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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心灵的创伤我来到深圳，在这个无亲无靠的地方重新拾起我做人的自信和尊严。
我从单位到我住的地方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从家里坐车在儿童公园下车，然后再转二路车到单位。下了班我坐二路车到儿童公园，从那儿再转车到我住的花园。这辆从火车站开往布吉的中巴能把我安全地送到家门口。在我坐的这辆中巴里，最少有五个人是住在龙门花园的或者说是住在龙门花园的附近的，因为每次快到龙门花园时，还没等我想好是说要落还是有落或者说请您停一下车时，就有人在我前面叫要落了，声音拖得长长的。有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男人或者女人；有时是一个来南方的北方男人或者女人，后者叫起来就没有那一种软调，听起来硬梆梆的。
我来深圳有一年的时间了，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我却不会说南方话，虽然咪咪一个劲地让我学白话，但从心里还是不那么愿意。我骨子里有一种北方人的优越感，我们那个城市虽然没有深圳好，但我们却深爱着我们的城市。而且我喜欢听标准的国语，如果一个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我以为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今天坐的这辆车没有在龙门花园下的，我才明白这是上午十点钟，一般的人都还在上班呢。我等了半天只能清脆地说：请停车，在前面路口那儿。一句话就把北方人的特征给露出来了。
我和往常一样下了车并没有直接进去，我到对面的菜市场里去了，近几天特想吃饺子。我就买了韭菜和鸡蛋，绕到卖饺子皮的摊位上时，那个卖饺子皮的男人正在一处案板上睡觉，身子呈大字状，脸上不时地有苍蝇飞来飞去的。我记得这个案板上以前曾经放过米粉，那白花花的米粉放在那儿，旁边放了一些调料。在外面卖的米粉最少是五块钱一份，在他这儿卖的却是四块钱一份。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们把他的生意照顾得很是红火。我没买过。虽然我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但我从小对吃的东西特讲究。我宁肯少吃一次也不会在那些看起来脏兮兮的小摊子上去吃饭。我怕吃到肚里会生病的。所以我要自己做饭。
我叫了一声，男人没动。我就提高了声音说：买饺子皮。你卖不卖呀？这时候就有一个男人走过来了，他一把揪住男人的耳朵说起来起来，有人买东西啦。男人很不情愿地起来了，他一边提着裤子一边问我你买什么？我感到胃里有东西急剧地翻腾上来了，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儿。
我住的地方没有大点的超市，有几家都是一些当地农民开的，要什么没什么。
而离我最近的万佳也得坐三个站的车。我家里还没有冰箱，我每次买那么一点东西特意去一趟大超市不太合算。我多想有一台冰箱啊。我想这个月赶快多写点文章，看能不能不先搞一台冰箱。小池总让我住到市里去，他说你住这么远一点儿都不合算，你看着便宜几百块钱，如果你加上车费和时间，和市里差不了多少，赛格的房子才一千多块钱。我也想搬，但一是经济上不是太允许二是嫌市里太吵。我这人就受不了车水马龙的繁华。迪厅另当别论。所以我就住在了龙门花园，这里不仅有二十四小时的保安还有清新的花草和空气。而且我一个月九百块的房租竟租了两室一厅的房子。
我从菜市场出来，又往前走了几百米去买了我爱吃的馒头。当我拎着菜和馒头进了龙门花园时，一个高个的保安就拦住了我。他说你是不是606房的孙好小姐。
我说是啊。他就冲另一个保安笑了笑说：你的汇款单来了。还是稿费呢。听说孙小姐是记者对吧。我说滥竽充数的。保安就笑了说你们文化人就是谦虚。我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稿费单，还不少，才写了两千字的文章就给了六百块。我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月的生活费又有着落了。
我听见电话在响。我一手提着菜一手在包里乱摸，前几天刚在华强北买了一个包才用了几天就被我掏碎了。那一些小的东西都跑到了包里子里去了。我歪着头，吃力地寻找着钥匙。我的手越过钱包，笔记本，名片夹，口红，面霜，终于摸到了钥匙。在我快将它掏出来时我的头就碰在了一个人身上，抬头看竟是奇异。咪咪的男朋友。我说了对不起后问咪咪呢？奇异竟一反常态地对我说死了。
我把电话回拨过去。是我前几天采访的一个刘老板。他研究了一种能让人快乐的药丸，我供职的那家编辑部就要给他发软性文章，讲好了五千字二万块。我因为刚进去所以主任就把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活交给我了。他问我写得怎么样了？我说没写呢。他就有些急了，他说你怎么还没有写呢？这稿子星期一我们老总要看呢。我说知道了。我会在星期一拿给你的。我做过二年记者。怕他不放心我又补了一句，新闻记者。他就笑了说你们做记者的嘴皮子都很厉害的。尤其是女的。孙小姐，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我说用不着那么客气。我会用心写的。再见了刘老板。
我的晚饭是一个鸡腿外加一包方便面。虽然我买了很多菜，但今晚我却不想做了，刚做的时候很高兴，觉得再也不用在外面饥一顿饱一顿的了。无论回来多晚我也要做饭。但是日子一长我就有些烦了。加上每天都是一个人吃，感到很没意思。
所以就经常一包方便面外加一片火腿就凑合了。我把饭风卷残云一般地拨拉到肚子里，然后坐在床上写稿子。
在我的房间里有一间我自己的书房。里面放了一张桌子一张软皮转椅，但我很少去里面坐着写。自从爱上了电脑后我就不喜欢桌子了。我情愿到处找电脑也不愿用桌子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会坐在床上打一遍草稿，然后到单位或者是小池那儿打出来，反正小池那台电脑除了玩游戏外他也没别的用处，他曾经说过把电脑搬到我这儿来。我拒绝了。我不是没能力买自己的电脑，而是我的生活一直没有固定下来。
我害怕搬家的时候还要搬一台电脑。而且说不定那天我就回内地了呢。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有自己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市场上的买价最便宜的是一万六。我看了好几次了。
