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黄玛赛是中国问题的权威。
黄玛赛的父亲黄履和，浙江余杭人，是清朝驻西班牙公使，一九○一年与比利时贵族勃罗特小姐结婚，生下两个女儿，长女呐定，次女即玛赛。
玛赛生于一九○五年，随父在马德里公使任上受的童年教育。辛亥革命后，黄履和于一九一三年奉调回国，在外交部任职，全家回到北京，定居东城遂安伯胡同，后迁居东总布胡同。
在北京，玛赛与其姊呐定同在法国教会办的圣心学校就读，同时在家里受私塾教育。成年后，玛赛进北京的法国银行任职。一九二六年，黄履和因病去世，玛赛负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一九二八年，玛赛去欧洲旅行探亲，在马德里认识西班牙的格拉纳达人费尔南多·洛佩斯，同年结婚，加入了西班牙国籍。两年半之后，洛佩斯不幸病逝，她就把母亲接到西班牙，定居马德里。
后来，黄玛赛受聘于西班牙政府外交部外语科，担任翻译，工作了三十年，直到退休。同时，她也在联合国的几个国际组织担任过翻译。
但是，黄玛赛到西班牙以后五十年来致力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却是向西班牙人民以及欧洲各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文化。这项工作的开始，还是在她初到马德里的时候。她自己这样回忆：
“一九二八年，我到达西班牙时，正是共和国的极盛时代。女性解放运动也达到高潮。……我到马德里后，所有报章都登有我的消息，他们并要我在妇女俱乐部作一次公开讲演，结果我作了。后来他们又多次请我讲演，我也都去了，主题都是有关中国文化与艺术的。”
当时马德里的《阿贝赛报》，发表过这样的评论：
“黄玛赛小姐昨天在近代美术博物馆作了她第二篇有关中国艺术的讲演。……黄玛赛在她的讲演中，尽量向马德里听众介绍中国极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她以流利的语言，把这种精神生活作了一个简单而完整的描述，使西方人士得到了富有启发性的印象。”
黄玛赛因此而作了四百多次公开的讲演，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文化艺术的。除了西班牙外，她还到里斯本、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地演讲。她还为欧洲各地的报纸杂志写文章，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十部书。她译写的《中国古代故事集》和《东方滑稽故事集》，都收进了西班牙埃斯帕萨—加尔佩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界性规模的丛书《南方丛书》。近年来，她选译的一本《中国诗歌》，已于一九七三年在马德里联盟出版社出版，选译的范围从《诗经》、唐、宋、元、明、清、“五四”，直到文化大革命，包括了毛泽东同志的十二首诗词。她在书前还写了长篇序言，介绍中国诗歌的历史和特点。这本诗选，在西班牙博得了这样的评价： “对于说卡斯蒂利亚语的人来说，它是了解这个千年古国诗歌创作的最忠实最有力的入门书。”
一九七五年冬，黄玛赛回到阔别四十七年的祖国探亲，回去以后，写了一本自传，这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西班牙巴塞隆纳的路易斯·德·卡拉尔出版社出版的《昨天我生活的中国和今天我看到一眼的中国》。出版者在书前为她写了一段大意是这样的介绍：
“……黄玛赛的这本书，提供了今天中国的一个直接的印象，它是通过对过去的理解，以及对中国革命以后仍然保留下来的传统的理解而得到的。黄玛赛没有语言的障碍，她在中国，在西班牙受过教育。她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认识，是她理解近年来中国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革命的基础。她青年时期在中国生活过，因此有可能对新的中国进行恰当的估价。她在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中国的印象，是以深厚的爱和对过去的理解作为根本的，它具有文献的意义，而且内容丰富，又亲切动人。”
黄玛赛这本自传的字里行间，的确洋溢着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她在北京生活了十五个年头，四十七年前离开中国到了西班牙，现在又回到祖国来旅行。旧的回忆和新的印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她这本自传的主要内容。
在她写作这本自传的期间，中国失去了两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她对这两位缔造了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家怀着深厚的崇敬之情，于深切的悼念中在自传里写下了她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关于这两位伟人的形象。
那就是她十三岁时见到毛泽东同志的这段回忆：
“有一天，一个青年学生到我家来访问。他来的时候，很不寻常地由一个姑娘陪同。原来这就是他的妻子。由于我经常随侍在我父亲的身边，所以我参与了这一次的会见。这个学生是来指责我父亲的错误的。一九一四年欧战的时候，中国派了大批劳工到法国去，在工厂工作，以便让法国人上前线。外交部有一个官员，跟我父亲同姓(也姓黄)，经办这件事情。他从每个被派去的劳工那里收取十块钱。直到现在，这种买卖在不发达的欧洲国家照样在干。毫无疑问，人们是曾经向我父亲建议过，要他经办。但是我父亲答复说，他不干贩卖人口的勾当，更不用说这些同胞可能是送去挖战壕的了(事实真是如此)。
“这就是这个学生来谈的事情。他很快就明白，我父亲不仅不是他前来要加以责问的官员，而且我父亲根本不赞成这样的措施。于是他们的谈话就更加活跃起来。这个青年在谈话中还向我父亲承认，目前他还没有办法在各省实现一项重大的改革。他说，他的许多同伴已经到法国去，例如：周恩来——后来是人民中国的总理；陈毅，后来是外交部长。但是他自己在国内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好好注意这个年轻人，’他走了之后我父亲对我说，‘要记着他，他将来也许前程远大。’
“在告辞的时候，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毛泽东。那时候他二十三岁，我十三岁。当时是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刚刚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
