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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从一张照片谈起吧。一九九六年的春天，在南京的一个下午，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小学同学，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一点也不费力就把我找到了。我见到他的时候，忍不住就想笑，我说你老兄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居然轻而易举地就把我找到了。他感到有些诧异，木讷讷地看着我，以至连讲话也显得结结巴巴，他说：“你……这…这是……什么意思？”话说了一半，他的脸就涨得通红。我的这位小学同学常年生活在乡下，他大概还不能理解我讲的意思。我赶紧向他解释，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最近特别忙，忙得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所以，一般的时候，如果没有事先约好，朋友们找我是很难的。尽管我解释了半天，小学同学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我说的意思，他问了我一句：“你现在正在做生意？”在他的感觉里，只有做生意才忙。我说：“没有，但有些事有时候比做生意还要忙。”他看着我，显然搞不懂我的意思，看来，我越试图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反而把他搞得越来越糊里糊涂。干脆，我不再说什么了。
我赶紧找了一个小酒馆，准备把晚饭解决掉。我的小学同学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身后是南京的一条普通的马路九十年代的马路。我看着他，也能看到他身后的背景，外面照旧是喧闹的街市，照旧是熙来攘往的人群。这令我熟悉的一切并不因为他的到来而发生变化。我陪着我的小学同学聊天，抽烟，喝酒。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夜色已渐渐地包围了我们，小酒馆里的霓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亮起来，忽闪忽灭地映在我们的脸上。也许是因为酒精作用的缘故，我的小学同学慢慢地开始活络起来，他不再拘谨，不再默默地显得无话可说，居然是他与我主动地聊起了童年时的事情。他已经成了家，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他的妻子很贤惠。一些我们小时候相处的伙伴的近况也不停地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这一切，如果不是意外地重逢了他，我大概可能还要知道得更晚一些，或者就永远不会知道了。我抽了一口烟，又和他干了一杯酒，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滋味，仿佛鱼鲠在喉，欲吐不得。十八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们似乎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这么多年，而在我们成长历程中极其重要的八十年代，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几乎是零，我们没有同时一起经历过八十年代中的任何一天或一秒钟的时间。自从一九七九年我离开那所小学以后，我与我的小学同学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面对着对面的他，我不能不感到激动，不能不有些感慨。我看他，不停地想起曾经相处的那一幕又一幕，有些事情肯定被我遗忘了，但有些事情我怎么也不会忘掉。他的到来，唤醒了我们之间沉睡了多年的东西我们打过架，但后来又和好了，我们曾经是最好的一对伙伴，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一幅又一幅关于一九七六年的画面，它们交相辉映眼花缭乱般地在我的感觉里叠印着。
我和我的小学同学在那个小酒馆里坐了很久，我们不停地聊天，抽烟，喝酒。我们都很激动，他甚至邀请我跟他回去看看。我也有了一种想跟他回去的冲动，我觉得我的脸热烘烘的。我的小学同学显得特别兴奋，他的脸已经被酒精浸泡得通红通红，他甚至有些手舞足蹈。
不知什么时候，他从随身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叠相片，他说在南京刚把它们冲洗出来。我以为那是一叠普通的照片，是他家自己的，或是别人托他冲洗的，所以我并没有产生好奇的兴趣。在南京，我几乎很少有兴趣去看别人的照片，目睹别人的浪漫和现实的一瞬是我极不情愿的，我害怕那种微妙的差别对我感觉的损伤。但我的小学同学的姿态明显是拿出来给我看的，他已经把它们向我递了过来。我身不由已地接住了它们。小学同学说，这是前不久在老家拍的，一帮小学同学在一起聚了一次。听说是小学时的伙伴们聚会的照片，我突然来了兴趣，我利索地把它们一张一张地摊在桌子上。啊，久违了，我的小学同学。这不是姚文远吗？这不是熊阿定吗？这是刘莹、吴秋英，那是王薄、李小丽，还有他张圣洋，我们小时候是小冤家；她是谁？他又是谁啊？怎么有些同学我认不出来了？……他们都长大了，和我一样，说不定看了我现在的相片，他们也同样认不出我来。我焦急地挠着脑袋，皱起眉头。多亏了我的小学同学，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一个一个地认出了他们。只是少了王阿毛和史燕。王阿毛在我离开那所小学的第二年淹死在夏天的河流中，史燕是去年生小孩大出血死亡的。大概有二十几张相片吧，我默默地看完了它们，非常感动，我的小学同学不停地指着他们，说着他们的近况。相片上的他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但我仍能从他们的面孔和神情中捕捉到他们儿时的稚朴和影子。有一瞬间，我仿佛又和他们回到了那所小学。