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和各大报刊的宣传摆在我的床上，我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地让大脑迅速地对这个产品熟悉，然后变成美丽感人的句子出来。折腾了大半天我才写了二千多字，这让我有些失望，以我原先写诗的速度五千字早写完了。可这是商业新闻不是诗。主任来电话了，显然刘老板找过他了。他让我一定好好写这篇文章，主任说先不说人家给那二万块吧，就凭这个刘老板对我们刊物这么重视你也得好好写。不然，深圳那么多媒体人家为什么找咱们呢。主任还说写完后给我四千块的稿费。我说没感觉，真的，要是写诗的话我早写完了。主任说可别提诗了，中国的诗人现在都改写小说了。你发一首诗才多少钱啊？你这五千字写下来就是几千块啊。
好好写吧。年轻人。
四千块？我一下子吃惊了。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我最多的稿费才拿了八百块。四千块是什么概念？我可以买一台冰箱？我可以加点钱买一台好电脑？我可以一个月不用工作？我可以买几套漂亮的衣服？我心里被这四千块给搞得热血沸腾的，我重新梳理了一下思路，把写好的稿子删了一些加了一些，然后又删。这五千字的文章折腾了我大半夜，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两点半了，我伸了伸酸疼的腰和脖子一下子倒在了床上，虚脱了。
我脸上已经有了三十岁女人的痕迹，皮肤也没有了以前的弹性。虽然我每天都在做着面膜；虽然我极力地控制住自己不能大笑，但我还是发现我老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手里揽一面镜子，从上到下地看着自己。看一遍我伤心一次，看两遍我就觉得自己老得不行了。尤其在深圳这样一个年轻的城市里，我近三十岁的女人还没有结婚。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灰灰的感觉。我经常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下面是一条灰色的裙。我脸上因为没有化妆而显得毫无生气。
这让一直很爱我的小池很是恼怒，他到商场给我买了好几套色彩鲜明、款式时髦的时装。其中有一套是绿色的皮裙，上配一件粉红的毛衣，下面是一个很时尚的小皮靴。他强迫我穿上这些衣服，不然他就不理我了。当我换上这些衣服像模特一样从房间里走出来时，我看到小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摇着我的肩膀说：你不老啊，天！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多么的漂亮。来，看一看。小池说着就把我推到了镜子前面。我就看到了镜子里的女人；看到了一个穿着时髦衣服的女人。小池的眼里含了电，他轻吻着我的耳朵说：嫁给我好吗？我有些恍惚，我记得没来深圳的时候，大伟也经常这样对我说，可是他现在却成了别人的老公。我和大伟谈了近五年的恋爱，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有个女孩子就缠上他了，她哭哭泣泣地找到我说她已经有了他的孩子。我就和大伟分手了。然后我就一个人来了深圳。
深圳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在我眼里她是个前卫的开放的，能够让人失望也能给人希望的一个年轻的城市。我还喜欢她的冬天不是那么的明显，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忘记大伟，忘记曾经不愉快的一切一切。
我来深圳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天天泡在酒吧里麻醉自己，和一些陌生的男人说着一些很无聊但能让我开心的话。他们说小姐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我说可以。他们又说我可以给你买房，可以把你的户口调到深圳来，我还可以让你不上班就生活得很好。我就像所有的坏女孩子一样大笑起来，在他们神醉情迷自以为我上钩了的时候，我就打击他们。我说可惜我已经结婚了。
我儿子都有八岁了。他们就像受到了捉弄，愤愤地离开了。
咪咪在一家夜总会工作。她经常到我这儿借这借那的，咪咪不知道我的故事，她可能把我当成了和她一样职业的人了。在深圳这种地方，除了特别有钱的人或者说是那种职业的女人才会租一套大大的房子，像一般的打工者，就算是白领，只要她没有结婚就不会单独地住一个大房子，何况像我这样还住着两室一厅。我所以住这么大是因为我来深圳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也想来，至于后来她为什么不来我就不太清楚了。我来深圳的时候带来了我准备结婚的所有存款。爱人都没有了我还留钱干什么？我交给了房东半年的房租。然后我就想利用业余的时间写诗，我想出一本诗集；我还想在一年内成为全国著名的诗人。于是我就不能和别人住在一起，我要有自己的书房，自己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就在这儿住了下来。
咪咪第一次来我家里借东西的时候，她就吃惊地叫了起来：她说姐姐，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我说晚几天有朋友要来。咪咪就说那你是不是很有钱？要不你就是嫁了个香港老公。姐姐，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香港人呢，除了给我买房一个月给我二千块就行了。你知道我也不想坐台的，只不过我吃不了上班的那种苦头。
我笑了笑说我男朋友和我是同学，但现在他却成了别人的老公。咪咪说他负了你吗？姐姐，你长这么好，没必要嫁一个内地人呀。告诉你吧，深圳的有钱人特别多，我给你哪天找一个。
咪咪和奇异已经同居了一年了，奇异扎着一个马尾巴，耳朵上戴着一个金耳环。
打扮得十分前卫。他在一家歌厅做，经常给咪咪要钱。他经常去买彩票，他说迟早有一天他会中个五百万的。他说这话时总是显得神采奕奕，好像五百万已经到手了一样。我觉得他要是把长头发理掉，把金耳环摘掉，他可能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我不能接受男人这样，这简直比男人穿着拖鞋进办公室还差。但我看着咪咪的面子还不能不理他。虽然咪咪从事的是我所看不起的职业，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冷落她，只要我有的她张了口我都会给。不管怎么说大家也是住在一幢楼里，我还是有内地人的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
