来了。
“那我自己进去好了！”我向那栋小房子走去，倒不是急于要看到谭心辉，而是与那老头儿赌气。
“喂，喂，”他站起身来，皱着眉头，眨巴着眼，“你有名片没有？”“没有。”我苦笑了一下，“我叫丁一燕，你一说，校长就知道的。”老头儿拿着一叠信件进去了，转来的时候，语气比较和缓了一些。
“校长请你进去。”我走进矮篱，敲了一下门，开门的是个下女，说校长睡午觉刚起来，要我等一等。我坐在一张藤椅上，向四壁看了一眼。左边墙上挂着一块横匾：“春风化雨”；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团体照，黑压压的一群人，我认出正中坐着的是谭心辉，握着两手放在膝上，四平八稳，非常自信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名士派”的谭心辉，穿着麻布口袋似的蓝布衫，走起路来，衣服晃晃荡荡，蓬松的短发上，常常插着一朵小白花，衬着她那黝黑的肤色，带点儿男性的动作，看起来并不好看，反而显得有点儿可笑。
“丁一燕，想不到你来了。”谭心辉扣着衣领，由内屋走了出来。
“啊！”我站起身来，说不出一句话。
谭心辉穿着一件铁灰绸子衣服，一丝不苟的短发紧贴在脑后：半高跟鞋的鞋尖是闪亮的。她微弯着腰，迈着方步走过来。她整个的人，好像没上滑润油的机器，骨节都长了锈。
她和我握了手，松松地。
“我早听说你在台北。怎么样？还好吧？”她在我旁边一张藤椅上坐下，没等我回答，便高声叫道：“阿秀，倒茶来！”“你这里真好，凉爽得很！”我望着屋外一地绿荫荫的茑萝影，从心里凉到手指头尖。
“嗯，还不错，”她打了个呵欠，“不过台湾的天气也只是中午热一阵，早晚都很凉爽。”“这儿最近下雨没有？”“没有。台北呢？”她拿起了茶几上的一叠信。
“也没有。”虽然是骄阳当空的炎夏，那间屋子里的空气却是一块凝固的冰。我喝了一口热茶。她把那叠信一一看了一眼，扔在书桌上。
“真是，一到暑假，就难得安静，今天我决定好好休息一天，不见客人。每天好多客人，好多信，谋事呀，为考生讲情呀！”她就着那个“呀”字又打了个呵欠。
“你真了不起，我们同学之中，你最有出息。”我说着，一面看看手表：三点二十五分了。
“那倒谈不上，不过，”谭心辉的劲儿上来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不会钻营，不会拍马。否则，就凭我的资历、学历，我也应该当上了中学校长。我办这个私立小学也不容易呀！不是肯干，不是混得开，还会有今天？！”“那当然！你那一股干劲，我是知道的。”我跷起二郎腿，觉得不对劲，又把腿放了下来。
“你在做事吗？”“没有。”“程中启呢？在干什么？”“干个小公务员，一家人能够糊口就是了。”“几个孩子了？”“五个。”“五个？”她瞪着眼望着我，“哎呀，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是没多久的事嘛，你梳两条长辫子，辫梢一天换一对花结子，跑起来一甩一甩的。”我向她笑了一下。
“现在我女儿的两条长辫子也是一甩一甩的。”她也笑了，摇着头。
“真快，真快！一转眼，你都是儿女成行的人了。”“还是你好，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一个人，自由自在！”“吃自己的，喝自己的，那倒是真的。”谭心辉顿了一下，“不过，那也没多大意思！我要是不这样整天忙得透不过气来，更没意思了！”我没想到她也和我一样对人生不满足。
“没意思？”我这么反问了一句，立刻想起了她以前说话的口吻。“对了，对了，没意思，你以前就爱说这句话。”“你还记得？我真是什么都忘记了。逃难，家庭的不幸，在社会上碰到的失意和挫折。我是不是完全变了？”我笑着点点头，觉得我们之间的冰冻渐渐在溶解了。
“你倒没变多少。”谭心辉瞧着我眼睛，“刚才一看到你，觉得你变了很多，连眼睛也变了样，眼皮松了，眼眶凹下去了。现在越看你，越觉得你没变。还是很年轻。”年轻的女孩子从不会想到“年轻”这一类的字汇，反而要伪装老大。等到自己的青春快给女儿顶掉了，不但自己爱谈到“年轻”，还喜欢听到“年轻”这一类的评语。我想到这一点，噗哧一笑。
“哪，你那一笑，和以前完全一样！”她在我手臂上打了一下，叫出了我以前的绰号，“小燕子！”“名士！”我回打了她一下。一个小学生由篱笆外走过，唱着“小鱼”的歌。
“我们小时候在一起唱的歌，你还记不记得？”我说。
谭心辉愣着两眼想了一下，慢慢哼了起来：“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不行，不行，记不得了，我十几年不唱歌了！”她连连摇头。我接着她哼下去：“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硬是要得，你！“她又打了我一下。