我又把那些照片看了几遍，一张一张地拿起又放下。我突然发现了一双手，搭在王薄的肩上，几乎在五六张相片上都有这双手，只是我看不到拥有这双手的那个人。我忍不住问起了小学同学，我说这是谁呀？怎么把他给漏拍了？我的小学同学一脸的遗憾，他耸了耸肩，有些沮丧地说，都怪熊阿定这小子，他的技术实在是有限，居然把范老师给漏拍了，本来我们大家一再要求范老师站在我们的中间，可他就是谦让着不愿意。范老师？范景文老师？我吃了一惊，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责，我有多少年不想他了？或者忘了想起他？我突然对时间充满了恐惧。相片上的这双手仿佛它就是时间。现在，这双手已经与我阔别二十年了，让我感到如此的陌生和熟悉，它与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双在黑板上写字的手遥相呼应，它一下子把我七十年代的生活与九十年代的生活串成了一件外衣披在我过去与现在的生活背景之上。
一九七六的春天，范老师，范景文老师，他既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当时的乡下的教学境况就是如此，一个老师总是身兼数职。我记得范老师那时刚刚结过婚。所以我们的范老师整天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无论是给我们上课还是参加大队的批判大会，我们总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我们总是觉得他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没完没了的活力。这方面有时还表现在惩罚逃课的我们身上，他变着花样惩罚我们，我们年幼的心计怎么也逃不出他的掌心，我们甚至奇怪他为什么把心思花在算计学生上面。现在看来，范景文老师的确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那时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一点，可以从他为我们开设的体育课上体现出来，本来，乡下的学校是不设体育课的，我们附近的几所小学从来没有这个先例。所以，在那时，我们的体育课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课程，就像现在的一些学生在主课之外还要选修一些其它紧跟时尚的课一样时髦。那时，我们非常喜欢范景文老师，我们打心眼里敬佩他，这不仅仅因为他为我们开设了体育课，还在于他的无私的品性，因为他那时的报酬不像现在的老师按课时计算，当时他拿一些固定的工分，课多课少一回事。的确，我们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体育课，范老师的组织能力特别强，我们在体育课上有时感到自己就是士兵而他是将军，你一定能体会那些像打仗一样的游戏对一群穿开档裤的少年意味着什么，何况他们还处在一个单调乏味信息闭塞的七十年代的乡下。多年以后，我时常跟一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同龄人谈起我的小学生活，他们是那么的羡慕和神往。
真要好好感谢范景文老师，可惜这篇小说不是专门写他的，要不，我真该在这里好好写写他。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关于范老师的小说，并把它献给他。下面要说的，当然还与范老师的体育课有关。
一九七六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有两件事先后同时出现在与范景文老师有关的课堂上。我在九十年代想起这一天上午的事情仍然记得许多细节，我怎么也不能从脑海中抹去这一并列在一起的记忆。那一天的上午，范景文老师其实有两节课，一节是数学课，因为我们才一年级，所以对数学课的兴趣远远不及接着下面的体育课。体育课一个星期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不长也不短。在此之前的体育课上，我们学会了第六套广播体操，我们已经做得得心应手。缘于这一点，范景文老师特别满意，在上一节体育课结束的时候，他显出开心的样子，他站在讲台上说将在下一节课换一种方式上课，他还补充说：“也就是说，下一堂课同学们将不再做第六套广播体操，而大家将要做的是比这个要好玩得多的活动。”这是一个悬念。
那时我们的想象力比较有限，在讲台下怎么也想象不到即将到来的体育课是什么样子。我们又苦苦巴望了一个星期。