小池是我来深圳后认识的，他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在我第一次在深南路上被小偷盯上时，是他一句话把我的钱包保住了。我们就认识了。小池是地道的南方人，他的个子还没有我高，我不穿鞋是一米六八，穿上鞋我是一米七二，我的每双鞋子最低也有二公分高，不然我就觉得走路不舒服。而小池穿上鞋才有一米七。这在南方已经不算矮了。可和我走在一起就显得很不协调。小池曾经劝我穿平跟鞋，他说你已经这么高了，再穿高跟鞋就不好看了。再说穿平跟鞋会很舒服的。你看结了婚的女人都穿平跟鞋，这样对下一代有好处。小池说这话就好像我已经嫁给他了一样；好像我已经快做母亲了一样。我不能接受。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穿高跟鞋；喜欢挺着胸走路。我觉得穿高跟鞋走路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那富有节奏的嗒嗒声给人一种自信一种力量。我的高跟鞋整齐地放在我的鞋柜里，我爱高跟鞋！有时候和小池走路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大伟，他喜欢我穿高跟鞋，只有我穿了高跟鞋我们俩才觉得协调。因为大伟的个子比我高了整整十公分。但是大伟不会做菜。他和所有的北方男人一样，不屑进厨房。记得过生日的时候，大伟为了让我高兴给我做了一个糖醋排骨，却把盐当糖放到锅里了。我们就吃了一顿盐醋排骨。小池不会。他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搞一桌子菜出来。而且盘盘都是好吃得不行。所以在小池家里总是他做饭。他说我将来有的是机会做。从这方面看，我觉得还是找个南方男孩子好一些。他们都比北方男孩勤快。
星期一的时候深圳下了雨，这地方就是雨多。我从小就烦下雨，一下雨我再好的心情也能变得很坏。所以，我拿着稿子找刘老板的单位找了一会我就烦了。我用手机大声地让他们下来个人接我。这时候一辆白色的丰田开过来了，走到我面前突然的加速把我的裙子弄了好多泥水。我说了一句神经病，那人就把车子停下来了。
我以为他听见了，结果是他进商店买烟去了。我就一下子坐到了没有关的车子里。
想着怎么样出出气。男人吓了一跳，他迟疑地说这是你的车吗？我说不是，但你把我的裙子给搞脏了。没见过你这么开车的！我是你老板早把你开了。男人松了一口气，说原来这样呀。你说吧多少钱？我皱了一下眉说你以为这是多少钱能解决的吗？你以为我就缺这几个钱？实话告诉你吧，我动动笔就是几千块。你以为啊？我朝他晃了晃手里的稿子，昂首挺胸地走了。
刘老板是个很胖的中年男人，他胖胖的手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地摇晃。他说孙小姐，我们还是老乡呢，你山东我河南，咱们能在这么远的地方见面真是缘分啊。客套了一阵子，他就看稿子。他说孙小姐的文笔太好了。我都感动了。但有一点我怕通不过王载的手，王载你不知道吧？他是我的老总。我虽然不是写这个的，但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那就是我们要的是商业新闻不是小说。孙小姐，你能不能再改一下呢。
我有点儿羞愧难当。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写新闻，虽然我曾经在报社呆了两年。但我对新闻尤其是对这种商业性的新闻很有偏见。我宁可去编我那永远挣不了多少钱的诗。我不愿意写这种文章。虽然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做编辑；虽然他说他们的稿子是千字千元，但我还是不愿意给他们写稿。
也许从骨子里就有一种穷文人的那种清高。我觉得写一篇这种有偿的文章就和脱了我一层皮差不多。弄不好还有打官司的危险。所以我就不写新闻。我从报社出来到深圳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忘掉大伟，第二个就是想在这个城市里创造一个奇迹。我希望我用一年的时间来出一本诗集。
我没有想到深圳的竞争是这么的厉害。我在人才市场转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一家可以收留我的纯文学杂志。后来没办法才去了这家上海驻深圳的记者站。我也是一个记者，但是我每个月有三万块的广告任务。我的职务是记者但却和业务员一样到处拉单。我本来不想做的，但考虑到有个单位总比没个单位强，而且这个单位还不用坐班。很适合我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人住的，除了咪咪来过我家外，任何人都没来过我家。虽然每次小池送我时都希望能上来坐坐。但都被我以不方便给婉拒了。小池就建议我搬到他那儿去住。他说我那个朋友马上要出国了。你写东西也方便。他又说咱们都这么大了。
我明白小池的意思。但我是个表面时尚但骨子里传统的女人。我的感情容不得一点儿灰尘与背叛，要不我也不会听不进大伟的解释，要不我也不会背负着疼痛来深圳。说实话，我不爱小池。真的，和他在一起我一点感觉也没有。虽然我们经常一起买菜，经常一起吃饭，虽然小池追我已经很久了。但我对他除了喜欢并没有爱情，更没有想到嫁给他。在深圳这种地方，能像小池一样的男孩不多了。用咪咪的话说小池真的可以做男人的楷模了。现在的男孩有几个愿意负责任的？有几个愿意在女朋友面前花费时间的？你看奇异吃我的喝我的还对我不耐烦。
我认为如果没有爱情就不能做出与爱有关的事情。所以，认识小池快一年了，我们除了拥抱外并没有做出过分的事情。咪咪说我们活得真累。都这么大的人了，怕什么呀。那种事是一种生理需要。听人家说如果女人在二十五岁以后还没有那事的话会影响寿命的。没骗你。她接着就劝我和小池好了吧。要不然你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做个临时的也行，不然你一个人真是太苦了啊。
王载让我把稿子送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他签字后给我拿支票。我本来不想去的，但为了那几千块钱的稿费我还是去了。王载的办公楼在宝安。我来深圳这么久了，对深圳还很陌生。除了知道一个东门一个华强北外，去得最多的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了。刘老板说好了送我去的，后来他就没时间了。他抱歉地往我手里塞了一百块钱。我没要。刘老板的脸色就不好看了。这让我想起在香格里拉吃饭的事。那天，咪咪的男朋友过生日，她死活硬把我拉去了。席间，桌子上的男人喝了酒就有些不知道姓啥了。说了一些在我看来很是过火的话，一个瘦瘦的男人还摸了我一把。
我就坐不住了，坚决要回去。咪咪的男朋友就从屁股后面掏出一叠钱出来，在我眼前炫耀地甩了甩，从中抽出两张让我坐的士回去。我的思想还没有接受深圳的这种礼节。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拒绝了。后来，咪咪就埋怨我不懂事，她说深圳的有钱人就是这样。你不接他以为你看不起他。那天我男朋友好生气哟。他们都很绅士。有钱的绅士！推开门的瞬间我愣住了。这不就是那天开车沾我泥水的男人吗？难道他就是王载？王载却没有我表现的那样吃惊，他淡淡地伸出手说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我心里说这世界怎么这么小啊。
王载看了一遍文章就在后面签了字。正当我庆幸的时候，有一个男人来找王载。
他抱歉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等我一会。