我们隔着茶几，牵着手笑。
“校长！”有人在门口怯怯叫了一声。
我们停住笑声。走进来的是那个看门的老头儿。
“校长，有个周先生来看您！”“周先生？”谭心辉偏着头，皱着眉心。
这时，那绿纱门已经咿咿呀呀推开了，有人缩缩瑟瑟伸进头来。谭心辉低声向我咕噜了一句：“又是来谋事的。”周先生走了进来，脸上堆着的笑，就像他头发上敷着的头油，廉价的，腻滑的。
“这是校长吧？这——这里有一封信是张科长给您的。”他哈着腰双手将信奉上。
“好，你请坐。”谭心辉脸上立刻又结了冰。
周先生坐在椅沿上，仿佛多坐一点儿就不恭敬似的。他由裤袋中取出手帕，擦着额头、鼻尖上的汗。谭心辉草草把信看了一下，放在茶几上。
“好的，张科长是我同乡，周先生的事我尽量想办法。这个——”谭心辉又握着两手搁在膝上了，“这个——我一定考虑。你有多久没教书了？”“有五年了，不，四年零八个月。我是学师范的，所以还——还是要来做教育。”周先生鼻尖又冒汗了。
他结结巴巴说漏了“工作”两字，我觉得很好笑，但我看到他狼狈的神色，看到谭心辉冷峻的脸谱，便一点儿笑意也没有了。
“好的，”谭心辉赞许了一声。
周先生感激地笑了一下，继续说下去：“我对于儿童教育，还有点小小的研究。”他咳呛了一下说，“我——我觉得儿童教育应该注意身体、智能，嗯——人格，对了，人格，三方面的发展。学校里一般的老师只管教书，只管教授书本上的知识，忽略了儿童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他又扫了一下喉咙，“我觉得，学校应该充满乐园的气氛，使儿童能了解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他又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和鼻尖，“歌德说：”生活的秩序要在儿童的游戏生活中去建立。‘这话是不错的，所以儿童的课外活动也是得注意的。我觉得——“”好的，好的。“谭心辉皱了一下眉头，打断了他咕咕噜噜的背诵，”有什么消息我通知张科长。“”谢谢，谢谢校长。“周先生一直哈着腰走到门外，才向谭心辉深深一鞠躬，向后退了一步，绊在一块石头上，几乎摔了一跌。
谭心辉又以那种老成的方步走回原位。
“这个老张！我说过，今天我想安安静静休息一下，不见客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放这个人进来了，等下一定要说他。你不知道，一个暑假，麻烦透了，有的人非得买帐不可，这个社会呀，还不是大虫吃小虫，小虫吃毛虫，毛虫吃沙子？”我瞅了她一眼，没话可说，只有喝了一口茶。一丝风也没有，屋外的茑萝影也不动一下。远处弹起了单调的钢琴声。
我们之间的空气又凝固起来了。我又看表：四点三十五分了。
我居然在那儿坐了一个多钟头！忽然“咚”的一下，一只皮球正好撞在纱门的门框上。
“这些学生，太不成话！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不可！”谭心辉站起身来，气势汹汹地往外走。
“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戴上眼镜，反背着手，摇头摆尾学校长训话的样子？‘各位同学，这个的时候……’”谭心辉尴尬地笑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那也是胡闹！”“你还偷过校长的鸡！”“可不是！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你在外面看见了校长家的鸡，就把鸡赶到教室里来。我们大伙把鸡捉住了；我们俩把鸡拿到附近农家杀了，炖了，然后拿到教室里，一个人还分不到一块，最后有人只尝了一口鸡卤，大家吃得哈哈大笑，一晚上没上自修。”“对了，”谭心辉拍了一下我搁在藤椅扶手上的手，“我们叫校长轰炸机。”“他太太是侦察机。”我抢着说。
“还有一个舍监叫‘求偶心切’！”她也抢着说。
“是，是！夜晚熄了灯，她在寝室门口嚷着骂着，我们躺在床上啃蕃薯。一个大蕃薯一人啃一口，轮流着啃。她骂完了，我们一寝室的人把那个大蕃薯也啃完了。嗨，嗨，又脆又香！我们那一伙人呀，真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谭心辉笑得颤巍巍的，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求偶心切’又在寝室门口大骂，你却蒙在被子里，打着电筒看情书！”“谭校长还帮我放哨呢！”“谭校长跟你在一起做的荒唐事可多啦！”她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我很喜欢她那个笑。“愚人节那天，我装病，你去报告‘求偶心切’。她跑来看我，我捧着肚子在床上痛得直打滚，她急得满头大汗，像只青蛙一样跳来跳去，忙着找护士。