在体育课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紧挨着它的数学课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事情，只是我到现在还是忘不掉它，并且在不经意中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有趣，总是忍不住要复述给别的朋友听听，而在故事完了的时候，大家总是忍俊不禁。那天的数学课范景文老师教得特别带劲，那天我们刚刚学到乘法。本来，这应该是一堂平静的数学课。遗憾的是，这堂课并不平静，我们在一心一意地等待着体育课的降临，以致我们一不小心就疏远了范老师的数学课。可贵之处在于，范老师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心思，他大概以为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到乘法，接受能力弱一些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所以他讲起来特别买劲。我记得在快要下课的前五分钟，坐在我前排的同学姚文远早就按捺不住了，他的额头上不停渗出汗来，我知道并且其他同学也很快知道，姚文远给一泡大便憋着了。我们看着他在坚持着，看着他的额头上不停地渗出汗来。一分钟以后，姚文远大概是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他终于忍不住举起了右手，他吞吞吐吐地对范老师说：“范老师，我要大便。”范景文老师此时正讲到兴头上，也讲到了关键之处。姚文远的声音让他颇感扫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腕上的钟山表。看完了手表，他看了看同学们又看了看姚文远，他说：“请姚文远同学再坚持一下，还有两分钟就下课了。”他说完之后便继续讲他的乘法。我们看见姚文远的右手无力地挂下来，不知为什么，我们哄堂大笑。姚文远似乎越来越感到紧张和不安，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下课铃响起来的时候，范老师并没有让我们立即下课，大概他想把他想讲的讲完，所以他又拖延了一点时间。我记得，在他宣布下课的声音刚一落下之后，我们的小学同学姚文远率先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慌不择路地向教室门口跑去。
我当时确实为姚文远立了一把汗，我有些担心在去厕所的路上他能否坚持住。我的这一念头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我看到姚文远突然停下来，他不再向前走了，他停在了教室的门槛上。他微妙地喘了一口气，好像想把什么东西从肩上放下来的感觉，他不再想动了。那时候，我看到所有的目光都聚在了姚文远的身上，连范老师也被他吸引了过去。谁都能看到，一个屎橛从他的裤角下钻了出来。一阵风晃了过来，教室里很快充满了一股淡淡的幼稚的臭味。我看到，范老师有些尴尬。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大声对我们说：“请大家稍稍活动一下，准备上体育课。”我们一哄而散，好像全给体育课吸引了过去，我们小心地绕开那个屎橛，很快就溜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姚文远后来回家换衣服去了。他有没有上体育课我记不清了，后来我看到了他的姐姐，她清理了他遗留在教室门槛上的脏物。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我又意外地碰上了姚文远，他现在在北京工作，他于重庆工业管理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北京，看样子他还活得不错。姚文远说他现在混在北京，挺羡慕我在南京的生活，他比较喜欢南京的氛围和环境。我说那你有空常来这里走走，我会好好地接待你的。听我这么一说，他笑了。他的笑还是老样子，仍然有他七十年代笑容的影子。后来，他又来过几次南京，都是出差，我们又多了几次见面的机会。我后来知道，姚文远的姐姐已经和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了，她死于一九八八年的夏季，因为一次普通的爱情服毒自杀。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比较黯然，还有什么比死去的更值得我们遗憾的呢。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九七六年的那节体育课之前，她那时还没有长大，也就比我们大几岁吧，我怎能想象以后的她和她的爱情呢。姚文远没有参加姐姐的葬礼，那时候他远在重庆读书，家里人在送走了姐姐后的一个月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想，姚文远那时在重庆一定非常难过。现在，我们提起那年的体育课与数学课，总是发现有很多故事一直贴着它们一同前行，好像我们的数学课与体育课是一首曲子的前奏，后面紧跟着的才是主题。
我突然发现，我想要写下的其实有很多，但我在这篇小说里不能再让它们肆意漫延了，我要有所收敛，把余下的故事放到下一篇小说里。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上吧。那才是我这篇小说真正要写的东西。
