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见到了日本京都雄浑社近两年来新出版的几本《郭沫若选集》。当翻阅这几本采用最新的译文和印刷装帧都非常精美的选集时，我就感觉到这套选集的出版，正好表达出了日本人民对郭沫若的深厚敬爱的感情。
我们知道，郭沫若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在日本度过了两个长长的十年：第一个十年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三年，是他留学的十年；第二个十年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是他亡命的十年。在这两个十年当中，他把日本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且同日本人民建立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因为这样，日本人民在他读过第六高等学校的冈山县的后乐园，在他学过医的九州福冈县志贺岛的金印公园，在他度过十年亡命生活的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公园，以及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访日时游览过的别府十万地狱公园，都将他写的诗刻石，建立了纪念他的诗碑。
郭沫若的著作，远从三十年代起就已经被译成日文，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与欢迎。无论是他的自传、小说、诗歌和历史剧，还是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学术论著，都已有了日译，甚至每种书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本。至于日本出版他的多卷本的选集，却是从七十年代开始以后的事。
一九七二年是中日恢复邦交的一年，日本京都的雄浑社为了庆祝日中恢复邦交和纪念该社创业二十五周年，就决定出版多卷本的《郭沫若全集》，并以浅川谦次、仓石武四郎为中心进行出版《郭沫若选集》的筹备工作。当年十月柘植秀臣访问北京时，曾拜望了郭沫若，表达了他们的愿望。郭沫若很谦虚地说：
“就我自己来说，对《选集》的出版是不积极的，日本的朋友们希望务必出版，因此我对此不应该讲什么，只好由日本的朋友们来决定了。但是，这些作品全是我过去写的东西，在作品的选择方面希望务必要严格”。
日本朋友们本着郭沫若的这种心意，就成立了由浅川谦次、上原淳道、仓田武四郎、白石凡、末川博、须田祯一、柘植秀臣等人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他们在日本收藏郭沫若著作的各图书馆、研究机关和研究者的协助之下，先编成总目录，然后又由上原淳道负责历史部分，须田祯一负责文艺部分，浅川谦次负责评论部分，白石凡负责自传部分，按照郭沫若提出的“在作品的选择方面希望务必要严格”的原则，经过慎重和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郭沫若选集》为十七卷，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出书。在编辑过程中，由于浅川谦次、仓田武四郎、须田祯一等三人先后不幸逝世，因此又增加了伊藤武雄、杉本达夫两人为委员，组成了以末川博为首的包括伊藤武雄、上原淳道、白石凡、杉本达夫、柘植秀臣等六人的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这套选集的出版工作。
现在计划出版的《郭沫若选集》，共十七卷，分为四大篇，即自传篇四卷，文艺篇六卷，历史篇六卷，评论篇一卷。
自传篇的四卷，由和田武司和藤本幸三翻译：第一卷为《少年时代》，第二卷为《创造十年》，第三卷为《革命春秋》，第四卷为《洪波曲(抗日战争回想录)》。
文艺篇的六卷，第五卷为《郭沫若诗集》，第六卷为《史剧I》(包括《棠棣之花》、《屈原》)，第七卷为《史剧Ⅱ》(包括《虎符》、《蔡文姬》、《则天武后》)，译者均为须田祯一。第八卷为《屈原研究》(包括《屈原赋今译》)，译者为稻<SPS=1085>耕一郎。第九卷为《李白与杜甫》上，第十卷为《李白与杜甫》下，译者为须田祯一，因译者一九七三年逝世，现由杉本达夫负责校订。
历史篇的六卷：第十一卷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第十二卷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译者为上野惠司。第十三卷为《青铜时代》，译者为中村俊也。第十四卷为《奴隶制时代》，译者为铃木健之。第十五卷为《历史人物》，译者为牧田英二。第十六卷为《历史研究论文集》，译者为上原淳道。
评论篇仅一卷，即第十七卷，为《郭沫若评论集》，内收有关文学、艺术、民间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及《毛泽东诗词评解》等多篇，译者为押川雄幸和樱田芳树。
当一九七七年七月郭沫若接到《选集》的第一本样书时，曾写信给编辑出版委员会的代表柘植秀臣：
“柘植秀臣先生：
承赠选集第一卷样本，已拜领，谢甚。拙作别无可取，蒙大力斡旋，以日本文面目问世，颇感惭愧。加以国内有‘四人帮’问题梗阻，给了雄浑社很多不便，而其故亦难明言，乞谅。专复顺颂暑安。
郭沫若
一九七七、七、十四。”
目前我已见到的四卷《郭沫若选集》，第一卷为《少年时代》，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出版，其中包括《少年时代》(即《我的童年》，和田武司译)和《辛亥革命前后》(即《反正前后》，藤本幸三译)。书前印有彩画的著者近影，卷末附有详细的译注和藤本幸三写的译者解题。第五卷为《郭沫若诗集》，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出版，其中选有《女神三部曲》、《偶像崇拜》篇、《星空》篇、《春蚕》篇、《广寒宫》、《<SPS=0362>徨》篇、《前茅》篇、《战争·蜩螗》篇、《新华颂》篇等诗集中的作品共四十七首。书前印有郭沫若写的《别须和田》一诗的手迹，卷末有杉本达夫写的解说。第六卷为《史剧I》，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包括《棠棣之花》和《屈原》两部历史剧。书前印有武汉东湖屈原行吟阁的彩色照片，卷末有译者须田祯一写的解说。第八卷为《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这两本书是初次被译成日文的，卷前印有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帛画的彩色照片和郭沫若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写的《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的诗和文的手迹。卷末有译者写的详细的译注和解说。
《郭沫若选集》的出版，正如出版委员会所说的：“我们为了增进日中两国的友好，为了尚还年青的世代，编辑出版《郭沫若选集》，切望通过本《选集》的问世，培养出更多的理解中国的人，为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下去作出贡献”。不用说，这套多卷本的选集的出版，不仅使日本广大的读者有可能读到郭沫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在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事业方面，定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戈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