等她气喘喘地带着医务室的护士和担架来了，我们俩正拉着手大笑。“”谁叫她平时那么凶！“”真是凶，她一来就气虎虎地骂人。“谭心辉大概已经忘记要去教训学生那回事了。
我望着屋外一地茑萝影，仿佛又坐在当年的黄桷树下，地上也是奇幻的叶影。我和谭心辉靠着那粗大的树干，手里拿着课本，谈着与课本全然无关的事——全是象征少女的虚荣、梦幻与焕发的青春。
“喂，”我问她，“你那朵小梅花呢？”“当罗！”她歉然一笑，“那时候，我们还说十年后再到嘉陵江边去见面呢！真是，逃难的时候，没饭吃，连那个小戒指也当了。你的呢？”“丢罗！为了这件事，还和程中启闹了一场。”“对了，”谭心辉恳切地望着我，“你们俩怎么样？一定很好。他以前追求你的时候，那一股傻劲，同学们谁都知道，在女生宿舍门口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个月初，薪水袋往我手里一交！”我把两手一扬，自己也笑起来了，仿佛在唱儿歌，单调到了滑稽的地步——生活就是如此。我接着问她，“怎么样，你呢？就一个人这样下去吗？”谭心辉微笑着瞅了我一眼，低下头去，搬弄手指，又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几下，我知道是我们倾心相谈的时候了。然而，门口又有人叫了一声：“校长！”一个瘦削的男人走了进来。谭心辉为我们介绍，那人是学校的总务主任韦先生。
“有点事要向校长请示。”“什么事？”谭心辉背向韦先生坐着，扭过头去，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了。
“还是外宾来校参观的事。”韦先生说话时，额头上现出三道很深的皱纹，“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校长还有何指示？”“好的。坏的地方统统修好了吗？”“修好了！”“操场上的篮球架也修好了？”“修好了，而且又油漆了一下。”“好的，我等下来看看。现在就是注意外宾来的那一天的事了。最重要的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得纤尘不染。”谭心辉一只手像菜刀似地剁了几下，“连一点水渍子也不能有。我告诉你，只要表面漂漂亮亮的，内部污七八糟，谁知道？”“校长的话一点儿也不错。”韦先生应着，带着一脸的笑。
他就是在笑的时候，额头上也有三道皱纹，活像老虎纹，使得他的笑也有点儿张牙舞爪的味道。
“那一天，所有的人，不准在学校里喝茶、抽烟。”“啊，这个——这个——，校长。”韦先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出个布告好啦。”谭心辉那句话的尾音拖得又高又长，又握着一双手搁在膝上了。“从我自己做起，每个人，谁都不能例外。喝喝茶，就有水渍子；抽了烟，就是烟灰。你懂吧？”“好，我照校长的话办。”“还有，那一天，每个人身上带一块纱布。”我一定是睁着眼睛，张着嘴巴，一副傻愣愣的样子，因为谭心辉那庄严的神情，独断的口吻，又使我感到茫然了。
“带一块纱布？”韦先生额头上的三道老虎纹更深了。
“嗯！”谭心辉用力地点了一下头，“带一块纱布。每个人带一块，谁发现了一点灰，一滴水渍，就马上用纱布擦掉。”我“啊！”了一声，不得不佩服我老朋友的好脑筋。
“那——那，校长，行起来恐怕不容易。”“强制执行嘛！这可有关学校的名誉，并且，”谭心辉现在可露牙笑了一下，“尤其是有关你总务主任的名誉。”“那——好，那就照校长的意思办。我不打扰校长了。”他一走出门，谭心辉就凑过来低声对我说：“他还是我同系同班同学呢！现在当我的总务主任。幸亏有这样得力的人，自己省好多事。”我想着那人额头上的三道老虎纹，只是泛泛回答了一句：“你真能干！”我们沉默着。她显然在思索，也许会想出比刚才更妙的主意。我由椅旁地上拾起一把黑毛扇，撕着那黑色的羽毛，仿佛撕着那片郁闷的沉默。我想着往日那个穿蓝布衫的谭心辉，在橘林里摘一个橘子，腋下夹着一本小说，跑到后面小山上看落日。我又看表了：正好五点半。我想是该走的时候了，正准备起身告辞，那生涩的钢琴声又响了起来，是一个熟悉的调子：《偶然》。谭心辉醒了，对我说：“《偶然》，还是你教我唱的呢！”我点点头。
