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日本，日本人民和研究者并没有忘掉郁达夫。日本仍有专门研究郁达夫的作品的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已搜集了许多关于郁达夫的资料，现在付印的已有三册！如果我们至今还没有痛下决心，彻底扫除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恶风，则不用很久，郁达夫的著作也就会同明代的“三言”、“二拍”一样，只有在国外才能寻到它的原书！
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整理出版“五四”以来几位重要作家的文集时，也曾有过整理出版《郁达夫文集》的准备，但终未出版。有人说，郁达夫有缺点，据说是消沉或颓废之类。作者或其作品有缺点就不能出书吗？中国的蒲松龄，外国的维克多·雨果，他们没有缺点吗？据说也有。为什么仍然可以出书？岂止出书，蒲松龄的故居，不是仍然在接受中外文艺爱好者的瞻仰凭<SPS=0347>吗！维克多·雨果，不是，仍然安居在法国的伟人祠中吗！首先是完人而后才可以出书的话，则我国或外国作家的文集，能够出书的未知能举出几部！况且，一个作家究竟有无缺点或有什么缺点，还是要让广大人民去评论。若要人民评论，人民说了算，就要人民能读到作品，读了而后才能有所品评。不印他的书，人民读不到，岂非还是大人物或长官意志说了算数！
有人一提起郁达夫，就要说，“郁达夫的作品绝大部分是离不了女人和酒的”。①或者就干脆说他消极颓废。果真如此吗？所谓作品中离不了女人，这“女人”如果是仅指一般意义的妇女及其有关爱情的描写而言，则几乎每个中外古今作家的所有叙事作品中“绝大部分是离不了”的，岂独郁达夫！如果这“女人”指的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则翻开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这种内容究竟占什么比重，我想持此说的同志是会自己作出准确解答来的。至于写酒，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阅读过郁达夫的创作，写到酒或喝酒的地方，可真是太少了！若说他平时爱喝酒，那又是另一回事。“但凭极贱杭州酒，烂醉西冷岳坟前”，似乎已成了刘伶；但他流亡巴爷公务后，为防酒后在敌人面前暴露身份拖累抗敌同志，而长期滴酒不饮，这又是怎样可敬的一种坚忍精神！至于说郁达夫消极颓废，这似乎是已为许多论者所“公认”了。其实也不尽然，也有说他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的。他自己呢？郁达夫曾感慨系之地说过：“百年后容有知我者。”他寄同情希望于未来。未来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他愤慨于旧中国的黑暗、龌龊，激切地写道：“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一九二六年《病闲日记》)未来正是这样一个得到肃清后的光明进步的中国，那时的人民，是他所设想的能够理解他的人。他想要人民理解他些什么呢？颓废吗？消极吗？这有什么值得让人理解的！他要人理解他的，当然不是这个，而是他那爱祖国，爱人民，爱民主，爱自由，盼望人了解他、同情他的那一颗正直善良的赤子之心，还有他那些闪耀着杰出的才华光辉的艺术作品。胡愈之同志说得好：“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正如赵胡子是郁达夫的伪装一样(引者按：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时，化名赵廉，并蓄短髭，因以得名)，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敌人、他的迫害者罢了。所以只有那些没有性灵的，从未和他真正接近的人，才会从达夫的生活的表面去作评价。如果是接近他的和读过他作品的会明白达夫对生活是何等严肃，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正因为他的这一切，当时理解他的人还不多(有理解他的，说详下)，他才寄希望于未来，希望“百年后”终会有真正理解他的人。郁达夫这样一个正直、坦率到极点的人，不能为林彪、“四人帮”之流所容，是理所当然的。但今天，已到了郁达夫所憧憬的那个所谓“百年后”的日子了！我们应当让广大人民、广大读者，通过他的全部作品，真正理解其思想，其为人，其实质，其主流。对一个重要作家，作出公正无误的历史的评价，该是何等必要的呵！
“五四”以来，出了两个已有定评的伟大的文学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郭沫若。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他们之间的某些具体意见也曾偶有龃龉，但他们对于有一个人的评价，却是极其一致的。此人就是郁达夫。鲁迅同创造社是有分歧的，但独独与郁达夫既有深挚的朋友之情，又有亲密的事业上的合作，这绝非出于偶然。郁达夫邀他哥哥吃饭要请鲁迅作陪；鲁迅为郁达夫的儿子过百日而送贺礼；他们一道参加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们一道创办刊物；鲁迅为《申报·自由谈》撰稿是因郁达夫的介绍；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鲁迅特为写诗劝阻。这一切，难道还不能见出他们二人之间的相知和友谊么？很难设想，一个消极颓废、只懂得女人和酒的文人，鲁迅能同他建立如此真挚而亲近的关系！增田涉初到上海，上海滩上那么多作家，鲁迅特为他介绍会见的只有郁达夫及郑振铎；埃德加·斯诺向鲁迅征询中国作家概况，鲁迅向他介绍的“最好的作家”中就有郁达夫。从这里，我们难道不能看出鲁迅对他及其作品的态度与评价吗？郭老与郁达夫的亲密关系，更是尽人皆知。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郭老就路远迢迢到郁达夫那里同他商量创办创造社，尔后回国，共同为革命文学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们之间也曾出现过分歧和误会，但终郭老一生，对郁达夫的亲如手足的友情是始终不渝的。郁达夫生前，郭老时时努力于谋求新的合作；郁达夫逝世后，郭老对其作出崇高评价，并每表无限惋惜悼念之情。记得郭老写的《论郁达夫》文中，开头就说：英国宁肯失去印度，不肯失去莎士比亚，而我们中国失去了郁达夫，单为这一点，就该把日本法西斯头子拉上断头台去(手边无书，只记大意)。郁达夫殉国后，郭老哀叹：“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以后于诗于文，皆多次表露过这种无限悲悼之意。不论怎么说，郁达夫总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吧，对他起码应当流传其著作，议论其功过(首先是功)，还他在文学史中以应有的地位。
从郁达夫的处女作《沉沦》中“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强烈的爱国呼吁，到他最后《离乱杂诗》的咏志抒怀之作“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崇高形象。这是他的大节。他，是属于人民的！不是有人也吹求过文天祥，说他也有女人与酒之类的缺点吗？但这无伤于伟人的辉煌。文天祥的伟大形象仍然照耀着我们民族的青史！
郁达夫以及别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作家，其作品几乎已经停止了流传。人民有权利读到他的作品，了解他，评论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
① 语出许杰《忆王以仁》文中。许先生全话并不想否定郁达夫，并指出，“它的实质和主流，讲文学史或思想史的人，是应该掌握得住分寸的。不然的话，就难以评价初期创造社，包括郭沫若先生的作品在内的时代价值的。”但“女人和酒”云云这句话，却是不合事实的。
陈炳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