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外国文艺作品，尤其是资产阶级作家创作的当代外国文艺作品，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律排斥，即使在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也介绍得很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一些优秀的当代外国文艺作品，包括电影、音乐、小说等等，都陆续介绍到国内，这对于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加强国际文化交流都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类作品大都出自资产阶级作家之手，自然免不了有种种缺点，也有些地方因民族习惯不同，外国人习以为常的，我们却觉得看不惯，如男女接吻等等，因此对这些作品应当作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它的主流，指出它们的局限。
《读书》1979年第五期上刊登的何满子同志评论美国当代小说《战争风云》的文章，不从研究美国文学发展的源流和当代美国文学现状入手，歪曲地引用外国资料，无视美国的文艺评论，主观地认为它是一部新型的传奇。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方式是不好的。
何满子同志首先对文艺批评采取非常草率的态度，说什么“不需要通过艺术分析，在读一遍的感受中就不难得出结论”。正因为这个原故，何满子同志对美国当代文学不作深入研究，甚至对他自己引用的外国资料《越过荒原》的序言，也只“在读一遍的感受中得出结论”，因此他的结论不仅是主观的，也往往是错误的。例如，他把美国当代的重要流派黑色幽默全盘否定，一概斥为“恶俗”，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读书》1979年第六期董鼎山同志的纽约航讯中，指出美国当代黑色幽默代表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连书名都已成为当代英语中的流行字汇，可见其影响之大。我国不久也将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象这样的文学作品，怎么能算是“恶俗”呢？
何满子同志引了当代美国评论家雷蒙德·奥尔特曼的一段文字，来证明他的论点，可惜文不对题，歪曲了原意。奥尔特曼和他文中所支持的理查·蔡斯及伊哈布·哈桑，在当代美国评论界属同一派别，这派评论家认为，战后美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已经没落，只是战后不久出现过一些现实主义的战争小说，以后现实主义作品就越来越少，美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是荒诞派和黑色幽默这类传奇小说，也即奥尔特曼的序文中为之阐释理论基础的新型传奇。就在何满子同志的引文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仅举几个例子，如约翰·巴茨的《牧羊童贾尔斯》、托马斯·伯杰的《小汉子》、伯特·布莱克曼的《章鱼文件》、凯特·冯内戈特的《夜母亲》。”何满子同志在奥尔特曼举的例子后面加了《战争风云》作例子，是想入非非。首先，奥尔特曼不仅在序言中，而且在《越过荒原》全书中并没有一字提到沃克和他的作品，他当然不可能认为《战争风云》是新型传奇之一；相反，与奥尔特曼属于同一派别的哈桑，却在他的代表作《当代美国文学》(1973)中认为沃克的早期作品《凯隐号兵变》是现实主义小说。以蔡斯为代表的观点曾受到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凯利夫的指责，认为他们太强调美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和传奇的作用，几乎把传奇看作了美国小说的精华。然而，何满子同志却比蔡斯这派评论家走得更远，连他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何满子同志偏要毫无根据地硬塞到“新型传奇”的队伍中去。奥尔特曼举《牧羊童贾尔斯》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作品为例，说明六十年代小说家如何喜欢在故事开始以前插入摹拟历史的长篇序言。《牧羊童贾尔斯》是荒诞派小说的代表作，描写山羊与计算机交媾等猥亵、荒唐的情节，但这部小说的作者偏要用长篇序言来证明他的故事是“真实的”，以达到“黑色幽默”的讽刺效果。我不知何满子同志是否读过《牧羊童贾尔斯》的序言和原作，但拿《战争风云》与这类小说并列，不是有意贬低《战争风云》，便是对当代美国文学缺乏起码的调查研究。
把《战争风云》看作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在美国评论界很普遍，例如美国《生活》杂志(1971年11月26日)称赞该书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与和平》，肯定它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美国《纽约时报图书评论》(1971年11月14日)认为《战争风云》继承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辛克莱的传统。对《战争风云》是否继承现实主义传统，何满子同志如有不同意见，当然可以提出来讨论，但他说什么“不能算是良好的风尚”啦，什么“颁发奖状”啦，却是很不对的。根据何满子同志的逻辑，难道我国评论界长期以来的“不能算是良好的风尚”已经传染到美国评论界，使他们对《战争风云》也颁发起“奖状”来了？这样的批评是很不足取的。
何满子同志承认《战争风云》的一些优点，例如说小说“展示一幅从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至珍珠港事变这一时期的欧洲战场和欧美都市生活的包罗万象的图景”，说小说具有美国战后小说中罕有的“真实感”，说作者“具备捕捉生活、运用素材、安排场景的相当可观的艺术能力”，等等，这些本来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然而作者的结论却是“并未因此达到现实主义”，“逗留在现实主义的门外”。这里显然牵涉到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问题。