“我现在还记得他，如同在眼前一样。他身材高大，瘦削，然而已经有着成为他特征的那个高高的额头，以及微笑的表情。这是我就近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
以及她听到的下面这一段周恩来同志在法国留学时的逸事：
“有一次，他从法国到西班牙旅行，在巴塞隆纳逢到一群正在小小地吵闹的学生，就象这个地方经常发生的那样，飞来一阵石子，其中有一块击中了周的额角，打出血来。有一位当时在场的先生，拉住周恩来的手，把他拉进一家药房，给他包扎，然后给了他一张名片，说了这样的或者类似这样的话：
“‘您是一个外国人。要是您有什么急需或者伤处使您感到不适，这里有我的地址和电话。我是一个医生，为您治疗，我非常高兴。’
“周的伤处无关紧要，很快就好了。他回到法国，就不再记得这一件事。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他在一件大衣的口袋里发现了这张西班牙医生的名片，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封信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大意就是这样：‘尊敬的先生：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十分高兴地邀请您来北京一行。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接待您。’这位在巴塞隆纳非常有名的医生，一直没有时间去北京，而现在，周恩来却已不在人世了。
“有人告诉我，这位伟大的医生和伟大的人物就是普伊凡尔博士。在我记下这件事情的时候，幸亏他还活着。他可以亲口告诉我们，他是否确实就是这位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传中这段小小逸事中的配角。”
黄玛赛把这两件可贵的历史资料，写得真挚而朴素，笔调富于感情，亲切地刻划出了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令人难以忘怀的崇高形象。
黄玛赛的这本自传：《昨天我生活的中国和今天我看到一眼的中国》，按照她一生经历的三个阶段，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史之前的几句话》，叙述她的家世以及八岁之前在马德里的生活。这是童年的回忆。童年总是美好的，而况这是两个不同民族父母结合而成的家庭。“看他们两人如此不同而竟结为夫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你听他们谈话的时候，有如听聋子吵架一样，但是他们两人却能互相了解，绝不需要动脑筋去向对方作解释。他们就在这种矛盾和歧异的气氛中生活得很幸福。”黄玛赛在这里不仅回忆了在马德里的家庭生活，也描写了当时马德里的社会，以及与她父母来往的西班牙政治界、文化界人士。
第二部分是这本自传的主要部分，是黄玛赛八岁到二十三岁十五年间《昨天我生活的中国》的回忆。那时候是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八年，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一个时期。她在这一段回忆中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北京的社会情况、风土人情，特别是她的家庭所经常接触的北洋政府的上层官僚，外国使节的家庭，外国侨民的生活，以及中欧两种民族结合的家庭等等。当时北京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在她笔下也有所反映。尤其使人感到同情的，是她在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的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不平之鸣。她自己有着这样的体会：“我在北京住的这十五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新旧两个时代已开始相互交替。我亲眼看到了旧社会的解体和新生活的开端，也亲眼看到了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这段回忆，她保存了四十七年，直到后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的一半的血统属于中国，又因为十五年长时间住在北京，读书也在北京，自然中国给我留下了难于磨灭的印象和留恋不舍的情绪，所以不免时常有小小的怀念。……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回北京一次，看一看我儿时生长的地方，以及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所住过的城市，以便再回忆一下在我一生最堪留恋的十五年内所经历的种种往事。”一九七五年冬，她的“终身的幻梦变成了事实”，她回到了阔别四十七年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祖国。这种新鲜的印象，与她对旧中国的回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就是她的自传的第三部分《今天我看到一眼的中国》的内容。她经过广州，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她看到了崭新的中国，也看到了精心保存着的古老的文明。她寻访了她的旧游之地，她的故居；她也参观了新的建设和新的建筑。旧的回忆和新的印象之间对比之鲜明，就象这本自传的封面上湛蓝的颜色和翻起一角下面显露的鲜艳的红旗一样。
我们相信，西班牙人民，以及说西班牙语的所有国家的人民——在广大的拉丁美洲，有二亿人口说西班牙语——都会读了黄玛赛的这本书而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过去，也了解中国的现在，更了解为什么昨天的中国会变成今天的中国。
黄玛赛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她仍然还在致力于向西班牙语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艺术的工作。我们祝愿她有更多更好的译作和著作问世，以促进中国人民和西班牙语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
王央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