我坐在那儿，我生平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等人。尤其在别人的办公室等人。我就那样一本正经地坐着，桌子上有报纸还有一些书刊，我很想把它们拿过来看一看。
可我明白这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从小母亲就让我知道了没经过别人的允许是不能动别人的东西的。所以我只能坐着；所以我就等得很不耐烦。我希望办什么事都和我吃饭一样飞快地办完，飞快地走人。但在快拿到支票的节骨眼上却有人来找他了。
人家就说了句抱歉把我扔在这里了。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我打发走。他只要一句话我就能从会计那儿拿到支票。我就不用在这儿傻呼呼地坐着了。
这时候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了，会议室的门还紧紧地关着。他们已经进去快一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什么事能谈一个小时。我想他是不是把我忘了。我的左腿搭在右腿上，然后右腿又放到左腿上。我等得都快急出心脏病来了，我等得眼皮都快合上了，他还是没有出来。他们的员工一次次地走到办公室来，不是拿一支笔就是拿一本资料。搞得我放松一会紧张一会。我脸上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不耐烦。一张小脸儿绷得紧紧的，嘴角往下耷拉着。对于小秘书进来给我加了一杯水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的脸色还是没有缓和下来。这是我的缺点。我这个人就是凡事表现的太明显了。我心里一会儿想他是不是不想给钱。一会儿又想他是不是对我的稿子不感兴趣。我听说深圳有很多人让人家给写了稿子都不那么愿意给钱，拖来拖去的。一想到他不给钱我的计划就得泡汤的时候，我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不是我这人功利。而是在深圳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啊。
如果说我刚才对王载还有点好印象的话，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对着他桌子上的照片吹胡子瞪眼睛。讨厌。讨厌！什么样的人啊。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给钱了吗？你以为这样我就不战而退了吗？告诉你吧，今天拿不到钱我是不走了。王载倚在一处断壁上朝我微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我在他身后突然发现了泰山两个小小的字。我就把照片拿过来细看。他真的去过泰山！门锁转动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下意识地把照片放在身后的沙发里。王载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勉强笑了笑说没事。如果王总对稿子没什么意见我就回去了。请把支票开给我行吗？王载说我们先去吃饭吧。我拒绝了。我说王总用不着那么客气。王载说脾气上来了。我请你吃饭就算我向你赔不是了行吧。我不是故意让你等的，是那个客人太难缠了。我摇了摇头说没有王总。哪来的气啊。
王载说不要叫我王总，叫我王载。我偏着头固执的说：王总。王载大笑了起来。他说有个性。好吧。先吃饭行不行。我说真的不吃。王载拉了我一把说走吧。小傻瓜。
他转身拿公文包时肯定是发现照片了。他把照片拿过来冲我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我照的还可以吧？我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
吃饭的时候王载的手机响了，我听见有人让他去机场。王载说我这儿有事呢，你让别人送你吧。我说那你就去吧，我们又没有什么事，你让会计下午把支票拿给我就是了。真的。你忙你的吧，我知道做领导的都很忙的。王载笑了一下说是我们单位的会计，去上海要款去了。我说那下午支票是不是就拿不成了？王载说你看你？那么功利干吗？我说过给的一定会给，下个星期我亲自给你送去。我一下子愣了。
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到洗手间给主任打了电话。主任让我吃完饭就回去。他说王载是个说话算话的男人。
我在等二路车的时候，一场雨就突然而至了。我包里没有带伞，来深圳这么久了，我什么都适应了就是没适应两件事，一是白话二是出门带雨伞。在深圳生活的女人，除了一些必备的行头外包里一定要放一把雨伞的，白天可以遮阳雨天可以避雨。我不习惯。总觉得包里放一把伞是很不方便的事情，掏个东西也掏不出来。这么晴朗的一个天竟突然下起了雨，而且这雨有越下越大之势。我在电话亭子里躲了一会，实在坚持不住叫了一辆的士走了。从二路车到龙门花园这一趟就坐了一百多块，回到家我淋得和个落汤鸡一样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全身一直在发着低烧。我把头埋在枕头里，一会儿鼻涕一会儿眼泪的。我好像是找了一把感冒药给吃下去了，可是还是好不起来。大夏天的竟感冒了，我脑子里一塌糊涂。电话响了，手机也响了。我的手机就放在离我不远的桌子上，平时我一伸手就够着了，可现在我用了很大的劲也没有起来。潜意识里我伸过无数次手了，我也听过好几次电话了。可现实里的我仍躺在枕头上。
屋子里静得有点怕人，我再一次醒来时已经是白天了。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帘照在我的被子上，我的身上热出了一身的汗水。我的嗓子里干得要命，我的头像裂开了一样。我好像站起来了，我去客厅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我就给小池打电话，我说我不行了。我还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好多人抬着我，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啊！我的手机再次响起来了，不屈不挠地响着。我的眼睛就睁开了，我看到了现实中的自己仍然虚虚地躺在床上，我的双手紧紧地压在我的胸口上，我的嗓子仍干得要命。我这是怎么了？这一点小小的感冒我就起不来了吗？我是不是要死了？不然我刚才怎么做那样的梦呢？我的手是这么的凉，我的身子是这么的软。我究竟得了什么样的病？要不我怎么连伸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完不成了呢？我伤心地想：如果就这样死了，要多少天才能被别人发现呢？我就这样死了，死在一个别人的城市！我开始后悔，开始想家，开始想大伟，想小池，想咪咪，就连那个刚认识的王载我也想到了。我的泪就淌下来了。
