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上登过一封读者来信，信上问道：刘胡兰和董存瑞这些人都已死了，人死后授予他们荣誉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报上已经作了答复。不过，这是一个有关人生的根本问题。它是一个老问题，又经常是个新问题。特别在斗争尖锐的时刻，多议论议论，很有好处。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并不是答复读者来信的。
“唯物”和“唯心”
有生就有死，这是客观规律。人死神灭，除了留下一个躯壳，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包括荣誉在内。这样看来，死后的荣誉确实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荣誉这种东西，只是一种观念，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不但对于死人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对于活人，用处也不大。
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吗？可惜，这种思想，不管它多么注重实际，和唯物主义是绝不相干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大吃大喝、酗酒、虚荣心、荒淫、爱钱、吝啬、贪婪、牟利、投机倒把，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①只要剥削阶级和它的影响还没有消灭，这种庸人就不会绝迹。他们对自己所景仰的“唯物主义”，无不身体力行。什么正义、理想、荣誉，都是唯心主义！只有金钱、美酒、名贵的衣料，以及能够成为自己享受对象的种种“物质”，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存在。
不但这种庸人对于各种“物质”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很多具有“高尚理想”的唯心主义者，在私生活上都是极其“唯物”的。尤其可笑的是那些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平时装得一本正经，可是一到生死关头，立刻原形毕露，丑态百出。
和这些败类相反，真正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恰恰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节操。他们只承认现实的物质世界，概不相信“天国”的神话。但是他们和那些庸人不同，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一切眼前的利益都可以抛开。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布鲁诺，因为忠于自己的信念，竟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如果说一个宗教信徒甘愿舍身是为了灵魂能够升入天国，那么唯物主义者布鲁诺又是为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恰恰最为淡漠，而对于思想意识的修养，则有最严格的要求。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了革命，个人的一切都可以牺牲，然而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绝对不能玷污。如果把追求理想、砥砺节操这种品格叫作“唯心主义”，那么，为什么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会“唯心”到这个程度？
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毫无疑问，世界上确实有超乎个人生死的东西存在着。它比个人的生命更贵重，比个人的生命更广阔，比个人的生命更久远。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事业确实比个人的生命重要得多。
其实，把某种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并不是从共产党人开始的，各个时代都有比个人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各个阶级所看重的东西各有不同罢了。孔子就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过：“生亦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有个著名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这样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有这样一句谚语：“人为了活着才吃饭，不是为了吃饭才活着。”世界上确实有为了吃饭才活着的人，他整天提心吊胆，唯恐自己因缺乏某种维他命而陷入人生最大的不幸——营养不良。所幸这种人并不太多，同时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极其有限，因为他一般地不会去追求超过维他命以上的什么东西，除非这种东西比维他命更富于营养。
如果把为吃饭而活着这种情形除外，我们就会发现，人总要赞成什么东西，反对什么东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顾一切风险，甚至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正是这种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构成人类社会的图画，推动历史的发展。
阶级利益超过求生本能
从表面上看，推动人们忍受重大牺牲，完成某种事业的，是这样或那样的理想和信念，是社会对某种行为的道德评价。实际上，决定这些理想、信念和道德评价的，乃是现实的阶级利益。每个阶级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判断什么行为是正当的，什么行为是错误的，什么事情是光荣的，什么事情是可耻的。
人当然要活着，但动物也一样活着。人之所以不是“衣冠禽兽”，不在于本能，而在于劳动。要劳动，就不得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否则生产就要中断，社会就要灭亡。因此，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连那些“唯物”的庸人在内，谁也不能在社会斗争当中置身事外。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每一个稍许重大的历史事件，差不多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人只有一生一死，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可是阶级利益毕竟远远超过求生的本能。
当然，并不是凡牺牲性命的，其人就都伟大。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个人的死，究竟是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看他所代表的阶级在历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要看他站在什么立场，要看他的活动方向是不是和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毛泽东同志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②当某个阶级已经腐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时，它的代表人物的“成仁取义”，恰恰足以遗臭万年。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朱家王朝的大臣们，有的跪倒尘埃，摇尾乞怜，有的上吊跳井，甘心殉葬。封建的史学家，对于那些自杀的士大夫十分称赞，认为足以“流芳百世”。其实这批反抗农民革命的顽固派，和那些哀求饶命的可怜虫比起来，也不见得高明多少。
当资产阶级处在上升的阶段时，也出现过一些著名的人物，他们奋不顾身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有人还牺牲了性命。这种先进的人物，自然在历史上有他的地位。不过他们的任务，归根到底，也不过是用一种奴役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奴役制度。而且即使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的发展也充满了骇人听闻的丑恶行为。圈地、贩奴、海盗、对殖民地的无耻掠夺，那残暴的程度，并不下于资产阶级所诅咒的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吹捧的冒险家，也不一定多么高尚。至于那些侵略别人的殖民英雄，有几个不是卑鄙龌龊的匪徒？他们疯狂地把猪嘴伸进别人的国土，冒着生命的危险，并且也确有不少人，在异乡结束了可耻的生命。但这又有什么光彩的地方呢？它不过证明了利润是资产阶级的上帝，为了钱可以不要命而已。
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我们决不抹杀古往今来优秀人物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和共产党人用鲜血写成的壮丽史诗比较起来，历史上任何记载都将黯然失色。共产党人所从事的是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乃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和空前艰难的事业。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真正完美的社会。“天堂”只不过是剥削阶级用来掩饰人间地狱的画饼。但是共产主义社会却可以说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刘少奇同志说：“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在这种社会里，人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不但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而且成为社会的主人。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③为这样一个光辉壮丽的远景而斗争，自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
