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需去考证,倒是如何识拔人才,使人才得到合理使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深思索。从文艺界来说,就是应该怎样对待新进的青年作者。
可以说,人世间的天才本来不少,不过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素质和秉赋又不同,所以各人的才能和它的表现也各各不同。有的人才华横溢,光彩毕露,这种人很易被人发见。有的人如荆山之玉,暂时和砂石胶结在一起,必须遇到识别美玉的卞和,刮垢磨光,下一番琢磨工夫,才得发现出来。不然美玉就会和砂石同被弃置。那位琴多维奇要不是给人发现他的下棋专长,岂不在神父家里以小厮而终老?!
古代的先贤大哲,给我们留下不少识拔人才的佳话。二十一岁的苏轼,本来寂寂无名,赴试礼部,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梅尧臣的赞赏,本拟擢为第一,因为其他原因,才列为第二。苏东坡真正幸遇知己。就在近代,这样的佳话也不胜枚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当年肖红是从遥远的北国,来到上海,和上海文艺界没有多大接触,和鲁迅素无一面缘。鲁迅发现她的才能,设法给她出版作品。象当年肖红这样受到鲁迅帮助而成长的作家,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几年文艺界没有培养新生力量。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近年闯出来的几个青年作者也是极不易的。就以卢新华的那篇《伤痕》来说,也是遭到几处退稿,后来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复旦大学的墙上,再由《文汇报》发表的。
发掘人才也是在报刊工作的同志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思想还要解放一些,胆子还要大一些,使“大匠无弃才”、“天生我材必有用”。最好不要象琴多维奇这样,偶然碰了运气,才被发现。
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