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在叫我，隔着两道门我听见有人在叫我。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叫出来。接着我就听到了敲门声，后来，我就听见门“咣”的一声被人撞开了。我看到了两张惊惶失措的脸。我叫了声小池我就晕了过去。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单位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来看我，他们拿来了鲜花，水果，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营养品。小池就坐在我的床边，一会儿给我倒杯水，一会儿给我剥一只香蕉。我心里就有了一种幸福，觉得生病真的是好啊！只有生了病我才发现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如果仅仅因为生了病才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的话，我情愿就这样病下去。我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小池陪了我一个星期。他像我爱人一样在我眼前忙来忙去的，让病房里的人都无比的羡慕。我很感动，这样好的男人到哪儿找去。
我们在医院的草坪上慢慢散步。我的手被他握着，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病的这一个星期，小池就如愿以偿地走近了我，他成为我最亲近的人。他给我买饭，给我洗衣，他还让我穿平跟鞋。他的右手握着我的左手，我的头靠着他的肩。小池说你穿平跟鞋也比我高不了多少啊？我笑了笑。他就得寸进尺地说你以后不要穿高跟鞋了好不好？我们坐在了石凳上，小池让我坐到他的腿上他说你还病着呢。我就坐了，生病的时候我变得非常地乖。一点儿也不像这么大的女人。我偎在小池的怀里，像个小女孩子似的吊着他的脖子。小池说这样的我才有女人味。他指着远处的一个学步的小孩子对我说，将来我们的孩子比这个还要好，还要乖。他继承了我们的全部优点。
他是世界上最可爱最聪明的小孩子。我打击他，我说要是我不要孩子呢？小池顿了顿说那咱们就到孤儿院去要一个。我突然觉得这话说来说去的很没有意思，他一直在说这方面的事情。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就不喜欢小孩子，我就不喜欢做母亲！小池从后面抱住我说你看你，你还病着呢。小池说他这辈子没别的理想，他就希望和所爱的人生几个孩子。那样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
我知道这样很幸福。我也想和他说的一样生活，有一个幸福的家，一个听话的孩子。我和所有的妇女一样，匆匆地上班、匆匆地下班、去超市、进厨房，一家人围着亲亲热热地吃一顿饭。然后再和所爱的人撒一下娇，磨一下嘴皮子。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样漂着。我难道不想和他说的那样生活吗。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找到能让我这样生活的人与理由。小池是个好男孩，他也深深地爱着我。但一想到要和他长久或者说一辈子呆在一起，我又下不了决心。这下不了决心的前提就是我还没有爱上小池。我对他除了感动没有别的。
有一些日子，我特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我经常去一些大的超市，去看那些家庭用品。那闪着白瓷的小盘子，那明亮光滑的厨具，那电饭煲、电子琴。床、床被枕头，刀，筷子，还有许多的家庭用品，我每一次看都想把它们统统搬回家去。我想到这些我就自然地想到了大伟，如果没有那件事，我们肯定结婚了。那么这些我想要的东西一定全都摆到了我的家里。可是，这一切却让另一个女人抢跑了，她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抢在我的前面。我第一次输在了一个同性手里。
小池在厨房里给我包饺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北方的饺子了，尤其是韭菜鸡蛋的饺子。我一提出来小池就进了厨房，他吹着口哨，自来水欢快地流着。他不让我动手，他说你病刚好，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以后结了婚有你表现的时候。我就躺在了床上，看林白的小说。这时我妈就打电话来了。小池在客厅里叫我，他说咱妈找你。我瞪了他一眼。我妈显然听见了小池的话，她高兴地问我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我妈说过年你带他回来吧。这么大的人了，你什么时候才不让我操心啊。
小池用筷子夹着一个饺子让我尝，他发现了我的脸上爬满了泪。他惊惶失措地说：你又怎么啦？亲爱的，发生什么事啦？你说呀。他的脸贴到了我的脸上，他的嘴在寻找着我的嘴。我再也忍不住，扑在他的怀里哭得呜呜咽咽的。我说小池，我们结婚吧。小池一下子愣了。他激动地吻着我说，你说什么？宝贝，你再说一遍？我们第一次挨这么近，我能听到小池粗重的喘气声，他的手伸进了我的衣服，由于紧张他的手心全是汗。我想我不应该拒绝的。但我看到小池因为兴奋而变形的脸，我就想起了大伟。想起他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情景。我的泪轰然而落。我说对不起，小池。小池帮我把衣服整好，一言不发地走到阳台上抽烟。
那个女人仍趴在天桥上，她的两条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她的面前是一个扔了几枚硬币的破碗，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在她的后面，有一个老头儿，衣服褴褛，全身抖动得厉害。他弯着腰点着头：小姐，先生，行行好吧。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我的心里酸酸的，虽然我听说有一些人专门以此为生；虽然我听说他们的钱比谁的都要多，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给了他们钱。我把钱放到老头儿碗里的时候我都快要哭出来了，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奶奶，姥姥，我的姥爷在五年前就去世了。
