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黄裳的《谈“题跋”》最后提到郑西谛(振铎)师于一九三七年秋手书上板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的跋尾问题。他说“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这话不够准确。一般地讲,木版刻成,总是先用<SPS=1271>色印若干部,即所谓“红印本”;然后再用靛色印若干部,即所谓“蓝印本”;最后才用墨印。大抵是“红印本”最少,“蓝印本”次之,通行的则都是墨本。蓝印之后,木版已污,便不能再红印。同样,墨印之后也无法重印蓝色。因此,如果一部版刻书有三种印本,那么,红印最为名贵,蓝印次之,墨本又次之。有的藏书家专以考藏“红印本”为务。虽说未免有些好奇之过,但是积聚一些最初印本的书籍,也还是有足供参证之资的。西谛师的这部《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最初印的是“红印本”,由于他在<SPS=1271>印之后又曾蓝印过,所以来青阁重印时就只能用靛色印了。一九三八年冬,我路经上海去昆明时,西谛师正处窘境,他把一部“红印本”嘱我转致当时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做主任的朱佩弦(自清)先生,希望由系里选购若干种运到内地保存,免得在上海遭到厄运。当时的联大中文系也是在捉襟见肘地苦熬岁月,没有力量将那批善本曲籍抢救出来。这本红印的曲目一直由我保存到今天,并且成为一件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因为西谛师在上面标注出待沽的价目。至于那个跋文,我在去年西谛师殉职二十周年的时候辑成的《西谛题跋》里已经收了进去。现在拿来和黄裳先生发表的文字校核一下,发现把“独得<SPS=0038>免”和“此区区之<SPS=0038>免者”的“<SPS=0038>”字都误为“幸”字,应该勘正之。
第二就是宝林的那篇《<优语集>序》里有两处非勘正不可的错误,他嘱我代他声明是誊正文稿时的疏忽所致,与编辑部无涉。一处是页80、行6的“或包括‘张家烘’(八角鼓)”句,应该在前面补入“四大门儿,”,在后面加上一个逗号。一处则是同页、行8至9的“‘打破砂锅<SPS=2284>(问)到底’的事儿”后面的句号要删掉。任二北(讷)先生的《优语集》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宝林兄的十四万字的《相声溯源》已经脱稿,另外还写成了《“相声”释名》和“‘沙书’考”。(“沙书”就是相声演员在撂地演出时的“白砂撒字”特技。)这位朋友的确实践了他的誓言,在演出上“收科”后,真在总结经验上“大干快上”地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值得“传令嘉奖”。
第三是页31至32的《读者·作者·编者》栏的头条:《美国举行“近代中国文学会议”》。据我了解,除了崔淑英的《侯宝林和他的艺术风格》外,那篇《妖魔与神灯:革命相声》也是以分析他的语言风格和表演艺术为主的。我得到机会见到论文的撰者林培瑞(Perry Ling)先生,他是在美国的加州大学的东方语文系任教的中年汉学家,加州大学和我们的中山大学结成姊妹校的关系,他正在广州。一九八○年二月号的英文版《中国文学》里发表了他的近作《评介侯宝林》(Hou Bao-ling,An Appreciation),是他在北京和宝林兄多次晤谈之后的一些深入的看法,颇有新意。同期还配合这篇文章发表了宝林的《我和相声》的节略、王鸣录的相声《媳妇往哪儿娶?》。
读者·作者·编者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