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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年8月底和毕朔望同志一道,应邀去美国的。12月25日返香港,今年1月14日回到北京。去时盛夏,回来已隆冬。邀请我们的主人是美国衣阿华大学的国际写作中心,简称IWP,他们的经费来源主要募自民间,也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津贴。从1967年开始,每年9月至12月底邀请各国作家三四十人到美国去写作并交流创作经验。办法是到达之后,每人即分配一套公寓房子。平时各自写东西,无拘束,无任务,自由创作,不限用什么语言,也不一定由他们发表。每周有一二次集体活动。每天要自己做饭,每星期两次由写作中心开面包车到超级市场去采购食品。IWP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创始人保罗·恩格尔是美国中西部的著名诗人。前年,三百多名世界作家曾向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推举恩格尔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现在他退为顾问,由他的中国血统的妻子聂华苓主持。聂华苓前年曾回国探亲,访问过艾青和姚雪垠。聂华苓本人也是位有成就的作家,她的作品我国已有介绍。去年邀请我们访美,是建国三十年来中国作家第一次访美。这次写作中心共有二十几个国家的三十九位作家参加,有东欧的,如保、匈、波、东德及南斯拉夫的;西欧的有爱尔兰和意大利。但它邀请的重点是第三世界。这次亚洲即有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及日本作家。过去,中国作家都是从香港或台湾去的。我们这是第一次参加。
去年,由于我们的参加,那次的IWP就大不寻常了。事前,聂华苓打来一个电报,建议在会议期间举行一次“中国周末”,让台湾、香港、美籍作家和我们聚在一起,并以“中国文学的前途”为题,开个讨论会。他们在电报中并指定我代表大陆(他们都这么称呼我们)发言。作协同意了。当时,我比较紧张。一九五七年后我脱离文坛,是个退伍多年的老兵了,我估摸这个仗不好打。谁知台北警备司令部竟悍然不让那里的两个作家出来。当时,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正注视着台湾海峡两边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台湾当局连他们的嫡系也不让出来,而我们这边连我这个刚刚得到改正的人也信得过。这完全是“四人帮”打倒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取得的胜利。当时确实给参加会的各国作家留下深刻印象。《纽约时报》写文章谴责台湾。我们没谴责,只表示了遗憾。聂华苓的丈夫以及衣阿华大学的校长还直接打电报向蒋经国抗议。在“中国周末”上,台湾诗人高准是以个人名义来出席的,聊备一格。“中国周末”是“一国四方”(“四方”指大陆、香港、台湾和在美国的中国作家)之间的一次对话。正式会议之外,当晚的讨论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我这次去如果说有点收获,就是对“海内外关系”有了些新的认识。
我上次去美国是在1945年,那次是从英国去的,是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由于地理位置,两国在受战争影响方面差别很大,但社会的本质是大同小异的。这次是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到资本主义的美国,又从那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回到社会主义的中国,中间经过殖民地的香港。这四个月颇有些感触。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比他们先进得多;我们的社会,尤其在男女问题上,比他们干净多了。然而在物质方面,在科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我们比他们又落后得多。
我参加国际写作中心后,开始认识到所谓“一国四方”,实际是两方。中国血统的美籍作家、学者,以及香港的一些知名教授,绝大部分都是从台湾去的。他们从台湾的大学毕业了,然后去美深造,当了教授或系主任。他们每个人都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海外的以及台湾的同胞,对祖国大陆是深深怀念的。海外一切有识之士都热切希望能在这一代解决祖国的统一问题。台湾当局为了宣传,曾组织过一些人去金门,并在那里高地上设了个望远镜,让人们远眺大陆。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厦门的街市、行人。可是凡上去眺望过的人,莫不掩泣而下。大家称那个地方作“望乡台”。
在9月15日的“中国周末”晚会上,聂华苓放了很多唱片,当她放“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我看到一个台湾来的作家哭了。
我感觉国内对美籍学者有两种错误看法:一种是对他们从物质上羡慕,另一种是蔑视他们,认为中国人为什么不当中国人,要入美国籍!这两种错误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忽略了美籍学者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大多数是在八、九、十岁,也即是1948—1949年间随父母去台湾的,当时是身不由己。比如白先勇,他是白崇禧的儿子,他是在十岁左右随父母一起去台湾的。有的后来去美国深造,不愿意回台湾,就入了美国籍,才成了美籍华人。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一直未入美国籍。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他谈话,通知他如再不加入美国籍,就只好请他离境。他时时刻刻都想回祖国,但不断听说国内在搞政治运动,而且总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向。最后他忍痛加入了美国籍。有个画家很有成就,曾在巴黎、维也纳、芝加哥、纽约等地开过画展,他的作品遍藏欧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者手中。他说,我如不能到北京举办画展,我就算不得一个画家。
海外同胞中,四五十岁的人,根子大都在国内。在我出国之前,就有个朋友托我给他带几颗枣核,因为他以前在北京的院子里有过一棵枣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依恋故土的乡思、乡愁,中国人比外国人要浓重得多。外国人是在《鲁滨逊漂流记》的陶冶下长大的,喜欢出去冒险闯运气,家乡是无所谓的。中国人不同。今天海外同胞怀恋故土的心情是可贵的。他们一再说:祖国的统一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在统一祖国、台湾回归祖国这件事上,海外同胞比我们更着急。
这是我们对大多数海外同胞,心向祖国,关心祖国四化应有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当局三十年来的反共宣传,海外同胞对国内也有错误认识。当然,他们的有些宣传效果适得其反。如我们《人民日报》出的漫画刊物《讽刺与幽默》,台湾《中央日报》以为拿到了上好的反共材料,就整版整版的转载。结果,台湾人民就奇怪起来:既然国民党宣传大陆上没有民主,只准歌颂,不准批评,何以中共中央的报纸却带头出这样的刊物呢?