何满子同志对现实主义作非常狭义的理解，在“科学意义”的大帽子下给它规定许多条条框框，例如写战争，就非要写战争的起因、性质和教训不可，而且还要解答问题，不能光用形象。美国战后出现过不少优秀的战争小说，这些小说如果都按照何满子同志规定的模子去写，岂不都变成千篇一律，都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还有谁爱读？幸亏美国评论界没有象何满子同志这样用“科学意义上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去束缚作家们的手脚，因此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用多样化手法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优秀小说，它们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赞赏，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品，包括沃克的作品在内。连贬低现实主义传统的伊哈布·哈桑在论及战争小说时也说：“约翰·赫塞的《阿德诺的钟》(1944)、约翰·霍恩·彭斯的《画廊》(1947)、欧文·肖的《幼狮》(1948)、诺门·梅勒的《褓者和死者》(1948)、赫尔曼·沃克的《凯隐号兵变》(1951)和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远》(1951)——这中间彭斯、梅勒和琼斯的作品尤为突出——说明，现实主义流行于最早的战争小说中。”①
何满子同志除了把现实主义无限拔高外，没有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因此很难理解何满子同志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究竟根据什么理论基础。我国古典文艺理论中当然没有“现实主义”一说，这个词起源于西方文艺批评，但在我国广泛应用是在解放以后，主要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现在已越来越清楚，苏联的早期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规定过多的条条框框来束缚作家的创造力，例如过分强调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要求作家的政治观点在文艺创作中越明显越好(不是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那样越隐蔽越好)，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非常狭窄的理解，拔高现实主义而贬低浪漫主义，对外国作品用假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本国尺度去衡量，把外国资产阶级流派一棍子打死，一概排斥，等等。苏联的文艺评论对我国评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至今尚未肃清。
事实上我国评论界对现实主义究竟应如何理解，长期以来曾进行过多次讨论，但未能统一看法。周扬同志在1964年文代会的报告中认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无优劣之分，而我们要提倡的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何满子同志看来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要不然他就不会在他的文章中把现实主义提到如此高度，成了什么“庄严品评”和“奖状”了。其实，文学史上曾有过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一部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比一部拙劣的现实主义作品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作家的创作往往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有时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同时并存(如英国的司各特)，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是最理想的创作方法。一部作品如果既有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又真实地反映生活，描绘社会的广阔图景，或多或少做到了二者相结合，本来应该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但何满子同志却说什么“小说广阔的画面的天然限制”会使人物失去典型性，说一部小说富于真实感是什么“由于历史小说这一题材挽救了它”，这种理论实在不能使人信服。
何满子同志在文章中把现实主义说成至高无上，规定了种种“科学意义”，这种治学态度事实上并不科学。如果《战争风云》确实既能继承美国优秀的浪漫主义传统，又能象何满子同志所说那样“撷取生活中的诗情”，富于真实感，那倒是真正做到现实与幻想相结合，比单纯的现实主义更高出不少。而且一部优秀的有真实感的传奇小说，它的价值并不低于一般的现实主义小说。问题在于，何满子同志的文章在理论上陷于高度混乱，为了把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编派为新型的传奇小说，又无法否认小说具有美国战后罕有的真实感，于是创造了一种题材挽救论，说什么《战争风云》“由于历史小说这一题材挽救了它，使它免于堕入恶魔形象、梦幻色彩、黑色幽默、变态性欲等等美国战后文学的恶俗，而予人以一种正常人所具有的真实感。”这可以说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文艺界出现的最荒唐的奇谈怪论！请看，《战争风云》本来要堕入恶俗、万劫不复的，但他幸而采用了历史小说这一题材，于是他得到了挽救，他的小说也就有了真实感！但别的作家，例如同时代的美国黑色幽默作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同样采用历史小说这一题材，他怎么就得不到挽救呢？他的长篇小说《万有引力之虹》怎么充斥梦幻色彩、黑色幽默、变态性欲而不予人以一种正常人所具有的真实感呢？可见，何满子同志任意编造的“理论”，不值一驳。