现在看来，我们那时的体育课还是比较简单的。范景文老师不知从那里搞来了一只皮球，那时我们都这么叫它，它有点儿像蓝球，但没有蓝球的形状大，而且外表特别光滑。我们那时对球类的了解实在是匮乏得很，除了乒乓球和我们体育课上的皮球，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其它的球类。我们在体育课上的游戏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花样，范景文老师只跟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谁抱起那只皮球的时间越长，谁就是英雄和胜利者。这样的规则根本不用我们去做任何思考，我们立即掌握了它，而且运用自如，甚至超出了范老师的想象。譬如说王薄，他一心想做英雄，有一次他抱到皮球后干脆趴到地上不松手，他赖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很神气地用他的小眼睛看着我们，一副旗开得胜的样子。他在拚命地拖延时间，以至不得不使范景文老师又重新修改了游戏规则：得球后不允许赖在地上，否则判输，要比谁抱着皮球跑的时间长。照现在的整个世界体育发展状况来看，我们的游戏颇有点像美式橄榄球的打法，可惜，那时候范老师和我们一样，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已经玩起了这种世界上越来越流行的运动的雏形。
这堂体育课搞得实在是热闹非凡，我记得那时候的学校操场上尘土飞扬，我们的争抢越来越激烈，真正有了强者得球，弱者一边跟着跑的味道。我几乎就没有得过球，但我跟在后面拚抢得特别有劲，我们的脸上，衣服上沾满了灰尘。范景文老师一直在一边站着，他显得特别开心，他不时在一边乐滋滋地笑着，除了有时候帮我们判一些纠缠不清的球之外，他几乎不干预我们的游戏。他乐呵呵地笑得多么开心！我后来跑不动了，很快掉了队，反正我也抢不到球，干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同学们玩得似乎越来越有劲头，我坐在那里观赏他们的争抢感到太有意思了，我甚至觉得我的参与没有坐在那里欣赏的感觉好。
不知什么时候，我看到了吴衡生。他是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屠夫的儿子，他的父亲杀了半辈子的猪也没有富起来，反而给人以越杀越穷的感觉。吴衡生那时比我们大五六岁，但他上了不到一年就中途辍学了，他家那时真的出不起他的学费。所以，尽管吴衡生极不情愿停学，但他的老子说了算，他就再也没有去学校上过课。但是，他常常来学校玩，我经常看到他倚在我们的教室外面，向课堂上的我们探头探脑。体育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吴衡生也和我一样看得饶有兴趣，我感到他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但他似乎一直在克制着，始终处于欲动不动的样子。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似乎注定与吴衡生有关，他再怎么躲也躲不掉。体育课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碰巧有一次我们的皮球就滚在了他的脚下，那时，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一下就顺势把它抱在了怀里。在吴衡生还没有选择好是抱着球跑还是把它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已经向他奔了过去，他什么也没有说就从吴衡生的怀里夺回了皮球，并且用他的右手揪了揪吴衡生的耳朵叫他回家。
如果吴衡生能够委屈地回家，大概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了。遗憾的是，倔强的吴衡生根本就没有回家的打算，他在掉了几滴不算伤心的眼泪之后，复又回到了他刚才呆的地方。他的目光还是在跟随着那只滚动的皮球。
巧得很，我们的皮球不知怎么回事又滚到了吴衡生的脚边，它停在了那儿。吴衡生似乎早有准备，他弯腰抱起那只皮球，站起来之后，就快速地向一个地方奔去。我看到，我们的皮球正被吴衡生带向了厕所，我隐隐地感到他要来一次恶作剧了。等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皮球已经被吴衡生丢在了埋藏大小便的厕所里。范景文老师没有追到我们的皮球却追到了吴衡生，他狠狠地打了他，巴掌落在了吴衡生的后脑勺和脸上，吴衡生当即号啕大哭，并且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我们的体育课只好提前结束，有人破口大骂吴衡生，还有人抓起一些小土粒向他撒去。