他去世的时候我和大伟还没有认识，我姥爷，这个让谁都不讨厌的好老头儿，临走时拉着我的手哭了，他说我等不到你成家了。还有我姥姥，二年前她瘫痪了。每次打电话她都要在床上唠叨几句，她说你快成家吧，不然我也等不到了。还有我爷爷，奶奶。他们每一次都说我，牵挂我。我一直有个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一定在全国最好的城市买一幢最漂亮的房子，把我的爷爷，奶奶，姥姥，还有许多的老人接到那儿去，让他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小池说我这人还是很有孝心的。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孝心都没有了的话，这个人也就不能叫人了。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同事们和往常一样和我打着招呼。他们说你恢复得不错啊？脸色也比以前红润了。我笑笑说还好。主任叫我去办公室时，我还以为给我稿费呢。没想到他让我再去王载那儿要钱，我说上个星期我不是叫李会计去了吗？没要回来？主任说王载不给，说是你写的就得让你去拿。我说不去！我又不是讨债的。主任低了声音说你就去一趟吧，人家喜欢你去呢。我打了他一拳，什么事啊？主任说小孙是个好同志，为了大家你就去一趟吧。我坚决地说不去，我打电话给他行不行？主任笑了一下说行啊，只要能把钱拿回来就行。
心情一下子坏透了，我把书夸张地翻腾着。然后，给王载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王总你好？王载说不好。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接我好什么？我说我的手机坏了。我没必要把我生病的事情告诉他。他说是不是呀？一接我的电话就坏了。我笑了笑说王总你在忙什么呢？王载笑了说，忙什么呢？忙忙东忙忙西忙东西罢。我说看来你的心情挺不错的，怎么样支票？王载说早准备好了。你们也不来拿。我说上次我们李会计不是去了吗？王载说我不知道啊？你现在过来拿吧。我想了一会说让李会计去拿吧，我这边忙得要死。怕他生气我又补了一句，哪天我请你吃饭。王载追了一句今天晚上？我说行。晚上。
我带上了咪咪。王载也带了个小帅哥。不亏是老将，有备而来。我那可爱的咪咪不仅没有拖住王载，倒被人家的小帅哥给哄得一塌糊涂。也不顾得我的脸色了，跟在小帅哥后面就走了。我冲王载举了举杯：王总，佩服。王载说什么？他换了个位子，和我面对面地坐了。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想见我？我笑了说没有啊，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起吗。王载说打你电话你也不接，我实在想不通哪儿得罪孙小姐了？我说没有，真的。前几天我病了。别说电话，我起都起不来了。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小池撞开门，我真的见上帝去了。王载说真的？我说当然。我还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在人民医院。你可以去查。
王载的脸色就好看了点，他说你刚才说的小池是谁？你们同事吗？我说我老公啊。我明白王载想知道什么，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否则我白活了这么大了。我说你没见过他？哪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王载低声说你别这么折磨我好不好？你在骗我。
小池是你老公？我说是啊。王载说那他为什么还要撞开门？我无语，好一会才说是我男朋友。王载松了口气说我还有机会吧？我哈哈地笑了说你没机会了。你舍得把你老婆休了吗？好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两个人像两只老虎一样对峙着。他眼里有我，我眼里有他。两双眼睛互相打架，谁都不想先退。好久，我听到王载轻叹了一声说，你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说那我们可能是很好的哥们。你就把我当成男孩子好了。
来，王总。不，王载。不，王哥。我们喝酒。我卷起袖子，与王载面对面的喝上了。
他咕咚一杯，我咕咚一杯。王载心里难受，我心里也好不了哪儿去。如果他没结婚的话，也许我们还真能走到一起。他毕竟是个不错的男人。但他结婚了。
我记不得喝了多少酒了，反正王载扶我的时候我的脚就像在踩棉花一样。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的。王载自己喝了不少，他自己已经开不了车了。他就打的士把我送回了家，走进了我的房间。如果小池不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话，我们的故事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就在王载刚给我倒了一杯水给我的时候，小池就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套红色的毛毯。是我前几天看中准备结婚用的。我想我应该给小池解释一下的，但我没有。随着他的手掌清脆地落到我的右脸上，我觉得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
我搬家了。我从龙门花园搬到了上沙村。也是当地农民的房子，一室一厅才六百块。我去看房子的时候，那个已进入更年期的女房东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我说是啊。她说你有暂住证和未婚证或者计划生育证吗？我说有，还有记者证呢。我拿出记者证向她晃了一下。女房东就笑了，她说我就愿意和记者打交道，我就喜欢让你这样的人来住。告诉你吧，我这儿没有住过一个小姐，真的，房租给我再多我也不租。你别笑，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住在我对面的咪咪，我拎着皮箱走下来的时候，听见咪咪和奇异正在吵架。我在他们门口站了一会还是默默地走了。也许我们将不会再见，也许我们会某一天邂逅在街头。这对一个漂泊在外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能不能见面那就是看我们还有没有相见的缘分了。我换了手机，辞了职，我希望关于在龙门花园的一切将随着我的离去划上句号。我一心躲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养伤，我什么也不想干，每天除了下去买次菜或者倒次垃圾外，一般的情况下我不出门。
一个人在屋子里看书、看电视、睡觉。我的手机除了我家里人知道外，在这个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所以，我呆在家里的时候我没接到一个关于朋友的电话。
99年的冬天深圳有些冷，冷空气一次次地袭击了这个温暖如春的城市。我穿上了在内地才穿的棉衣，捧着一个热水杯在屋子里看书。我准备好好地过了春节我就上班去，我的存折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我把曾经写的诗曾经发表过的诗全都烧了。
从此，我不再写了。我想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然后，找一个爱我的人嫁了。