但有的反动宣传也是起了蒙蔽作用的。一次有人问我:你们现在还有“闻香队”(专闻人家吃什么饭菜以便批判)“听壁队”(偷听人家说话)吗?我说,就是“四人帮”时期也没有过这种事。在纽约有个老朋友见了我第一句话是:“哎呀,你还活着哪!”因为有的听到谣言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就进了劳改队,甚至传言我已死了。所以对国民党的反宣传不可低估。
从每次演讲之后听众所提的问题看,海外同胞对国内前景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乐观的(大多是靠拢我们的),另一种是悲观的(其中包括敌对的),但大多数是观望派,或者说是怀疑派。
我们搞宣传工作的同志,往往忘记海外同胞也有个转弯子的问题。在纽约,一次我们被在联合国工作的一帮年轻人包围了。他们自称是“左派”。除了在魏京生问题上纠缠不休之外,他们竟然还为林彪、“四人帮”鸣冤叫屈。他们甚至不相信林彪和叶群已死于温都尔汗,说什么飞机残骸里没有女的,没有老的。这情况说明我们搞宣传的同志心中没有海外同胞。当他们问起魏京生案件的问题时,我说我没有资格去正面评论,因为事情发生在我出国之后。但我向他们指出:这次处理魏京生案件总是法治方面可喜的开端:一、牵涉的人没超过魏案本身;二、经过了正式的公审。
从在美华人的成就,我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才智方面不亚于任何其它民族。如科学界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在圣地亚哥,我在一位朋友家里遇到他的内弟。他从农业学校毕业后,就在一家菜籽公司试验所里当一名普通试验员。他看到在蔬菜中间,西红柿的贮藏、运输问题最大,容易腐烂。于是,他就琢磨改进之法,花几年功夫研究出一种西红柿新品种,水分很少,扔到墙上摔在地上都不烂,从而就解决了美国食品工业中一个重大问题。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美籍华人中间,人才并不限于大学教授,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专家。在纽约,我参加过一次儿童音乐会,三个独奏演员都不是美国人,一个东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朝鲜的。我问别人,为什么外国人在美国干得比美国人更出色?他们说,因为美国人久居于此,社会地位和生活比较有保障,而外国人地位和生活不稳定,需要艰苦努力去开辟谋生途径。中国人自己卖菜、洗衣,也要供孩子上大学。另外,中国孩子怕丢脸,民族自尊心也鞭策他们努力干。所以在国外,华人中间有很多出色的人才。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们也有不少成就。国内已登了些美籍华人的作品,如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
台湾文学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现代文学派,创作方法模仿欧美;一派是乡土文学派,创作方法象我国早期的文学研究会那样强调为人生而艺术,文学要反映穷苦大众的生活。乡土文学的前身是“日据(日本占领时期)文学”,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暴行进行控诉和反抗的文学。这两派常有争论。有人攻击乡土文学派为大陆的工农兵文学,写了一篇文章名《狼来了》,意思是说乡土文学把工农兵文学引进了台湾。乡土文学派攻击现代文学派没有民族灵魂。然而当乡土派的陈映真、王拓等人受到迫害时,现代派作家也联名向蒋经国抗议。
海外同胞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们搜集的资料有时比国内丰富。哈佛、耶鲁等大学中文藏书均达数十万册。我看到两种巴金评传,还有萧红评传等等。从苏曼殊等人到鸳鸯蝴蝶派以至沦陷区文学,他们都在进行研究。大学外文系流行的课程是“比较文学”,用西洋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
在翻译方面,看了他们的成就,我更感到有许多事应该赶快做。我们许多应翻而没翻的外国名著如福克纳的《愤怒与声音》,或翻译了而至今未出的作品如《源氏物语》及《汤姆·琼斯》,他们都已翻译出版了。
国内翻译美国现代作品,最难处理的是土话俚语,这次我才把美国公路的种种名称搞清楚。如果由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来协助翻译,他们会有许多便利。
在中译英方面也有人才,例如芝加哥的余国藩,他把《西游记》译成英文,译得颇忠实,英文也漂亮,我们何不请他译点什么。总之,海内外合作有广泛可能。社会科学方面可以合作的领域当然更广了。
美国的《中国文学》杂志(CLEAR)已出版了三期。威斯康辛大学今年要举办一次《红楼梦》讨论会,已请我们派几位学者去出席。明年芝加哥大学要开会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也要我们派人去参加,旅费生活费都由他们出。说明他们很愿意同我们合作。《人民日报》的安岗同志让我买新闻学方面的书,我托一位在波士顿大学教新闻学的美籍华人帮忙,他十分高兴。这位美籍华人过去是路透社记者。