我们的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们放学回家吃饭去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好像一切才刚刚开始。过了没有几天，我突然感到我们教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前前后后来了几批人，有校长还有很多其它年级的老师，到最后连大队工作组的人也来了，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一言不发。有几天，我们突然看不到我们的范景文老师了，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来告诉我们，那几天我们没有上课，校长叫我们自习。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们的教室有两扇门，分为前门和后门，一般情况下，后门是一直关闭着的，如果把后门打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院子，大概有不到十平方米，有两棵长在里面的小桑树已经冒出很多嫩绿的叶片。在两棵小桑树之间，堆放了很多凌乱的砖块，那是前不久校舍翻修时遗留下的残片。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了，破碎的砖块上已经生出一层苔藓，呈褐绿色。围成院子的三面墙非常整齐，大约有一米多高，它们刚好挡住我们教室的后门。外面行走的人一般不会去留意我们的后门，但是，如果有谁执意要看，那一定会一览无遗的。有一天，我们的校长还有三年级的班主任雷老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相差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先后都注意到我们教室的后门。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我们的校长和雷老师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自己的背脊上渗出一层冷汗来。他们原先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落在我们教室的后门上，而是放在了那两棵小桑树上，他们感到有些纳闷，那两棵小桑树居然给人折断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立在那里。我们的校长和雷老师还没有来提及感到遗憾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又突然呆住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后门上的反标：打倒×××。
那几天，我们的学校仿佛有些乱了套，那段时间我们根本没有上课，别的年级的课也是上得时断时续，三（一）班的吴晨就不时地来找我玩，有几次他碰到我的时候都说没有人给他们上课了，我们后来一起跑到学校的附近采了很多油菜花。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听说给大队工作组叫去谈话了，因为那个反标是出现在他管辖的班级，当然，更为严重的是，那个反标的笔迹特别酷似范景文老师的笔迹，我们后来都去看了，觉得很像。王薄每天中午回家的时候总要经过大队工作组进驻的地方，他说他看到了范景文老师，范老师和很多人坐在一个房子里，他阴沉着脸，不停地抽烟，王薄几乎没有听见他讲一句话。
我肯定那时的范景文老师的心里充满了阴影，他那几天的处境一定非常糟糕，他要接受很多人的盘问，而且不能回家。我看到他的新婚的妻子来我们的教室有好几次都扑了空，她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范景文老师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她问过我们的同学，但谁都不知道，谁都没有交给她一个答案。过了几天，我看到我们的范景文老师憔悴了许多，而且突然变得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
好在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在范景文老师的配合之下，学校和大队工作组的人很快就查出了那个写反标的人吴衡生，他虽然隐藏了几天，但还是给查出来了。肯定有人要问，以吴衡生小小的年纪，他怎么会写得一手酷似范景文老师的字？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吴衡生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但他的字写得就是比我们的要好得多，而且他特别喜欢模仿老师写字，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看到，吴衡生常常从地上捡起一些粉笔头在我们教室的墙上胡乱涂鸦。我想，久而久之，吴衡生的字写不好就怪了。但是，查出那个反标是吴衡生写出来的最终线索并不是从笔迹上看出来的，而是从留在后门院子墙上的脚印中发觉的，在有人断定是一个小孩的脚印时，范景文老师立马就想到了吴衡生。
当有人去吴衡生家里调查的时候，小小年纪的他居然一副少年英雄的做派，他根本就没有去躲藏或掩饰，而是现出一股一人做事一人挡的气慨，他勇敢地承认了是他干的。他的杀猪的老子当即气得浑身发抖，暴跳如雷，他抡起巴掌狠狠地对着吴衡生的两个小脸蛋左右开弓，吴衡生当时打了几个趔趄，他可能很想挺住自己，但他还是跌跌撞撞地摔在了地上。吴衡生当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下来，他跌坐在地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范景文为什么要那么打我？”他的意思似乎是，不就是玩了一下你的皮球吗？你干吗下这么重的手？范景文老师当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后来提前离开了吴衡生的家。