我们这幢楼里有两个人不用上班，一个是我们的女房东，她一天到晚地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看房子或者交房租。一个就是我，我打着写作的名义住在这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干。我从新华书店里买来了一大捆的书，有通俗的、也有纯文学的，我天天蜷缩在大班椅里，穿一件白色的睡袍，光着脚看书。有时候我也写一些不知名的东西，我一本正经地坐在电脑旁，这是我用了一半的积蓄买的电脑。我经常看书看累了的时候就打开电脑，我很小心地把她表面上的灰尘擦掉，我的手敲打键盘的时候也特别轻。好像一不小心就把键盘给敲哭了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在我住的这个房子里，除了书和电脑外我一无所有。我写小说，有时候写得很顺，顺得我能看三遍都挑不出点儿毛病。有时候我又写得很艰难，脑子里空空的，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一点儿回头又都被我删掉了。所以折腾了一个多月我也没有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
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我会被楼下嘈杂的人声吵醒，我住的楼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综合市场，有卖菜的、有卖衣服的、也有卖床卖老鼠药的，我咒骂着走到洗手间，洗脸、刷牙、往脸上抹润肤霜，然后到厨房里搞点粥吃。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不上班了，食欲就增加了不少，老有一种饥饿感。我的早餐非常的丰盛，有牛奶、有包子、还有甜菜和面包。我吃吃停停，有时候把早餐吃到了九点多了，我就不收拾，拿来昨天没有看完的书看。
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中午了，温暖的阳光正透过窗帘照射到我的床上。我伸了伸懒腰，感到肚子饿得厉害。我想要是能有一碗饺子就好了，像在龙门花园一样，小池给我做的那种韭菜鸡蛋的饺子。可自从我搬到上沙来后，我竟一次饺子也没有吃过。我就觉得自己受了虐待，我想一定得包顿饺子吃。快速地起床，换衣服，我准备去菜市场买菜。下楼的时候，我碰到了住在我隔壁的湖南夫妇。显然两个人刚吵了架，女的眼圈红红的，男的则在后面抽着闷烟。我侧了身并没有和他们说话。
在我的这一层里，除了这对湖南夫妇外，还住着一个小伙子，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每天都看他匆匆忙忙的。他穿着白色的休闲装，地道的南方男人。长得精精瘦瘦的，眼睛也没有北方人的明亮。我们仅仅打过两次招呼，一次是我刚来的时候，他帮我往楼上搬东西，开始我还以为是房东让他来的呢，后来才明白他住在我的右边。一次是我拎着一个空煤气罐下楼，正碰到他和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从房里出来，他就抢过了煤气罐，蹬蹬地跑下楼了，他冲我笑了笑说再有这样的体力活你就吱声，一个女孩子很不容易的。我一下子被感动了。我说他女朋友很漂亮。没想到他嘴一咧说女朋友？像我们这样没钱没权的还谈什么女朋友？你以为这是内地啊！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都往家里带女孩子，有时是一个很漂亮的，有时是个很差的，还有一次我竟看到他和一个很老很胖的妇女走在一起。他搂着她的腰，不知道两个人说了什么，那妇女笑哈哈的。
上海的一个女编辑来深圳组稿。她打通我的电话就嚷：孙好，你他妈的太不够哥们意思了。手机换了也不告诉我。要不是我把电话打到了你家里，我就找不到你了。我连忙道歉，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她才高兴了。她问我现在忙吗？我说不忙，现在我是无业游民。她说太好了，你快来陪我逛商店吧。我对深圳不熟。深圳的华强北和东门我都没有去过。她说我到女人世界等你吧。我穿了一件蓝色的裙子，个子高高的。
女人世界的人很多，我站了一会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天。我看着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女人在向我招手。她冲过来，急急地摇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孙好吧。我是艳欣。
你看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艳欣是我以前的发稿编辑。她在诗刊做编辑的时候发了我二十多首诗，我们写过几封信也通过几次电话，虽然没曾谋面但我们已经很熟了。艳欣说她现在在一家妇女杂志社工作，发行量很大的。她们的稿费可以和知音相提并论。她说孙好，你不要再写诗了。你的诗集出了吗？我哑着嗓子说早不写了，我一个多月前就不写诗了。艳欣说也好现在是饿死诗人的时代。我这儿有一部描写女性婚外情的约稿，三万字，你写一半，稿费三万你能得一万五。我心里突的跳了一下。看来诗真的没有市场了。诗是什么呢？原则上她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但现在还有谁会耐心地看一首诗呢？我陪着艳欣，从女人世界、到男人世界、再到儿童世界、华联、新大好，她一边夸着深圳的衣服漂亮一边疯狂地购买。一个上午逛下来，我手里已经提不了啦。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艳欣全然没有我的疲惫，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着下午去东门，明天去中英街，后天去那儿这儿。
我有点受不了，我这人平时就不太爱逛街。想买什么都是直奔主题，我决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没事就爱东逛逛西逛逛的。就是不买也得试穿一下。我不行，我一逛街我的眼睛就受不了。虽然我看一天的书对一天的电脑，我的眼睛一点事儿也没有。但多看几套衣服我的眼睛就受不了。这在女人里面算个优点吧。我以前的男朋友大伟就喜欢我这样。逛了一天，我心里就有些烦躁。我想要是艳欣是个男的就好了，这样我就不会这么受累，这样我就不会陪她逛街了。累了一天，我的脚都起泡了，艳欣却一点儿怜香惜玉的心都没有，躺在我的床上让我给她做饭吃。
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儿，可爱得让人直想咬他几口。他坐在我的对面，两条白嫩的小胳膊搂住他妈妈的脖子，黑黑的眸子里闪动着聪慧的光芒。我一眼就喜欢上他了。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一个孩子。他胖呼呼的小手，小胳膊、小脚、他身上穿的小褂子，小裤子、小袜子、小鞋子，这些小东西因为穿在了他的身上而显得生动起来。我对着他微笑，他冲我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姨。