“在跑土匪那个晚上。”“你吓得直哭。”“你别说，那可真是怕人，深更半夜，‘求偶心切’吹哨子把我们叫醒，说是土匪来了，叫我们赶快穿好衣服，结队到城墙上去。那天晚上，我才觉得‘求偶心切’真是好，对每个同学都那么关切，像个妈妈一样。”“其实，那么几个兵守在城墙上，有什么用？”“可不是！真危险。那晚的月亮照在城墙上，也像是惨白的。我们靠在土墙上，看见远远火把来了，把一角天都照红了。我们全挤在一堆，又冷又怕，牙齿抖得咯咯响。幸好土匪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没有来。”“后来我们一堆堆地围着聊起天来，反而觉得跑土匪很好玩，是不是？”我把手里的黑毛扇在谭心辉肩上拍了一下。
“你可记得我们那一小堆人谈的什么？”小几上的玻璃杯被我碰倒了，淌了一几的茶，浸湿了那一封介绍信——这就是那求职的人的命运。不过，我们对于这一切全没理会。谭心辉愣着眼；我瞧着她笑。
她终于摇摇头。
“实在不记得了。”“你看你又忘了，你再想想！”“你记得也是一样的，快告诉我！”她摇着我的肩。
“我们谈的爱情！”哗啦一声，玻璃杯滚在地上，摔得粉碎。我们俩看看那闪烁的玻璃屑，看看彼此闪烁的眼睛，爆出的笑声，比那碎裂的玻璃声更明亮，更清脆。谭心辉拍着我的肩：“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们怎么谈起来的呢？你逃土匪带着一个小袋子，麻布挑花的，对不对？里面除了衣服之外，就是程中启给你的一束信。我们发现了，我就抽了一封，就着月光朗诵起来。你追我，打我；我跑着，念着；同学们拍手叫好。”我微笑着，看着自己一双被家务磨粗了的手。
她继续说下去。
“信上有两句话，后来我们总是拿你开玩笑的：没有爱情的心，像——像什么呀？我还是忘了。”“‘没有爱情的心版，正像没有星星的天空。’”我噗哧笑了，摸着自己的手臂。“我现在直起鸡皮疙瘩！”“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谈得很认真的。”“各人有各人的理论。小喽喽说她要是爱上一个人，她永远不让他知道，默默为他牺牲一辈子。”谭心辉摇摇头。
“多荒谬！”我点头同意。
“美人儿还说她要抱独身呢，后来追一个男孩子，由北平追到南京。”“真的？”谭心辉透着一脸怀疑的神色，“真有这回事？我还没听说过呢！美人儿怎么会疯狂到那种地步呢？”“还有，还有，你记不记得？……”我笑得说不出声。
谭心辉无缘无故跟着我笑，和往日一样。
“还有什么？快说，快说！”“还有汪夫子，她对爱情不谈一个字，偏又喜欢坐在旁边听我们谈。我们问到她头上，她就骂人：”鬼扯！‘“”对，对，“谭心辉连连点头，”汪夫子是那样。“”你知不知道？后来她上大学，爱上一个男同学；那个人又爱上另一个女同学，她跑到男生宿舍，把那个人打了一耳光。“”是，是，我也听讲！来台湾以后，还听说她一直没结婚，现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数学。“谭心辉用手在茶几上抹了一下，弹了我一脸的水，”死鬼，你什么都记得！“我也由茶几上抹了一手的水，弹在她脸上。
“死鬼，你什么都不记得！”这一次，是她看了看手表，对我说：“走，该吃晚饭了，我请你去上四川小馆，素面条。”“不，不，”我放下毛扇，站起身来，“我得走了，我今天晚上得赶夜车回”不行！“她拉起我的手使劲扯了一下，”今天我决不让你走了。有好多好多话还没对你说呢！我们先去上小馆。然后，我带点你喜欢吃的东西回来，我们促膝长谈。
你这家伙，“她点了一下我的鼻尖，”就是喜欢吃零食！你喜欢吃麦芽糖呀，兰花豆呀，烤红薯呀，生蕃茄呀。你看，这个我还记得！“”好，好，走吧！“我早已不喜欢吃零食了，尤其不喜欢吃什么麦芽糖、兰花豆了，但我并没说出来。
我们一同走出篱笆门，一个人把那辆闪亮的三轮车推了过来。
“不要车，”谭心辉对他挥挥手，转身把我的手臂抱得紧紧地，“走，边走边谈，就把大马路当嘉陵江。”我们走到校门口，我又看见了墙边那朵小白花，在阳光中快活地摇摆。我由谭心辉臂弯里抽出手，走过去摘下那朵小白花，准备插在我朋友的头发上，她推开我的手。
“不行，不行，太那个了！”我把她的手打了一下，又恢复了我往日的专断。
“不准动，我就要你戴上这朵花！”她无可奈何摇摇头。
“不成话！不成话！”我为她插好了花，挽起她的手臂。一篷篷的软风吹来，我们同时哼出那支旧歌：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的朋友继续哼着。我扭过头去，看见那老头儿拿着一把竹枝长扫帚站在校门口。这一次，是我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因为他正瞠目结舌地站在那儿。
（选自《一朵小白花》，文星书店196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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