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三年，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在白宫里的任期已将近结束。捡出旧稿，联系这几年的美国外交实践，重读这篇文章和后记，颇有所感。这篇文章已在去年公开出版的《民族译丛》第2期重刊，我想这篇多少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后记，也许也可以作为我的读书心得供关心这方面问题的朋友们参考，因而改写一遍，寄给《读书》。
布热津斯基是美籍波兰人，1928年出生于华沙。1953年移居美国，1958年取得美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攻政治学，成为苏联问题的专家，以研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及苏联国内的民族关系著名。在1977年出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前，是哥仑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及该校共产主义国家事务研究所主任。他是个有名的多产作家。在过去十多年里，成书的著作已有十几本，其中有些是和别人合写的，有些是他主编的论文集。重要的有：《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苏联集团：统一和冲突》，《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政治权力——美国和苏联》等。
布热津斯基在这许多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之所以受到美国当权者的重视和赞扬，是因为这些思想符合最近十几年美苏争霸新形势的需要。
他在《政治权力》一书里驳斥“两极辐合论”，提出了“多元演变论”。“两极辐合论”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流行的指导思想，认为苏联的现代化使人民生活提高后，苏联就会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道路，最后两极会辐合到同一政治体制之中，“共产主义”政体宣告崩溃。布热津斯基认为历史事实已经否定了这种论点。
他认为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一样都是“成功的体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九个在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中，法国在政治体制上已变动过三次，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各二次，日本和印度各一次，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过去四十年中避免了重大的变动。”“这是由于它们都有能力进行统治，它们不同于亚、非、拉美那些犹豫的、不完整的、没有效力的政体。苏联和美国的体制是有效力、有权威和稳定的，尽管各有各的方式。……这两个体制都是动态的。它们是在演变中——部分是自发的，部分是通过人们有目的的行动。我们的任务就在发现这种演变的方向和内容。”他认为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里美苏谁也不会吃掉谁而成为同一体制，就是说，不是美国的共产化或是苏联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而是各走各的阳关道，向前演变——这就是他的“多元演变论”。
他这种思想反映了美国不得不放弃追求独霸天下的局面，正在为缓和、妥协政策树立两霸长期并存的理论前提。在两霸并存的妥协局面里始终存在着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它们在瓜分世界上是勾结的，瓜分不均时，又你拆我的墙脚，我扯你的后腿，不断地你争我夺。他驳斥“两极辐合论”时曾警告说：“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俄国，只要它还存在着民族主义的野心，在支配欧亚大陆的企图上会比一个共产主义的俄国收敛些。”意思是说，冷战政策者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使苏联改变其“共产主义体制”，以导致“世界和平”是白日做梦。他认为不论苏联的政治是什么体制，美苏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布热津斯基所代表的这一派思想，固然抓住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但是他们无视或有意抹煞了苏联在历史上的蜕化过程，用侵略本质去歪曲“共产主义体制”。
美苏对抗既然不可避免，两霸并存又是长期局面，那么怎样“演变”到美帝独霸的最终目的呢？这里布热津斯基对美苏两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作出了一个区别，并借用了一个自然科学的术语“亚稳状态”来说明苏联稳定性的性质。“亚稳状态”是一种很不牢靠的、僵脆的稳定状态，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一连串打破平稳的连锁反应。这就是说，苏联体制看来是稳定的，或者现在是稳定的，但是靠不住的，一触即乱。
他所说“我们的任务就在发现这种演变的方向和内容”其实就是想发现那种可能打破这种亚稳状态的“风”从何而起。他认为这些风是来自存在于这种状态里的基本矛盾，就是在苏联继续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矛盾。他说，“要深入了解苏联的内部困境，必须看到：一方面，苏联的政治体制对俄国的现代化和推行大规模工业化(同时按照其思想路线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确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苏联科学、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已不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政治体制。其实这个体制已成了前进的绊脚石。更糟糕的是，苏联的政治体制掌握在一个由年迈的人们组成的官僚寡头集团手里，那些人显然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看到有进行系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必要。
“结果是，政治上层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深渊的社会问题置若同闻，如青年的骚动看来到七十年代后半期将更为激烈；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已占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近半数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离，但已开始在政策的决定和资源的分配上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他认为苏联既然存在着这些矛盾，就不能排除出现严重危机的可能。危机出现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说，“在苏联方面，一旦出了乱子，整个体制的最高层(包括秘密警察、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互相残杀；而下面的群众，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也可能闹起事来，使局势更加严重。”
当然，布热津斯基一再声明，这种大危机并不是现实的预测，但是即使不发生这样严重的局面，由于当前的矛盾“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衰退。但另一方面，民族关系上的大国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愿望，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这些虽然还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世界革命的概念已被更加具体而明晰的国家民族主义所遮盖了。正是由于苏维埃体制看来正在丧失其革新的品质，它也许会越来越依赖军事力量，苏联的上层人物既然无法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吸引人，他们就可能更需要从‘大国沙文主义’中得到满足。这种倾向的本身包含着与美国的长期对抗。然而，这种对抗终将迫使苏联上层人物(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进入上层时)更直接地面对国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开始明白了使得苏联体制不能成为更有效和具吸引力的美国体制的对手的，正是它的体制本身所具的特性。”
为了要证明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布热津斯基提出了“电子技术时代”的概念。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为驾驭自然而不断斗争的历史，工业化时代可以认为是人类在这一场斗争中开始取得优势的阶段。”美国已经度过了前工业化和工业化这两个时代，而进入了工业化之后的电子技术时代。它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苏联却还不过是个半电子技术社会。他用两国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差额来说明美苏在历史发展上的差距。“苏联落后的严重情况，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1970年美国使用的计算机约七万台，到1970年底预计还要增加一万八千台；苏联经济部门中使用的计算机只有三千五百台左右。”苏联既然在电子技术上如此落后于美国，在发展速度上，美国又远远地领先，所以不言而喻，积以时日苏联也就谈不上是美国的对手了。
布热津斯基这样重视电子技术固然道出了从七十年代美国科技高速发展中得来的自信心理，但想以此来为美国对苏联的“缓和”政策描绘出个美妙的前景则未免有点自我陶醉的意味。他在这几年的政治实践中得到的教训是不少的。当卡特刚刚踏进这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就碰到了苏联给他的当头一棒。这一棒使他不得不承认对苏联的态度不能不重新检讨了。回顾这几年美苏间的冲突，正提供了检验布热津斯基理论的试金石。事态正在发展，上述的理论还会起多大作用，是值得我们寻味的。
费孝通