事情发展到这里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居然与当事人吴衡生一点关系没有，倒了大霉的却是他的杀了一辈子猪的父亲。后来吴衡生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记得吴衡生的父亲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而且背驼得很厉害。不过，别小看了他的模样，他杀起猪来可是生龙活虎，稳扎稳打，他在那一带远近闻名，是一个杀猪的好手。吴衡生的罪第二天全顶在了他父亲的头上，他和他的父亲一起游了一个星期的街。
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就是这个主意送了吴衡生父亲的命），有人把我们教室里唯一的一块黑板拿出来（那时还没有像现在的嵌在墙上的水泥黑板），用绳子拴好，套在了吴衡生父亲的脖子上。那块黑板是木质的，用黑漆漆过，虽然不算太重，但长时间挂在脖子上我想是非常难受的。黑板上还写着很粗的粉笔字：打倒反革命分子吴加称！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吴衡生父亲的确切的模样了，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努力地回忆了好几次，但怎么也追忆不回来，反而觉得他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只记得在吴衡生和他的父亲一起游街的一个星期，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一起度过了七天的热闹场面。我们的整个小学有一百多号学生参加了吴衡生和他父亲的游街活动，我们的队伍非常壮观，我们的校长和一些大队工作组的人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吴衡生和他的父亲，一些老师穿插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吴衡生父亲脖子上的黑板一直没有拿下来，而且他的双手被人用绳子绑在了背后，我感到他跟在校长的后面特别吃力。有几个比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锣鼓，他们一边走着一边敲着紊乱的锣鼓声。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生产队总要停下来一会儿，先是由大队工作组的人对吴衡生的父亲进行一顿训斥和声讨，然后由我们学生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吴加称”的口号，再接着就是吴衡生父亲声俱泪下的忏悔：“我有罪，我没有教育好我的儿子，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是反革命分子，我该死……”。我知道，那不是忏悔的眼泪，而是吴衡生的父亲忍受不了黑板的重压了，他快挺不住了。可惜的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把那块黑板从他的脖子上取下来，让他稍稍休息。连他的儿子吴衡生也没有想到，我觉得那几天吴衡生的神情惊恐万分，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场面，他太感到意外了，他的眼里不停地有泪水流下来，我看到他不时地用自己的那双沾满灰尘的小手擦自己的眼泪，他的脸上明显有眼泪和灰尘混和后留下的印迹。当时的吴衡生大概根本没有想到也不会想明白自己写了区区几个字居然招致了这么大的横祸，而且付出了失去父亲的代价。
游街的活动进行到第七天的下午，就再也没有坚持下去。七天后的吴衡生的父亲宛若重病缠身，他在游街的路上突然不停地咯血，鲜血染红了他脖子下的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他一头栽到了地上，他再也没有起来。他倒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前面的学生都拥过去看吴衡生的父亲，后面的学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都争着往前挤。后来连老师都维持不了那个场面，队伍失去了控制，体弱一点的学生在拥挤中受到了伤害。那时的队伍中有很多哭喊声，我想，那是受伤的学生和惧怕死亡的学生不由自主发出的声音。人们把吴衡生的父亲抬回到他的家里，但他没有熬过当天的晚上，他再也没有醒来。吴衡生的父亲留在了永恒的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记得那一天的深夜里，我被一片凄惨的哭声吵醒，我吓得直往妈妈的怀里钻，妈妈叫我不要害怕，并且不停地安慰我，但是我还是度过了一个惊悸的夜晚。
后来，我们的学校生活又恢复如常。但是，我们的范景文老师再也没有给我们上过体育课，那只我们曾经玩过的皮球后来到了哪里，我们也不得而知。我记得，我们教室的后门后来与外面接通了，外面的院墙被拆除，而且那两棵剩下的小桑树的光秃秃枝丫也被人拨掉了，我们从前门或后门都可以去教室上课。我们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感觉还是老样子，只是有时候不经意看到我们教室的后门，我们常常容易走神，我们一不小心就想起了后门上的反标，想起了咯血而死的吴衡生的父亲。有时候，我们越想越感到害怕和恐惧。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更容易想起我们的体育课，我们无比怀念我们在体育课上玩皮球的感觉。但我们的体育课再也没有延续下去，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个星期一次体育课的期待。我们的体育课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戛然而止，我后来直到上了中学才开始拥有体育课。