我想这一定与我的年龄有关。前几年的时候，我看到孩子就烦，尤其是不听话当众大哭的孩子。我原先邻居家里的小宝宝一天到晚地哭，无论谁抱他都要大哭，拼命地挤着眼睛哭，我就很烦，他经常到我家里挤到我身边看我，我从来没有一次表现出喜欢他。我觉得生了这样的孩子做母亲的是很累的事，我想那些女人就是为了孩子才老的。记得原先有一个女朋友，她说爱一个人爱到发狂时就想给他生一个孩子。我当时还小，对她的话有些不以为然。就算和大伟快结婚了我还明确地表示，坚决不要孩子。可现在，我却喜欢小孩了。
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怀里抱着一个大布娃娃，那是我过生日时小池送给我的。我以前一直把它放在角落里，自从搬了家后我就把它放在了床上，我搂着它就像搂着我最爱的人。我想大伟，想小池，我想如果我和他们其中的一位结了婚，现在我可能就做妈妈了。可能我的孩子比我见到的那个小男孩儿还要漂亮，还要可爱。我想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结婚，我想让漂泊的心停下来。只不过，已经三十岁了的我却不知道该嫁给谁？我又开始泡酒吧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是这么的孤独，我的精神一下子没有了支柱。我像漂在大海上的一叶浮萍，永远地漂着，没有根基。我就这样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我的手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响过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这么的空虚。我心里希望有人能陪我说说话；我希望有人能来敲一下我的门，哪怕是那种我很不欢迎的人。比如咪咪，奇异，还有那个王载。
龙胜吧、圣保罗、大富豪，我每天晚上都进出这些娱乐场所。我脱去那一身沉重与繁华，我穿波鞋，牛仔裤，很露的小上衣。我抽烟，我喝酒。我和陌生人瞎胡闹。我在强烈的迪斯科音乐中放纵着自己。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不再希望一个人生活。酒吧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人们总是成双成对或者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他们喝酒、抽烟、玩筛忠、说胡话，只有我是一个人，我一个人每天都坐在那个小角落里。有时面前是一扎啤酒，有时面前是一杯咖啡。我的眸子扑闪着，好像在等人。
这样坐一阵子就有了故事，一些男人走近我，坐下来，陪我喝酒，跳舞，然后各自坐的士在深夜里离去。
肖波是其中的一个，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差点没有惊叫起来。天！这不是大伟吗？那身材，那长相，那高头，就连抽烟的姿势都像。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西服，当他从我的身边经过的时候碰倒了我的酒杯，酒水洒了我一身。他俯下身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我不理他。在他转身的时候，我说能坐下来一块喝酒吗？他笑了。说北方的女孩子都挺能喝酒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北方人？你知道现在的我除了个头像北方人以外，其他的我都和南方人没什么两样了。我曾经白嫩的肌肤因为强烈的紫外线而变得黝黑、粗糙，我的声音也没有了北方人的明亮、清脆，我经常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说话，好像有气无力似的。走在街上，一些促销小姐总对我说着白话，她们叽哩咕哝地说了半天，我只好抱歉地请她们说普通话。搞得小姐一个劲儿对我说不好意思。肖波笑了一下说凭感觉，我老家是烟台的。
肖波在一家公司做设计。他没事的时候就跑到我家里来，我们一块做饭一块玩北方的扑克。我玩着玩着就把他当成了大伟。以前我们俩在一起时总喜欢玩这种扑克。谁输了就往谁脸上贴纸条儿。我没有完全地忘记大伟，虽然他曾经背叛了我的感情，虽然我一直在心里记恨着他，可我并没有忘了他。尤其认识肖波以来，我想大伟的时间就多了起来。
有一天，我喝多了酒，肖波送我回家后就没有走，他说想看海牛队赢了没有。
回家的话就播完了。我就让他在客厅里看，在我去给他倒水的时候他从背后抱住了我。我挣扎着，请他不要这样。肖波一边压住我挣扎的双手一边轻吻着我的耳朵，他说你害怕什么呢？我们都这么大了。他把我推倒在床上，他一边剥我衣服一边说，一个人是很苦的事情，你干吗要压抑自己呢？平时找我的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小姐，大家生理需要嘛。有一次，我和一个女的做完后她还给了我五百块钱呢。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我一把把他从我身上掀下来，我情绪激动地说，你走，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大伟来深圳了，他在电话里说他来深圳出差。突然想到你在这个城市。你能见见我吗？我换上了最漂亮的衣服，精心地化了妆。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心里的伤。更何况是曾经很欣赏我的人。这时候，人们都穿上了厚厚的衣服。习惯了温吞吞季节的人们对突然而至的寒冷显得不适应了。每个人都抱怨着天冷，每个人都在街上走得匆匆忙忙。我上了车，那辆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快过年了，深圳的人还是这么多。
真不敢想要是所有的外地人都离开深圳了会是什么样子。
在上海宾馆那一站时，上来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司机就摁响了车上的喇叭。请给老、幼、病残、孕妇让座。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一个男人扶着孕妇坐下，转头对着小伙子说了声谢谢。天！这不是小池吗？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竟要做父亲了。我怕他看到我快速地扭过头去，可泪已经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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