海外同胞热爱祖国,这是主导的一面。然而还有另一面。在芝加哥,我们遇到一位才从台湾逃出的民主运动领导人。他坐过几次监狱。那晚同我们谈到深夜。他办了个刊物,发刊词题目是“植根故土,心怀中国,放眼世界”。他说:请大陆同胞相信,台湾同胞心向祖国,不希望分裂,分裂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他又说,每逢听说大陆上农民有些还是很穷,干部中间官僚主义往往还很严重,人民权力有时还得不到保障,就很着急。希望祖国“把经济搞上去,把民主搞彻底”,这就是说,他们在心向祖国的同时,内心深处还有薄薄的一层隐忧,对祖国大陆放心不下。在知识分子中另外还有个理论问题。在会上他们不便谈,会下交谈的时候问:“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么一旦局面稳定了,民主是不是就要收摊了呢?”身在外面的儿女,既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又担忧她脾性多变,因而害怕接近她,这是很可悲的。我们应该让海外同胞信任我们。我举一件例子来说明:
“中国周末”有个精彩节目是坐船游密西西比河。船有两层甲板,下面一层是酒吧间、餐厅和舞池,上面一层是观看风景的。那天聂华苓请来一个吹笛子的中国青年,据传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红卫兵。他演奏完毕,我悄悄地约他到上面一层甲板谈谈。他是广东台山人,原来是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初期,以为是破旧立新,就积极参加,当了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头。后来红卫兵闹起派性。有一天,对立面揪他,说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他们父子商量了一宿,决定由他逃到香港,以为后计。当时很多这样的人,进入香港,都象征性地禁闭三天,然后就放出来了。他原是广州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在拘留所中有熟人送给他一点钱,他买了一支笛子,凭这支笛子就在香港混起来,赚了钱,交了女朋友,后随香港一个演奏团体到了纽约,就住下来了。他在纽约平时驾驶出租汽车、业余吹笛子。他向我表示说:我是中国人,我爸还在广东,我的心还在中国,我一定要回中国。谈话中他哭湿了我的两条手绢。但当我接着他的话碴说,假如我可以带他回国,问他愿意不愿意随我走时,他楞住了。他小声说,他正在申请加入美国籍,他说等拿到了美国公民证一定回中国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对国内政策不放心。怕过去的日子再回来。这种心情在许多海外同胞中间还存在。所以我们要赶快脚踏实地把经济搞上去,把民主搞彻底,这样我们使海外同胞放心,才能统一祖国。
回来时经香港。香港的变化很大,许多地方不认识了。这个地方是先进的技术与落后的意识的结合。最典型的是用电脑算卦。香港有个有名的算卦先生请我吃了顿饭。他说曾给苏加诺、马科斯算过卦。想找他算卦的现在已经预约到八一年了。说不久还要到美国替人家“看风水”。他说赚了钱,要投资到文化事业上去。
在香港,我们停留了半个月,参加了一些活动。我们曾到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演讲了两次。看到香港的大学里各系至今还是从台湾去的教授居多。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派些学者去占领这个在家门口的阵地呢?
出版方面我们很落后。人家出的书一套一套的,都是道林纸印的,塑料皮。我们出的书,印刷质量就差。这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印刷周转期他们也快我们许多倍。此外,香港书商还大钻我们“内部发行”的空子,越是“内部发行”他们越是要翻印赚钱。有些书完全没有“内部发行”的必要。如《新文学史料》(内部发行),他们翻印后行销到港九、东南亚及美国,售价比我们定的高出七八倍。
其次,香港书商还大钻我们三十年代出版物的空子。我们对于解放前的作品,除茅盾、巴金等少数前辈作家的外,一般均不大去印。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也认为自己需要改造,并不愿意把解放前的书再印出来。但是整个东南亚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对于解放后的中国文学作品,一律禁止进口,怕“赤化”。只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书可以进去。于是,香港的书商就大钻这方面的空子。他们出版了一百余种个人的选集,各种单行本,并且还编了一部《新文学大系续编》,售价达七百元!有两个书商出版了我的选集和小说《梦之谷》,请我吃饭,要我为选集写个序,我没同意。不过通过那次吃饭,我了解到他们何以对三十年代那么感兴趣了。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