但是，要实现空前伟大的事业，就必须克服空前的艰难。共产主义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不但它的工程极其浩大，而且还要遇到一切剥削阶级最猛烈的反抗。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彻底地、最后地在各方面战胜这些强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④因此，“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最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我们共产党员这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是人类过去历史上任何阶级的英雄豪杰所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可以自豪的。”⑤
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要胜利，这就象太阳要从东方升起一样，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但是共产主义又不象太阳，太阳无需我们为它斗争，到时候自会升起，而共产主义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却永远不会自发地实现。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当中，敌人当然逃不脱失败的命运，但是真刀真枪相接，革命者的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决不轻生，他珍惜自己的生命，热爱现实生活。但他珍惜的是革命战士的生命，热爱的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生活。在共产党人看来，逃避斗争，妥协投降，也许可以苟且偷生，但是这种生活是可耻的。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临难不苟的吉鸿昌将军，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本来丝毫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但他却以未能战死抗日疆场作为终生遗恨，这是何等珍惜自己的态度！
最耀眼的火花总是发生在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为人类解放而牺牲的共产主义烈士，发出的还不是一闪的火花，而是灿烂无比永生不灭的万丈光芒。在这种光芒照耀下面，历史上其他阶级的人物怎能不黯然失色？
个人和集体
“但是，再高的荣誉，烈士本人也享受不到了。”是的，不但荣誉，而且生活里面的一切，烈士本人都不能享受了，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人世，和我们永别了。永别的时候，有人留下名字，有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对于这些已经死去的烈士本人，荣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又很不容易理解。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出发，就很容易理解；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就根本不能理解。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同志们打算劫狱救他。他拒绝了，因为当时劫狱不可能成功。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
只有我们而没有我，关心别人甚于关心自己，在个人生死关头，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全自己，而是怎样保全党、保全集体、保全革命，——这就是共产主义烈士为什么甘愿牺牲自己的答案。因为已经达到忘我的境界，所以烈士们从来没有想到为自己争什么荣誉，从来没有想到为个人捞些什么享受。革命的胜利，劳动人民的解放，就是他们最大的安慰。要问荣誉对于死去的烈士本人有什么意义，那答案就是：烈士本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
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也不是没有个人利益，不过他们个人的利益已经“完全溶化在党的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⑥，因此，集体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包括个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在必要的时候，在个人生命和革命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为了保全革命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种严峻的考验当中，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以及其他千千万万共产主义烈士，都毫无愧色地做到了自己应当作的一切。
“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⑦，这是有所失又有所得。失掉的是部分，得到保存的是整体，所以得到的东西大大超过了失去的东西。黄继光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给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丘少云忍住烈火的焚烧，终于掩护了全体战友。这些英雄行为，离开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共产主义烈士之所以视死如归，“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社会发展的科学了解和高度自觉。”⑧这种高度自觉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种觉悟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使得阶级战士在患难中挺身而出，为保卫党的、阶级的和人民的利益，甘愿流尽自己的鲜血。
相反，如果在严重的时刻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集体，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人能够暂时保全，那被保全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原来不过是一个逃兵或叛徒的可耻的生命。这是远比一切死亡更加可怕的毁灭。
朽和不朽
刘胡兰被捕后，敌人迫使她出卖党的组织，代价是她个人可以保全。对这种卑鄙的买卖，刘胡兰断然拒绝了。她说：“要死，我死就对了，我甚也不知道。”敌人说：“你不怕可惜了你十五岁的年纪？”
十五岁，，从追求“个人幸福”的角度看来，可以说还是一个没有开始生活的年纪。在人生的道路上，应当还有多少个春夏秋冬等待她去经历。但是刘胡兰没有动心，她回答说：“我活下十五年了，再活下十五年又是这样大。”
人都希望长寿。长寿，是一个时间上的指标。可是时间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它的内容是物质的运动。没有内容的形式是空洞的形式，没有作为的人生是空洞的人生。刘胡兰只活了十五个年头，从她参加革命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过几年。然而，这是多么充实的几年呵！年岁不在多少，只要为人民做了有价值的事情，这一生就没有白白度过。短促的战斗的一生，远比那虚度年华的长寿要长寿得多。
刘胡兰离开我们十五年了。在她牺牲的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又是这样大”了。一个刘胡兰倒下了，无数个刘胡兰又站了起来。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它灌溉的鲜花，如今已经开遍祖国的大地。他们留下来的红旗，已经被我们更高地举起。他们虽然已经永久离开人世，却世世代代活在人民的心里。他们既然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也就和人民溶为一体；只要人民存在着，他们就是不朽的。人民群众永远也不会忘记，为了革命的胜利，曾经付出多么高贵的代价。人民把荣誉给予烈士，荣誉并不因此就成为烈士个人的私有财产。烈士本人也是属于人民的，因此，烈士的荣誉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荣誉。这荣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它使我们感到自豪，并且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把荣誉授给死去的烈士，它表明我们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它表明我们决心坚持先烈的革命节操，在任何风浪里绝不动摇。要问人死后授予他荣誉有什么意义，那么，至少这就是它的一个意义。
①《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3页。
③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2版，第30页。
④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2版，第31页。
⑤ 同上书，第37页。
⑥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2版，第4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2页。
⑧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2版，第44页。
李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