再举一例，赫尔曼·沃克还写过一本小说，名叫《晨星玛乔丽》，这不是一本历史小说，然而也能得到“挽救”，未曾堕入浩劫。它不仅具有真实感，而且也是现实主义的，《美国文学史》作者凯利夫还认为它可以与辛克莱·路易士的《大街》媲美。
我们承认，沃克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他的政治观点比较保守，他的小说确有世界观的局限带来的种种缺点，但他是不是就此不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呢？他塑造的人物是不是就此不典型了呢？当然不是。
何满子同志在文章里认为《战争风云》不曾塑造哪怕一个典型，这里涉及对典型的理解。西方评论界对典型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的进步评论还对苏联五十年代前对恩格斯的名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作的狭窄理解提出批评，例如英国的新左派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的代表作《长期革命》(1961)一书的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中，颇有说服力地指出苏联早期评论界如何歪曲理解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说。《战争风云》中亨利一家的主要人物如帕格·亨利、拜伦、娜塔丽，都有极其鲜明的性格特征，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符合生活的逻辑，这一点连何满子同志自己也是承认了的②。但何满子同志对“典型”的理解是教条式的，他对所谓“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人物”和“作品通过艺术感染给人们以什么样的人生启示”的理解和剖析不是根据美国社会的情况来考虑，而是凭空武断，主观臆测，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难以令人信服的。
何满子同志的另一论点是《战争风云》“用离奇曲折的情节勾引读者”。首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不排斥离奇曲折的情节，主要看这种情节是有现实生活作基础的，还是向壁虚构的；是跟人物的性格发展有内在联系的(高尔基称现实主义的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还是怪诞荒谬、节外生枝的。其次，正如许多美国评论家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畸形发展，已达到“现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程度，美国当代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在他的重要论文《写美国小说》③中举出例子，把这一点解释得非常清楚。因此，何满子同志认为荒诞不经的，在美国人看来却是现实。例如，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突然派基辛格秘密来中国，打开中美关系的新局面，看起来很荒唐，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的决策。因此，脱离了美国社会的现实，大谈什么“通过生活深入历史事变的底蕴”，什么“体现出应有的历史内容”，什么“揭发历史真实的内涵深广的艺术典型”，都是教条主义的空谈。如果以何满子同志的这些标准去衡量美国作家和作品，美国文学史上还有现实主义传统吗？当代美国文学中还有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哪怕一部！)吗？
自从解放以来，我国还不曾出版过象《战争风云》这样印数大、销路广、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美国当代资产阶级文学作品，评价这类作品，更应当持科学的态度，不应当用教条主义的粗暴态度。然而小说的中文译本刚刚出版，何满子同志却打出“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旗号，先指责中译本的《出版说明》，继而不顾美国评论界对赫尔曼·沃克及其作品的公允品评，也不对赫尔曼·沃克的创作道路和全部作品作科学的剖析和论证，硬予以贬低，什么“沾染美国战后所谓‘存在主义’小说的种种习气”啦，什么没有“塑造了(哪怕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人物”啦，什么“用离奇曲折的情节勾引读者”啦，什么和“《飘》大致属于同一品格”啦，什么“趣味不高”、走“集纳文学的路子”啦，种种罪名，不一而足，所得出的结论，又完全不符合当代美国文学的实际情况，我认为用这种态度来评价当代外国文艺作品，是非常有害的倾向。再说，何满子同志写文章的时间(1979年5月)正当我国文艺界大刮极左阴风之际，一些人对新上映的外国电影和新出版的外国文艺作品发动了一次围剿，捏造种种口实和罪名横加指责，要把它们一一扼杀而后快，联系到这一背景，何满子同志用极其粗暴和主观的态度评论《战争风云》的文章就更值得深思。以上略抒管见，就教于何满子同志及评论界。
① 伊哈布·哈桑：《当代美国文学》，弗莱德里克·恩格出版公司1973年纽约版，第65页。
② 请参阅《读书》1979年第六期董鼎山同志的《纽约通讯》，他认为沃克的早期小说《凯隐号兵变》的主人公奎格刻划得入木三分，是个典型。
③ 菲利普·罗斯：《读自己的作品及其他》，矮脚鸡丛书，
1977年纽约版，第107页。
施咸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