范景文老师没有多久离开了我们，他辞去了小学老师的职务，后来他去了哪里我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那里。范景文老师走的前一天，我们刚刚学完了乘法，我觉得范景文老师那一天的数学课讲得特别认真，他的神情有别于平常的日子，但除了把该讲的问题讲完，范老师没有更多的表现，我记得在临下课前的一分钟，范景文老师只是表情凝重地宣布，他将不再担任我们数学课的教学任务，接替他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师，他鼓励我们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便一再请求我们要听刘老师的话，他说刘老师的数学教得比他好。范景文老师把他该讲的话讲完之后，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扫视着我们，他说：“同学们，再见了！”我觉得那一刻的教室静透了，只听见我们小小的心脏的搏动声，我听见班长的声音突然响在耳边：“起立。”我们像惯常一样，目送着范景文老师的背影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不知怎么的，那一刻，小小年纪的我平生第一次涌上了阵阵惆怅的感觉。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范景文老师。他走后的第二天，一位叫刘慧的女老师接替他给我们上数学课，她有两个辫子，看上去很年轻，她的声音比较细。
或许可能会有人要问我，范景文老师为什么要辞去他的教师职务呢？这正是我在这篇小说的最后想要交代清楚的事。这件事当然还和吴衡生有关，他的父亲死后不久，大概有二十来天吧。吴衡生有一天下午提着他父亲杀猪的顶红刀，突然闯进了我们的课堂，他是从前门进来的，范老师那时正在给我们上数学课。当时谁也不会料到，十四岁的吴衡生会提着他父亲的顶红刀来找范景文老师。范景文老师那时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吴衡生就使劲地抡起那把顶红刀向他的背后劈去。我们在讲台下心惊肉跳，连气也停止了喘息，我们那时好像感到范老师这下准要完蛋。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由于用力过猛，吴衡生的刀子从范景文老师的背后居然滑了过去，虽然他的中山装被划了一道口子，虽然还有血从那里流了出来，但我们的范景文总算安然无恙。他当时一把就夺过了吴衡生的刀子，并当即拎着吴衡生的小小身躯走出了课堂。后来，他把那把刀送还到吴衡生的家里。
这一节数学课范景文老师没有给我们上完就出去了。他人一离开，我们的教室就立即唧唧喳喳得像炸了窝，我们一场虚惊，我们为范景文老师捏出了一身冷汗。我想，后来的范景文老师之所以辞去教师职务，这件事的发生恐怕是原因之一吧。可惜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碰过他，要不，我或许还能够问问他。
二十年后的某一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坐在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抽烟，喝酒，聊天。我们在那里呆得很晚，一直坐到那家小酒馆开始打烊，我们才慢慢地离去。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小学同学不停地感叹，如果一九七六年的我们没有体育课，或者如果我们的体育课推迟到当年的十月份（“四人帮”在这个月里被粉碎）才开始，范景文老师现在恐怕仍然是老师，他真的要桃李满天下了；吴衡生的父亲也许还要杀很长一段日子的猪，他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死去。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小学同学显然有些喝多了，他迈着大步边走边唱着，但他的歌声有些夸张，步子有些扭曲。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小学同学匆匆地离开了南京，我还要上班，没有去送他。他离开我家后不久，我突然想起自己忘了问他关于范景文老师和吴衡生的近况。至今，我对他们现在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他们现在的一切像谜一样沉淀在我的脑海里。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我才能知晓他们的近况或者碰上他们。
1997.5.215.24马鞍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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